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王坟外交部宿舍十号楼旧事（之十四）关于保姆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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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京生  外交部第一代外交人员的子女，父母都是1950年调入外交部的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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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豫王坟外交部宿舍十号楼旧事（之十三）几起死亡事件》中提到“后来温家从老家接来一个男孩作为养子”。文章发出后，经当事人证实，他确是温宁的亲生儿子，并非养子。作者本人没能弄清楚，在此正式道歉，请原谅！

文革前，十号楼家里有保姆的得有十来家，统一的称呼叫“阿姨”，各家的孩子都这么叫。家里孩子多，家务繁重，忙不过来就请个阿姨来帮忙做事，特别是父母出国驻外的家庭，需要有个人来照料孩子。这本是顺理成章的事，没有什么好说的，可这里有些要说的内容。

各家清退保姆

文革开始后，各地各单位都起来造反，外交部也不例外。部里工勤人员比较多的单位是总务司。初期造反时还没有出现特明显的两派互斗，一致对准当权派。以前高高在上、衣冠楚楚的当权派，包括驻外使领馆的大使、参赞们也一个个灰头鼠脸，颜面扫地。

1966年9月9日，毛主席针对中国驻外人员有一个批示，内容是“来个革命化，否则很危险”。造反派利用这一点，打着革命的旗号干了不少坏事。除了对外“勤俭办外交”，各驻外使馆挂毛主席像，向驻在国的官员和老百姓发放毛主席语录和像章，新闻报道也都是“世界人民热爱毛主席”一类的文章。

外交部内部也采取了各种极左的做法。例如，要求当权派上交所有外国人送的私人礼品。总务司的造反派也不落后，以总务司的名义下达文件，各家不许雇保姆，说这是剥削阶级的行为。七八月份，红卫兵“破四旧”时就有不许雇用保姆这一条，现在蔓延到外交部里来了。文件规定，外地的保姆不得留在北京，必须回原籍。各家看到通知，谁也不敢违背，在短时间内都清退了自家的保姆阿姨。

我家阿姨是安徽人。我还没出生时就来我家了。我爸我妈出国任职这十几年，都是我家阿姨管家。阿姨深得我家的信任和倚重。这次运动来了，没办法，我家阿姨带着自己的两个孩子回了安徽老家。

与我家情况相同的还有莫燕忠家和徐明家。三家加起来有十几个孩子。这几家的孩子几乎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从小父母常驻国外，这些孩子都是自幼儿园起就是寄宿制，小学、中学也都是在寄宿制学校。这群孩子基本上都属于“老三届”的范围内。我们比较小的，文革时在小学五六年级。阿姨一走，各家都有点儿傻眼。

文革刚开始时，这些孩子都是中学红卫兵的骨干，冲向社会“破四旧”去了，基本上都是以各个学校为立足点。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之后，这些红卫兵就到全国各地串联去了。等到了秋天，串联结束就都回来了。

毛主席接见红卫兵

1966年8月18日，北京红卫兵代表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主席佩戴红卫兵袖章。

这个红卫兵是我们育英学校毕业的学姐宋彬彬。当时毛主席问她名字，答曰，宋彬彬。毛主席问，哪个bin? 再答，文质彬彬的彬。毛主席说，要武嘛！于是第二天改名为宋要武。全国上下皆知。

宋彬彬给毛主席佩戴的红卫兵袖章是黑色字体，后来在各种出版物中被改成黄颜色。黑色字体、袖章不扎边，是北京最早的老红卫兵的标志，用以区分老红卫兵的身份。这种区别只有北京的老红卫兵知道。

从此照片可以看出来袖章是黑字、不扎边的。

回家后面临着家里无人管、吃喝拉撒睡的生活问题。这些孩子最大的在上高中，没有什么持家过日子的经验。我们几家孩子天天为吃饭而发愁。父母在单位忙着应付运动，顾不上照料子女。再说这一辈的干部都是年轻时参加革命打日本出来的知识分子，自己本身也不长于料理家务。

