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二十世纪的思想框架——刘再复《五史自传》连载之五
著名文藝理論家劉再復先生近年開始撰寫自傳，按照主題內容，分為《我的拼搏史》、《我的寫作史》、《我的思想史》、《我的心靈史》、《我的錯誤史》五卷，正由香港三聯書店陸續出版，其中寫作、心靈、思想三卷已經上市。獲刘再复先生授權，我們陸續選發劉再復先生《五史自傳》的部分內容。本期内容摘自《我的思想史》第九章，也是本次连载的最后一篇。
第九章 走出二十世纪的思想框架
二〇一七年，我着笔写作《我的心灵史》、《我的思想史》时，一心只想“走出二十世纪”。前两年高行健到香港时，我们一起在科技大学、香港大学对谈文学，私下就约定，此次无论在什么地方，打出什么题目，主旨只有一个：“走出二十世纪”，走出二十世纪的老套式，老思路，走出二十世纪的种种“主义”，走出二十世纪的思维老框架，这就是最近几年我的所思所想。
高行健早已声明，他要走出二十世纪的三大主义与三大思潮，即“泛马克思主义”思潮、“自由主义”思潮、“老人道主义”思潮。所谓泛马克思主义，除了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之外，还包括现在流行于西方课堂的“新马克思主义”和种种左翼思潮。这种主义的共同点是以“打倒旧世界”为基本口号，“要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这是国际歌所唱的，这句歌词鼓舞了我的整个童年、少年、青年时代，之后，我更是接受“改造世界”的总口号，“打倒旧世界，建立新世界”成了我的人生无可怀疑的目标，然而，在“走出二十世纪”的思路下，我和行健兄开始怀疑：世界是否可以改造？我们的回答是，世界可以局部地作些改变，但难以从根本上加以改造。一想根本改造，就想革命，就在脑子里燃烧起“打倒”、“推翻”、“颠覆”这些念头。就想去当“改造世界”的工具与牺牲品。而现在，二十一世纪之初，我们清醒了，世界可以不断认识，但不可能从根本上改造。那些改造世界的计划与蓝图，其实都是乌托邦。在我生活的青年时代、中年时代，左右我们人生的唯有一种理念，便是为了未来的“天堂”，我们现在要忍受一切，尤其是忍受专政，甚至是“全面专政”。
“泛马克思主义”以“打倒旧世界”为理论基石，而“自由主义”呢？它则以“个人主义”为基石。尊重个人尊严、个人权利本是天经地义的。但是自由主义给“个人”加上“主义”二字，变成个人是唯一的，个人可以我行我素，自由主义者变成只知利己、不知利他的新蒙昧者。走出二十世纪，必须走出这种时髦的、现代的蒙昧。还有，西方文艺复兴运动所张扬的人本主义、人道主义，突出“人”权，削弱神权，本是好事。但在二十世纪，“人权”又转成政治口号、政治招牌。正如“神”在开始阶段并无神权，一旦神与“王”结合变为神权，它就形成了残酷的宗教统治。二十世纪中，“人权”与“政权”结合，又变成一部分人统治、压迫另一部分人的幌子。
《再论高行健》联经出版201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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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高行健论》与《再论高行健》两书（台湾联经出版公司）中，阐释了高行健走出三大主义（思潮）之内涵。而我自己则只着眼于文学，觉得文学更应当走出各种主义，除了应当走出“泛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老人道主义”之外，还应当走出“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右翼“法西斯主义”和左翼“法西斯主义”。文学创作无须任何“主义”的前提与预设，一旦有了前提与预设，就无法贴近“人性的真实”。人性太复杂了。人性不仅复杂，而且生动、具体、千变万化。还可以说，人性不仅极为丰富，而且极为脆弱。它既经不起打击，也经不起诱惑；既经不起“威武”；也经不起“贫贱”；既经不起酷热，也经不起严寒。人性远不如兽性那么坚韧。面对人性，用任何主义去规范、去剪裁，就会损害作家去贴近真实。
二十世纪，在我心目中，是一个热衷意识形态的世纪，或者说，是一个迷信意识形态的世纪。我和李泽厚先生在《告别革命》的对谈中，批评毛的两大错误：一是迷信战争经验；二是迷信意识形态。迷信的结果导致民不聊生，国将不国。走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是走出对于意识形态的迷信。二零零年之后，我一直在想，人类的身体已走出二十世纪，那么思想是否亦走出来了吗？我意识到思想要走出二十世纪比身体要走出二十世纪难得多。不说别的，仅就二十世纪两种理论基调，就弄得我们头昏脑胀，一是“革命论”，二是“进化论”。对于这两论，我这些年不断质疑，不断叩问。关于“革命论”，我与李泽厚先生已作了对话，并写了《告别革命》。我们要告别的自然是暴力革命。其实，人间的事，手段比目的更为重要，如果手段不文明即太残忍、太卑劣、太黑暗，那么，他们所标榜的崇高目的是很可疑的。暴力革命的鼓吹者，主张为了达到伟大的目的可以不惜一切手段。像宋代的水泊梁山豪杰们，为了“替天行道”，把四岁的小婴儿砍成两半。这种“革命”可取吗？
