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子弟 | 孟小五“外交部湖南五七干校50周年”回访（八）

孟京生 外交部第一代外交人员的子女，父母都是1950年调入外交部的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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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衣

在干校劳动，穿衣当然是旧衣服、破衣服为多了。我们下干校时，中国大城市市场上刚刚有“的确良”上市，当时是最贵的服装了。干校有些人已经有“的确良”穿了，不过不是干活的时候穿，是作为礼服穿的。那个年代，大家穿衣得靠布票，衣服大都是在裁缝铺做的，都是棉布的，特别不结实，不禁磨。我们这一代人，小时候穿打补丁的衣裤比没补丁的要多，补丁摞补丁的衣服没少穿。化纤、涤纶、的确良都是非常昂贵的衣料。

外交部的干部，凡是出过国的，都有一些在当时来说很高级的衣服，男士西装、领带、中山装，女士旗袍、高跟鞋、呢子大衣。外交部给出国人员置装费，根据所去的国家分几等。服装费最高的是苏联、蒙古和北欧，因为地区高寒，冷。大使、参赞、一秘、二秘、随员也有差别。第一次出国发全额，5年内再出国减半，5年以上发全额。高寒地区比一般亚非地区多一件皮大衣的钱。

现在人民生活富裕了，皮大衣算不得什么，可在“文革”前，皮大衣就像自行车一样，是家庭的财产之一。我记得我爸当年去蒙古任职的时候，给的置装费是1200块。我妈那份少一些。那个年代一般人一个月的伙食费都到不了10块钱。

因为下干校时外交部说是长期永久性的，不回来了，所以很多干部把自己出国的行头也带来了，但没有人穿，都放着压箱底呢。高级衣服也算是家庭财产。

尽管外交部五七干校的人相互之间穿衣差别不大，很多也是补丁衣服，但仍然和当地农民反差极大。当地农民不像城里人那样发放布票，都是自己家种棉花，自己纺线织土布，然后染成黑色，男男女女都穿黑衣服。自家织的土布总是疙疙瘩瘩的，不平。农村的孩子看到我们穿的洋布衣服，很是羡慕。我家房东就有一部织布机，有空就“咣当咣当”地为自家人织布。

干校的人下地干活，穿戴五花八门。但那个年代，夏天再热好像也没什么女人穿裙子，女孩子也不穿。现在，社会发展变化了，今天的年轻人很难理解那个年代发生的事情，在我们看来理所应当、顺理成章的事儿，在现在青年看来就是天方夜谭、不可理喻。

干校“五七战士”的穿着有一定特点，例如贴着各种胶布的塑料雨衣。我们下放来湖南之前，大家都知道湖南雨水多，都在北京买了雨衣。1969年的中国，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胶皮雨衣很少，挺贵的，只有部队上穿的军用雨衣比较好，结实好看，一般人也就穿比较便宜的塑料雨衣。在湖南穿雨衣干活，雨衣损坏得特别快，于是人们就用橡皮膏、胶布把雨衣的破裂处给粘起来。下雨时，人们通常是根据对方身上雨衣贴的胶条来互相识别的。

当地农民通常都是穿蓑衣、戴竹斗笠，打伞都是油纸糊的竹伞。中国那时还没有尼龙伞。

干校从东北五常并过来的连队，每个人都有一件工作服，灰色的半夹克式的中山领，面料是朝鲜的一种什么纶，挺结实的，就是一下水洗就板结，面料变得特别硬，用手搓几乎揉不动，必须用刷子刷才成。由于服装统一，看起来还挺精神的。在干校看见穿灰色工作服的人，就知道是老“五七战士”。我妈是从五常转过来的，也有一件，被我要过来穿上，觉得挺牛的。

当地出产一种布——夏布，是一种薄薄的麻织品，夏天可以做短袖衫穿，就是缩水特别厉害，洗几水就抽巴变小了，且皱皱巴巴的。因为不用布票，是当地老乡自己织的，干校很多人都用夏布做成短袖穿。我妈也给我做了一件穿。那个年代也没有人把夏布的短袖衫熨熨再穿，稍微讲究一点儿就会被指责为“有资产阶级思想”。

