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人类学专题之四】彭兆荣|“我思故物在”：作为殖民遗产的滇越铁路

“我思故物在”：作为殖民遗产的滇越铁路

                    彭兆荣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一

“物”（物质）是宇宙构造的创生原素和存在，同时也是一种思辨：即“思”之于“物”的自然逻辑以及由此延伸出对自然的认知规律，钱钟书在《管维编》中说：“思辨之当然(Laws ofthought)，出于事物之必然(Laws of things)，物格知至，斯所以百虑一致，殊途同归耳。……心之当然，本乎理之当然，而理之当然，本乎物之必然，亦即合乎物之本然。”[1]简之：“我思故物在”。

人类的认识首先导源于对自然文化(culture)之道体悟和理解肇于、源于自然(nature)之道。是为辩证唯物主义之要理。物是具体，又是抽象，其“象”与“脉”互相通融。威廉姆斯在《关键词》中对物质做了大致的勾勒：1，广泛地指称所有生命和非生命的物质材料(substance)所表现的事情(thing)；2，包括各种对事物的成因和演变的解释、判断以及社会活动；3，人类有目的的物质生产和获得的实践活动。[2]物质的这些存在特质与表现特征并非泾渭分明，而是相互交融。就意义而言，物包含着物像(physical presence)的意义和物作为符号(semiotics of object)的隐喻意义。相对而言，物像的意义比较稳定，而符号的隐喻意义不仅可能多样，而且处于变化之中。对物的不同的认知也会产生不同的理解：马克思主义主张唯物主义，结构主义关注物的内部结构和普世价值，性别研究关心物在历史上之于不同的社会性别所表现出的个性和差异，而现象学则侧重于探询事物的存在和表象关系。

中国文化对物有独特的理解，表现在以形之“象”及至理之“脉”；以“形”之态而达体之“义”。甲骨文“物”作　，从牛作。《说文》：“万物也……从牛。勿声。”又：“物，万物也。牛为大物，天地之数，起于牵牛，故从牛，勿声。”按：“物”之本意为杂毛牛。[清]段玉裁注：物，万物也。牛为大物。牛为物之大者，故物从牛。与此同义。天地之数起于牵牛。原象曰周人以斗牵牛为纪首。命曰星纪。自周而上日月之行不起于斗，牵牛也。《诗·小雅·无羊》：“三十维物，尔牲则具。”（三十维物：三十头不同毛色的牛。）综上可引申：客观存在的物体，东西；自己以外的人或自己相对的环境和选择，观察等。《词源》中“物”的意思延及八种，可参阅近人王国维观堂集林六释物。不赘述。

人类对物并非只满足简单工具层面的功能需求，而是重视对物的认知性前提和实践性逻辑。如果说象征是人类最重要的、最具标志性的、区别于其他动物种类的表述方式的话，即人类通过象征符号以确认和区隔与其他物种的差异，那么“器物象征”(symbol-vehicle)和“物质表达”(objective expression)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人类赖以在文明的定义中说明自我的一种专属性符号系统。符号化器物有些由人刻意安排，有些并不是，因为它本身就已经具备了历史意义上的社会符码价值。这些错综复杂的社会符码不断地向人们释放着复合性信息，人们根据自身所处的社会语境重新对它们进行撷取和分析。

人类对于物的研究和争论从未曾停止过，不管是借助于物及其分类来认知世界，还努力摆脱物的奴役来达到“此在”的诗意栖居；不管是用发源于物而又作用于物的技术来试图科学的改变世界，还是在对技术主义所造成的异化的反思中对物的知识进行话语的解析和权力的批判，物始终存在于人的视野，并作为一个“非人”（non-human）的“他者”，成为“人”审视和认知自我的“镜像”[3]。作为一个语言符号，“物”具有其任意性，[4]从哲学的角度来讲，“物”的所指范围极广，但在具体的研究领域，“物”的所指还是会在学科的范围内达到一种共识。本文所谈之物，是指客体之物、有形之物，并从人类学的研究视野，探讨物及在当代过热的遗产运动中所展开的叙事行为。

