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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震：苏轼朋友圈里的僧人与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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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僧人，这也是苏轼朋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苏轼与他们之间的故事很多，主要是关于智慧的领悟、佛法的领悟。其中最有名的大概就是佛印了。关于佛印与苏轼之间，流传着很多故事，真真假假，难以分辨。有一次，苏轼与佛印同游寺院。大殿内有一尊观音像，手持一串念珠。苏轼问：“观音自己就是菩萨，还向谁祷告？”佛印回答：“向自己祷告。”苏轼又问：“为什么祷告？”佛印答道：“求人不如求己！”又一次，苏轼与佛印对坐，苏轼说：“古人有诗云‘时闻啄木鸟，疑是叩门僧。’‘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看来古人喜欢将‘僧’与‘鸟’相对。”佛印答曰：“没错，我与您对坐，我是僧，您是鸟啊！”（事载《东坡居士佛印禅师语录》）
很多人因为看了苏轼跟佛印的一些对话，便觉得苏轼学禅就是开开玩笑、耍耍贫嘴，事实并非如此。佛教作为中国当时的一种意识形态，对北宋很多士大夫都有影响。但苏轼对待佛教的态度是很务实的，他虽然叫东坡居士，但他依然是一个坚定的儒家学者。只是在自己艰难和困难的时候，他会把佛教援引到自己的内心来，帮助自己排遣暂时的苦恼，却不会因此迷失自己的人生方向。在《答毕仲举书》中，就清楚的表达了自己对佛禅的这种理解与认识：
陈述古好论禅，自以为至矣，而鄙仆所言为浅陋。仆尝语述古：“公之所谈，譬之饮食，龙肉也；而仆之所学，猪肉也。猪之与龙则有间矣。然公终日说龙肉，不如仆之食猪肉，实美而真饱也。”
所以，苏轼认为，对待佛教的态度应该切实，并不在于玄虚飘渺的说理，而应更加关注佛禅对于现实人生的切实作用。龙肉固然华美高贵，但遥不可及，非人间所有。正如庄子所言，有人学了屠龙术，却找不到龙来屠，终究没有用武之地。而与龙肉相比，猪肉虽然粗鄙平庸，却能实实在在地解决饥饿问题。那么，对于苏轼而言，究竟什么是人生的实际问题、饥饿问题呢？佛教要求空静、达观，但是“静”极便有“惫懒”的倾向；“达”极也有放任疏放的危险。苏轼意识到了这个危险的倾向，所以他所要求的静、达，便是执著又不执著。所谓执著，便是依然要关注现实、关注人生、关注民生。所谓不执著，就是在面临人生失意之际，要善于开解自己的心结，要善于转换自己的心态，要勇于面对现实生活中的一切挫折磨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佛教自然是苏轼口中的“猪肉”了！
在苏轼所结交的僧人中，道潜与苏轼的交往最为密切，堪称苏轼最知心的方外之友。道潜与苏轼的密切关系引起了苏轼政敌的注意，绍圣三年（1096），新党头目吕惠卿的弟弟吕温卿任浙东转运使，他一到杭州，便蓄意罗织罪名打击苏轼的友人。经人告发，又查验度牒，吕温卿发现道潜原来的法号是谈修，后来改为参寥，而现在的名字“道潜”则是苏轼所改。就以此为罪名勒令道潜还俗，并给予“编管兖州”（今属山东）的处罚。北宋有“度牒”的制度，僧尼的名额是由朝廷掌控的，俗人获得“度牒”出家为僧，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勒令还俗，算是对僧人的重罚。僧人本是方外之人，道潜竟受到通常只有官吏才能得到的“编管”的处分，真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了！