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 | 知名翻译家黄友义:中国从倾听者向讲述者转变
随着自身国际地位日益提升、国际影响力日渐扩大,中国在国际话语体系中的角色也随之发生变化。面对美西方的舆论施压,中国如何迎难而上,有效发声?怎样做好国际传播与对外翻译工作?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将对翻译与国际传播业态产生何种影响?
近日,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中国外文局原副局长兼总编辑黄友义做客《大变局》节目,分享他对翻译与国际传播发展态势的最新研判,主要内容节选如下:
《大变局》:
您曾在多个场合指出,我国的翻译工作正在从“翻译世界”向“翻译中国”发生历史性的转向,我们怎么来理解这样一种转向呢?
黄友义:这个转向主要来源于中国的发展,特别是北京奥运会以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在国际上影响力迅速提高,世界就需要了解中国,中国就要对外表达自己的意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讲好中国故事”。
对翻译界来讲,这面临着一个新的任务。过去翻译的传统是把外语翻译成母语。那按道理,把中国的故事讲给外国人听,应该是外国翻译来做,但是我们都知道在国外没有那么多会中文的外国翻译,所以中国人就要承担起对外翻译中国的任务。
在2011年的时候,我们发现很多翻译都不再做外文翻译成中文的工作,而是中文翻译成外文。我们中国翻译协会就做了一次市场调研,结果很说明问题,就是54%的工作量都是从中文到外文。所以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中国翻译界的任务已经从过去传统的“翻译世界”,转变到更多的“翻译中国”。这种历史性的变化标志着中国的发展和进步。
《大变局》:
我们知道国际关系的好坏跟译者翻译水平的高低还是有一定关系的。翻译界怎么进一步提升自己,配合外交工作?
黄友义:的确,外交工作当中的重要一环是翻译。中国的话怎么能够精准地传达出去,这个是译者可以发挥作用的。比如说,我们国家提出“大国外交”,“大国”怎么翻?传统的都是big power。但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一员,我们不认为自己是一个big power,我们认为是一个规模比较大的国家,因此翻成major country。外国人一说“中国是大国”的时候就翻成big power,给人一种极大的压力。而当我们说major country,就是一个大家庭里面重要的一员而已。
这样的例子很多。翻译是有自己的立场的。在外交翻译当中,译者代表的不是个人,而是代表国家。你要选择最能反映中文原意,同时最能维护国家立场的语言。
《大变局》:
我看有外国的媒体称呼您是中国最资深的翻译家,像现在兴起的这种人工智能,还有机器翻译,它肯定不会取代您,但是它对普通的翻译工作者会有哪些影响呢?
黄友义:新的翻译机器,也就是智能语言的出现,一定会大面积地取代低档次的、重复性的、规律性的翻译,不管中翻外、外翻中,它都会取代。
现在比较时髦的 ChatGPT,这种生成性的智能语言,原理就是它先学习,要一大堆语料供它学习,然后它再排列出不同的选择方式,提供最好的方式。这个过程很快,比人工强。外翻中,它是可以做到这些的。因为有大量的中文语料。比如,让它把一个文化现象翻成中文,它先学习中文语料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要把中国介绍出去,目前的英文语料,所有的外文语料不是我们中国人的,是英美的,是外国的,谁的语料就反映谁的思想。所以,有的人做过测试,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关键词,如果用ChatGPT,你用中文向它发问,它的回答基本用的语料是中文的,也就是我们熟悉的,我们也认为是客观的。但是你要让它用英文或者其他外文来回答,它的观点就是外国的。
这种情况下,你要是想让机器帮忙,你先帮机器的忙,什么意思呢?就是需要中国人大量地把中国的语言文化先翻译成外文,也就是变成反映中国观点的外文语料,供各种智能机器软件去学习,然后它就可以再帮我们。
机器越发达,越需要人力去翻译,给它提供语料,供机器学习,然后机器反过来再帮助我们。这个问题在中翻外领域里表现尤其突出。而时政语言还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比如传统文化的一些观点,这些没有足够的外文语料库,一定要靠我们中国人,靠人力去翻译。
《大变局》:
假如您有一个机会,可以用简单的几句话向全球来介绍中国,您会说些什么呢?
黄友义:我想首先说,中国的历史很长,但是中国的历史是和平的历史、是过好自己生活的历史。我们没有殖民的这种欲望,因此跟中国打交道是安全的。
第二点就是希望他们了解中国的文化。我们最核心的文化就是“和合文化”,以和为贵,互谅互让。如果他们稍微了解一下中国的历史,就会发现,中国是可以打交道、值得打交道、值得信赖的一个民族。
出品人:王晓辉
制片人:李小华
监制:张丽颖
编辑:张若梦、戚易斌、吕依依、张鹤龄
习近平外交思想和新时代中国外交网站出品
chinadiplomacy.org.cn
·END·
本文来源:新时代中国外交思想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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