物的本相与物的交换一直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题目。“物”作为一种存在，首先具有“能指”(signifier)——事物的物质构成，并由此引伸出的所谓“所指”(signified)——概念和意义。这里存在着两个基本的表述关系：即事物的客观形态和人的主观认识；两者并置于同一个存在性表述之中。物在不同领域中的特殊指喻，比如在经济学中，物既可以是“商品”，也可以指“货物”。前者偏向于指示交换中的客观关系；而后者则主要概括主观的特点。[5]不过，人类学家并不赞同将礼物的交换和商品的交易截然分为绝对对立形态，而把二者视为同一关系谱系中的两个终端。[6]一当物成为商品，就意味着它要进入流通领域，通过交通领域中的交换以表现出社会“公认”的，以货币体现其价值。然而，商品的交换以及商品的物质存在并非只是形式上的功能性交换，其中包括更加广泛意义上的价值，所以，“价值是政治学”(value is politics)。[7]它们是交融的，也是对峙的——“话语”(words)与“事物”(things)的二元关系。物的交换是人类学研究异文化社会的重要论题，它不仅涉及到特定的物从一个社会到另一个社会的运动过程，虽然在物的流动过程中并非完全表现出具体个人的利益趋使，更多的却是代表着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8]

早期最有影响的人类学家当属莫斯，其代表作《礼物》（有学者译为“馈赠”）对传统社会中的物）——礼物的交换与关系进行了研究，他的研究甚至可以说在物的交换方面奠定人类学研究的基础，对后来的人类学家，包括拉德克利夫-布朗(Radcliffe-Brown)、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埃文斯-普里查德(Evans-Pritchard)、费斯(Firth)、尼德汉姆(Needham)、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杜蒙（Dumont）、萨林斯(Sahlins)、古德利尔((Godelier)、格雷戈里（Gregory）、麦克柯马克(MacCormack)以及经济人类学家波拉尼(Polanyi)等都有深刻的影响。

在莫斯那里所形成的人类学对物的研究基调是从物的交换和展示等表现形式入手，超出了经济交换的简单关系，深入到社会内部的整体关系中去分析物在交换中的意义并形成了人类学对礼物研究的向个“原点”：1，最有代表性的是他的所谓“整体性的馈赠原则”。在这个基本的原则中，提出三个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的“义务”，即给予、接受和回赠这样一个三阶段的“演进图式”和礼物交换的互惠原则，[9]并成为人类学在后来讨论相关问题时的“原点”。比如萨林斯后来就在此基础上更为细致地提出了礼物交换的三种互惠类型：交换的一般互惠，均衡互惠和否定性互惠。[10]2，把物的交换与“灵”、“精神”联系在一起，被莫斯用于解释为一种礼物交流中的特殊传媒力量；比如波利尼西亚的“奥”(hau)——“礼物之灵”(the spirit of the gift)。[11]以“奥”为例的民族志解释不仅使之成为一个经典的人类学特色话题（比如在经济学对物的研究是不会介入这样的讨论的），成为许多人类学家关注一种特殊的对象（详后），它也把物（礼物）引导到了超越物的经济形态而深入到了人的精神领域和社会结构内部。3，深入到社会对“物的交换”的“超物”和“超越市场”形态；[12]更为重要的是，把礼物交换中的非计量性的诸如“声望”、“荣誉”、“权力”等性质加以重点的呈现，与同时代的马林诺夫斯基特罗布里安岛的库拉（Kula），即“物”背后的“声望”的交换进行“对话式”的讨论。他以波利尼西亚的民族志材料为依据，认为原始社会并不存在纯粹的“自然经济”，库克船长笔下的波利尼西来社会中的“物物交易”只是交换中的一种，且与自然经济的原则有很大的出入。[13]4，通过礼物的交换形态衍生出了对其他交换因素和形态，如亲属关系的交换，婚姻的交换以及社会关系的交换等。[14]