还有“进化论”。达尔文发现自然界的自然进化现象，弱肉强食，这是可取的。但把进化论移用于“社会”之中则不那么简单。二十世纪的“科学技术”进步了，但“人”也进步了吗？二十世纪的“人”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把千百万无辜推入黑暗的深渊，让人类集体共同经受了两次集体死亡体验，这也是进步吗？不，这是倒退。人类发明了医药可以疗治各种疾病，但疗治不了人类的贪婪、嫉妒等恶劣本性。“人”在生长过程中，既生长了知识、智慧，但也生长了世故、欺瞒、嫉妒、报复等生命机能，正因为如此，我决定晚年的生命走向要往后走，即往童年时代走，认真作“反向努力”，作“复归婴儿”、“复归于朴”的努力。这也可以说，这不是“进化论的努力”，而是“退化论的努力。”
人类总是不能接受教训，所以很难前行。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多少生灵涂炭，多少灾难降临，但人类还是重复原来的思维方式与意识形态。还是在筹划“革命”，还是在说“告别革命”是伪命题。就文学艺术而言，人类还在企图把它纳入现实政治的轨道，还在用政治话语取代文学话语。高行健说：文学“同当下的政治无关，文学不为政治服务，不为工农兵服务。”不同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观点。在获奖的讲演中他又说：“我不想滥用这文学讲坛去奢谈政治和历史，仅仅借这个机会发出一个作家强烈个人的声音。”
强调“个人的声音”，并非“个人主义”。其实我和高行健都反对“个人”再加上“主义”。我们对“个人”的认识格外清醒，完全拒绝种种“个人完美”、“个人至上”的狂妄而幼稚的理念，而正视个人的脆弱与黑暗面。我们只强调一点，即文学的出发点只有一个，那就是要面对“人性的真实”与“人类生存环境的真实”。所谓“文学真理”，并非空念，而是这两种真实。作家只能尽可能去“贴近真实”，不可能穷尽真理，更不可能抵达“终极真理”。作家进入写作时，不应有任何“政治正确”的预设，也不应当有任何的“哲学正确”的预设，即不必先预设某种“世界观”、“历史观”的思维框架。一旦有此框架，作家就一定会用先验的世界观与历史观去剪裁人性与生活，让人性的描述与环境的描述纳入现实功利需求。这样的文学作品肯定不真实。
二十世纪，世界发生两次大战。这是世界的悲剧；二十世纪中国一心一意想走向世界。当下的中国支持“全球化”思潮，进行空前的“改革”。在此大时代中，中国的思想者们也希望自己能有所作为、有所贡献。
在二十世纪的历史场合中，中国知识分子作了两次走向世界的“思想疏通”的努力。一次是在辛亥革命之后的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九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此次运动，是中国在危亡的压力下，知识分子精英们发现，中国通向现代社会的路子发生堵塞了。就像一条河的水流被某种东西堵塞了。这个堵塞物不扫除，中国无法走向世界先进的行列。当时的知识分子精英们即陈独秀、胡适、周作人、蔡元培、鲁迅等人，共同发现，中国这条大河的滔滔大水原来是被自己的圣人孔夫子和他的学说堵住了。这套儒家学说（当时被称为“孔家店”）讲的是一套漂亮的“仁义礼智”，但是，所有的中国人沉浸于其中的时候，却发生一个总效应，即人变成非人。人失去了生命活力、思想活力、创造活力。因为孔家店的堵塞，中国积弱了，中国失败了，中国人变成阿Q这种“末人”。全部问题在于自身，全在于自己的不争气，不觉醒，因此他们要对中国人进行一次大启蒙，要告诉中国民众，不能再生活在孔夫子学说的“蒙昧”之中，不能安于自己的奴隶状态与牛马生活状态。于是，他们不惜矫枉过正，以激进的态度召唤中国人冲破这道堵塞前行的河堤。
八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又发现，中国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大河之水被堵塞了。在政治上，中国的改革家邓肖瓶、胡要榜们发现，这种堵塞物是“伪革命”的意识形态，而中国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则发现这堵塞物是“苏式教条”，是机械唯物论。在文学上，则是业已僵化的“阶级论”、“反映论”、“典型论”，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些意识形态堵塞物不清除，社会就无法前进，文学也无法繁荣。所以走出二十世纪的思想框架便是走出二十世纪的意识形态框架。
2019年3月 刘再复与白先勇在香港科技大学对话《红楼梦》
