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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雪光专栏|读《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的心态》
Liang Chii 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 by Joseph R. Levens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出现的伟大政治家和学者。列文森借梁启超研究要回答的问题，也是梁启超的中心问题：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应该）如何相处？在近代，中西文明接触的大门是被迫打开的，中国历史上盛行的“天下”观因此受到极大冲击。梁启超那一代人因此走上了寻求答案的坎坷道路。
毫不夸张地说，在梁启超时代百年之后，今天的我们似乎仍然在试图回答同一个问题。
梁启超的三阶段
这本著作的结构颇具匠心。作者将梁启超的思想演变分为三个阶段，书的结构也相应地分为三个部分：每部分两章，前一章为生平叙述；后一章讨论其思想脉络。
列文森提出，梁启超的思想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虽然阶段不同，但其核心都是如何处理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
在第一阶段（1873-1898），梁启超持“儒教与西方文明一致”的见解，认为西学的先进思想早已寓于在儒教之中，两者并不矛盾，只是这些先进思想在中国经学史中被淹没扭曲，有待从儒学教义中发掘出来。其证据之一是儒教的“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三世说”。梁启超认为，三世说与进化论的历史观吻合，即西方的进化论的历史演进观点在孔子那里早已提出。
第二阶段（1898-1911），是梁启超流亡日本，旅行西方的时期。依作者说法，在这一阶段，梁启超“与自己的过去决裂了”。他冲破传统束缚，从前一阶段力主回归文本（儒教真义）的立场转而倡导“解放思想”的主张。当然，这一突破来自对欧洲历史的再解释。梁启超认识到，欧洲的先进不是与世俱来，而是来自冲破其自身的旧传统。以此逻辑，中国正如欧洲一般，走出中世纪，进入复兴阶段。中国的进步亦是冲破自身传统，中国的历史轨迹并没有因此被贬低。换言之，西方所经历的并不是西方道路，而是人类共享的进化道路。中国也可以走上这样一条道路。不是东方西方的对比，而是进步与停滞间的关系。在梁启超的笔下，三世说不再是中国文化的辩护说辞，只是儒教的一个说法。
第三阶段（1912-1929）。民国初立，新的国家、新的希望；与此同时，一战与西方的悲观主义思潮替代了达尔文主义，导致梁启超对西方文明产生了深深怀疑。在这个阶段，梁启超从文化主义转变到国家主义，走向回归传统的轨迹。他提出了与当年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器”相近的见解，即西方文明体现在技术上，而中国文明体现在精神上。梁启超区别了两个比较：在技术上，中国落后于西方，那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比较；但在价值上，中国优于西方。技术差距是可以改变的，但价值高低，是不容改变的。
在作者笔下，梁启超的持续关注点是避免使得中国文化沾染上失败的污点。而他的思想演变的不同阶段则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演变过程。
两种合理化过程梁启超的思想历程为作者提供了一个认识近代中国心态的切入点。文中的追溯提出了两种不同的合理化（或曰理性化？）过程。从梁启超的思想演化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向后看”，向“祖宗”讨说法的思想定势。这可以说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鲜明特点。即使改革也必须托古改制，辉煌历史之复兴。梁启超本人在第二阶段也看到了这一点：“中国思想之痼疾，确在‘好依傍’与名实混淆。… 康有为之大同，空前独创，而必自谓出孔子。… 此病根不拔，则思想终无独立自由之望。”（126）但他并没有能够跳出这一窠臼。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来描述历史中国的理性化/合理化过程：一切变革向祖宗寻找依据，以祖宗的名义实施之。结果是，变革一方面在具体层面上推陈出新，但同时强化固有观念。于是，新的变革反而强化了固有观念。（在这一点上颇有些像西方当代社会中情形，即各种争论在具体问题上针锋相对（如堕胎、不平等渊源），但都在类似的基本原则上寻找立论基础（基本权利）
