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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词格律》导读


词学大家龙榆生的代表作之一 

填词常备参考书



《唐宋词格律》导读

马里扬


作为我国传统的文学与音乐相结合的承载体之一,“唐宋词”文本形成过程中的“撰制”与最终呈现出的“体式”,都十分独特。在宋代,人们就已经明确地说“词”是“倚声”而制(陆游《跋花间集》)。《尚书·尧典》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声依永”(赵令畤《侯鲭录》卷七),是指用乐器的“声”来配合人的“歌”,而宋人已经认为歌词是“永依声”,即先有曲子,后填词。“词”,最初就是依据唐宋时代的音乐所填制出的一种特殊形式的文辞。那么,所谓“倚声填词”(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也就包括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声”,即音乐;二是“词”,即文辞。这两者都有各自的传统,汇流到一起,才成就了这种既是文学也同时是音乐的创作方式。



唐宋词的产生与音乐相关,一般我们都笼统地将后者指称为“燕乐”。“燕乐”,就是“宴乐”,在宴会上供娱乐的音乐,自古就有,随着历史的发展,内涵又不断发生变迁。北宋沈括《梦溪笔谈》卷五载:“自唐天宝十三载,始诏法曲与胡部合奏,自此乐奏全失古法,以先王之乐为雅乐,前世新声为清乐,合胡部者为宴乐。”所谓“法曲”,据现代的日本学者林谦三说,“盖乃利用清乐器以演奏新声,实清乐之胡俗乐化”(《隋唐燕乐调研究》第四章“唐代之燕乐”)。隋唐时代,外来音乐的传入——主要是来自西域的“西凉乐”与“龟兹乐”,统称为“胡乐”,与“法曲”一道成为宴会娱乐音乐即“燕乐”,也就是“胡夷里巷之曲”(《旧唐书·音乐志》)。不过,“燕乐”的出现只是唐宋词产生的文化背景。因为供人娱乐的“燕乐”,从唐至宋,都是一种乐舞综合性艺术形式。


敦煌遗书中的曲子词



在燕乐盛行的文化背景下,“词”的出现跟文辞与音乐的配合方式有关,而这又与一个重要的乐器有关,这便是“拍板”,它主导了“依曲拍为句”(刘禹锡《忆江南》)。拍板的广泛使用应该不早于中唐。中唐流行的“燕乐”,虽然仍有“胡乐”的成分,但已经不占有主导作用。从张志和、刘禹锡、白居易等中唐诗人所作歌词来看,他们所用的曲调,虽然有的已载录于盛唐时代崔令钦所撰写的《教坊记》中,如《浪淘沙》《杨柳枝》《望江南》等,但这些曲调能否配上歌词都还有疑问,有以称之为“旧曲”;而文人来填入歌词的曲调则已演变成一种“新声”。如《望江南》为李德裕为歌妓谢秋娘所撰,《杨柳枝》为白居易退居洛阳所撰(段安节《乐府杂录》),而《竹枝》乃刘禹锡就西南地区的“俚曲”加以改造而成。总的来看,这些作品的音乐体制大体以“南方音乐”为主干。宋代人对这样的能配上歌词的音乐,称之为“燕乐饮曲”(陈旸《乐书》卷一百五十七)。


但“词”起初并没有固定的格式,即“篇无定句,句无定字”,让它最终走向了相对稳定的格式,经历了三种方式:一是“和声”填实,即由乐工取形式整齐的“诗”入曲,演唱时添以“和声”,后来这“和声”固定化了,便成了长短句。二是由精通音乐作者来填写,写出来后为大多数人所遵循,也便有了一定的格式。比如在晚唐到北宋的时代,并没有什么乐谱,作家照着填写的范本、歌女乐工演唱的歌本,其实就是《花间集》、《尊前集》以及柳永的《乐章集》这些词集本身。不过,以上两个方面,当时都还是停留在段落(即“片”)、句式与押韵的方面,尚不触及更为深入的字声即四声阴阳问题,因而也就不免会导致“著腔子唱好诗”(晁补之《评本朝乐章》)的批评意见。第三种方式,即“自度曲”的形式,是先有文辞,然后根据文辞来创制乐曲,如姜夔的《长亭怨慢》等。“自度曲”能有效地避免歌唱时候出现“棘喉”与不能“美听”的问题。