                               二

“遗产”的原义可以简约为“遗物性存在”，即从死去的祖先那里继承来的东西。在历史语境的变化中，它又延伸出许多意义，主要有：

第一，作为过去遗存物质的同义词，除了在家族、家庭、宗教团体和人群共同体内部延续以外，也被作为民间收藏的对象。自从历史进入民族国家阶段，一些代表性的历史遗物、文物被选择作为国家的标志；由国家出面、出资建立博物馆成了许多民族国家的一种象征和符号。

第二，遗产作为特殊的历史存续和历史记忆已经从原来的“私产”转为“私产-公产”并行的时代。同时，作为公共遗存，原来的私有财产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像建筑群、地点、场所、空间等都成为物质实体。“我思故我在”不仅说明个人记忆与个人遗产的关系，还说明集体记忆、民族记忆与个人、集体和国家的遗产关系。

第三，物质的遗续保留着遗产的继承原则，技术和技艺也进入到了对遗产、遗物的保护和保留范围，尤其对于“无形遗产”(intangible heritage)，更是要将传承和传承人的保护当作重要的关系对象。换言之，物质不仅作为过去的有形实体，更延伸到所累积的无形文化领域。由于这些遗产与特定群体的文化结合为一体，世界不同地区许多原住民都在不同程度上争取他们的部落独立，要求少一点制度性而是以文化的认同获得对口传故事、手艺、歌谣、舞蹈等独特性和多样性。

第四，遗产与遗物已经从人类传统观念和行为扩大到人类以外的其他物种之上。出现了“景观遗产”（包括自然和文化景观）和“动植物遗产”，遗产对人类产物手工品的覆盖已经成功扩展到自然环境的整个或部分因素。北美正逐渐普遍的确认、标明和记录一些对特定物种的特别保护的关注，例如英国有“遗产树”，美国有“遗产鱼”等。

第五，今天，历史已进入到所谓的“新遗产时代”，商业渗透到遗产的各个领域，可归于有遗产成分的买卖商品和服务性的“遗产产业”，它与现代大众旅游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旅游手工艺品充斥着世界各旅游景区和景点。 34 43707 34 15287 0 0 2888 0 0:00:15 0:00:05 0:00:10 2994中不少都是遗产产品（虽然是新制作的），但因为这些物品也被视为与独特的地区或独特的群体的“特殊物”。

从物质的研究角度而言，物不仅贯穿在作为“特殊物”的文化产生和文化实践过程，也包含着生成的历史语境和政治话语的过程。芭芭拉·科什布拉特-吉姆布赖特对于“物”的概念贯穿于整个文化实践过程中（从物质的到非物质的）的实质有着十分透彻的见解。从零碎的物质的收集与展示，到无形文化形式的展演，再到整个人类日常生活的舞台化，物的操控的模式始终是人类社会文化生活的话语机制。[15]当遗产作为一种知识话语开始在社会舞台上展示其操控权力时，文化遗产也获得了一种“物化”的能力，并用这种机制来实现其话语权力。

在物的权力话语的表述范式中，一种特殊的遗产，即殖民工业遗产代表着殖民时代历史语境下的“物语叙事”。它不独与殖民主义的扩张并行，也与文化帝国主义的权力共谋。滇越铁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作为近代中国西南第一条铁路，它有着自己的历史，这个历史早已超越了人类研究中的地方史范畴，而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写入同一章节。我们似已习惯从历史的读本中了解近代中国的国门如何被西方强人用炮舰从海边打；熟不知，在西南边陲也被凿开了一个缺口。一条铁路穿入西南的腹地，深入465公里。滇越铁路是法国人修筑的“远东样本”。就历史而言，西方的工业成了殖民目标的工具性先驱。这就是此类历史遗产的历史真实和历史逻辑。

