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人类学专题之四】张海洋|边疆民族发展与中国后现代转型

边疆民族发展与中国后现代转型

张海洋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社会学学院、

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前言：学科应用的中国前沿

本学科需要在原有的四分支，即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考古学和语言学之外，再加上一个应用分支。兼顾实践与反思的应用研究能乃是学科精进的不二法门。E.B泰勒早在1871年《原始文化》结语里就定位本学科是改革者的科学。因为所有社会都需要改革，所以面向改革的应用始终是本学科的内在使命。

本学科介于自然与社会、科学与人文之间，其特点是科学其表人文其里，人文为体科学为用。其应用原则是“执两端而用中”，即通过“执”社会的高层与基层、中心与边缘来推动主流的观念更新和制度创新。它始终要面对两组人群和两项任务：一是针对决策者和主流社会的政策分析和观念引导。二是针对底边人群含城市的贫民流民、乡村的农民及边疆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两个保护一个维护：保护生态环境、保护文化多样性，维护弱势群体和少数民族权益。

中国是国民的生态家园和华人的精神家园。但工业化和城市化正在把它变成全球最大的工厂、工地、交易所和污染源。东部中国文化生态沦陷已深，“只剩毛皮不见血肉，当然也没有灵魂”。[1]但西部中国尚可亡羊补牢。我们因而要把应用前沿锁定于西部发展研究，用生物文化整体论、文化相对论和后现代反思视角来理解和阐释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价值和民族地区的发展需求，推动整个中国转变发展方式，包括回归文化本位，恢复自然生态，构建和谐社会，确保国家长治久安和经济可持续发展。

一、概念与国情

经典哲学总是讲“存在决定意识”。但今日中国的物质迷恋、功利迷思和价值迷失却都是外来意识对中国自性存在的决定。试看主流社会信奉的个体户、经济人和唯物论，还有主流社会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痴迷，哪一条是中国自性存在的显示？我们因而确认：意识与存在的关系不是单向因果的，而是互动互化相辅相成的。然则我们用后现代理念来澄清主流社会发展观的迷误，从西部中国的发展研究入手来推动整个中国发展方式变革，也是应用之道。本文推荐如下理念：

理念一：人性、人观与人民。人性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普同行为倾向和特点。它是客观事实。人观是决策者和主流社会对于人性和人类需求的理解和认知。它是主观现实。两者都是发展观和发展方式的基础和出发点。人是双足直立行走，具有发达大脑，能够自由运用象征符号以创造和传承文化多样性的动物。文化是人类基于生态环境，运用智慧和生活经历编织的生命意义之网。人类当然要追求功利即食色性，但更要追求尊严尊重，公平互惠和文化传承以体现生命价值。人类无分种族民族，无论技术水平和社会组织程度高低，都能区分真伪利害和辨析游戏规则公平与否，因而也都有参与权利博弈和发展决策权益的主体需求。这对我们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有两点启示：

首先是民生与民权密不可分。人类既有肚子又有面子。肚子是做人的必要条件，面子是做人的充分条件。肚子关注民生的经济动物，。面子是关注民权的社会、政治、道德和文化动物。民权包括维护生态家园和生计资源，参与家乡发展决策和传承语言文化的权益。这是国民维护国家认同、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生态安全和经济发展的前提。 

其次是必也正名西部人。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1949）中讲到“必须区别人民与群众”。这是因为人民具有主体性而“群众”则是客体化的产物。[2]中国很多官员和学者至今都还喜欢跟着毛泽东把人民叫做“群众”，但因为中国及其政府的主体都是“人民”而非“群众”，所以我们也应把西部人视为“人民”而非群众。西部人还有生态家园、祖先神明、社会使命、历史责任和文化再生产能力，还有主体性，所以他们比东部人更需要和关注“民权”。

理念二：中国、边疆与发展。今日中国是由多民族、多样文化和多种文明组成的复合整体：它东有港澳台，西有蒙新藏；内有少数民族，外有海外华人；前有祖先后有来者，下有生灵上有神明。苏秉琦教授总结过这个复合整体的考古学“区、系、类型体系”。林耀华教授梳理过它的“经济文化类型体系”。陈连开教授归纳它是由“两部三带”构成的“多元复合体”。费孝通教授概括其为“多元一体格局”。