也正是到了第三种方式流行的时候,“词”便成为了一种精致的文学创作,是有音乐与文学双重修养的士大夫的“玩意儿”,不是什么人都可以随随便便就能填写的,也不是什么人就可以轻易地开口就能唱的。如此,就愈发地没有了生气,条条框框的东西多了起来,便构成了“词律”的先声,尤其是到了南宋中后期“词”成为了“古曲”且不再在社会大众间流行之后。如南宋末年的沈义父《乐府指迷》中便说:


腔律岂必人人皆能按箫填谱,但看句中用去声字最为紧要,然后更将古知音人曲一腔三两只参订,如都用去声,亦必用去声;其次如平声,却用得入声字替;上声字最不可用去声字替,不可以上去入尽道是侧声便用得,更须调停参订用之。古曲亦有拗者,盖被句法中字面所拘牵。今歌者亦以为碍,如《尾犯》之用“金玉珠珍博”,“金”字当用去声字;如《绛园春》之用“游人月下归来”,“游人”合用去声字之类是也。


后来对“词律”的总结与研究,就是从这里正式发端的。元明时代戏曲发达,人们开始编撰有曲韵、曲律以及曲谱考订的专门著作,推波助澜,编撰“词谱”类的书也就应运而生,早期的叫作“图谱”,后来较为完善且精良的一部书,是清朝康熙年间万树的《词律》。继之而起的,除了官修的那部内容芜杂的康熙《钦定词谱》外,私人撰著中的戈载《词林正韵》、方成培《香研居词麈》等,从“词乐”与“词韵”两方面给予“词律”以羽翼式的辅助,成就了一项“专门之学”。继踵者如秦巘的《词系》、叶申芗的《天籁轩词谱》以及杜文澜的《词律校勘记》等,都有诸多可取的地方。在近代开端的时候,它又以歌词创作上的“严守四声”与词学研究中的“校律之学”的形态体现了出来。


由于唐宋词体式的复杂性——笼罩在“长短句”面目之下的各词调间的体式差异与同一词调内部的体式差异现象,都十分突出,不能像五七言律诗那样仅仅总括为几种体式,而只能是就各个具体词调来举证与分析。因此,“词乐”(造成体式各异的主要因素)、体式自身的规律,以及作为标准的词作,就成了一本“词律”著作的核心内容。

龙榆生先生的《唐宋词格律》,正是承继了“词律之学”的传统并融会有作者独特见解的著作。举其要者,有以下数事,可资注目:



(一)明渊源

唐宋词调,大体可以分为“旧曲”与“新声”两类,论其来源则是极为复杂的。调名下例有的说明文字,是旁征故籍以为考证。如《破阵子》,先注明“唐教坊曲”,又注明“一名《十拍子》”,然后引宋人陈旸《乐书》载“唐《破阵乐》属龟兹部”,后下按语说:“《秦王破阵乐》为唐开国时所创大型乐舞,震惊一世。玄奘往印度取经时,有一国王曾询及之。见其所著《大唐西域记》。此双调小令,当是截去舞曲中之一段为之,犹可想见激壮声容。”则词调《破阵子》的来源,可作三面观:一是归属西域“龟兹部”,是“胡乐新声”;二是来自大曲《秦王破阵乐》,即就“大曲中摘遍”;三是来自唐教坊乐,即《十拍子》,能够“依曲拍为句”,撰写新歌词。前两者属于这个词调的远源,后者则是它的近源。



(二)注宫调

宫调的考证于词律来说是撷取以备注的,康熙《钦定词谱》有此例,但有的地方混入了曲谱的宫调,且于转调一事亦不详。龙先生这本书所引明人朱权的《太和正音谱》以标注宫调,也是仅供参证而已。又,《念奴娇》引《碧鸡漫志》载,宋曲入“大石调”,复转入“道调宫”,又转入“高宫大石调”。然后说“其用以抒写豪壮感情者,宜用入声韵部。另有平韵一格,附著于后”。则注明转调。姜白石《湘月》词序说“此曲即《念奴娇》之鬲指声”,即“移宫转调”:从“正宫大石调”转“道宫小石调”再转“高宫大石调”;而姜词为去上声韵,可补入例词。