众所周知，在殖民时代，法国殖民者试图通过滇越铁路打通进入中国的门户，把殖民势力扩张到这个东方大国。云南地处印度支那的联接带，印度支那在很长的历史时段里是法国殖民的范围。随着资本主义商业发展的需要，欧洲人开始觊觎中国，近代以降，随着国势衰弱，战争的失败，中国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从西方殖民者觊觎的对象逐渐成了事实上殖民和掠夺的对象。滇越铁路就是这样的大背景下演绎的一段西南边疆的“中国历史”。

霍布斯鲍姆的研究表明，在资本主义向外扩张的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很大一部分资金洪流流入了殖民地，并且大部分资金（1913年时为76％）投在了铁路和公共事业上公债之上。[16]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成为西方帝国列强殖民对象，成为半殖民国家，之所以是半殖民地是因为中国没有成为一个西方列强的独有的“完全殖民地”，西方帝国与中国既合作又竞争，形成殖民主体的多元性，殖民内容的多层次性。地处西南边陲的云南，则主要是英、法殖民竞争的场域。法国陆续与清政府签订了《中法会议简明条约》（1884年12月）、《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十款》（1885年6月）、《中法续议商务条约》（1887年6月）、《续商务专条附章》（1895年6月）、《中法滇越铁路章程》（1903年10月）等条约章程，在云南获得通商、开关、修路等特权。

近代以降，英、法两个老牌的殖民帝国先后根据不平等条约在云南开设各种开放各类口岸。蒙自是其中最早的之一，根据光绪13年（1887年）《中法条约》，于光绪15年（1889年）7月28日设蒙自关。光绪23年（1897年）6月2日在河口设分关。因此，法国修建滇越铁路也就超越了单纯的交通运输的目的，而是一个西方殖民的政治决策，即以越南为侵入中国南大门的门户，以期以此为桥头堡深入到中国的腹地。曾经在云南的法国殖民官戈蒂叶勒蒙(G·Courtellement)公开宣称：“让我们有一个进入中国的大门！”他的计划是：在云南建立根据地，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上全面对扩张法国在亚洲的殖民势力。依据计划，滇越铁路修通后，他们可以从云南进入四川和西藏。湄公河流域就这样进入到他们庞大的殖民计划之中。

殖民时代的铁路遗产是西方工业发展的先驱，作为一种“物质”，对它解读一直未竞其理。铁路首先是西方工业产业的重要证物，它与蒸汽机的发明相生相伴。是人类社会的伟大发明，对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推动作用。同时，铁路也是一个与殖民时代并行的相伴物，西方殖民者对广大殖民地国家进行掠夺的物质基础和物质手段。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里曾经做这样的判断：“不列颠的蒸汽和不列颠的科学在印度斯坦全境把农业和手的结合彻底摧毁了。”[17]铁路在印度成了现代工业的先驱。而这一切都与赤裸裸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如果说，欧洲的工业革命与蒸汽机的使用存在着一个技术创新的先导的话，那么，“蒸汽机”的推动作用不独于通过铁路、轮船等交通工具开通了到达殖民地国家的通道，它更是一个殖民的物质和技术符号。在这里，铁路成了殖民主义的一种话语。当西方的铁轨铺设到了中国的西南边陲，它便成了“天下观”之华夏中心的政治地理学与欧洲的“世界”中心之“他者化”物质符号的结合体；而西南正是在两个“他者”（华夏中心的“他者”和西方殖民主义“他者的他者”）之间上演了一段耐人寻味的历史剧。

民族、民族国家、民族主义是近代世界最重要的历史现象，因为以民族的名义、以民族国家的想象，以民族主义的力量推翻了世界上任何代表封建制度、封建政治的王朝、贵族专制。民族的历史在西方学者眼中不仅具有世界的同一性，而且表现为发展中的单一性。而印裔美国学者杜赞奇不同意西方这种简单的观点，认为像中国和印度却不一样，是“复线的历史”，也叫“复杂的历史”，即像中国、印度这样复杂的文明体制即使在近代民族主义的发生、发展和影响下，它们的延续和变化也是沿着分叉的方向扩散到时间与空间中。[18]滇越铁路可以是中国近代的一段历史，是帝国边陲历史，也是殖民主义世界霸权的物质化表达。它既单纯又复杂，单纯者，只是一条铁路而已；复杂者，这一条路足以反映和印证历史的复杂性。

