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人类学专题之四】罗康隆|田红|重新认识文化生态观

重新认识文化生态观

——以喀斯特石漠化荒山的生态恢复为例[1]

罗康隆 田红

吉首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

一、      前言

笔者所在的研究团队，关注喀斯特山区的民族文化由来已久，从1986年第一次调查麻山至今，已经过去了24年，在这期间，笔者与同事们足迹遍及滇黔桂湘鄂川六省区。调查之初的指导思想是民族、文化与生境三者之间回环互动，^[1]思想根源来自1980年代刚介绍到中国的新进化论，^[2]调查研究的目的是要发现和整理各民族文化对所处生态环境成功适应的范例，以此提升各少数民族的自尊和自信。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调查实践中，我们亲眼目睹了当地政府推广过的各种石漠化灾变救治方略，又亲身经历了这些努力失败，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当地各族居民有一整套自己的生态维护方法，能使高度石漠化的荒山披上绿装，但这样的本土生态治理方法却得不到工程技术人员的理解和认同，行政官员要求我们为之作解，但我们同样无法说服大家，认同本土生态知识和技术的有效。最终，我们不得不回到斯图尔德的原著，重新研读了他的“文化生态学”，这才逐步注意到，他所开创的“多线进化论”，^[3]不仅仅是关注文化的适应问题，同时更其关注文化与生态环境的互动制衡过程，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文化内核”，^[4]也就是说，他更感兴趣的是文化与周围环境的磨合过程，以及通过磨合而形成的相互兼容实体，也就是他所说的“文化生态”。^[5]

从这一认识出发，我们又不得不反省马凌诺斯基和布朗所倡导的“文化工具论”，^[6-7]最终我们不得不承认，作为工具而存在的文化，不仅仅是为了民族的成员谋取生存物质所需而实现自身的功能，这样的理解是否有些浅薄，因为环境也是可变的，生活所需也是可变的，为此作为工具而存在的文化，其永恒的价值还在于推动人类与所处环境的磨合，从而能够不断再适应，再创造，既确保民族文化的稳态延续，又维护着民族与所处环境的相互兼容。^[8]从这一理解出发，各族乡民的本土生态知识和技术技能，显然是在文化推动下，人与环境磨合的产物。各族乡民对自己的知识和技术技能不能做出合理的解答，反而是文化运行的合理事实，而时下所实行的石漠化灾变救治方略则相反，基本上是从理性出发，推理出来的治理方略，可以做到言之成理，但不一定能完全适用于所有类型，所有地区石漠化灾变。

于是，我们才意识到应用人类学的成败并不取决于具体措施的选择推介，而在于引导大家彻底调整思路，清醒地认识到人类与所处环境的相互和谐，其实是磨合出来的，因为这才是“文化生态观”的精髓。然而要真正说服好心的行政官员和执着的技术人员，显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作为一种尝试，笔者只能从我们20多年积累下来的田野资料中，选取三个处在石漠化重灾区（贵州省金沙县平坝乡、罗甸县云干乡、紫云县宗地乡）的田野点资料，展开初步的分析和探讨，但愿我们的努力能够换取关心石漠化灾变救治的同仁们认可，使他们意识到重新认识文化生态观的必要性，进而意识到发掘利用各民族的本土生态知识和技术技能，可以与现代技术媲美，甚至更有效。

二、两种石漠化灾变救治思路的对峙

在石漠化灾变区实施生态恢复是学术界公认的头等难题。然而究竟难在何处？人们的认识和理解却其说不一。对难点的理解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可以称为具体化的难点，一类可以称为系统化的难点。前一种理解的提出者和支持者大多数是自然科学工作者和行政干部，而后一种理解大多是各民族的普通乡民，又得到了文化人类学工作者的认同和支持。