本文要进一步把中国概括为边疆与内地构成的“两元一体”。这样的中国除了有外部国界，还有一条以长城和长征路线标志的内部界线。它同时是中国的内地与边疆（含海疆）、农耕与畜牧、汉区与少数民族聚居区两大板块的界线。两元一体的中国整体结构就如同太极图上互动互化的阴阳两仪，必须兼用边疆与内地两个视角才能得其门而入。如果我们仅凭着东部的表象、需求和意志就来理解和规划中国事务，就会有闭门造车出门覆辙之虞。近年美国的奈斯比特夫妇(The Naisbitts)放言《中国大趋势》并忽悠“中国模式”及其崛起，却对西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未置一词。那就属于轻薄为文不足凭信。[3]

有人担心“边疆”带有现代世界体系各种权力中心即主流社会轻视边疆边地边民的霸权话语原罪。笔者认为它跟权力和阶级一样，都是从宏观政治经济角度认知和阐释中国自性的必要概念工具。欧文.拉铁摩尔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和近年新清史学派的研究成果，都正是因为采用了边疆概念和边疆视角而超凡脱俗。

简言之，“边疆”与“群众”的不同之处在于它能容纳当地人的主体性，使他们能跟主流社会做哈贝马斯意义上的“互主性”交流和对话。我们结合政治经济学新制度主义和博弈论的视角来使用边疆边区和边民等概念，更能显示西部在中国后现代转型中的能力和潜力。

二、问题与根源

今天的市场化和全球化正在强化中国的边疆内地两元一体格局及其与周边世界的互动互化。由于市场化要以城邦社会为理想运行环境，所以中国也要削足适履地搞城市化，从而使中国正在产生大量的生态及工程移民，城郊的失地农民及蜗居蚁族和城市的下岗工人及待业青年与日俱增。内地边疆人口大规模双向流动正在造成越来越多的国民生态家园沦陷、文化拔根、民权缺失和信用流失。这是今日中国民族关系和社会紧张的根源。这是现代病必须吃后现代解药。主流社会基于国家的视角对此浑然不觉，仍在采用本末倒置的对策：[4]

一是责备受害者：即把问题归因于底边群体和少数民族的文化多样性，打出“强化公民意识淡化民族意识”的旗号，煽动国民教育机器顺风放火，针对少数民族大搞以同化为目标的“去政治、去名号、去文化和去精英”等四去工程，结果是人心不古，大汉族主义猖獗。

二是挟旧发展观负薪救火：西部各级政府都在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东部各类资源垄断企业都在开发西部的水电和矿产资源。两家又把消极后果联手打包再向国家和社会圈钱，结果就会坐实发展的悖论。“发展的悖论”，即“越发展越缺钱”。这种毛病也只有用后现代的民权来根治。

上述的对策失当造成今日中国西部围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社会紧张和冲突事件频发：从瓮安到孟连，从陇南到韶关，又从拉萨到乌鲁木齐和青海藏区。国家采用的对口支援和抽调东部官员空降西部助推发展与维稳等对策又会造成担任当地党政领导的当地人越来越少，而失地、待业、贫困、移民和入监的当地人和少数民族越来越多的尴尬局面。传导到东部，这些现象又引起包括首都北京在内的东部城市和机场针对少数民族增加歧视性安检程序。国立名牌大学在招生中结成“华约”、“北约”等精英同盟以屏蔽弱势群体少数民族和文化多样性并逃避社会责任。很多用人单位在招聘面试环节用“潜规则”淘汰少数民族和民族院校应聘人的现象。

这些现象都要求中国转变发展观和发展方式的背景。转变的方向和目标就是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落实温总理2010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的承诺，构建和谐社会。西部中国本来不缺乏改善民生的自然生态和社会文化资源。它缺的是在后现代转型视角下，让当地政府和居民按照国家《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管理本地自然资源开发，参与当地发展决策以及跟各类资源垄断主体进行公平博弈以实现自身发展的民权。

三、结构与能动

很多人对中国民族关系改善的前景悲观，认为对少数民族除了同化别无出路。这是因为他们囿于成见而无视古今中外的如下事实：

第一、中国自古是多民族国家。它不仅享有过汉代文景、唐代贞观和清代康乾等盛世，也抵御过清末民初积贫积弱、边疆危机、列强瓜分和日本侵略那样的凶险危局。这足以说明中国只要按照“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古训来理解人性端正人观和维护民权，根本无须同化少数民族也能实现和平崛起和长治久安。