这两三年，我每年都到香港。二〇一二年，剑梅从美国马里兰大学移师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我的生活也跟着变化。原先，我和菲亚每年都要飞往马里兰去看望外孙与外孙女，现在则要每年飞往东方了。科大人文学院的院长是李政道先生之子李中清先生，他是一个经济社会学的学者，知道我是剑梅的父亲，就和高等研究院（院长是物理学专家戴自海先生）及中文系主任苏基朗先生一起，商定邀请我担任“客座教授”。于是，从二〇一四年开始，我每年都到坐落于香港清水湾的科技大学。从当年九月到第二年的一月底，整整五个月。二〇一四年东飞之前，我和高行健约好在香港见面。于是，这一年秋天，我们在科技大学、香港大学作了三场对话或演讲。演讲的总题目是：“走出二十世纪”。我们都认为，二十世纪虽然具有“科技发展”与“殖民体系崩溃”这两项突出成就，但从总体上说，这个世纪乃是坏世纪。在这个世纪里，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人类经受了两次死亡体验。这两次巨大的浩劫，使知识分子群体产生了对于理性的怀疑，于是，质疑理性的思想纷纷出局，思想又走向偏颇。所谓“现代性”思潮、“后现代主义”思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19世纪下半叶出了个尼采，他宣布“上帝死了”，接着又鼓吹“超人”哲学，他死于一九〇〇年。死后其思想仍然影响世界，因此二十世纪产生了许多小尼采，个个都妄想取代“上帝”，都想当创世纪的第一英雄，结果价值观一片混乱，市场覆盖一切，人类集体变质（变成金钱动物），世界也变成一部金钱开动的机器。与此相联系的是世界没有思想。思想的贫血症与财富的膨胀症及超人的妄想症，三症齐发。在此世界语境下，思想者最重要的是保持清醒的意识，既冷观世界也冷观自我。从这个角度上说，意识便是意义。清醒意识便是积极意义。
“走出二十世纪”，就是要走出二十世纪的各种意识形态框架。就要走出“战争思维”框架，不管是“热战思维”还是“冷战思维”框架；既要走出“泛马克思主义”框架，又要走出“自由主义框架”。“泛马”属于左翼知识分子的思潮，自由主义属于右翼知识分子的思潮。当下，两种思潮都缺少新思想，找不到出路。我和高行健出国后，放弃了“改造世界”的抱负，并认为，世界难以改造，人性也难以改造。我们只能认识世界，关键是要有一种大视野。大视野下什么都可能发生。在生命全景下看世界，也什么都可以看清楚。这种大视野，是爱因斯坦的“宇宙极境眼睛”，是释迦牟尼的所谓“天眼”、“佛眼”、“法眼”。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指出的“境界”二字，既可用以评价诗词，也可用于评价思想。我觉得，思想最后的区别还是境界的区别。
关于“境界”，王国维只讲了两个被俘帝王的诗词差别，即李后主（李煜）与宋徽宗（赵构）。我们还可以再补充两个，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境界之别才是人与人、诗与人的根本差别。
中国历史上有四个帝王因为失败而变成囚徒。本来处于人生的最高点，突然走向人生的最低点，其落差之大，无与伦比。在此落差中，四个帝王表现出四种境界。
一是蜀王刘禅（公元207-271）。他是刘备之子，继承王位之后当了41年皇帝（公元223-263），263年他向曹魏投降，并为曹军所俘。到了魏国洛阳后，司马给他吃好睡好，他也意志全消，“乐不思蜀”。好日子得过且过，管他国家兴亡。这个刘禅，被中国人嘲笑为“扶不起的阿斗”，能吃饱喝足就好，属于动物境界。
二是越王勾践。他在与吴国交战中失败成为吴国囚徒之后，他只想报仇报复，于是卧薪尝胆。最后完成复国大业。他算是有志气，但其境界，也只是“复仇”的功利境界。
三是宋徽宗（公元1082-1135）他的原名赵佶，本是北宋皇帝，被金兵俘虏后仍然赋诗作词，但诗词的基调只是哀叹个人的不幸，如王国维所言，只是个人身世的哀戚。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词亦略似之。然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戚，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
宋道君皇帝即宋徽宗。他不是一个好皇帝，却是一个多才多艺颇具风流文采的文士，但他的诗词只能“自道身世之戚”。即只有个人的故国之思，亡国之痛，虽不像刘禅那么昏庸，也不像勾践那么激烈，但其境界，顶多只算是道德境界。而李后主则不同，他的诗词连着天下人的疾苦，也深知自己造成人间疾苦的责任，“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这才是“天地境界”。李后主启迪了我，思想的追求最终应是境界的追求。思想应当走出个人的悲欢（个人主义），也应走出国家的兴亡（民族主义），更应走出党派的得失，只像释迦、基督那样，反思的应是在时代风雨变幻中自己的道德责任与良心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