首先，单项治理难以见效。近二十年来，各类著述大多认定喀斯特石漠化灾变区的生态恢复难就难在这样的灾变区缺少土壤，水资源的配给不稳定，树木的立地条件不好，^[9]因而用同样的投资，采用同样的技术，总是达不到与其他地区同样的生态恢复成效，严重的生态系统根本得不到好转。这样去理解生态恢复的难点，实践依据和理论依据都很充分。但问题在于，既然难点找到了，为何又收不到预期的成效呢？主管生态恢复部门的当事人的回答也直截了当：石漠化灾变区本身就是“土地癌症”，既然是“癌症”，自然难以医治好。如果换用一种科学术语，那就是喀斯特石漠化灾变具有“不可逆性”，灾变一旦发生就只能听凭它继续存在下去。这一结论其实质意味着认定喀斯特石漠化灾变区的生态恢复不是找难点的问题，而是靠人力根本不能恢复。

这样去理解生态恢复的难点，显然是我们不愿意看到和听到的。中国有句老话：“解铃还须系铃人”。人类既然有能力导致灾变，反之，人类也应当有能力去推动已毁损的生态系统演化为蜕变前的生态系统，即实现生态恢复。但如何推动这种演化，显然需要另行界定生态恢复的难点，而不是仅停留在具体的生态恢复缺环上就事论事。

一些从事社会科学的人则换了一个视角，其要点在于，认定“人口压力”，或者是说来自“社会的干扰”得不到控制，即是人类的存在干扰了这些灾变区的生态恢复。^[10]因而生态恢复的难点在于要对付“人要吃饭”这个现实问题，或者是说人要解决在生态灾变区继续生活这个难题。只要当地乡民的贫困问题或者吃饭问题解决了，他们不再干扰生态恢复工作，或者他们全部搬出灾变区，那么生态恢复也就自然可以做好了。这种理解的长处在于，没有把生态恢复作为单纯的自然属性问题去考虑，而是从自然与社会的并行存在去探寻生态恢复的难点。但照此执行的后果依然严重偏离了立论者的初衷。要真正做到这一点，比前一种理解更困难。把灾变区的人整体搬走，由此而产生的社会问题还需要不断修复，代价将更大，而且人即使真正搬光了，生态恢复的成效也十分可疑。

湘黔铁路全线通车近六十年，贵黄公路全线通车也过去二十多年了。按照我国的有关法律，为确保交通安全，交通干线沿途周围200－500米范围内，交通部门有直接的监管权和控制权。也就是说交通沿线的范围内，从法律的层面上讲，来自当地乡民的干扰因素完全可以排除。历任的贵州省省长，也曾多次下令划拨了相应的经费，责成有关部门做好铁路、公路沿线的生态置景工作。资金、技术、物力、人力都不缺，但直到今天，这些穿过喀斯特山区的交通沿线地带上专门种植的树木依然没有成林，即使勉强种活的树，大多数都长成了“老头树”，如今还没有长到五米，而更多的石漠化灾变带还是荒草带。因而这样去认识和理解石漠化灾变区生态恢复的难点，同样难以令人信服。

其次，综合治理难以推进。系统性的恢复思路则主要是各民族乡民的做法，在这里我们以贵州省金沙县平坝乡八一村、罗甸县云干乡大关村、紫云县宗地乡竹林村为例，从中可以看到他们的生态恢复方法与前一类观点迥然不同。

我们在田野调查中发现，八一村的苗族农民杨明生坚持认为，植物是有生命的，它与人一样，需要亲戚朋友，而且要相互支持，相互依赖，才能健康的成长，只有这样，石漠化灾变区的生态恢复才能收到理想的结果。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他认为自己要做的就是，替这些准备种植的树木当“红娘”，为它们找“宗亲”，找“朋友”，让它们和睦相处，共同成长。^[11]因而在具体的做法上，他并不是有什么树苗种什么树，而是将当地已有的各种草本植物、藤本植物、直立植物，在同一片宜林地上见缝插针地都一并种上，听任它们自行生长。长得大，能成林的，那是顺应了它们的亲戚关系；长不大的，也任其自然。他明确告诉我们：“在这样的荒山上植树，需要持续不断地进行。”各种植物有的在前一阶段长得旺盛，有的在后一阶段长得旺盛，有的可以并存，有的会相互抑制。经过一段时期的相生相克，生长后最终才能形成连片的森林。