第二、新中国建立之初，曾经在很窘迫的经济条件下通过创新制度体现民权而领先于时代，并且曾经占据过当时世界的道德高地：包括实践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施民族识别，用国家机器禁止歧视少数民族的言行，在国家机关和各级政府中培养和重用少数民族官员和公务员等。这些创新曾经大大地加强了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边疆少数民族对国家的归属和认同。遗憾的是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主流学界片面汲取“苏东波”教训，按照食洋不化海归思维误导国家回返民国思维，再次把少数民族当成教育同化、社会维稳和经济开发的客体，结果重蹈了西方早期民族国家构建破坏民族关系的覆辙。这才导致当前国内民族关系大出血。

第三、“苏东波”以来各地各国的民族冲突事件都表明，所有没经过后现代转型的国家都容易跌倒，而经历过后现代转型的国家都能找出化解办法。英国的北爱尔兰和加拿大魁北克的案例更表明，在承认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采用协商民主机制反而能促成社会和谐。

很多人基于经院哲学，抱怨后现代管“破”不管“立”。其实这正是解药对于毒性的效用。从实践角度看，后现代就是针对现代毒素的解药。它的作用在于推动了发达国家的社会转型和发展方式变革：

首先，后现代用艺术和哲学反思解构了启蒙运动以来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知识霸权，又用民权运动变革了那种为追求经济增长而不择手段，不计社会代价和文化生态后果的发展方式。

其次，它促使各国主流社会对于少数民族及各类底边“他者”群体文化价值和社会权益的承认和尊重。从此，两个保持和一个维护成为发达国家的社会主导价值和政治正确标准。就连作为国际现代化旗舰的世界银行也从一架投资机器变成了倡导发展项目与原住民互惠互利、互为主体并确保弱势群体参与发展决策程序的行动者。

最后，美国的后现代转型成果最有戏剧性。美国联邦政府在1971年调动101空降师到克林顿总统家乡去落实民族政策，用坦克护送黑人学生到白人校园读书，以此表明支持后现代社会转型的国家意志。它倡导所有正规大学设立族群和社会性别研究机构并开设相关课程，又要求所有企事业单位按照人口比例招收少数民族员工，否则就用税收拨款和政府采购定单来调节。

这些举措使得本学科博厄斯学派在二战前推动的文化相对论和文化多样性成为社会规范和国家准则，进而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的国家形象。美国从六十年前还在严重歧视少数民族的国家变成了今天拥有黑人总统、黑人和妇女国务卿、华裔商务、劳工部长和驻华大使的国家。这是能说明社会后现代转型与国家软实力关联的最佳案例。

结语：从社会发展史到文化生态学

中国能用30年改革开放就把GDP提升为世界第二，却不能用辛亥革命缔造民国以来的100年和新中国建立以来60年的把生态平衡、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和人民幸福指数做出相应的提升。这说明社会文化建设的难度要大于让GDP冲高，维持国家可大可久的难度更要高于改善民生的难度。当今中国发展面临着理论和实践方面的诸多困境：理论困境包括发展的悖论、发展的牺牲者、进步的代价、资源诅咒、公地悲剧和拉美陷阱。实践困境包括人口塌陷、资源制约、家园沦陷、文化拔根和社会失范。

中国领导层从2004年下半年感受到社会转型的必要，开始倡导和谐社会理念、科学发展观和发展方式变革。但由于主流社会、政府强力部门和资源垄断企业都对“GDP+维稳”的发展模式上瘾，所以应然的转型迟迟不能实现。社会各界对于转型的必要性、机制、方向、目标和后果仍然缺乏共识。本文为突破困境，再根据T.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里阐释的“范式转型”原理，推荐一条“从社会发展史到文化生态学”的转型思路并阐释和谐社会的应有内涵。

中国的和谐社会内涵可以概括为一座金字塔式的模型：其出发点或底线是今日中国的经济技术、社会文化条件和国民的发展需求。其目标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可持续发展。金字塔底座与顶尖之间要有四个斜坡支撑：第一是纵向的分层即阶层贫富和城乡和谐，简称马克思和谐。二是横向的分类即语言宗教和民族关系和谐，简称马克斯.韦伯和谐；三是古今人神即人与自然生态、祖先神明和子孙后代和谐，简称萨满道教和谐；四是国际关系即“万邦协和”，简称世界和谐。

今日中国对“马克思和谐”高度认同，但仍需辅以民权以取全效。萨满道家和谐是中国和东亚传统，但应注意防止横向间的排斥异化。世界和谐靠肉食者谋之，但也要通过国民的普世价值关怀发挥民间作用。目前歧见最多，也最需要凝聚社会共识的是马克斯.韦伯和谐，即民族、宗教及语言的和谐共生。本文有见于此，特意推荐“从社会发展史到文化生态学”的参考范式

