丁仲礼：应对雾霾，源头减排是关键

2017-01-05 丁仲礼 战略与政策论坛

丁仲礼，第四纪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大学校长，十二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兼任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主任等，国际IGBP-PAGES执委会委员，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理事等。历任北京市第十届政协常委，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第十一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

曾任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第四纪科学研究会理事长等。在第四纪地质，特别是中国黄土研究方面做出贡献。对黄土高原的宝鸡、灵台、泾川等剖面作了土壤地层学的系统观察与对比，将中国黄土划分为37个土壤地层单位、110个次级单位。在国际上首次从陆相第四纪沉积中建立2.6Ma以来的地球轨道时间标尺。构建了2.6Ma以来有区域代表性的黄土粒度“集成时间序列”。发现中国北方黄土剖面粒度所记录的偏北和西北向风力强度变化与米兰科维奇周期同相位，尤其是在10万年的偏心率周期上，即冰盛期时风力强度最大。其主要成果均发表在国际知名学术刊物上，并得到广泛引用，部分成果还被编入英、美出版的教科书。曾先后获得两项中科院自然科学一等奖和中国科学院青年科学家一等奖、团中央“中国青年科学家”奖、黄汲清青年地质科技奖、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等个人奖。

应对雾霾：源头减排是关键

过去一年，北京平均20天一次雾霾迷城。

应对雾霾要有减排清单

《中国青年报》实习生赵伊蕾记者杨杰

“从2013年3月到2014年3月，北京连续3天及以上能见度小于3千米的严重雾霾污染事件共出现了18次。”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丁仲礼说，这意味着，在过去的一年里，北京平均每20天就有一次雾霾迷城。

但是当整个社会都在追问为什么天空不再透明时，却少有人关注，我们的减排措施是否真正地落实到位？生产企业里的治污装置又有多少在正常运转？

不久前，李克强总理在两会上表示，2014年预计淘汰钢铁产能2700万吨，水泥产能4200万吨，平板玻璃3500万标准箱，煤炭小锅炉5万台；燃煤电厂脱硫改造1500万千瓦，脱硝改造1.3亿千瓦，除尘改造1.5亿千瓦，淘汰黄标车和老旧车600万辆。这为不得不戴口罩的民众勾画了清晰的好空气蓝图。

但落实远比规划难，问题的关键在于监管。丁仲礼告诉记者，如果每年都能按照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减排力度落实，加之前面已经完成的淘汰和改造工作，国内燃煤电厂的脱硫脱硝改造只需要4年。“能否有一个落实清单，能够看到哪些地方政府和企业真正做了些什么，哪些还只停留在喊口号阶段，否则仍然是一笔糊涂账。”丁仲礼说。

雾霾形成：内因是根本

“现在很多人问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雾霾，其实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不科学的，因为地区间差别很大。”丁仲礼说。

雾霾的成因受到两方面因素影响。一方面是外因，即天气条件。在静稳天气下，空气不容易发生水平流动，污染物难以扩散。这一外因属于基本不可控因素。

另一方面，雾霾形成的内因在于污染物的排放。“我们工业、交通会排放出气体物质，这些气体物质与大气中的成分结合，通过复杂的过程转化成的固体物质叫二次颗粒物。造成重污染、重雾霾的污染颗粒物大部分不是直接排放出来的，而是二次颗粒物。” 丁仲礼说。在北京，雾霾的最主要来源是燃煤和机动车排放。

燃煤的主体有电厂、钢厂、锅炉、煤化工以及居民，排放的主要污染物是颗粒物和二氧化硫。

早前曾有媒体报道机动车对PM2.5的贡献不足4%。对此，丁仲礼指出，4%只是一次排放的比例，未包含机动车排放的气体污染物形成二次颗粒物对PM2.5的贡献。根据北京环科院关于北京大气污染源排放清单数据，对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机动车排放所占的比重分别高达42%和32%。机动车的总量排放虽不及燃煤，但不能忽略的事实是，机动车在城市里汇集，对于局部地区的空气质量影响颇大。

丁仲礼展示了这样一组数据，中国东部10省土地面积约92万平方公里，仅占全球0.6%，但是承载了全球7.3%的人口。年消耗煤炭约14.5亿吨，全球占比高达21%，私家车拥有量约占全球的5.6%。“东部地区的污染已经超过了我们的环境容量。”丁仲礼预测，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的私家车保有量很有可能在五年内翻一番。由此，他提出：“即便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我们的排放也超过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