大关村的汉族农民何元亮，目前被大众传媒誉为“攻克石漠化的模范”。他倡导的至理名言则是：“该动的，就得不惜血本动彻底；可以不动的，就绝不轻易动。”他又说，“野生植物有自己的活路’，帮它们找“活路”是自找麻烦。按照这样的理解，他带领乡民修建了“血田”。这意思是用鲜血和生命“拼”出来的稻田。具体做法是，将喀斯特山区的整个“干沟”或“盲谷”彻底挖翻，将一切可以松动的表土和表石全部搬开，让底下的基岩和岩缝全部暴露出来，然后将岩缝夯紧。接着逐层按下粗上细铺上的方式垫上人工捣碎的石块，垫平后，再铺上20公分厚的土壤（主要是当地原来剥离的表土），这才算修完了一块稻田。这种做法的实质在于，强行将一条“干沟”或“盲谷”加以彻底改造。他觉得这是非下“血本”干到底不可的事情，否则这一方水土旧养不活这一方人了。

另一方面，对“干沟”上方的坡面，决不轻易触动。原来已有的各种植物，他都不允许任何人轻易改动，确实需要补种的经济树种，也是“插花式”的挤种在其间，而且决不轻易地翻土，更不允许像修水田那样去搞坡改梯。运用这样的做法，水田建成的同时，水田上方原来裸露坡面的生态环境也得到全面的恢复。两种改造方法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个是人力“拼”出来的，一个则是顺其自然而“护”出来的的。

竹林村乡民韦小山的做法也发人深省。在韦小山看来，长在地里的庄稼就像不懂事的“孩子”，得靠大人牵着它走，教它学规矩；它们都会很任性，长出的样式就会犯忌讳。藤本植物的生长都具有向阳性，他们家地里的南瓜只要种活，都会毫无例外的朝南蔓延过去。但在他们家的地里石多土少，如果南瓜蔓不能将裸露的岩石尽可能地遮蔽起来，不仅南瓜在烈日下要被烤蔫，地里种的其他庄稼也难长好。因而他们的农事活动有一项操作叫作“翻藤”，意思是要强制这些藤蔓植物朝着它们本来不想长的方向生长，并且还要防止藤蔓爬上直立作物。用韦小山的话来说，他们的南瓜需要围着圈子原地打转，让这些南瓜蔓尽可能绕成同心圆形状，将裸露的岩石都覆盖起来。这个村的农民就是用这样的办法种南瓜，乡民所收入的南瓜子就在500近以上。据他们说，光是卖南瓜子的收入就超过了所产玉米的全部价值，还赚了不少南瓜和瓜藤瓜叶喂猪。他们认为这种教孩子式的南瓜种植办法在他们地里很实惠，即使劳动力投入稍微多一点，也有利可图。

以上三个事例都是当地乡民应对石漠化灾变的有效对策，然而乡民的这些认识，却难以被自然科学工作者所认同，更难以为行政官员门所接受，为此我们还得对这三个故事作一番科学性与合理性的解读，以便揭示他们的做法与此前的生态修复方法，其间的差异到底在哪里？

三、系统救治方法的解读

（一）磨合推进。我们对这三个田野点的资料进行过充分的分析，认为隐含在杨明生故事中的生态恢复思路可以用四个字去归纳，那就是：磨合推进。意思是要在石漠化荒山上实施生态恢复，其实质正在于对一种已有的生态系统施加适度的干预，诱导它发育成另一种我们需要的生态系统，那就是喀斯特山区“原生性的藤蔓-丛林生态系统”。所谓“藤蔓-丛林生态系统”就是整个林相表现为高大乔木与攀缘类、匍匐类藤蔓植物相错杂，藤蔓植物的生物总量大于直立乔木的生物总量，一般要超过整个丛林生物总量的三分之一，而直立乔木的生物总量则要低于三分之一。因而从事生态恢复不是单一地种一种树，或者养活一批树的问题，而是推动一个生态系统整体发育的系统工程。因而当事人需要同时种植很多种植物，引进很多种动物。当然所引进的主要是当地已有的生物物种，但也不排除外来生物，在种植和让它们成长的过程中，当事人要与各种动物和植物“对话”，人的任务是观察其间的各种植物和动物，凭借它们的生长样态，去发现它们之间的依存制约关系，然后再从中加以调解，使它们相生而不相克，确保进入林地的生物能够在生物制衡过程中协调成长，用最小的代价推动生态系统演替。