“社会发展史”原是中国国民教育体系一门课程的名称。它源于西方启蒙哲学和社会进化论。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1851）后，进化论影响大增，社会进化论的内涵也出现分歧：学术上，它是民族学人类学最初的学派，即古典进化学派的主导范式。社会上，它被种族主义渗透，成为孵化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文化沙文主义的基质和母体。十月革命后，古典进化论被联共布修订成社会发展阶段论，断言全球人类都要经历原始、奴隶、封建、资本等五个社会阶段。

我们今天验诸历史，可以看出它是欧洲中心论的产物，因为只有西欧历史可以配齐所有阶段形成这个序列。由于它对欧洲以外的各国各民族历史进化过程和当前的文化多样性充满偏见和歧视，所以令今日有识学人避之唯恐不及。只有今日中国的国民教育仍然任其谬种流传，甚至将其奉为教条，结果就是每年成批批量成建制地培养崇拜西方城市化和现代化而与本国文化基业为仇的学生和公务员。

“文化生态学”有两个所指：一是本学科1950年代前后形成的研究范式，它通过研究各国各地各民族的文化生态知识和保护与开发实践来说明基于生态环境和历史传统的文化多样性，进而阐明生物文化整体和多元一体论；二是本文试图把这个研究范式提升为社会哲学以推动中国社会后现代转型的机制、方向和目标：首先是通过扬弃社会发展史倡导文化生态学而实现文化自觉；然后是通过学习理解和阐释中国各民族文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及“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原理恢复文化自信；三是通过采纳政治经济学新制度主义博弈论机制指导发展方式变革和制度创新，最终实现“中华人民共和”的文化自强。在此目标下，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应用前沿仍不外两项任务：一是收集、整理、学习、阐释和运用各民族的传统知识，配合西部各民族恢复尊严形象，体现主人翁地位和传承文化多样性价值；二是针对决策者和主流社会做“上向研究study up”，即做政策分析和理念倡导，最终通过重建各民族的文化生态家园来恢复中国的文化自性。

中国自辛亥革命以来经过百年拼命求强求富，已将现代化的积极价值开发殆尽。今后追求中华民族复兴，就须通过开发后现代转型的价值来吸取新动力源泉。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易经》之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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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许倬云2010中国文化叫我伤心的地方. 电子文献,http://rose.uueasy.com/simple/?t26496.html, 登陆时间2010年12月

[2]卡尔. 雅斯贝斯1989 历史的起源与目标. 魏楚雄、俞新天，译. 第145-148页。北京：华厦出版社。

[3]约翰.奈斯比特夫妇2009中国大趋势，魏平译，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4]詹．斯科特(JamesC. Scott)2004 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王晓毅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作者简介：

     张海洋，1955年5 月出生，天津武清人。1982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1985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获法学硕士学位；1996年在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获法学博士学位；1996-1997为美国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富布莱特学者。

     现担任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主任，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中心副主任，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会常务理事，西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会员，教育部社会学科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学术年鉴》编委。同时为全球环境基金理事会GEF项目专家，凉山彝族妇女儿童发展中心董事。在多所高校担任兼职教授。

文章来源：本专题文章均转自陈刚主编《应用人类学最新发展和在中国的实践文集》，所有版权归属原作者和原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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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及作者简介：

《应用人类学最新发展和在中国的实践文集》

作者： 陈刚 著

出版社： 民族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07-01

作者简介：陈刚

      陈刚博士，1983年7月兰州大学外语系本科毕业，1993年8月 获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人类学硕士学位，2000年6月获俄亥俄州立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2000年5月～2004年8月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人类营养学系博士后。先后担任西安交通大学讲师、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研究中心行政助理 、俄亥俄州立大学人类学系助教、美国俄亥俄大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系访问教授、美国纽约州罗切斯特市CMC 公司高级文化咨询顾问、俄亥俄州立大学人类学系客座教授等职，2007年10月被聘为云南财经大学应用人类学学学科首席教授，负责组建跨学科的社会与经济行为研究中心。在美期间， 参与并共同主持了美国农业部资助的三个跨学科、跨州的食品安全研究项目。在《美国营养学协会杂志》等刊物独立或合著发表论文多篇，其中6篇被SCI收录；共同主编《西方人文社科前沿述评：人类学》；独立或参与完成中文及英文教材9部；主要研究方向应用人类学，饮食、食品安全卫生行为与文化，发展人类学与文化旅游开发，宗教与仪式，人类学研究方法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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