                     三

殖民主义从扩张到对殖民地国家和地区的统治形成了一种世界性的权力范式。具体而言，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殖民国家势力介入到其它国家的领土及人民中间对其进行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统治。早期的殖民主义，主要表现在以领土扩张、人口奴役、财富掠夺为目的，对其它地区进行残暴、血腥的殖民统治与控制，而现代殖民主义则表现为在工业化进程中，为在最大程度上获取商业经济利益而控制他处，以获取原料、商品、劳务、市场等经济要素为目标。无论何种形态，工业革命及其产物铁路充当了资本主义国家对其他弱小国家实施经济殖民统治的推进器角色，促进和深化了现代性在这些国家发生发展的速度和程度，也扩大了资本主义国家同其他传统农耕国家之间的实力差距。在这里，铁路的历史事实(historical fact)掩喻着一个真实性(authenticity)，其中包括作为物质的铁路如何践行作为殖民化隐喻的巨大的权力叙事。

法国早期的殖民主义扩张，是通过传教士、探险家及商人的先期探查，至1830年至1870年期间，又获取了对阿尔及利亚以及后来成为印度支那（柬埔寨、老挝、越南）的部分地区的殖民统治权，到1914年，法国的殖民统治达到了高峰期，当时的法国控制了世界上400万平方公里面积和6000万人口。[19]在殖民地修建交通设施以期进行长期控制，在此背景之下修建的滇越铁路，正是法国进行殖民统治与控制的工具。法国投资修建滇越铁路滇段，看中的是云南丰富的矿产资源。法国矿物总工程师勒克莱（Leclere）在对云南的考察报告中提到：应该看到云南是一个矿藏极为丰富的蕴藏地。……看到这些富有魅力的迷人远景，应该认识到这465公里的庞大勘测工程的意义。”“铁道，看来并不是从一片荒芜的不毛之地上穿过，云南境内也并非是一个没有矿藏的地区。”1901年8月10日，滇越铁路法国公司（CompagnieFrancoise des Chemins de Fer deL’Indo-China et duYunnan）在巴黎正式成立，同年，该公司与印度支那铁路建筑公司缔结合同，以9500万法郎修建滇越铁路云南段。通车后，法国通过牢牢控制滇越铁路的运输权和管理权，掠夺了云南大量的矿产资源，同时倾销自己的过剩商品获取高额利润。

据《建国前滇越铁路修建史料》估算，法殖民主义者通过滇越铁路共掠走云南锡矿234 242吨，价值达23 984万两白银。1916年-1923年，铁路的营运利润总额高到3019万法郎。一方面，殖民时代的滇越铁路对云南乃至西南来说都是一场殖民劫难。另一方面，滇越铁路毕竟是工业革命的物质和技术先导，对当地的工业、商业、科技、文化、思想观念均产生了巨大影响。工业方面，通过滇越铁路，国民党政府所属各矿场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后相继西移，包括中央机器厂、炼铜厂、电工器材厂、发电厂、光学厂、兵工厂、化工厂等，另外，通过滇越铁运输设备，新组建了滇北公司、明良煤矿、宣明煤矿、安宁钢铁厂、电气炼钢厂等；商业方面，滇越铁路的开通，促使了昆明商贸的繁荣，各经营进出口贸易的商帮大量出现，如迤西帮、昭通帮、临安帮、蒙弥帮等，他们通过进口棉丝、布匹，出口生丝、茶叶等买卖，盈利颇丰，这些商帮的贸易活动，转变了人们以往的经营方式和观念意识，使得商业资本出现空前活跃繁盛的景象；农业方面，滇越铁路刺激了农产品商品率的提高，每年输往个旧、蒙自的大米58万担，油1.24万斤，农产品交换扩大，商品化程度加深，一些农村出现了专业化经济作物的生产和经营，如滇中一些地区形成了专门的甘蔗种植区；金融方面，滇越铁路的开通营运，促进了金融市场的日益活跃，除原有的钱庄票号外，先后出现了大清银行云南分行、富滇银行、殖边银行、个碧铁路银行等十多家国内银行以及国外的法国东方汇理银行、中法实业银行等，全国各地及国外货币在市场上流通，存放款、汇兑、兑换等业务全面展开。