在这一过程中，进入林地的各种生物不会屈从于人的意志，它们要按照自身的生命规律去生长，人必须慢慢地品味不同生物的“物性”，顺应它们的“物性”，使多种生物并存发育，那么宜林地上的所有生物都能各得其所，即令是在高度石漠化的荒山，生态恢复的难点也都可以迎刃而解。

我们曾多次访问过杨明生，每一次田野调查我们最终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证明了如下一些杨明生所倡导的生态恢复思路。在喀斯特石漠化荒山要实施生态恢复，离不开木质藤本植物，也离不开匍匐类的植物。因为这些植物只要在岩缝中着生后，在生长的过程中，就会将裸露的岩石包裹起来，从而有效地降低了地表的温度，控制了可贵水资源的无效蒸腾。^[12]

实施生态恢复也离不开苔癣类、蕨类植物。蕨类植物的存在可以加厚贴近地表植物的密度，提高并稳定基岩和地表植物层之间的水蒸气饱和气层。而遮荫与水蒸气饱和气层的稳定，才能确保苔癣类植物的生长，使苔藓植物尽快地将裸露的基岩包裹起来，部分地代替土壤发挥水资源储养能力，缓解喀斯特荒山既缺土又缺水的生态恢复障碍。

当然，丛生类植物也必不可少，它们可以发挥过渡作用，可以支持藤蔓植物和蕨类植物的生长，也可以招来食草动物，替植物传播种子或花粉，还可以靠这些动物将长出的植物部分消耗掉，尽快地变成腐殖质，还原成无机肥料，缓解喀斯特荒山的土地贫瘠状况。高大的乔木可以凭借自己强大的根系，从岩缝的深处将无机养分吸收出来，提升到地表，然后以落叶的方式，使这些肥分落到地表，分解后提供养分，支持自己的伙伴——那些藤蔓植物和苔藓植物健康地生长。

可见，原生的“藤蔓-丛林生态系统”生物之间本来就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各式各样的植物和动物都有自己的作用和贡献，同时也都依赖其他动植物生存。整个生态系统才能生机勃勃，以后不需要人帮忙也能健康成长。

因此，要让已经蜕变的石漠化荒草灌丛过渡到藤蔓-丛林生态系统显然不能种某一种或某几种树，而是要将各种适宜当地生长的植物都引种进来，从一开始就考虑到这是一个生态系统，而不是一批孤立的树，这才是“磨合推进法”的精髓所在。所谓“磨合推进法”其实质就是，在人的观察和有限干预下，驱动各种生物物种在已经石漠化的荒山上，自己去探寻自己的生存空间和发展余地，人的作用仅止于在文化的推动下，不断地观察思考并针对性的对那些生长困难的动植物，提供一点帮助，让它们渡过在当地生存的难关，因此这是人与自然对话的过程，也是人类能动适应自然地过程。

其次，最小改动原则。大关村何元亮的故事，可以从两个方面看，既要审视他的稻田，又要审视恢复后的藤蔓与丛林。对于稻田，他承认花了很大的力气才能修成，一亩稻田需要半年时间，上百个劳动力。修成以后还不能稳定，水田漏水还得重新翻修。供水不足，还需要另建储水池。考虑到汉文化对稻米价值的定位，他这种做法其实也是迫不得已，为的是要在最不适宜的喀斯特山区开出稻田来。但对于他恢复的藤蔓与丛林，却是最有启迪价值的明智抉择，他坚持了“最小改动”原则。其精髓在于，与其靠人力和大自然“拼”，还不如仅变其不可不变的内容。石漠化荒坡没有高大乔木，找准了合适的地点，相机补种就够了。应该说，这是一种最能把握分寸的适度理念。

