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逼成的斗士：问题不止，批判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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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 马克思影响世界100多年了，很多人从小就对他的名字耳熟能详，但是，人们真的了解他吗？也许，他是中国人最熟悉的陌生人了。30岁前的马克思就已经成就斐然、锋芒毕露，他是如何蜕变的呢？后人应该向他学习什么？本文8000多字，部分内容的理解需要哲学基础知识。欢迎留言交流。
众所周知，马克思死了。毕竟，马克思也不是一个神仙，这位1818年出生的德国人和我们每一个人一样，在生物学的物种分类上属于现代智人。这就意味着，马克思并不能够使用类似于“上帝之眼”的洞察之力，也不是拥有什么第六感的超人类。
他之所以能在并不算长的六十五年时光中，写下无数著作并深深地影响之后的每一个世纪，是因为他在年轻时所锻炼出的能力，以及在当时与众不同的思考方式。
如果，我们要从马克思那里获得真知灼见，不应只去摘录和背诵马克思在当时条件下作出的具体结论，而更应该去了解马克思的思想历程，并从中发现是什么让他成为马克思——十九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
以下，将大致讲述马克思的心路历程，他是如何开创了一种以实践作为核心的全新哲学。
一、攻读哲学博士的马克思，一切开始的地方
马克思刚刚在学术上出道之时，虽说不像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那般被“天才”的光环所笼罩，但也接受了当时备受赞誉之德国大学教育的全副武装。
此时，作为博士生的马克思还是在德国古典哲学的臂膀下思考，处在偏向鲍威尔（青年黑格尔派代表人物）的“自我意识”立场——也就是一种经常被指认为“唯心主义”，而其本身也确实是一种唯心主义的立场。
但马克思这位年轻的博士，却没有以一种吃书虫的模式展开自己当前的思考，在他1841年完成的博士论文《论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马克思虽然整体上持“自我意识”的立场，强调思想与意识是对现存状态进行改变的根本力量，但他也注意到，特别强调思想意识的思考方式似乎与现状之间隔着一条鸿沟——“自我意识”总是将关注点放在人的认识与自我反思之上，认为只要大多数人的观念得到“纠正”，一切就会好起来。
马克思察觉到了这条鸿沟的潜在危害：对思想工作的单方面重视，会导致思想与现存事物之间的脱节。思想和理论即使能表现出强大的革命性，也无法良好的运用在当下的具体状况中。
同在马克思完成博士论文的1841年，费尔巴哈出版了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基督教的本质》，推出了以生活世界为基础视角，对现存状态进行哲学考察的方法。这可谓英雄所见略同，马克思和费尔巴哈同时洞见了西方传统思想工作的不足之处——看重观念的思辨和传播，却忽视了感性对具体事物的把握。
值得注意的是，刚完成博士论文的马克思，还未能在著作成就和“唯物论”造诣上超过费尔巴哈，但“自我意识”立场却给了马克思一个费尔巴哈所没有的“绝世武功”，那便是起始于康德的批判方法。
“批判”一词在德国古典哲学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因为这个词意味着“澄清前提，弄清界限”。
在德国古典哲学中，采取批判的态度，并不意味着去打倒、鄙视自己所要“批判”的对象，而是要求人在处理问题时，要仔细的考察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否超出自身的使用范围，从而明确问题的基本条件和可以用于解题的基本方法。
从写作博士论文开始，因为能对现存的具体状况给予足够关注，同时又有着源自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方法，马克思开始显得与众不同，最终在几年后超越了自己原属于的“自我意识”立场，并在思考中走得比费尔巴哈更远。
二、“莱茵报时期”前后的马克思，经典思想成熟的前奏
刚刚读完博士的马克思还未踏上社会，突然间遭到了来自普鲁士当局的“社会毒打”。由于马克思在读哲学博士期间与鲍威尔等激进的青年黑格尔派代表人物关系密切，在普鲁士政府通过强制手段解除鲍威尔等人的大学教职之后，马克思也受到波及，使得马克思在德国大学任教进行哲学研究的梦想化为了泡影。