平时干校的人穿胶鞋，就是那种军绿色的，称之为“解放鞋”。夏天就是穿塑料凉鞋，当地老乡穿草鞋的特别多。集市上有挑担卖草鞋的，两毛钱一双。我还曾买了一双，回来一试，不成，一会儿脚就有几处磨破了，疼。

尽管我们也是在穷乡僻壤的农村干活、生活，但比当地农民的生活水准要高一大块儿。只有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才能体会到什么是艰苦，就像陕北的梁家河那样。干校干活的辛苦程度不算高，但对我们这些城市来的孩子已然是一种磨练。

照相

我们这一拨人在干校生活了一两年，但留下的影像比较少，留影大多是集体或几个人的合影，以干校为背景的影像基本没有。有几张合影是我们几个小伙伴去县城照相馆照的。按说十几岁正是风华正茂的时光，也是爱照相的时候，可我翻查了那个时期的照片，竟然没有一张个人照。干校大人们的留影就更少了。我爸我妈在湖南、江西两个干校连一张照片都没有，只有我妈在东北五常干校有一张喂猪的工作照。干校留影少，与当时政治高压气候有关。

那时的合影都是和同龄人照的。在干校，我们70届的在连队干活，一部分在茶厂连，一部分在基建二连。往下71届、72届的后来都到茶陵县城里上高中去了。我没有一张与这两届干校子弟的合影。71届的孩子后来到茶陵上高中，过集体生活，每月回干校一次。他们的集体合影挺多的。71届干校的孩子是人数最多、凝聚力最强的一群，直到现在。

这张合影男生都认识，叫的出名字。女生能叫出名字的没几个，陈中萍、钱琪、顾琅琳、谢小韵。中间的老师是张再，后当过驻美国的公使、驻澳大利亚大使。

干校宣传队女生合影

宣传队女生合影

1970年虎踞中学初二第三班全体男生与老师合影

1970年摄于虎踞中学操场

后排左起：杜若洲、马小艺、陈小钢、单伟、任友苏、张少军、程箭 

前排左起：张华沙、袁鹰、何黎、张再、邱小农、钟小明

2019年，干校子弟子女（72届和73届）回湖南干校时的合影。画面上能认出的男生有吴晓宏、何宁、蒋申松，女生能认出的有马孟玲、周春宁。

纪念虎踞班50周年聚会

认识的有：后右一蒋申松、右二李伟、右三吴晓宏、女生前左二马孟玲。（李伟他爸李天民是基建一连的，跟我妈是一个连的。）

这些照片是干校比较小的那一拨孩子，再小的就不怎么记事了。

这是本人照的现在虎踞镇上少许的老房子，据说当年“五七战士”曾住过此地。右下角是返乡团团员（穿红衣的来自德国）

三人照，右起邵文侠、吕丹妮、曹霜霜。她们在干校算是大孩子了。

曹霜霜、吕丹妮在洣江边做撑船状。船上的小男孩是孙大伟，就是在茶园被蛇咬的那孩子。

左一孟小五，左二党京华，左三姜建，在湖南醴陵照相馆照的，那时我们在干校转运站。

干校子弟合影，1970年摄于湖南攸县。

前排左一杜若飞（杜攻之子，杜攻曾任驻意大利大使、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左二是我孟小五，左三姜建（姜龙求之子，姜龙求曾任亚洲司朝蒙处处长），戴效平（他爸是谁忘了）。

后排左一单伟（单达圻之子，礼宾司的，职务忘了，邓小平每次出国访问都是单达圻陪同），左二党京华（党自强之子，党自强后任外交人员服务局副局长），左三谷迎宪（谷小波之子，谷小波出任过多国大使），左四陈小刚（陈维帆之子，陈维帆曾任礼宾司副司长），左五邢宪（邢海帆之子，邢海帆是空军战斗英雄，开国大典时架机检阅者之一，朝鲜战场击落过美军飞机，邢宪的母亲在新闻司工作）。