参观了何元亮在石漠化山区培植的“天然氧吧”，可以清晰的看到，不少高大乔木的根系绕着岩石蔓延了几十米，才插入一个有土壤的岩缝扎下根去。而这样的扎根又得仰仗藤本植物荫蔽，苔藓植物层为它储水保水。这样的树与其说是种活的，倒不如说是靠人力将它引种到合适位置，靠它自己的生命力活下去的。人做的贡献不大，森林自己为自己做得贡献才是它存活下来的根基。相反地，如果在这种岩石山不管是要挖1米深的坑，还是要先建构梯土，填满梯土才植树，甚至是用炸药炸成坑来，再填土种树，其耗费的人力、物力代价都是任何意义上的投资和技术难以填满的“无底洞”。

如果用这样的笨办法去恢复生态系统，事实上只能是汪洋兴叹，而且即使种活了树，这样建构的人为生存基础，还不能稳定。炸松了的基岩还会坍塌，修出来的梯土还会被雨水冲毁，千辛万苦抬上去的土壤还会水土流失。基石不稳定，任何高大的乔木要稳定生长都难以为济。而原生的土石结构看上去很粗糙，很不入眼，但它是千万年来积淀的结果，它自身就有很强的稳定性，任何植物只要得到准确定位，在它可以成活的立地条件下，以后的生长，人们完全可以不必越俎代庖。就这一意义上说，喀斯特生态恢复的难点，正好难在不能对大自然越俎代庖，不能看到喀斯特荒山缺土缺水，人类就奢望替它造土造水，或者为它提供土或者水。其实，人类只要加以引导，让生物自己去找水找土，把握了这个分寸，上述难点同样可以迎刃而解。

（三）弥补缺环原则。对宗地竹林村韦小山的故事，局外人难以想到之处，在于他能将一种极为简单的农事操作恰如其分地用去弥补当地环境的缺环。事实上，当地生态恢复的实质在于要靠人为的引导再来一次生态改性。改性前和改性后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生态系统，因而这两者之间必然存在很多的缺环，这样的缺环是各种生物自己无法克服的。古人云：“物各有性，不可推移”。^[10]每种生物都是如此，它们只会按自己的本能去生长发育，它们不可能自己意识到，下一步会遇到什么样的磨难。但贵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却有自己的知识和智慧，可以预先知道这些缺环，并引导这些生物靠自己的生长去弥补自己即将要面对这些生态环境的缺环。韦小山的这些做法正是针对石漠化灾变后，必然发生的超常高温这一关键缺环去加以适度干预，引导植物向有利于补足缺环的生长蔓延，借助生物的生长去加以弥补，因而他的做法也可以归纳为四个字：“弥补缺环”。

凭借在麻山的观察和调研，我们注意到这儿的石化坡面上，尚残存的植物大部分是一些种子颗粒较小，可以凭借风力和流水传播的耐旱植物，主要是禾本科、菊科和苋科的植物。藤蔓植物仅是在偶然情况下才能长出一两株，自立繁殖成活极为困难。根据韦小山的经验治理石漠化当地需要更多的藤蔓植物生长，而当地又恰好缺少木本藤蔓植物，原因在于像豆科的葛藤、岩豆这样的藤蔓植物，它们的种子粒度较大，不可能自己落入土中生长，石漠化一旦酿成后，仅存的土壤都储存在岩缝中，而岩缝的开口不仅很小，而且还被耐旱的植物先行填满，在物种之的间竞争过程中，藤蔓植物的种子落入岩缝的机会不到十万分之一，结果这里最需要木本藤蔓植物，却偏巧长不出藤蔓植物来，这就是真正需要填补的缺环。对人类而言，要填上这个缺环易如反掌，只需要找准的岩缝上戳个小洞，把植物的种子放进去就行了。

此外，在自然情况下，蕨类植物和苔藓类植物的孢子只能顺着水流从坡上向坡下繁殖，在原生的状况下，有鹿科动物通过觅食传播孢子。但该地区石漠化灾变后，这些动物也没有了，苔藓类和蕨类植物就传不到山上去了，而让这些植物长上山去又是治理石漠化的关键一环。