然而，梁启超所处时代的时间观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进化论、进步论成为主导思想。韦伯提出，西方理性化过程，是一个“去魅化”的理性进步过程。在本书的结尾部分，作者特别讨论了梁启超与同时代的共产主义者间的关系，指出，西方兴起的共产主义者对西方文明/资本主义的批评，在学理上帮助传统主义者捍卫中国文化，但在心理上帮助非传统者抛弃它。梁启超接受共产主义者对西方的批评（symbol），但不接受其目标主张（substance）。而中国年轻一代的共产主义者接受这些批评也接受其目标主张，认为如此可以造就一个崭新的中国。
如此，梁启超没有跳出中国传统的思维定势，还在循环时间观中寻找妥协，而他的同时代人，特别是青年人，包括共产主义者，正拥抱新的历史观。梁启超向后看，共产主义者向前看。也正因为此，第三阶段的梁启超虽然与青年人在求索道路上同行一段时间，但最终渐行渐远，历史背他而去。
在作者看来，梁启超在不同阶段的不同变化，反映了主人公针对同一问题的苦苦思索，在不同情形下的不同答案；而他的同时代人特别是他的反对者也在试图回答同一问题，提出他们的不同答案。如果我们把握了这个问题，也就把握了认识梁启超和那个时代的钥匙。
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将列文森的话稍加改动的话，这个中心问题是，在中国文化受到西方严重挑战的情形下，如何和西方保持对等关系？
列文森的视角列文森直言，他着眼于梁启超，但其关注点是通过梁启超的求索演变，以及他的同时代人特别是他的反对者之间的讨论和争执，来认识近代中国的心态。正是在这一思路上，列文森展示了他的独到眼光和深刻见解。也涉及到了解释学的棱镜折射出多重人物和色彩：共产主义者，胡适、实质与象征、新与旧、传统与变迁，中与西、真与假……
毋庸多言，列文森以自己特有的角度看待梁启超以及近代中国心态，包括其思维定势和纠结。这一独特角度的意义与其说是有利于捕捉到“真相“，毋宁说是从一个角度帮助我们摆脱“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困境。
列文森注意到中西文化看待传统的不同角度。例如，对于十九世纪的英国人来说，传统永远与自己同在。无论倡导变迁或者对传统的批判，都不意味与过去断裂。而在中国，如果批判传统，就意味着否定中国；拥护传统则意味着一种抵制变迁的强大冲动。对于中国来说，一旦它不再处于近代前的状态中，就不会再是中国式的中国了。所以，梁启超以民族利益动力推动变迁，则不得不与传统决裂。然而，这一动力又导致了他最终从民族主义轨迹上回归到拥戴过去。
读下来的一个感慨是，自近代以来，对中国文化的评价， 一直是在与西方文化的互动中，以西方为参照框架来进行的，梁启超如此，列文森如此。今天的本土化与国际化之争，可以说仍然在这个框架里进行。今天的我们，仍然面临梁启超的问题：舶来品的马列主义，与中国传统儒教如何共处？列文森在他的后一部作品《儒教中国及其在当代的命运》中对这个问题做了并不成功的回答尝试。
列文森提出，在梁启超的思想充满了内在矛盾，一直处于历史与价值（history& value） 或曰情感与理智之间的紧张纠结中。人们生活在现实生活中，是历史进程的一部分，与我们的情感相关联；人们又有来自比较角度的价值判断。这两者间又可能是冲突的，在梁启超身上正是如此。他在情感上与中国历史文化息息相关，但在价值上又有着不同的判断。他一直在两者间的矛盾紧张中寻找出路，力图加以调和妥协。在民族强盛时，历史与价值是吻合一致的；在民族衰落危机时，两者分离紧张。1919年后，两者在梁启超那里又统一起来，因为那个时代目睹了“西方的衰落”。
历史与价值，情感与理智，这是一切有思想的人们需要不断面对和处理的内在紧张和矛盾，尤其是在一个巨变的时代；过去如此，今天仍然如此。
最后说一句。列文森这本书需要一个新的中译本。阅读期间托朋友找到1980年代的中译本读了一下。翻译颇有力不从心之感，没有传递作者的文笔风格，基本意思亦多有误译；但在还原古文和一些词语参考方面尚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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