茶场连的干校子弟子女及连队领导合影

前排左起：梁旦新、罗小平、曹燕燕、吕丹妮、吴钢。

二排左起：刘蓉、女干部孙容、周小普、韩小敏、王金波、张小红。

三排左起：副指导员孔浩洲、朱开宪、杜若飞、李宏伟、方严尔、庄一勤、xxx、陈达平、霍向阳、基建二连连领导老申。

四排左起：茶场连领导老姜、王少和、蒋印南、孟京生、邢宪、党京华、马严、冉铁、茶场连指导员老陶。

1970年秋，拍摄于韶山

前排左起：湖南省军区司令杨大易、济南军区司令杨得志与夫人申戈军、胡成放与夫人黄穗

胡成放照片的故事

前奏：湖南省军区司令杨大易邀请在茶陵外交部五七干校下放的胡成放黄穗夫妇到长沙他家来住几天。

杨大易跟胡成放是有生死之交的老战友，两人同在抗大一分校共过事，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同在山东打过日本鬼子。在一次过河时，杨大易被水给淹了，胡成放下水把杨大易给捞了上来，算是有救命之恩。胡成放是福建人，长于游水，半个“浪里白条”。两人的友情就这样建立并持续下来了。

  杨大易       

杨大易是四川人，1933年参加红军，参加过长征和西路军；1938年到山东，解放战争到东北，在李天佑的一纵任副师长；一直从东北打到与越南交界的镇南关；打天津时，所部活捉了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长官陈长捷；抗美援朝时是38军112师师长，其部在解放军部队中是绝对的头等主力。杨大易一生打大仗、恶仗无数，立功也多，1955年被授衔少将。

    胡成放        

胡成放在入朝作战时是24军副参谋长。两个人级别差不多。胡成放1933年参加革命，留学过日本，参加过“左联”，1937年的党员，算是投笔从戎的知识分子。胡成放在军队中多从事统战和情报工作，曾经只身入敌穴，说服吴化文起义；从朝鲜回来后任22军政治部副主任；1955年授衔大校。

1969年11月，胡成放随干校下放到湖南。杨大易得知后，执意要到长沙火车站去接老战友。本来省军区准备开会的，杨大易说得去火车站接人，政委说：“索性我跟你一起去，给你老战友长长脸。”参谋长一看司令、政委安排车去火车站接人，马上调兵布置放警戒。

外交部干校专列进长沙车站时，看到列队持枪的解放军在站台上，特威风，还有一群军队首长在站台上等候。大家都以为是当地领导来欢迎外交部五七干校的到来呢！其实是杨大易想见胡成放。

     黎原    

那个年代，湖南省的第一把手是革委会主任47军军长黎原。华国锋当时是革委会副主任，还不是一把手。黎原和华国锋都没有来，到站台的都是省军区的人。也就是说，接站是省军区的活动，不是省里官方的接待活动。

再说一句，杨大易是参加过长征的红军，资格老，1955年授衔时的少将。黎原虽是湖南一把手，但军中资历不如杨大易。黎原是国民党中央军校毕业，参加了淞沪会战，任87师张治中、王敬久部的排长；战败打散后，对国民党失去信心，投奔了共产党；抗日战争基本上没上战场打过日本鬼子；随王震的359旅在南泥湾种地；解放战争到东北后是梁兴初十纵29师的团长，职位也不如杨大易高。

入朝作战38军是第一批，1950年10月就进入朝鲜，连续几次大仗112师都极为出色，给38军挣了“万岁军”的名号（当然其他两个师也不差）。黎原是五次战役时入朝的，入朝前破格提拔，当了47军140师师长。黎原打仗相当出色。47军军长曹里怀、政委周赤萍都很看重黎原。黎原在朝鲜表现抢眼，得到彭老总的夸奖，回国后提拔为47军副军长；后来又升为广州军区副参谋长；1955年授衔大校，1964年晋升少将。

