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证及福费廷”中银行的四种角色：双子座、地主、佃农与商人
“国内证及福费廷”中银行的四种角色
Gemini, Landlord, Tenant & Trader
双子座、地主、佃农和商人
2020年发展得如火如荼的国内信用证及福费廷二级市场，参加的银行众多，虽然没有精确的统计，但从事此项业务的银行应该遍及全国。
如果根据是否开证、是否做福费廷作为区分标准，分出四个象限，则可以得出四种做业务的不同类型银行角色。一种是自己开信用证又自己做福费廷的，即自开自贴，或称一手托两家，可被叫做“双子座”；另一种是自己开信用证，而自己不做福费廷，信用证开给别家，给别家银行做福费廷，我们把他们称为“地主”；还有两种银行，他们都不开证，其一虽不开证，但用别家银行开来的证做（一手）福费廷，可被称为“佃农”，最后一种是既不开证，也不做一手福费廷，仅在市场上买入卖出二手及以上福费廷，我们把他们称为“商人”。
第一种 双子座Gemini
双子座，黄道十二宫的第三宫，星座物语代表善变，理性但是不安，一定程度上的人格分裂，用这个星座几乎可以完美描述在国内证福费廷市场上“自开自议”的银行。这种银行开立国内信用证以后，自己作为交单行，交给作为开证行的自己，然后自己作为开证行确认到期付款，之后交单行也就是开证行叙做福费廷、受让卖方享有的信用证债权。（如果你不亲手操作业务的，可能已经晕了：）
这种做法下开证行集债务与债权于一身，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债混同”，也就是法律上常说的“如债权与债务同归于一人时，原则上债之关系因此而消灭。”
一定有人会惊呼：什么？债的关系这就消灭了？那作为开证申请人岂不是不欠开证行钱了？这怎么可以？
这个问题实在值得继续探讨，甚至可以作为较新的学术论文题目，但本篇文章限于篇幅不再深入研究。
好在今年新发布的《中国银行业协会跨行国内信用证产品指引（2020）》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在其第六条“定义”中规定：“如无特别说明，跨行国内信用证业务中涉及的以下概念具有如下定义或含义：
“国内信用证业务中同一银行法人的不同分支机构视作不同银行”，
这就比照国际惯例，扩充了国内信用证业务中不同银行的概念边界，尽量避免银行在福费廷业务办理中出现债权人债务人关系法律纠纷。也因此，自开自议的信用证福费廷业务，应避免完全的自己开给自己（比如可以西直门支行开给东直门支行）
然而，即使做了上述规定，在经办业务时，还是不免晕菜，毕竟需要自己给自己发报，自己告诉自己做了福费廷了，债权已转让了，再自己告诉自己，自己已经知道了。。。。。。在实务中，实际可能是隔壁格子里的同事，通过SWIFT系统，跨越全球的网络，在和自己一米开外的另一个格子里的同事作上述报文联系。
这种奇怪的作业方式，难道不是人格分裂吗？只能美其名曰“双子座”了。
但分裂归分裂，开证行通过这通操作将业务从头到尾把持在自己手里了。从开证，到通知，到交单，再到叙做福费廷，最后将福费廷在二级市场上沽出，在此等安排之下，银行真正做完了全套流程，实现了“一鱼多吃”，实现了以同业资金市场价格曲线对客放款，最终完成了国内信用证+福费廷的核心要义。
有时候情况特殊，收益人不在开证行开户，但为了完成“自开自议”，市场上的开证行还特地发明了“代理福费廷”模式，以实现在收益人不开户情况下，一样做到国内证+福费廷+转卖的一条龙服务。
在金融市场上，每一种奇怪做法的背后，都有原因，这个原因，说到底当然就是利益。在福费廷的市场上，做“双子座”才获益最大。所以，如果做国内证+福费廷全套业务的银行也属一个星座的话，那么他们一定都是“双子座”。
第二种 ：“地主”Landlord
如同在国际信用证业务中那样，开证行完成开证，开到另外一个地方的银行，而收益人自行联系当地银行，看是否后续做福费廷业务，这是市场正常的一种作业方式。开证行、交单行或议付行，各自行事，各负其责，这是信用证业务的常态。
但是，在国内信用证较为特殊的大环境里，如果有银行自己开了国内信用证而自己不做福费廷，那他就是助人为乐的“雷锋”，也是一个提供田地给别人种的“地主”。开证的话，信用证开证费是价目表中列明、公示过的收费项目；而做了福费廷再卖出实现的是交易的差价，这块在市场配合的时候会比较可观（当下不是）。这就是为什么一般开证行都喜欢自己做完福费廷的原因。
那么市场上为什么会有自己开了国内信用证而自己不做完，拿地给别人去种的“地主”呢？
存在即是有理。
原因之一，客户确实只希望开一个证，将国内信用证作为国内贸易中的结算方式而已，此时客户并非看中国内证的融资特性，这样的“正人君子”还是存在的。这也正是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推出《国内信用证结算办法》（新版〔2016〕第 10 号）的本意。
原因之二，第一种“双子座”的做法也有缺陷，最大的在于缺点在于开证申请人在开证行的业务形成闭环，如果是敞口授信的还好一些，但如果是低风险业务，那么存在一定TL嫌疑。在这种情况下，只做开证一端，会更加合规。开证的，毕竟只是开了一个证而已；做福费廷的，也就是做了一个福费廷而已，都相对正常。特别是金额较大的时候，这样的“正常”，是避免未来合规风险的一个重要保障。