但可谓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毕业后不得不从事新闻工作的马克思，在评论社会热点时事方面表现出惊人的能力，靠着写政治与法律相关的评论新闻，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当上了《莱茵报》的编辑。
当上编辑之后，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大力的针砭时弊，痛斥普鲁士当时的书报审查制度，同时还运用自己的专业特长，从哲学的高度上对当时的新法律《林木盗窃法》进行了彻底的揭露，指明这套法律规定缺乏法理上的理论根据。
结果，马克思才在编辑的位置上待了不到半年，还没等到他乘胜追击并在论战中将漏洞百出的论敌们打得屁滚尿流之时，普鲁士当局直接给马克思整了个“禁言”加“封号”，马克思不仅被从《莱茵报》编辑的位置上赶了下来，而且整个德国也没有任何报纸敢给马克思当编辑了。
这无疑给马克思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刚刚博士毕业的马克思可能也曾想当一名学术场上的贵族，如同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在广场上为追求真理而进行辩论一样，自己也可以尽情的在报纸上的论战中扫除谬见宣扬正义。没想到普鲁士当局直接给马克思的编辑生涯整了个当代版的“苏格拉底之死”——既然在学理上被他说得哑口无言，那就让他再也不能在辩论中说出哪怕一个字。
就这样，在博士论文完成不到两年之后的1843年，《莱茵报》前编辑马克思就从“自我意识”的立场转到了“费尔巴哈”的立场。因为马克思确认从前“自我意识”的立场根本无法解决当前时代的实际问题，唯一能跨越那条鸿沟的出路，就是抛弃“自我意识”的立场，转而从费尔巴哈的思想中汲取“唯物论”的资源。
马克思进入“费尔巴哈”的立场，并不是去照搬《基督教的本质》中的具体结论，而是尝试将费尔巴哈的推理思路，运用到对德国现实进行批判的实际工作中。为此，马克思不惜花重金前往法国重新“注册账户”，与当时自己最好的朋友卢格创立杂志《德法年鉴》。
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孕育而生。得到来自费尔巴哈的思想资源加持，再加上原有的批判训练，马克思完成了唯物观和无产阶级革命论（哲学意义上）的论证与确立，从此再也没有改变过以上两个观点。
这种坚定不移显然不是倚仗于对费尔巴哈的信仰，因为不到两年之后，马克思就要开始对费尔巴哈的思想进行批判和清算了，可这个转变丝毫没有改变马克思的唯物立场。马克思唯物立场的确立虽然借用了费尔巴哈的思想资源，但归根到底，是他自己通过批判工作所证明得来的。
就像通过反证法发现“1+1=3”行不通之后，就不再怀疑“1+1=2”的真理性一样。马克思深知，要解决现实的问题，就不能离开唯物立场，不然就会跌入“自我意识”立场无法克服的鸿沟——“应然与必然无限分离，理论与现状强烈割裂”。
如同之前所述，批判训练给马克思带来的批判精神，使得追问工作只要他还活着就不会停滞不前。在1845年完成的《神圣家族》宣告与自己博士时期的“自我意识”立场彻底决裂之后，活着就不会停止思考的马克思立刻又将批判的工作延展到了费尔巴哈的思想上，并写作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马克思之所以认为费尔巴哈的思想是需要批判的，并不是要过河拆桥或是通过抬杠彰显存在，而是因为费尔巴哈在强调一种“非现实”的感性能力：人们只使用某种正确的方法，并以第三者的姿态观察世界，物质似乎就可以将自身永恒不变的规律直接映射进人脑里。这如同在说，认识世界上所有的事物，就像分辨某个物体的颜色一样，只要不是色盲，不管外部环境如何，只要是个人就能辨别出来。
但费尔巴哈的这种思想，在解释历史现象时，却遇到了巨大的困难：为什么很多现在看来显而易见的事情，历史上却众说纷纭，甚至让谬误广为流传呢？
比如，西方传统医学中“根据病症不同而在相应部位放血”的无效疗法，现代医学的“大样本随机双盲对照实验”能很轻易的证明其无效性，为什么这样无效的疗法却能在历史上流传两千多年之久呢？
面对这些人类历史上的进步问题，费尔巴哈哲学就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软弱无力，以至于不得不诉诸于“人类新思想的出现与传播，能在根本上推动历史发展”的唯心主义观。从而在处理与人类社会相关的历史和现实问题时，这些过往的唯物主义将不得不又落入到“自我意识”立场的窠臼之中。