人民解放军对外打仗是一个整体，因为历史原因，内部分有不同的山头。军人晋级比的是战功。在解放军的系列中，从军资格是个重要的杠杠。杨大易该有的都有了：老红军，参加过长征，抗日时在前线打过日本，解放战争从黑龙江一直打到最南边的边境线，抗美援朝全军师级作战单位无人能比，所率部队全军顶尖。这一点上，黎原稍差。虽然黎原是湖南一把手，但通常买账，敬杨大易几分。另外，1960年杨大易还当过47军的第一副军长兼参谋长，黎杨先后当过47军副军长。关系还算可以。杨大易是湖南省的最高军事首长。正军级。

干校的专列到湖南长沙时，由于杨大易的缘故，大家没有落难的感觉，反而有点儿荣归故里的样子，风光得很！这一场景给干校的大人和孩子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几十年之后谈起此事依然记忆犹新。

外交部的干部很多都是从军队调来的，与军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湖北钟祥外交部五七干校。时任武汉军区司令曾思玉到干校看望老战友焦若愚，问有什么困难吗？焦若愚说：“我女儿身体不好，你把她带走吧。”曾司令就把焦的女儿带走当兵去了。

扯远了。回到照片的背景。

1970年秋，济南军区司令杨得志和夫人回湖南省亲，到长沙跟杨大易说想去韶山看看毛主席旧居。杨大易当然得陪同。正好胡成放夫妇也在。杨得志在朝鲜时就认识胡成放。于是，几人一起去了韶山，留下了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就引出了前面所述的故事，也解开了当年长沙接站之谜。

其实，照相的条件是有的。外交部的干部（现在称外交官）有很多出过国，在驻外使馆工作过，在国外工作工资比较高，开销较少，衣食住行基本由国家全包，手里有几个钱的人很多都置办了照相机。这是与其他中央机关相比独一份的特点。60年代中国还比较贫穷，自家有照相机的不多。就是许多高级干部家庭也没有照相机。

1970年11月，我爸我妈从湖南干校迁至江西上高五七干校后，到南昌九四医院就诊看病。我去南昌看望。我们在南昌的合影。

按说我爸的级别不够到部队医院看病的资格，我爸是从报纸上看到福州军区政委周赤萍给江西军区下什么指示。周赤萍是我爸在山东的老领导、老战友。我爸我妈出国在外时，周赤萍是我们家的监护人，特别熟。我爸就写了封信给周赤萍，请求帮助给弄点儿心脏病的日常用药。结果不久，九四医院就派了一个主任、一个医生，带着护士，从南昌到上高外交部五七干校找我爸，进行了体检并留下一些药品。我妈要付钱，部队的医生不收，并留话，任何时候都可以来九四医院就诊、住院疗养，不收费，如果病重不便行动，医院可以派急救车。

南昌九四医院是部队上的大医院，很多首长在那儿疗养治病。我去的时候，还看见陈再道跟战士们打篮球呢。

在干校，说不上家家都有照相机，但决不是零星少数。家家都把照相机收起来压箱底，没见着有什么人拿出照相机大张旗鼓地照相，太招摇，影响不好。湖南是特别潮湿的地方，压箱底的东西时不时要拿出来晾晒一下。

我家有一台60年代苏联产的基辅相机，被我妈收起来不准用，理由就是影响不好。洗相片的放大机留在北京，寄放在别人家了。以前，我家有一部很好的德国蔡司厂出的135相机，是50年代最好的产品。三年自然灾害时，让我妈做主给卖了1200元，补贴家用。

德国蔡司厂出的135相机

那时我家人口多，五个儿子都是能吃长身体的时候，家境困难，不得不卖给委托行。1200块在当时也算一大笔钱了。那个年代，一般工人的工资每月也就三五十块，还要养活一家子人呢。困难时期，填饱肚子为第一要务。“半大小子，吃穷老子。”钱财是身外之物，该舍就舍。我爸虽然心疼，但也只能忍痛割爱了。我们家的事一般由我妈做主。

下干校之前，我家还有一部特破的不能用的老式照相机，下放时作为破烂儿给处理了。那是一部日本相机。1941年，几个日本人上泰山游览，被咱们打了伏击缴获的，后来不知怎么辗转到了我爸手里。这东西要是搁现在，肯定是红色文物呀！博物馆都得收藏，可惜了。