苏轼命途多舛，他一生中牵累的人不计其数，但受他牵连而受罚的僧人则只有道潜一人。苏轼闻讯，深感歉疚，便托正在京东做官的亲戚黄寔照应道潜。后来得到曾布的帮助，道潜才得以再次落发为僧。两度出家的奇特遭遇，是道潜与苏轼交往所付出的代价，但道潜对之心甘情愿。苏轼死后，道潜连作悼诗十一首，极表悲痛。不知他此时有没有想起当年苏轼写给他的词句：“西州路，不应回首，为我沾衣！”佛门本应弃绝人间的七情六欲，道潜却与苏轼情谊深厚，这纵观整个文学史，都是非常难得的。但，这种仁爱真诚之心，何尝又不是佛法追求的一种境界？
海棠虽好不题诗苏轼与歌妓、官宦家庭中的女子，也有很多交往。在封建社会，女性地位低下。尤其是歌妓，本是供官员、富人消遣的角色，但苏轼却给予了她们不同寻常的尊重。在苏轼的笔下，她们不仅仅是物化的审美对象，而是具有独特的灵气，甚至从她们身上，苏轼也获得了不少感悟。
苏轼有一位朋友叫王巩，是苏轼的忘年交张方平的女婿，他们很早就认识。在乌台诗案中，王巩也受到牵连，被贬谪到一个比黄州更偏远的地方。元祐元年（1086），苏轼与王巩在汴京重逢。在他面前的王巩竟然面色红润，风采依旧，一点不像九死南荒的迁客。这诚然与王巩境遇改变，善于养生有关。更重要的是，他得到了一位知心伴侣——侍女宇文柔奴陪伴他南迁，不离不弃。更为可贵的是，她对这段苦难经历持有平和的心态。苏轼问这个眉目娟丽的姑娘：岭南的风土是否欠好？她回答说：“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苏轼听了大为叹赏，有仆如此，可见主人是何等的坚毅、旷达！苏轼当场写了一首《定风波》送给她：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此心安处是吾乡”，是苏轼词中的名句，很多人都以为出自苏轼笔下，其实却是苏轼转述宇文柔奴的话。这种在苦难中坚贞不屈的精神，正是苏轼人生态度的精华。宇文柔奴只是一位普通女子，能领悟到这样的人生境界，难能可贵。王巩得到这样的伴侣，也算上天在他坎坷人生中给予的一份补偿。
苏轼对有才华、见识的知识女性饱含敬意。同时，作为封建朝廷的官员，他也会与下层歌妓有所交往。在宋代，既有官府养的歌妓，也有私人的家妓。苏轼被贬黄州时，虽然是个犯官，但与地方官徐大寿、孟震关系很好，经常在一起宴饮为乐，其间自然少不了歌妓的陪伴。苏轼酒量不高，一饮辄醉，醉后只要别人请求，就一定会赠以笔墨。黄州城中的官妓们，常常借着陪宴的机会向苏轼索要墨宝。有不少人因为得到了苏轼的赠诗，而名留千古。其中有一位色艺俱佳的歌妓叫李琪，但她生性内向，不善言辞，所以一直羞于向苏轼开口。等到苏轼要离开黄州的时候，大家给苏轼饯行，李琪明白这一次再不向苏轼索要墨宝，就没有机会了。于是她给苏轼敬酒，然后取来绢帛，请他为自己写一首诗。苏轼命其研磨，然后饱蘸浓墨，写下了两句诗：“苏轼五载黄州住，何事无言及李琪？”但刚写完这两句，就有人前来敬酒，苏轼便将笔搁到一边，与客人们谈笑起来。有人现场评论说：“这两句看上去很普通，也没有写完，不知是什么意思？”等到酒喝得差不多了，大家准备撤宴时，李琪再也忍不住了，跪拜在地，求苏轼将剩下的两句给续上。苏轼一拍脑袋，大笑：“哎呀！对不起，差点忘了登场了！”随即提笔又续写两句：“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虽好不留诗。”此句一出，大家立刻觉出不凡来了——先平后奇，起得低但落得高，真乃好诗呀！于是，“一座击节，尽醉而散”（事载《说郛》）。
苏轼相交遍天下，在历朝历代的士大夫和平民百姓中，永远都有朋友。而这些普通的朋友，也因为结识苏轼、关爱苏轼，在无意当中，将自己的名字与苏轼的名字一起刻在了历史的墓碑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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