而对过往唯物主义局限性的克服，将会让马克思在哲学史上名垂青史，因为这代表着一种全新的哲学，即一种不再只是以第三方身份观察世界，而是与改造世界息息相关的实践哲学将要横空出世。
然而，就在1845年实践哲学诞生的前夕，马克思遭到了法国政府的驱逐，曾经花重金注册的“新号”《德法年鉴》创刊不到两年也惨遭封杀。同年年底，马克思宣布脱离普鲁士国籍，从此不得不成为一名“世界公民”，过着艰苦的流亡生活。
三、成为无祖国之人的马克思，实践哲学的闪亮登场
曾有人这样评价已故的现代哲学大师希拉里·普特南——“善变”是他哲学的荣耀。
因为在哲学观点上反复变化的普特南，自身从不以一种信仰的方式死守任何哲学上的教条，而是把对真理的追求作为唯一的终极信仰。所以，“善变”的普特南，永远不会停下追求真理的步伐，当真理之光从能更好解释现实问题的新兴理论中萌芽而出时，他就会立刻投身于这项新理论的建设与改进之中。
对于普特南的这些赞誉，放在马克思身上也是适用的。
在刚刚博士毕业四年左右的时间里，马克思就经历了两次“当上编辑后不久就遭到封禁”的大起大落，以及思想上的两度巨大转折。如果马克思与常人有何不同，那便是面对如此之多的变故与转折，他追求真理的精神没有受到任何动摇，既没有被变故击垮一蹶不振，也没有因原有思想的扬弃和转折就此认定自身无法追寻真理。
总结自身的遭遇，整理亲手扬弃“自我意识”立场和“费尔巴哈式”唯物论的过程。马克思于1846年与恩格斯合力完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描述人的真正自由状态的经典名句“早上农夫，下午渔夫，晚上哲学家”正出自于此。
正是在该著作中，马克思创造了以“实践”作为核心的实践唯物主义（也可称为历史唯物主义）。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实践”一词就等同于“感性的活动”（也译作“对象性的活动”）。熟知哲学史的人不难发现：感性和对象性的探讨主要来自于费尔巴哈的唯物思想资源；而“活动的原则”则是来自于黑格尔所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领域，是“自我意识”立场最爱探讨的对象。
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只是将两者的思想直接进行糅合、粘贴——如果马克思知道有人居然将他的实践思想简单的解释为：观察做事的时候要坚定唯物立场，思考分析的时候要发挥主观能动性、思想灵活；那么马克思肯定会被搞得哭笑不得。
实践唯物主义之所以可以说是前无古人，是因为其中蕴含着对两千年以来西方哲学传统的又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
在这场十九世纪的哲学革命中，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从来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因触犯教会禁忌而无法获得教职的实用主义（实效主义）之父——皮尔士，高喊着“上帝已死，重估一切价值”的天才——尼采。马克思与他们不约而同的将矛头对准了作为旧欧洲思想基础长达两千多年的柏拉图主义。
自古希腊的柏拉图提出“理念论”以来，大多数哲学家都坚信自己生活的具体世界附属于更高级的事物，就如同柏拉图认为具体的事物只不过是源于“理念”的不完全投影；而过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差别，不过是在争论“理念”能否只靠纯粹的思维反思进行把握理解而已。
因此，以往哲学家无论如何的变革和争论，最终都会不知不觉的在某种程度上回归到柏拉图“理念论”之中。以至于英国二十世纪的哲学家怀特海说到：“两千年的哲学史不过都是柏拉图的注脚”。
然而，马克思则要从根本上超越柏拉图，他通过“感性的活动”原则反转了柏拉图关于“理念”和具体事物之间的关系——具体事物不是“理念”的木偶，具体事物才是那个长久以来应当被冠以“第一性”的根本实体。
也就是说，人们在历史上所创造的诸多理论，并不是反映和描述在背后支配着具体事物的更高存在，而只是为了解决在具体事物中所遇到的问题。不是具体事物遵循着理论所描述的更高存在或规律运转；而是为了解决具体事物产生的问题，人们创造出了围绕着具体事物的各种理论。用更通俗的话来讲，就是“屁股决定脑袋，温饱程度限制思想高度”。
马克思强调实践，也就是强调“感性的活动（对象性的活动）”，就是为了说明：对具体事物和问题的分析和解决，是一切理论活着的灵魂；如果一个理论只能产出一些似是而非的大道理，或者说些不借助于任何理论也能得出的结论或“预言”，那么这个理论就离死亡不远了。