说到三年困难时期，插一段外交部的故事：

故事：打黄羊 分羊肉

困难时期（1960-1962年）吃饭定量，没有油水，人人叫饿。外交部组织人手去内蒙古打黄羊。

耿彪时任副外长。他找到杨成武。杨成武任过北京军区司令，时任管事的副总参谋长，其副手郑维山还在北京军区当副司令。内蒙古归北京军区管。长征初时，耿彪任红四团团长，杨成武任政委，是老搭档，说得上话。红四团就是《长征组歌》中唱的“昼夜兼程二百四，猛打猛冲夺泸定”的部队。

说妥之后，外交部内找了几个年纪较轻、打过仗的人去内蒙古打黄羊，前面开着摩托车，架着机关枪，追着黄羊群扫射，后面吉普车跟着拣死羊，拉回北京给大家分肉，加强营养。我听过当事人讲过打黄羊的故事，精彩无比。

内蒙黄羊

黄羊拉回来后，扒皮解肉。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在外交部工作的，不论干部还是职工，百分之百都吃过黄羊肉。那时的干部也没有多吃多占的概念，统统按家庭人口分配。我家人口多，就分得多一点儿。黄羊肉比一般的羊肉要更膻臊一些。那个吃不饱肚子的年代，这东西就是极品的佳肴了。因为这个缘故，外交部的孩子很少有不吃羊肉的。

我家有一次还分到一只野鸡，五颜六色的，特别好看。我们把野鸡的羽毛都留下来了。

同样是五七干校，有的干校留的影像特别多。我有个小学同班同学康红，她在江西进贤中办的五七干校待过。中办的孩子们后来自己出了一本书，回忆干校生活，其中有很多照片，比我们干校孩子的照片多多了。可能是在干校待的时间长的原因。康红她爸原是中央机要局局长，粉碎“四人帮”后任中办副主任。母亲是廖承志的秘书，“文革”初就不幸去世了。

在干校留影少的另一个原因是买胶卷比较困难，冲洗印晒也不方便。但最主要的是政治气候，运动搞得人人自危，哪有心情照相呢！

猪

五七干校几乎所有的点儿都会有食堂，也会自己养猪，改善生活。外交部的五七干校也不例外，各个点都有自己的猪场，猪圈大都是露天的半个棚子。一是，自力更生养猪吃肉；二是，猪粪可以作为农家肥用在菜园里。食堂剩的泔水剩饭可以供养猪用。

我们在干校时，当地农民主要靠种水稻为食，还没有使用过化肥，要想庄稼收成好，就得施好底肥。那时农民种庄稼的肥料，其中一种是绿肥——小圆叶的草本植物，开春耕地时翻沤在地里当肥料。耕地前小圆叶的草肥会开花，在地里连成片，特好看。在干校看到乡村田园风光真的很美。开春是漫山遍野的杜鹃花开了，美不胜收。接着就是稻田里开的小碎花，一片醉人的景象。在往后就是油菜花开了，一片一片的嫩黄色，让人心情豁然开朗。

养猪的农家肥是施的底肥，同时还有的是塘肥——每年冬天把池塘里的水排光，挖塘泥运到地里做底肥。人的粪便通常都是用在菜地里或者是头季稻收割后，用在二季稻上，以保持地力。肥料下地前要沤一阵子，把生肥沤成熟肥才能施用。我们到了农村才知道了一些农业基本常识。

干校各个点也有猪场。我妈在东北五常干校时就喂猪。记得在平水，非洲司司长柯华主动要求去喂猪，因为他是广东人，每天都要洗澡。在猪场干活可以每天烧热水擦擦洗洗，于是柯华就成了猪倌。

湖南的猪很特别，是一种叫“沙子岭”的品种，头和屁股是黑色的，中段和腿是白的，脊梁弯塌，肚皮几乎拖地，猪耳朵像大象一样耷拉着。这种猪不怎么爱动，个头也小。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猪。上中学下乡学农，在北京郊区见到的猪都是竖耳朵的，长腿，小肚皮，个头比较大，也有全黑的、特难看的黑猪。