科技方面，当时各种生产效率高的机器设备通过滇越铁路运往云南，当时，云南出现的以个旧锡务公司、昆明耀龙电灯股份有限公司为代表的40余家工业企业，所用设备大都通过滇越铁路从法国、英国、德国、美国、瑞士进口。1922年，云南航空处成立，由法国购入航空器材，经滇越铁路运进云南，1925年，云南交通司由越南购入的美国福特牌货车、压路机以及法国雷诺牌轿车都是通过滇越铁路入滇。另外，不少技术专业人才也是通过滇越铁路进入云南，如通过周子静传授电炉炼钢技术，云南办起了炼钢厂，造纸、水泥等工业技术相继通过滇越铁路传入云南，使云丰造纸厂、华新水泥公司应运而生。思想观念方面，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和观念、包括《资本论》通过滇越铁路传入云南，抗战期间，北大、清华、南开大学迁入昆明，合并为西南联大，许多师生通过滇越铁路入滇。社会生活习俗方面，铁路带来了法式建筑的医院、教堂、商店住宅，汽车、电话、电灯、自来水进入人们的生活，看电影、喝咖啡、跳交谊舞日渐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的一种方式，“自滇越铁路通车后，奢侈的风气一天天普遍，消费水准一天天提高”,“昆明服饰逐渐领导了时尚”。[20]在此过程中，滇越铁路扮演了一条新思想、新观念、新技术、新方法、新生活的传输要道角色，给云南的社会文化带来了巨大的变迁和影响。

滇越铁路（中国境内）从1903年10月开工到1910年4月全线通车，通车后，一种新的交通（包括物质交流和文化交流）线在西南边陲展开，城市兴起。以滇越线的开远市为例，她不仅是这条铁路“开”出来的城市，而且成了中间枢纽。商旅业崛起，城外落云庄逐步开发，形成了新的商业街，清末民初，县城内外住家千余户，其中工商户70余家。民国九年（1920），汉武路（今东风路东段）较大商号及客栈有三达公司（水油号）、乾泰祥（盐号），悦来栈、元盛祥、原丰号、天德货仓、华丰栈第一楼、大安旅馆、同义公、太花春、番菜旅馆、同心利等。民国20年，城区工商业共有171户，各类铺店108处。民国29年（1940），城区商户230家，从业人员640多人。[21]贸易的发展，使得开远地区的农贸产品部分的转化为商品，有了专门的商品销售商行和商品生产单位，如旅店业、炭木业、医药业、杂货业、切烟业、肉业、酒业、成衣业、面粉业等。滇越铁路本身就是法国现代工业中铁路产业的产物，有着自身完备的现代工业运营模式，而其在云南的运行，一方面使得的西方的工业文明在云南传播，另一方面也云南边缘社会的工业发展起到模式化的经验借鉴作用。随着滇越铁路的运行，开远于民国5年（1916）通明公司成立，开始机器化生产的先河；民国32年（1943），南桥水电站建成供电，电石厂、机制白糖厂、碾米厂等相继启动，使得开远地方工业有了新的发展。

值得我们重视的是，西方殖民主义“物质-技术-资本输出”原本是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的混合产物，当它向东方扩张时，除了人们所认识到了政治地理学的世界霸权外，还有两个情况往往被人们所忽视：1，殖民主义扩张包含着一种“物的权力结构”。换言之，物超越了物的本身，而成为政治权力的替代物。我国近代的一些足以引起重要的社会变革观念中，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认识就是“物不如人”，而西方“列强”之因是其“船坚炮利”；“船坚炮利”成了“西方列强”的代名词。而所谓的“洋务政治”等一个最为重要的历史表述就是“洋物政策”。但是，“洋物”只是西方社会结构的所产生的结果，而非原因。2，物的工具性功能。殖民主义的世界性扩张带动了文化价值上的“工具论”趋势，并使之成为“文明/野蛮”的区分原则。物的功能和效率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表征和表述。西方“文明国家”的蒸气机车代表着“物质技术”的先导。这种物质技术的价值引导甚至在今天仍是世界范围“工具论”的真实反映。