就是以实践原则作为立脚点，马克思批判重构了费尔巴哈的唯物论，以及青年黑格尔派的辩证法。
费尔巴哈虽然正确的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了具体事物上；可费尔巴哈却依然认为具体事物，被某种能用人的感官直接把握的永恒规律支配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被费尔巴哈描述成了一台不停运转的闹钟，无论人们做什么具体事物都会按照齿轮设定好的规则运转，从而忽略了自己把握的所谓永恒规律，不过也是由当下具体问题的解决尝试中得到的。
这就导致了费尔巴哈无法在对人类活动的解释中贯彻他的唯物立场，同时也就缺少了“关于人在面对具体问题时该如何做得更好”的指导作用。
青年黑格尔派的代表人物通过辩证法和批判方法，意识到了人在面对问题时会受到当下思想前提的限制，因此必须通过不断革新扬弃来使得理论不断进步。但“自我意识”立场却将理论活动革新的动力来源，放在了那个被认为是掌管着一切具体事物的“理念”，以及与之相关的思维反思之上；而不是强调理论是为解决具体事物的问题而生的。
这也造成了“自我意识”立场的理论与现存状况的脱离，以及理想与现实的无限疏离。
而马克思不一样，拥有实践原则的他明白：一切理论皆由对具体事物的描述而出，最终也会返回对具体问题的解决中去；真正的理论，在成功的解释世界之后，也必将改造世界。
因此，马克思在理论创造之初，就把研究中心牢牢的放在了当时的具体状况以及与之密切相关问题之上；同时也深刻地认识到，黑格尔辩证法中思维在历史上“正、反、合”的变化规律，根本就不是什么“理性自身的运作规律”，而其实就是不同历史时期，人们之间在解决具体问题时产生的冲突并反映在思想理论上罢了。
所以，马克思的目标也就显而易见了。那便是，仔细地考察当前的具体问题从而在理论上总结出，人与人之间的实际冲突总的来看已经发展到了什么程度，然后如何运用现有的物质（物质力）条件实现问题的解决。最终实现的，不是具体冲突双方关系的缓和与共存，而是彻底毁灭造成正反双方冲突的具体格局。
这样不仅代表思想上正反对立的理论共同走向合题，也意味着原来处在正反格局中的所有人，从曾经自我约束的具体事物中解放出来，在思想和生存现状的两重意义上，实现了人真正的自由。
颠覆一切已经腐朽和正在腐朽之物的革命浪潮，已经以不可阻挡之势跃入人们的眼帘。在马克思完成《德意志意识形态》，确立历史唯物主义的两年后，1848年，三十而立的马克思将用《共产主义宣言》改变整个世界。
四、写作《共产主义宣言》的马克思，终结资本社会的信标
德国哲学宗师海德格尔曾写过一篇名为《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的讲稿，他在文中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哲学的终结并不意味着毁灭，而是意味哲学的工作已经完成了；所以人们现在应该超越哲学这项历史上已经完成的任务，并选择一项符合时代要求的新任务。
可以这么说，《共产主义宣言》就是一本为资本社会而写的《资本模式的终结和共产主义的任务》。
因为有着实践唯物主义作为理论根基，马克思的陈述上来就表现出了远超一切过往社会主义学说的成熟与科学感。开头根本没有直接去大肆的控诉资本社会中存在的罪恶与黑暗，并借此勾引起读者的强烈情绪，用感情共鸣代替精细沉稳的事实描述。
与庸俗的社会主义学说传播者正好相反，马克思在《共产主义宣言》第一章“资产者和无产者”的开头，只是给出了一个由实践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可以推导出的结论（本文上一节有大致的证明思路）：“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
接着，在这第一章的前半部分，马克思都以非常克制的情绪描述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是如何产生了由私人控制资本作为原则的社会模式，同时用这模式扫除过往一切已经腐朽的封建因素，并将资本的原则推向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这里，马克思不仅没有大张旗鼓的讽刺挖苦资本模式，反而陈述了不少资本模式的成就，诸如消灭封建残余，防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形成统一、互相联系的全球关系，以及创造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物质生产力。