(三)备体式

旧式词谱受小令、中调、长调分类影响,以字数多寡为序;此则以韵脚平仄分类,兼顾各调体式演变,较具体系。又,旧式词谱中凡字数、句读一有参差,便列为“又一体”;此则以习用者(即名家名篇)为“正格”,以平仄韵转换为“变格”,其间句读出入者列“第一格”“第二格”,亦见整饬。如《浪淘沙》,以唐人七言绝句体为第一格,双调小令体为第二格,又以柳永词上下片起句皆少一字为“别格”(即“变格”),而以柳永、周邦彦所作长调慢曲为第三格。




(四)严字声

宋人已讲求字声,此点关系唱法;“词格”中所严格讲求字声主要集中在两个地方,一为所谓“领格字”,一为句或韵前一字,且例用“去声”。前者例证甚多,后者如《满江红》引证姜白石“平韵格”词,附注并引词序说:“《满江红》旧调用仄韵,多不协调。如末句用‘无心扑’三字,歌者将‘心’字融入去声,方谐音律。”原为平声的“心”字要唱作去声,正是位于韵脚前一字之故,也就在“词格”中形成惯例,必须严守。四声中专提“去声”,是宋人唱词中的旧例,随后出现的曲谱即于“去上”配合加以强调,反过来也影响了词谱的考订。

龙榆生先生《倚声学》手稿


(五)定韵位

与诗体韵位具有规律性的出现在偶数句不同,唐宋词押韵位置很复杂,有与乐曲均拍位置相合者,如《八声甘州》,“因全词共八韵,故称‘八声’”。所谓“八声”即上下片各“四均拍”。也有歌词撰写出现的特定格式。如《沁园春》,“前片四平韵,后片五平韵,亦有于过片处增一暗韵者。”“暗韵”又称“句中韵”。又有所谓的“夹叶”者,如苏轼的名篇《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另有宋人韵宽的旧说;如《法曲献仙音》以姜白石词为例,“附注”中按语云:“词中‘计’字是韵。姜词第三、四部韵往往往同用,殆是江西方音。如《长亭怨慢》‘矣’、‘此’(三部)与‘梨’‘户’‘许’‘树’‘暮’‘数’‘付’‘主’‘缕’等字同叶,是其证。”三部、四部同用者,是据戈载《词林正韵》所定“支微韵”与“鱼模韵”的通押。



(六)辨句法

句法直接关联起“长短句”的呈现形式,但不必一律照“格”死“填”。如《戚氏》附注说:“‘当年少日’与‘对闲窗畔’二句,皆上一、下三句式。在长调慢词中,此等处最宜注意,须于曼声长吟之际,细加玩味,方能有所领悟,掌握节奏声容。”此等处是须严格的。而如《摸鱼儿》,则云:“前第四、后第五韵,定十字一气贯注,有作上三、下七,亦有以一字领四言一句、五言一句者,可以不论。”此等处又是不必拘泥的。

龙榆生先生词稿手迹


(七)求声情

唐宋词的声情,也称作“调情”,是指曲调旋律所传达出来的情感特征。由于词乐的失传,可以勘查声情的途径,不外以下三种方式:(1)据故籍中关于歌唱人、歌唱效果以及乐器配合的记载;(2)大家名篇的内容风格;(3)曲家所记录的宫调声情(如燕南芝庵《唱论》)。而本书之中另外参用了一种,即“声韵组织”的“拗怒”与“和谐”,是龙榆生先生的研究心得所在。他对此原理最为简要的说明,是下面这段话:



一般地说来,人类的情感,虽然因了物质环境的刺激从而触起千态万状的心理变化,但总不出喜、怒、哀、乐、爱、恶、欲的范围,也可以概括为喜、怒两大类。人类借以表达种种不同情感的语言音节,虽然也有轻、重、缓、急的种种差别,也可以概括为和谐与拗怒两大部分。唐、宋人所组织的“今曲子词”,尤其是慢曲长调,在这上面是十分讲究的。它能在和谐与拗怒的音节方面,加以适当的安排,构成矛盾的统一体,借以表达作者所要表达的某种微妙感情而恰如其量。(《谈谈词的艺术特征》,原刊《语文教学》1957年6月号,收入《龙榆生词学论文集》)