对于铁路自身来说，它事实上完成了从物（object）到事物（things）的转变，作为殖民之物，滇越铁路成为中华帝国半殖民性质的一个表征符号，一方面意味着主权部分的缺失，另一方面它又带来了新的工具文明。

人类学对物的民族志研究是对民族志传统范式的一种反思。物原本是民族志的研究对象，然而人类学对物的研究，也会产生对物的制造行为。“民族志所生之物，便是民族志所考之物。”（Ethnographic artifacts areobjects of ethnography.）[22]无论民族志对物的叙事是文字的还是展示于民族志博物馆的，无论物的历史记忆还是物的遗产认同，无论是物的“发明”还是物的“话语”，都是民族志的表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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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钱钟书《管维编》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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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Sahlins, M. Stone Age Economics.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1972. pp.19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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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Mauss, M. The Gift.  Trans. By W.D.Halls.  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1990.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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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Kirshenblatt-Gimblett, Barbara (ed.), Destination Culture: Tourism, Museums andHerit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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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5页。

[18] [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王宪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19] Havey,D.J. French Empire. Academic American Encyclopedia. Princeton, NJ:Arete, Volume8,pp.309-310.

[20]以上资料收集自云南铁路博物馆展馆内资料；邵学群：“滇越铁路百年随想”，载《社会主义学报》，2004年，第一期，作者系昆明铁路局档案馆馆员。

[21]云南省开远市志编纂委员会编《开远市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63-264页。

[22] Kirshenblatt-Gimblett, Barbara (ed.), Destination Culture: Tourism, Museums andHerit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p. 17.

作者简介：      

彭兆荣，1956年出生，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厦门大学人类学系主任兼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厦门大学旅游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类学学会副秘书长，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大学特聘项目博士生指导教授，四川大学文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教授。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人与生物圈(MAB)中国委员会委员",曾经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遗产专家委员会参加"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缔约国政府间特别会议"，审议"非物质文化遗产遴选标准草案"工作。主持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评选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项目之一泉州"南音"向联合国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代表名录的项目工作。

文章来源：本专题文章均转自陈刚主编《应用人类学最新发展和在中国的实践文集》，所有版权归属原作者和原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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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及作者简介：

《应用人类学最新发展和在中国的实践文集》

作者： 陈刚 著

出版社： 民族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07-01

作者简介：陈刚

      陈刚博士，1983年7月兰州大学外语系本科毕业，1993年8月 获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人类学硕士学位，2000年6月获俄亥俄州立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2000年5月～2004年8月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人类营养学系博士后。先后担任西安交通大学讲师、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研究中心行政助理 、俄亥俄州立大学人类学系助教、美国俄亥俄大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系访问教授、美国纽约州罗切斯特市CMC 公司高级文化咨询顾问、俄亥俄州立大学人类学系客座教授等职，2007年10月被聘为云南财经大学应用人类学学学科首席教授，负责组建跨学科的社会与经济行为研究中心。在美期间， 参与并共同主持了美国农业部资助的三个跨学科、跨州的食品安全研究项目。在《美国营养学协会杂志》等刊物独立或合著发表论文多篇，其中6篇被SCI收录；共同主编《西方人文社科前沿述评：人类学》；独立或参与完成中文及英文教材9部；主要研究方向应用人类学，饮食、食品安全卫生行为与文化，发展人类学与文化旅游开发，宗教与仪式，人类学研究方法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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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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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人类学之夏】

期数：2017年第17期

总期数：第46期

主  编：王平

本期编辑：王平

校    阅：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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