然而，了解并能熟练运用黑格尔辩证法的人肯定已经预感到了，在第一章前半部分看似都是赞扬历史功绩的陈述之中，实则暗流涌动。因为正如该章开篇所说，这些成就依然还是由资产阶级所主导的，意味着阶级对立依然存在，革命因素已经悄然孕育着。
果然，在第一章的后半段，马克思笔锋一转，提到了资本所主导的社会模式一直挥之不去的梦魇——生产过剩。同时，作为生产过剩现象的反面，“富足社会的贫穷者”——无产者被引了出来。在对无产者的具体生活境况进行描述之后，马克思引出了这样一个事实——资产阶级与无产者的差别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愈演愈烈，阶级斗争的历史过程依然发生在了资本模式的社会之中。
这样，在第一章的末尾，马克思就有着充足的依据向所有人宣告：资本模式所能创造的进步因素已经日渐枯竭，资本模式将要走向自身的终结；然而，无产阶级所代表的共产主义任务才刚刚开始。
就这样，马克思仅在《共产主义宣言》的第一章中就给出了整幅人类社会至今以来的演化图景，以及当前形势阶段的判定，事实阐明和思路陈述的压缩精炼程度之高，着实令人称奇。
不仅如此，只要了解过马克思创立的实践唯物主义，就能一眼看出这些陈述背后的严格论证思路，以及一切乌托邦思想都不曾拥有的关于现实的维度。
而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的思想能被后世如此之多的哲学家关注或赞扬的原因——暂且不论罗莎·卢森堡、卢卡奇、布洛赫、哈贝马斯、阿尔都塞、G.A.柯亨等西方马克思主义上的学术明星，现代欧陆哲学传统的开山鼻祖海德格尔也对马克思赞赏有加，甚至就连对马克思主义不报好感的波普尔和拉卡托斯，也将马克思的思想作为自己的科学哲学理论所要回应的对象。
而《共产主义宣言》的第二章“无产者和共产主义”是全书最为精彩的部分。马克思在这章中对共产主义的描述和辩护可谓精彩绝伦，他通过对资本模式的精准批驳，打造出了一副用于打击一切反动势力的“刃甲”；所有坚持“资本模式永垂不朽”的论敌胆敢出拳攻击，结果只会被刺得头破血流，并从这副控诉着资本罪恶鲜血的锃亮铠甲上，映出自己用于反驳马克思的理论是多么的无能和虚假。
鉴于《共产主义宣言》的第二章及其后续内容，已经将马克思在新闻写作方面的天赋尽情地发挥了出来，因此强烈建议大家去自行阅读，在此就不再赘述了。
五、已经去世的马克思本人，依然活着的马克思精神
也许，有人会这样认为：马克思都死了那么多年，他的思想还能对现在的实际问题有什么帮助呢？
其实，这里有一个误区，那便是拿事物存在时间的长短来当作判断“有用/没用”或“合理/不合理的”依据。一类事物是否还有价值，关键还是要交给现存的具体事物进行检验。
举个例子：东汉张仲景《金匮要略》里，治疗疟病的“鳖甲煎丸方”、“白虎加桂枝汤方”、“蜀漆散方”，以及乾隆时期太医吴谦《医宗金鉴》里的治疟剂“柴胡截疟饮”，在屠呦呦的实验筛选中全部被证明无法用于治疗疟疾。反倒是东晋道士葛洪选对了“青蒿”这一种植物，并启发了屠呦呦的团队，从而研制出了能够治疗疟疾的青蒿素。
回到马克思，从“攻读博士时期”到“完成《共产主义宣言》”这短短八年左右的时间里，马克思从一位只是有些特别的支持“自我意识”立场的青年黑格尔派博士，蜕变为开创一条全新哲学研究道路的革命宗师。看着马克思这一路走来，一直都离不开他所掌握并发扬了的“批判”方法，还有将理论重心时刻扎根于具体事物之中的治学理念。
“批判”的方法、扎根于具体，都凝结在马克思所创立的实践唯物主义之中，这就是依然活着的马克思精神。
随着时代的变化，过去著作中所描述的具体事物可能已经不在，具体结论也可能会随着新事态的出现而与现状脱节。
但是，曾经让著作紧贴现状的思考方法，以及让具体结论拥有改造世界之力的推导过程，它们仍然是有意义的；只要这样的思考方法和推导过程能被当作一种精神得到延续，那么，这一精神的继承人也就有能力，将著作中的描述拉回现实，让新的结论改变世界。
现代分析哲学的奠基人伯兰特罗素曾描述自己的一生：“对爱情的渴望，对真理的追求，和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心，这三种简单而又强烈的感情支配了我的一生。”这句话放在马克思本人身上也是适用的，而这正是从古至今所有伟大哲人的座右铭和精神特质——对于爱智慧永恒不灭的精神。
批判的手术刀就不会朽坏；
对现状的改造没有停止，
没错，马克思确实已经死了，他的肉体也早就化为尘土；但马克思的精神依然在大地上舞动着新的篇章。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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