除了种子进不来外，还会遇到另一类缺环，那就是石漠化荒山的水土运行也不通“人性”，它们只会从山顶直泄山下。因为植物的立地位置又大都局限在岩缝开口处，而且按照杨明生的经验，岩缝的交叉点是最佳的立地位置，这就构成了需要弥补的另一个缺环。要填补这个缺环，就得教会水土按人的意志走。杨明生和韦小山都提到了这一点。其办法是在这些最容易种活植物的位置，不能种了就不管，还要替它们挡水。做起来也很简单，可以在岩缝中插入一个小石片，使直泄的山水绕道而行；也可以在岩缝中留下枯草灌丛，将需要种植的种子直接定植在荒草和灌丛荫蔽下的岩缝中。暴雨时节下泻的山水就不会直冲而下，相反会将携带的泥沙借助山水的回流，淤积在新种植物的周围。

总之，要引导蜕变的生态系统演变成良性的生态系统，其间的缺环都得靠人巧妙地调动生物属性去加以弥补，就可以坐收生态恢复的成效。

在喀斯特石漠化荒山实施生态恢复，要具体列举难在何处，可能永远也说不完。但若从思想方法上着眼，却可以归纳为如下三条：磨合推进，最小改动，弥补缺环。只要把握这三条正确的思路，遇到具体的问题时，能够举一反三，尽可能地调度自然力和生物的本能，因为任何生态系统都具有自组织能力，只要激活生物的本能，具体的恢复过程都可以靠生物自身的生命力去推进，能够认识生物的“物性”，并调动这种物性，才是这些乡民治理石漠化的“法宝”。

四、结论与讨论：应用人类学的今天与明天

凭借多年来的田野资料积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喀斯特石漠化荒山的生态恢复本身不存在无法克服的难点。而长期以来，生态恢复成效不理想的原因并不在于文化人类学及其边缘学科如生态人类学没有找到有效地治理对策，而在于在具体实施生态恢复时，生态恢复工作的主持人和执行人在观念上不理解，甚至不乐意接受来自文化人类学的衷告，拒绝把生态恢复作为重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系统工程去对待，而是千方百计的采用单种技术的具体救治方案，习惯于凭借现代工程技术去为某些生物的成活与生长人为地为它们营建生存条件。宁肯将贵为“万物之灵”的人类降格为这些生物的“奴隶”和“保姆”，也不习惯于让人类充当生态恢复的协调人。因而，生态恢复成效不理想，绝不是技术和资金问题，更不是重视不够的问题，而是思路出轨的问题。

要当好生态恢复过程中的协调人，就得熟悉自己的每一个工作对象，使它们都各得其所，各安其位，各尽其能，从而按照一个系统去完成生态恢复。协调人显然不是全职全能的“神”或“主宰”，而仅是生态系统中的一个普通成员，他之所以能当上协调人，关键在于他得动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去认识他要认识每一个对象。协调的过程必然是一个磨合的过程，但最终的前途却是光明的。因为通过这样的“磨合”后，人与环境的关系才能重归于和谐，这也就就是斯图尔德所说的，人与自然环境结成为文化生态综合体。在这样的理念背后，生态恢复过程被协调的生物就可以靠自己的生物本能去生存，去自己找活路，捕捉自己发展的机会，与人相伴的生态系统也就为之而生机盎然。

所谓文化人类学的应用，其实不在于能够给世人提供什么样的超级技术，或者神秘的社会力量，而在于教会所有的人去如何善待自然、利用自然，如何去建构和不断完善人类和自然的和谐关系。但这不是一个“经院式”的哲学命题，而是来自不同民族的生存智慧与知识技能。

文化人类学已经渡过了一百多年的历史，但在学科体系中，它总是摇摆在“主流”与“边缘”之间。当它引起世人关注的时候，人们总是乐意搬用它的已有结论，做普适性地推广，却无视文化人类学一再申明的“文化相对观”；^[13]当它处于边缘时，出于为这门学科找出路，人们又习惯于将它的某一项结论塞进某一特定领域，并力图证明文化人类学某个命题的可靠和有价值，但却在无意中忽略了“文化的整体观”。^[14]这两种倾向都损害了文化人类学的应用成效，这正是应用人类学的困境所在。

有幸之处仅在于，随着全球对化石能源的滥用，世人的心灵一直为物欲泛滥所困，从而形成了一个乐于反思文化人类学衷告的社会氛围，对发展要“讲科学”，对人与自然要讲“和谐”，正是这种氛围已经成熟的征兆。而生态建设成为中国的重大国策之一，又制造了一个从文化的视角开展生态恢复的政策空间。