“沙子岭”猪

60年代中国农业比较落后，各地农村喂养的大都是当地的土猪。土猪一般个头比较小，成长期长，养不大，100多斤就算是比较大的了。沙子岭猪虽然个头小，但却极其美味。我们在干校吃的都是当地的土猪肉。按今天的标准来看，那是最健康的有机标准的猪肉，没有使用过抗生素、增肥剂，猪饲料也都是没有经过污染的野菜和农家的残羹剩饭。这种猪的肥肉有点泡泡，疙里疙瘩的。后来才知道，用粮食喂出来的猪，肥肉特别瓷实。现在市场上卖的猪肉，有些是进口的，有些是大规模猪场饲养的，用玉米和豆饼喂出来的，肥肉部分密度很大。

几十年后才知道，驰名全国的毛氏红烧肉几乎各个餐馆都有，但都不正宗，用沙子岭猪做出来的毛氏红烧肉才是正宗的味道，只有在湖南少数地方可以吃到。毛氏红烧肉的做法，配料都可以解决，唯独沙子岭猪肉没地方去找。沙子岭猪一度快灭绝了，后来又渐渐缓上来了。湖南地方政府现在正加快速度培育沙子岭猪种发展壮大。下次有机会再去湖南，一定去尝一下用沙子岭猪做的红烧肉，想想都有点儿馋。

我们在干校的男孩子特别喜欢看杀猪。每逢赶集的时候，虎踞镇口就有专业的屠夫来杀猪。屠夫是以此为生的，家伙什锋利齐全，技术娴熟麻利。

当地的猪比较小，两三个人一搭手，把肥猪搭在大案子上按住。屠夫用左手搂住猪嘴，左肘压住猪脖子，右手拿一把带弯儿的杀猪刀往喉咙下方一捅，直刺心脏，猪在嘶叫挣扎中结束了生命。地上放一个铜盆，里面放些盐水，猪血就放入盆内。

接着屠夫在猪后腿的一个蹄子上面切一个竖口，用通条伸到猪皮与猪肉之间，不断在各个方向捅。大约需要六七分钟，拔出通条，由屠夫用嘴往破口处吹气。整个猪就像气球一样被吹得圆鼓鼓的，然后用细麻绳把口子扎住不漏气。我们小孩子看了特别佩服。屠夫吹气的肺活量真大。

然后泼上开水后，屠夫拿一把大弯刀迅速刮毛，不几下就把猪刮成光溜溜的白条猪。通过看杀猪我才知道，原来不管什么颜色的猪，刮了毛都是白的，小时候以为黑猪是黑皮呢。

紧接着就是开膛破肚。这时候血腥味一下子就爆出来了，血沫子乱溅，苍蝇乱飞。有几条狗不顾人们的驱赶，冲上去舔几口滴答下来的血。屠夫开膛后，几下子掏出内脏，放在一个大筐里，把猪倒挂在竖起来靠墙的另一大案板上，板头上有两个手工铁打的大钉，猪头朝下，大卸八块。主家就在旁边等着，猪肉分割好后，放在筐里，挑到旁边的集市上去卖。

屠夫杀猪不收费，按民间的规矩，主家把整副下水留给屠夫作为报酬。集市上买肉的人切了肉，用一根草拴着，用手提着回家。那时没有电冰箱和冷冻设备，都是现宰现吃。那些办喜事、盖房子的人把好日子都安排在集市日前后。

干校来到后，校部规定干部不许去集市上买鸡买肉。这个规定持续了挺长一段时间，后来随着散住在老乡家的家庭因为上有老下有小，总是去集市买一些肉类和农副产品，渐渐被打破，不那么严格了。农副产品和猪肉鸡的价格也几乎翻了一翻。干校的人有钱，家家都买得起。供求关系导致当地集市农产品价格上涨，好多比较远的农民也到这个场墟来卖东西。

- 未完待续 -

文字 | 孟京生（孟小五）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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