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雪光专栏|书的故事
前天晚上在伦敦Queen's Theatre看歌剧《悲惨世界》（Les Miserables），让我想起了一段往事。1998年我携妻女在法国枫丹白露欧洲工商学院访学时，有两个与伦敦有关的两个经历，其一，那一年来到伦敦时第一次看了《悲惨世界》歌剧；其二，为了购买《悲惨世界》（下册）而在伦敦书店街上的大小书店奔走寻觅。关于后面的这个经历，以前曾经在一篇关于自己与书缘的小文中写过（题目为”书的故事”）。下面附上这个小文，其中只有几段与伦敦有关，算是伦敦行游记的“题外话”吧。
喜欢读书，还是小学一年级的事情。那年我六岁，本来随父母住在军营里，考上了小学。还记得小学考试是从85数到100，和分辨前后左右等。谁知那校长当时开了一句玩笑，说我年龄太小，当年不能入学。也不知当时为什么，我母亲马上决定送我先回姥姥家的农村小学入一年级，上完一年后再转学回来。其实后来学校录取名单公布时，我榜上有名。但当时就这样阴差阳错地回到了农村姥姥家邻村的一个小学上学。
关于那所小学已经毫无印象了，但有几件事记忆深刻。其中之一是，因为上学离家远，所以中午带饭到学校。学校要求小学生吃饭后午睡，每个人躺在赤裸裸的桌面上。而老师则念几段小说『欧阳海之歌』的片段，送大家入睡。小说一开始描写的欧阳海家乡的青山绿水，在我脑子里留下了一个个生动的镜头。每天中午的小说片段连播成为我最为兴奋向往的时分。一年后离开那所小学时，欧阳海之歌还没有读完，我带着深深的遗憾回到父母身边。不料一天在家里居然发现了一本欧阳海之歌。狂喜之后，我抱着书就开始读了起来，才一年级的水平，我居然囫囵吞枣地把这本小说读完了。从此开始了我的读书生涯，也从此养成了碰到生字连猜带跳、不求甚解的习惯。
小时候的成长期正逢文革，无书可读，可以接触的书大多是带着红彤彤封面的书籍，就这样我把家里的“红旗飘飘”——有关革命军事历史的回忆集子一本本地读完了。记得小学期间，邻居小朋友借来了一本小说《渔岛怒潮》，每天在门前坐在小板凳上看。我凑上去在他旁边跟着看，可是他不愿意我站在旁边碍事，于是，我就站在他的对面，倒着看同一页，就这样和他一起把这本小说看完了。现在想想这经历都有点像天方夜谭的故事。
喜欢看书而没有东西可看的滋味可不好受。小时候我会从地下捡起任何一块飘落的报纸或纸张就读起来。舅舅来我们家做客时看到这种情形，开玩笑说，幸亏你是一个小孩，如果是大人可能就会被怀疑是特务在到处收集情报了。到了高中，无书可读,我开始看马列六本书了，其实能读懂多少？不过是按照各种解读材料牙牙学语而已。读高中时，学校据说曾经是省重点中学，有一个很不错的图书馆。但大多数图书都属于“封资修”而封起来了。我花了很长时间和管图书馆的老师（至今还记得他的模样）笼络关系，终于说服他借给我一本非马列的图书。不料当我欣喜万分地去取图书时，拿到的竟然是徐禾的『政治经济学大纲』，其实就是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通俗读本。真是懊丧。许多年以后，我在美国大学任教，申请一个有关教育分层的研究经费，我在statement上写了这段经历，不料一位Duke社会学系的老师审查我的申请，读到这段，很是惊奇，拿给系里另外一位华人教授看，于是我得到了那个基金。上了大学后的第一个暑假，我回到了高中的图书馆，这时图书已经完全解禁，那老师让我抱了一大堆巴尔扎克等的外国翻译小说回家，整整读了一个暑假，补了课。
记得中学毕业有几个月没有事情可做，于是每天步行一小时多穿过城市到市图书馆的阅览室里去看杂志，特别是复旦大学办的「学习与批判」杂志，因与四人帮的瓜葛很有影响。因为常看这份杂志，影响了我高考的学校选择和今后的职业生涯轨迹。妈妈想帮我订一份，但一直没有名额，直到有医院里一位病号帮忙，把一个退订后空出的名额给了妈妈；但刚订到，四人帮倒台，这份杂志也停刊了。因为订不上『学习与批判』，妈妈帮我订了一份『北京大学学报』，还记得收到的第一期上有着“梁效”的文章。那是1975-76年期间。
到农村插队，入境随俗，我开始看“农业学大寨”的期刊。妈妈还定期把家里订阅的《参考消息》寄到我的农村住址。在一天田间劳作后，为了不影响其他知青的休息，晚上来到厨房掌灯夜读，还做读书笔记，写心得体会。记得，还模仿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写评中东石油危机、美苏争霸等评论。在农村一个破旧厨房昏暗灯光下，居然还有心放眼世界，回想起来还感叹不已。其实，那时没有大学招生，高中毕业已经是最高学位了。读书没有任何功利目的，就是本能的喜欢。
上了大学，就整天和书打交道了。那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图书匮乏，人人求书。文革期间封冻的图书，一本本解放，一本本开始印刷出版，出现在书店里。书店前常常排起长队；人们一见先不问卖什么书，马上就跟着排了起来。而且有时还没有排到就告罄。有一次在校园里看到书店门口排了长队，就不由分说排了起来，轮到我时，只有《镜花缘》和《战争风云》两种，而且只能两者选一，就这样买了《战争风云》。