于是，一直被人们所淡忘、所冷落的各民族传统生态知识和技术技能不得不引起大家的关注。如果世人都有了这样的兴趣，那么，“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移其宜” ^[15]的古训，正好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多民族国家和谐发展的思路。只要这个思路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至今尚在各民族中传承着的“俗”与“宜”，就可望成为应用人类学付诸生态实践的精神财富。

应用人类学在此前的处境并不佳，但有了这样的背景和需求，未来的前景肯定会皆大欢喜。但愿本文所倡导的喀斯特石漠化灾变区生态恢复思路，能为应用人类学的发扬光大充当一块垫脚石，乃好是本文倡导写作的初衷。我们和从事石漠化生态恢复的所有人一样，都需要重新认识文化生态观，改变受积习所染的思路，多从文化的视角去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从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去解读我们所面临的生态问题。

参考文献：

[1]杨庭硕等．民族文化与生境［Ｍ］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第1页

[2]托马斯•哈定等著，韩建军等译．《文化与进化》［Ｍ］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第2页

[3]J.H.Steward，Theory ofCulture Change，p.18，Universityof Illinois Press，Urbana，1979. [4]J.H.Steward，Theory of Culture Change，p.7，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Urbana，1979.

[5] J.H.Steward，Theory of Culture Change，p.5，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Urbana，1979.

[6] [英]马凌诺斯基.《文化论》[M]费孝通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第2页

[7] [英]拉德克利夫-布朗《社会人类学方法》[M].夏建中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第10页

[8]罗康隆《文化人类学论纲》[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第15页

[9]李阳兵等《喀斯特石漠化的研究现状与存在的问题》[J].地球与环境,2006,39－14.

[10]白晓泳等《喀斯特山区不同强度石漠化与人口因素空间差异性的定量研究》[J].山地学报,2006,3242－248.

[11]杨继红，王庆.中国试验区—科学发展观的“冶炼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10第158页

[12] 杨庭硕《苗族生态知识在石漠化灾变救治中的价值》[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13] [美]博厄斯著，杨成志译述《人类学和现代生活》[M]北京：商务出版社，1985，第150-151页

[14]黄淑聘、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第121页

[15]王文锦.礼记译解[M]北京:中华书局, 2001.

作者简介：

     罗康隆，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生态人类学和经济人类学研究。现任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院长，吉首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所长。湖南省重点社会科学研究基地—民族学研究基地首席专家，湖南省优势特色重点学科民族学学科带头人，湖南省2011协同创新中心“武陵山区生态研究中心”负责人，湖南省 “武陵山区生态文化与居民促进” 重点实验室负责人。 

文章来源：本专题文章均转自陈刚主编《应用人类学最新发展和在中国的实践文集》，所有版权归属原作者和原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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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及作者简介：

《应用人类学最新发展和在中国的实践文集》

作者： 陈刚 著

出版社： 民族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07-01

作者简介：陈刚

      陈刚博士，1983年7月兰州大学外语系本科毕业，1993年8月 获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人类学硕士学位，2000年6月获俄亥俄州立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2000年5月～2004年8月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人类营养学系博士后。先后担任西安交通大学讲师、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研究中心行政助理 、俄亥俄州立大学人类学系助教、美国俄亥俄大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系访问教授、美国纽约州罗切斯特市CMC 公司高级文化咨询顾问、俄亥俄州立大学人类学系客座教授等职，2007年10月被聘为云南财经大学应用人类学学学科首席教授，负责组建跨学科的社会与经济行为研究中心。在美期间， 参与并共同主持了美国农业部资助的三个跨学科、跨州的食品安全研究项目。在《美国营养学协会杂志》等刊物独立或合著发表论文多篇，其中6篇被SCI收录；共同主编《西方人文社科前沿述评：人类学》；独立或参与完成中文及英文教材9部；主要研究方向应用人类学，饮食、食品安全卫生行为与文化，发展人类学与文化旅游开发，宗教与仪式，人类学研究方法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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