“我国的东部地区是一种复合型的污染，既有燃煤的污染，也有机动车的污染。”丁仲礼说，“尤其是冬季的取暖，京津冀地区每年的取暖就需要3000万吨煤，而燃烧之后（产生的气体）没有经过任何处理就被直接排放到大气中。”

排放出的二氧化硫等气体将转化为“二次颗粒物”，并不断形成累积，这也是冬季形成强霾天气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如果我们不大力削减污染物，雾霾必然会成为常态。”丁仲礼强调，“一方面气候条件在变化，以后北京会慢慢变得风小、气候比较湿润，将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外因不利的情况下需要通过内因来解决，就是大力削减污染物。”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跃思也表示，气候是不可控的，人可以控制的就是自己本身造成的污染。

源头减排是关键

刨除外因，控制内因是治理雾霾不可回避的事实。丁仲礼提出：“减少雾霾的必由之路就是源头减排”。

减少能源消费总量、调整能源结构、产业升级、“两高企业”转移、淘汰更新落后产能、治理污染，这些都是“源头减排”的方式。但在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城镇化建设远未完成的情况下，上述计划落实起来显得尤为艰难。

“我们国家还在城镇化的过程当中，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在70%以上，我们实际的城镇化率只有发达国家的55%到60%。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是城镇化，人口必然会向城镇集聚。”丁仲礼说道，城镇化过程中能源的需求量在不断增加。

同时，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还不够完善。丁仲礼提供的数据显示，中国现有铁路7.97万公里，人均0.06米，而全球平均水平为0.17米，是中国的2.8倍；中国的人均高速公路占有量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人均公路占有量还不到美国的八分之一。

“我们国家的城镇化和基础设施建设还远没有完成，还需要大量的能源。中国如果要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能源消耗至少还要翻一番。”丁仲礼预测。

能源结构的调整，似乎是一个更为缓慢的过程。“2012年煤、油、燃气在中国能源消耗所占比例达到90%以上，与1965年相比，煤油气以外能源所占比例增长只有5%左右。”

“源头减排在中国唯一的一条出路就是化石能源的绿色利用，尤其是煤炭的绿色利用。”这是丁仲礼给出的答案。

丁仲礼告诉记者，绿色利用的概念就是真正实现脱硫、脱硝、除尘，提高油品质量、汽车质量，还有挥发性有机物的排放治理。“技术都是现成的，就是看能不能真正落实起来。”他说：“当然我们还要解决秸秆的燃烧、厨房的烟气问题，这些技术会慢慢推向市场。源头减排在技术上是做得到的。”

让治污设备运转起来

尽管化石能源的绿色利用并不存在技术障碍，但目前污染企业的治污装置运行情况却并不乐观。

“很多时候企业装了治污装置来应付检查，却并不运行。”王跃思说。有数据显示，如现有装置全部运行，二氧化硫和粉尘能下降60%左右，二氧化氮下降35%左右。

“只要把这些治理污染的装置运转起来，大部分污染都可以降下来。”丁仲礼说。

王跃思表示，实际上中国现在治理污染不在于制定多少标准和政策，而在于执行和管理。“现在工厂偷排偷放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脱硫脱硝设备的低效是业内的现实问题，很多环保的设施放在那里不用，甚至没有用过，这种现象不占少数。”王跃思坦陈。

“我们国家可能有50%的电厂配备了脱硝设备，但是我们有70%在运行吗？我们的钢厂可能有40%配备了脱硫脱硝设备，但基本上都没有在使用。”王跃思说，“所以实际上我们各级地方政府首先要强调的，是把现有的设备开动起来，管理起来。”

王跃思一再强调，“技术是现成的，先把管理搞上去，监管是最难的。”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建一个脱硫脱硝除尘的设备可能需要1000万元，每年运行需要300万元，但是如果工厂违法排放，每年罚款交30万元就可以了，那谁愿意去开动设备呢？“现在的违法成本过低，只有执法严格才行。”

王跃思告诉记者，管理的问题也在影响着预警。中国现在的雾霾预警不准确，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用来计算的预警模型是靠外国的经验建立起来的，不太适合中国的现实情况；另一方面，即便中国有了自己的模型，预警依然很困难，原因出在污染源清单上。现在的污染源清单存在弄虚作假的问题，如果按照不真实的污染源清单计算，即便算得准确，也难以保证预警的准确。现在的预警尚不能告诉公众该怎样去保护自己，“只能预测明天可能有霾，没有给出解决方案，这样的预警只能说做到了一半。”

（本期讲座部分素材由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贺泓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王跃思研究员提供）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14年04月14日 05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