如《六州歌头》先引宋人程大昌《演繁露》的记载说:“本鼓吹曲也。近世好事者倚其声为吊古词,音调悲壮,又以古兴亡事实文之。闻其歌,使人慷慨,良不与艳词同科,诚可喜也。”然后下按语说:“一百四十三字,前后片各八平韵。又有于平韵外兼叶仄韵者,或同部平仄互叶,或平韵同部、仄韵随时变换,并能增强激壮声情,有繁弦急管、五音繁会之妙。”这是以声韵组织说提供声情佐证的准确的一例。(更为详细的举例说明,参看龙榆生《词曲概论》下编《论法式》以及《词学十讲》。)



不过,既然是所推求而出的声情,它是否符合当时人的体会,恐怕就很难肯定了。如上引《破阵子》,说它“犹可想见激壮声容”,所举例词即辛稼轩“醉里挑灯看剑”。诚然,还可以举出李后主的“四十年来家国”,其声情也许如此吧。然而,宋人创作《破阵子》较多且不乏名作的是晏殊,如下面这首:


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池上碧苔三四点,叶底黄鹂一两声。日长飞絮轻。      巧笑东邻女伴,采桑径里逢迎。疑怪昨宵春梦好,元是今朝斗草赢。笑从双脸生。


绸缪宛转之态,呼之欲出,似也不妨作为激壮声情的补充。


在以上七事之外,还可以加上“赏文辞”一项;即此中所举的例词,先以|(仄)、—(平)、+(可平可仄)等构成简明“图谱”,后举出文辞,注明 ●(句)、◎(平韵)、△(仄韵)。图谱是从文辞中衍生的——这两者关系不能倒置;而文辞大多从善本词集中择取,此外也很注意网罗遗珠,如《行香子》所举秦观一首,括注说:“此据康熙《词谱》卷十四所录,汲古阁本《淮海词》及宋本《淮海居士长短句》皆无。”同一词调下所举例词,自是不会缺席大家力作,同时相互比勘,则会有势均力敌、煞是好看之感的。若此,读者还要株守着是平是仄,则不免有买椟之憾;倘能于文辞间“反复吟咏”,自然了悟,或与作者的初衷不甚相远。




本书的作者龙榆生先生(1902-1966),名沐勋,晚年以字行,号忍寒居士,江西万载人,是二十世纪的词学名家。早年曾得亲炙有“律博士”之雅号的晚清民初的名词人朱祖谋;后创办了第一个词学专门刊物《词学季刊》并担任主要撰稿人,主要著作有《东坡乐府笺》《唐宋名家词选》《近三百年名家词选》等。其一生的多数时间内,都是在大学里传授词学。这本书就是他晚年任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并到上海戏剧学院为“创作研修班”专门讲词律、词体与创作问题的讲义之一。从龙先生的词学研究的经历中,不难见出他一方面对传统词学的承继很是深入,另一方面又对词学在现代社会与文化中的生存与推广,贡献很大。就过去的一百年来论,能与他比肩的,也是指不多屈。那么,这本关于词的声律、体式与作法的《唐宋词格律》,做到了叙述简明且内容并不因此而单薄,同时又有一定的实用性与系统性,就不会是什么意外的事了。


二〇一七年二月,上海寓居写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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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词,又叫曲子词,它最初附丽于音乐,它的曲调格律跟音乐密切相关,随着时间的发展,词与音乐的关系越来越疏离,但是人们仍然重视词的格律问题,讲究字的平仄、四声,于是词律著作应运而生。《唐宋词格律》是当代词学大家龙榆生先生专讲唐宋词体制、格律的著作。改书共收词牌150余调,首先以韵脚分为五大类。每一词牌都说明它的来历和演变情况。每一词牌标有“定格”“变格”,并标明句读、平仄和韵位。每一词牌附有一首或数首唐宋词人作品作为例证。为了检索方便,本书附有词牌音序索引。



作者简介

龙榆生(1902-1966),名沐勋,晚年以字行,号忍寒,是二十世纪的词学名家。生于江西万载,殁于上海。龙先生自学成才,曾先后黄侃、陈衍、朱祖谋问学,并被视为晚清词学四大家之一的朱祖谋的嫡传弟子。龙先生词学研究的领域非常广泛,著有《东坡乐府笺》《唐宋名家词选》《近三百年名家词选》《词学概论》《词学十讲》等书,成就卓著。此外,他还创办了现代第一个词学专门刊物《词学季刊》,对词学研究的现代转型影响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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