不过近期的（如互联网著名上市暂停案例）市场情况也告诉我们，不要把钱都一个人赚尽了，只做自己的环节，留些环节给别人去赚钱，所谓抱朴守正，“老实”很多时候反而却是最大的“精明”。
第三种 “佃农“Tenant
佃农代表田地不是自己的，是在别人提供的土地（信用证）上耕种，凭着开证行的付款保证，做一手福费廷业务；这有些像佃农在地主的土地上耕种那样，虽然自己没有土地，但在别人的地上劳作，也能混口饭吃。
国内证成为了一种工具，市场上有开证提供土地的“地主”，也有收证后在“信用证”的田地上耕种的“佃农”，这样实际上连接了两种不同资质的银行：即客户关系丰富而贷款规模已受限的银行，以及贷款规模尚够但客户资源不足的银行。
开证行和福费廷银行可以各取所需，开出的一份国内信用证就像一片田地，拥有客户关系的银行提供了这样的继续耕种的场所，而提供一手福费廷的银行就像是愿意在这些土地上继续耕种的佃农，他们对受益人发放福费廷融资，完成对土地（信用证）的开发利用。当然，这种关系里面，有个最重要的因素，是作为“佃农”的银行有对作为“地主”的开证行的金融机构额度。
由于同业市场上几乎所有的银行都会对主流银行授信，所以，大行及股份制银行的国内证就会被几乎所有“佃农”所欢迎；而在同等级别的其他银行之间，也可以发展出一种互为“地主”与“佃农”的关系，在必要时相互给与支持，实现资源的更有效配置。
开证行承受的是客户的信用风险，福费廷银行承担的是同业的信用风险，按理一定是开证行（地主）赚得更多，但在2020年，佃农的一手福费廷卖出后，在某些时段获利比提供土地（国内证）的“地主”（开证行）更丰，所以，有时候也可能“佃农”赚得多，“地主”可能在某些时段做了好事。
第四种 “商人“ Trader
如果既不开证，也不做一手福费廷，其实也可以参与到国内证和福费廷的二级市场里面，那就是做一个“交易商”、即Trader。
Trader是比较好听的说法，也有称之为“DY”的，经济学上的DY并不是一个贬义词，比如在改革开放早期，所谓DY就是那些眼光独到，行动敏捷的经济活动参与者，他们的存在使市场更加活跃，也使资源配置更为有效，当然，他们也赚到了钱。现在的不少商界大佬，有不少早期就是这样的DY。
而放到更大的范围，Trader无所不在，全球的外汇、大宗商品以及期货等市场，都有各种交易商在买入卖出，博取价差。但凡市场有不均衡，通过交易商不间断的交易，最终能将市场导向更均衡的方向，使大家各得其所。
福费廷作为我国资产市场上不多的可以交易的信贷类资产，在二级市场存在大量的需求和供给。卖出福费廷可以减少信贷资产总盘子，买入则可以增加，这对于一家银行在季度末以及年末的结构、行业乃至期限的调整都有很大的作用。
而这些需求与供给，大部分还是通过大量从业者的各种联系实现的，信息交换的场所包括了各种微信大群，或各银行同业部人员的人际网络等，不一而足。福费廷二级市场是典型的场外交易市场，并不存在如同证券交易所、票交所那样庞大的基础设施来实现透明、标准化的交易。但也正是因为不存在大型交易平台，二级市场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信息不对称，因而有一定的价差，也正因如此，做福费廷二级市场的Trader也才有利可图。
Trader拼的是人脉，其实整个金融业拼的何尝不是人脉（客户关系）呢？此外拼的也是手速，看到机会只是看到，关键要能落地。在手速的比拼上，大行有时反而落后，比如如果业务需要转辗于大行的单证中心，那当日交易就几乎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二级市场上成功的Trader,大部分来自中小银行，小机构的灵活性相比之下就体现出来了。不过随着手速的比拼，最后大家的处理速度也都越来越快，国内信用证+福费廷处理速度之快，令（国际信用证）5天的标准审单时间，在中国已经成了一个笑话。
做Trader，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是也许可以绕过同业授信额度的限制，因为是即时的买入和卖出，所以并不占用哪怕是一天的授信额度。这样的处理方式在交易对手的范围上带来极大的突破，因为不用扣减同业额度，那就意味着几乎可以和所有的银行做交易。
在国内证与福费廷的二次元空间里，你是谁？
你可以是一个纠结的双子座，也可以是一个只开证的地主，或是一个在别人的田地里耕作的佃农，再或者，单纯做一个交易商。当然，也可以如同在真实的世界里那样，身兼数职，或随时切换角色扮演。
四个角色、四种身份里，也许Trader的角色最潇洒一些，有时看到同事交易单上的赚取的大笔银两，会不禁想起类似《侠客行》中的描写：
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
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截至目前，这个公众号有可能是全网写国际结算/福费廷业务最专业有趣的公众号了，同意请点赞或在看：）
作者《中国外资》发表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