1966年秋后，北京各中学的红卫兵运动处于低潮。大孩子们不再以就读的学校为据点了，而是蛰伏在家。因为我们几家孩子从小就亲密，故经常是一家做饭几家孩子凑着吃。那时是严格定量的时期，吃粮得有米票、面票、粗粮票。那时也没有什么好吃的，能填饱肚子就成。最常见的是煮挂面拌酱油，或者是把面打成糊糊摊饼熬粥什么的。蒸馒头很难，不会。

我家出过一个笑话，阿姨走后，我们全家动手蒸馒头。知道要发面，但不知道要放一些碱水，也不知道要蒸多长时间，结果揉好面没有放碱就上笼屉蒸了。蒸上馒头后，把厨房门一关就忘记了。全家在另一套房子里看电视。那时每晚电视播放两小时，只有新闻、样板戏和一些允许放的电影，如《小兵张嘎》。

那时我们是北京市第一批用上管道煤气的住户，火特别旺。直到楼道里有糊锅的烟蔓延出来，邻居敲门，才想起来厨房还蒸着馒头呢。结果打开厨房是浓浓呛人的糊烟。赶紧关火，蒸锅已经烧漏了，蒸锅的把儿也烧坏了。

蒸的馒头是黑乎乎、特瓷实的几个黑疙瘩，不能吃了。我爸说，不能浪费粮食，非要我们吃下去。那种又酸又苦的糊嘎巴的味道让我记了一辈子。现在回想起来都有点儿反胃。

几家的大孩子在一起切磋厨艺，学着做饭，逐渐地各家的孩子就在自立摸索中学会了做基本的饭食。这个孩子群体开始从寄宿制学校的学生兑变为独立支撑起家庭重任的支柱。那时我们最大的不过十六七岁，最小的十一二岁。应该说，我们走向社会的起步是从独立做家务、做饭开始的。

十号楼的情况是外交部很多家庭的缩影，有代表性。文革前，外交部对本机关的干部职工，特别是出国人员的家属的照顾是相当好的，在国务院所属的各部委中应该是顶头的。父母不在国内，小孩子依然过得相当好。

外交部虽然是大机关，干部家属众多，但是没有一个完整的机关宿舍大院，外交部的宿舍分散在东城区和朝阳区七八个不同的地方。这一点远远比不上军队大院。军队大院都是自成一体的，大院里有食堂、浴室、运动场什么的。军队大院子女吃饭不成什么问题，不用家长操心。在这方面，军队大院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

外交部则不一样。很多家长在机关吃午饭时就把给子女的晚饭买好，下班时带回家，所以外交部机关食堂每天中午的销量特别大。机关食堂要多准备很多饭食才能满足需求，挺辛苦的。

凑合，是那时外交部各家的基本状况。

我家的阿姨

我家的阿姨王代平是安徽无为人，在安徽人中算是高个子，做饭手艺和料理家务挺棒的。我爸我妈不在国内的时候，里里外外都交给她，家里的财务都归她管。

她是1953-1954年到我家来的。之前，我大哥在六一幼儿园，二哥寄养在我爸妈的老战友家。我爸在缅甸使馆任期满后，调回国内。那时北京没有家，住东城区渤海饭店。位置是在东单一带的栖凤楼胡同。雅宝路外交部招待所建好之前，渤海饭店是外交部安置出国归国人员的定点。我三哥1951年出生，四哥1952年出生。我爸我妈回国需要有个帮手，于是请了这个阿姨。

母亲王宏瑜（右一）、我家阿姨王代平（左一穿深色旗袍）与我家五兄弟合影。

这个阿姨以前的身世不清楚，父母也没有说过。后来才知道，解放前王阿姨嫁给了一个国民党军官，随军到北平驻防。王阿姨在北平解放前夕生了个女儿叫艾学英，小名大宝。傅作义起义前，允许国民党中央军的军官们离开北平，回蒋介石那边去。蒋介石派飞机接走了一批军官。王阿姨的丈夫就撤逃了。这些人离开时不能带家属，于是王阿姨就留在了北平。据此我估计，王阿姨的丈夫可能是个营团级的军官。之后，蒋军一败涂地，撤到台湾去了。王阿姨的丈夫再无音讯。