我是性情中人，逛书店成为调节生活、情绪的极好机能。碰到欣喜之事，到书店买书犒劳自己；烦心时到书店去静心凝思；繁忙时到书店休闲一下；百无聊赖时，书店是消耗时间的最好去处。买书也是这样。有时，一本书会拿起又放下，数次如此；性情冲动时，也会饥不择食般一次抱会一大堆书。曾经仅仅因为一本书的书名而决定购买的，如 The size of the thought （思想的尺寸）；How Institutions think （制度是如何思维的）——一本我极喜欢的书，但当时我从未听说过作者的姓名。但也曾经因为其他原因儿拒绝购买即便是自己喜欢内容的图书。特别讨厌那些在页面空白处印上俗气的图画和色彩，一股脂粉气亵渎图书的清明。也不喜欢所谓丛书——书籍本是作者的化身（至少是一部分），但把一些毫无关系的书名套在一起，就像让所有人都穿上一样衣服，贴上同样标签一样，使得图书失去个性。好的书籍像美酒、像智者，阅读时的感受，正像一本书名所说的那样，是“美的历程”。但有些书像一杯白开水，喝下去没有留下任何感觉，有些书读来有侮辱读者智力之嫌。在我的书架上有一栏为“有待处理的书籍（或曰‘上当受骗’栏）”，是特意为这类书设置的。
几次买书的疯狂期正是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特别是读研期间。2000年来，开始中文写作，于是又买了大量的中文书籍。读研期间，我按照电话黄页的书店指南，按图索骥，驱车把方圆几十英里的大小新旧书店都跑遍了，在驱车1小时的一个大学城有一个非常好的旧书店，我每过一段时间便过去看看。去的太频繁了，我经常光顾的书架上的图书稍有变动都可以马上注意到。在这个书店我买了大量书籍。毕业离开此地时，我要处理书籍，曾经装了两个纸箱，搬到这个书店出卖，其中大多都是当年从这里买来的。不料，书店不收。我懒得另寻买主，索性把这两箱书籍免费留给书店了。
买书经历中，在伦敦购买悲惨世界（上册）的经历至今历历在目。1998年，在巴黎郊区的欧洲国际工商学院度过了半年的学术假。苦于没有闲书可读，在校园的小书店里买了一本悲惨世界（下册），上大学时读过中文版，印象最深的是雨果的大段说教，当时没有耐心读下去。不料这次读英文版，其情节、议论都深深感染了我。记得在租来公寓里依床阅读，读到冉阿让晚年为亲人误解在贫困中去世时，竟泪流不止，索性放下图书放声大哭一番，当时情景至今仍然难以忘怀。买书时只有下册，没有上册，后来到巴黎的多家英文书店也没有找到上册。其实，悲惨世界的版本繁多，只是当时有一个死心眼，一心只想买到自己读到下册的那个版本的上册。
后来去了伦敦，终于来到英语世界。来到伦敦的书店林立的图书街－Charing Cross Road。与以往和家人出门的情形相似，和妻子约好见面的时间，我开始了逛书店的愉快时光，买到悲惨世界的上册版本是这次任务之一。首先来到一家最大的书店，东转西看，来到经典文学作品书架，有好几个版本的悲惨世界，但却偏偏没有我所寻觅的那个版本；在浏览图书的不长时间里，居然听到几位顾客在不远的售书柜台前询问有关诗集的问题。心中不禁感叹，这年头居然还有如此多的人读诗，可见伦敦的文化氛围之浓郁。又逛了几家书店，但仍然没有找到悲惨世界的那个版，眼看所剩时间不多了，心中不禁开始发慌了，难道居然要空手而归吗？于是顾不上浏览其他图书，只有一个目标——寻找那本悲惨世界。在这条图书街上上下小跑着，有点像病急乱投医似的，慌不择路地逐门拜访大小书店，已经没有心情来享受浏览图书以求“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惊喜感受，甚至顾不上仔细寻觅经典文学作品的书柜，直接找到店员询问。一家书店店员抱歉道，本店没有，但建议我到几个门面以后一家旧书店看看。于是跳过中间的几家铺面，来到那里询问，但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店员指点我到地下室一层的书架上看看。下了楼忐忑不安地来到书架前，弓腰半蹲地查看着，突然一个熟悉的图书书脊颜色跳入眼帘，抽出一看，正是我在寻找的版本，而且正是上册。心中一阵激动，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整个世界突然消失了，只剩下我和这个本书存在了……
曾碰到这样一位女孩子，她来到一位博士家里整理书籍时，居然按照图书封面的颜色来排列组合书架上的书籍。记得后来给一位美国同事讲起这个故事时，她惊诧了一会儿才说道，听说过许多关于排列书架的荒诞故事，但这样的故事还是第一次听到。
可见，书对于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意义。谚语说，从一个人的朋友之交可见其人；我以为，从一个人与书的关系可见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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