北平和平解放后，王阿姨作为国民党军人家属无法在北平生存，就带着女儿回安徽老家了。回了老家后，嫁给了一个姓李的在长江上跑船的船工。老李岁数大了一些后，就在肥西造船厂工作，后因生活所迫，又来北京找工作。这等于洗白了国民党军官太太的身份，介绍到我家来时，也没有提这一段，我妈看她在老家有个当工人的丈夫就用了她。这事要是搁现在，政审肯定不合格。

我大哥是抗战胜利时出生的。那时组织上给找了个人照顾我大哥。那时是战争年代，我妈也是跟着大部队跑来跑去。这个阿姨因为是组织上找到的，她为队伍上的人看孩子算是革命工作，于是就算参加革命了。因为是抗战末期看的孩子，所以在工龄计算上算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解放后，这个阿姨在南京蔬菜公司当经理，身份是革命干部。我们从小叫她谭大姑。

谭大姑和王阿姨走上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时代造就人的命运。

我家阿姨带着女儿艾学英（大宝）一起来的我家。大宝先是上小学，中学在灯市口女中，老初三的。文革初兴，各学校闹红卫兵，灯市口女中是城里闹得欢的学校。红卫兵头头问大宝是不是“红五类”。大宝支支吾吾；又问家住哪儿，答说住豫王坟外交部宿舍。红卫兵头头说，外交部的，算革干，于是大宝就加入了红卫兵。

大宝是真正的老红卫兵，比我几个哥哥都早几天。回家在饭桌上吃饭时，红卫兵打来电话找大宝。我爸就问是怎么回事。我爸当时在二外当工作组副组长，对于学生造反很敏感，对没有党的领导的学生运动持反对态度，于是要求大宝回学校退出红卫兵。没想到的是自己几个儿子几天后都成了中学红卫兵。形势发展如此之快是任何人都所料不及的，包括中央领导。

王阿姨每隔一年就回安徽老家探望丈夫，1964年在我家又生了个儿子京明。一家三口和我们一大家子人生活在一起。直到文革后不久，外交部总务司造反派下文要求各家不准雇保姆，王阿姨带着孩子返回原籍。

大宝后来回到安徽务农多年，嫁了个当地农民，生了几个孩子。

王阿姨回老家年余，生活所迫又出来在人家做保姆。这次是在安徽省城合肥省人委什么个人家做事。我也弄不清省人委是个什么单位。因为在京城干部家庭做过事，所以在这家干得很好，受欢迎，以后就在那个院子里的几家干事，直到老了干不动了，回老家归根了。

大概是1970-1971年，王阿姨来了一次北京，好像是陪主家来京看病。那时我家已经不在北京，下干校了。王阿姨找到老邻居张荣久于静娴家，说了她的情况。后来于静娴告诉了我家。

二零零几年，我大哥、二哥自驾驱车到安徽肥西去看过王阿姨。这二老住在河堤上一座孤零零的破房子里面，身体还可以。王阿姨见孟家人千里迢迢来看望她，感动得流泪。大宝和京明及小弟弟都在县里、镇里工作居住。京明说多次要接老两口住到镇上，他们不同意。我大哥、二哥离开的时候给王阿姨留下800块钱，以报答曾经的养育之恩。 

改革开放以后，大陆对台开放了。当年随老蒋去了台湾的王阿姨的前夫又回来了，通过政府的统战部门找到王阿姨和亲生女儿大宝，给了王阿姨一笔钱。王阿姨用这笔钱给两个儿子在镇上买了房子。大宝因为跟继父关系不好，不来往了。国民党老兵亲爹就在县城给大宝一家买了一所房子，又给大宝夫妇在县城买了一间店铺，让大宝夫妇有个安稳的谋生手段。亲爹的出现，使大宝一家的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当地政府也把大宝家列为统战户。

这就是我家阿姨的真实故事。

- 未完待续 -

 文字 | 孟京生  图片 |  除有标注外均来源于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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