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文】战争博弈大视野：国民党丢掉海南岛的深层次原因

编者：海南岛战役，是第四野战军南下最后一战，也是最及时的一战。今年适逢海南岛解放70周年，“四野子弟”特推出系列文章，供回顾和纪念！本文视角宏大，站位高，论证丰富，值得细读。内容很长，分为两篇，此为第一篇。由作者供稿（作者：寄小文 徐雅娟，原标题：大视野下的海南岛战役——对国民党四种博弈对策演进过程的历史考察）。若有感触，欢迎留言分享；若有故事，欢迎邮件投稿。记录在，记忆就在；记录在传播，记忆就在传承。分享信息，分享观点，只为了一起缅怀先人，铭记历史，启发思维。

絮语

如果今人将对70年前所发生的海南岛战役的关注目光聚焦在此战役的实际发生过程之中，则会非常自然地生发出一些费解的疑问。

1.研读台湾出版的关于1950年4－5月间国共双方在海南岛进行攻防的战史，非常醒目的一个情况就是让人对其所执的结论性的评说产生异常费解的疑惑：

“[1950]4月18日，林匪彪在琼匪冯白驹接应下，于琼北抢登成功，旋即内外之匪军汇合为一，妄图围歼国军。我最高统帅部为保全珍贵兵力，蓄积反共力量，断然下令放弃海南，悉数撤运台湾。在海军全力支援下，终于5月1日全部撤运完毕。为数逾7万之珍贵兵力不仅得以全师而退，安全转移来台，且复兴基地之防卫，因而益臻巩固。”

既然撤守海南岛有如此之多的好处，驻守海南岛的国民党军为什么不如舟山群岛那样在解放军进攻前就主动放弃并整军撤出？非得等到解放军凭木船冲破国民党军的海空封锁、登岛鏖战多日后才下令撤离？这其中除了掩饰脸面的光彩话之外，可还有不便言于外人的隐情？

2.又如薛岳在海南岛防卫体系配置上实施了一个四路环岛防御布局，十几个残破不堪的败军之师被分散在上千公里的环海南岛的海岸线上，屡被后人在军史中嘲笑。

且不说以兵力线性均布来制定防守体系这本身就不是国民党军素来强调的以重兵集结要塞（非如此则必会发生守军大规模逃亡事件）来达成防御的主流模式，单就薛岳本人而言也并非庸将，他在抗日战争的几次长沙防御战的部署上就多有可圈可点之处，其生平得意的“天炉战法”强调的就是重兵多轮布防，怎么会犯下后人眼中如此低级的错误？

（天炉阵法——薛岳自称：“天炉战者，为在预定之作战地，构成纵深网形据点式阵地，配置必要的守备部队，以伏击、诱击、侧击、截击、尾击、堵击诸手段逐次消耗敌力，挫其锐气，然后于决战地使用优越的兵力，施行反击和反包围，予敌以歼灭打击。盖为后退决战方法，因敌之变化而变化之死敌制胜新方略，如炉熔铁，又如炼丹，故名。”）

3.金门面积不过一百多平方公里，距大陆仅十几公里，可刚刚遭遇折损近万人的金门之败，毛泽东为什么就能乐观地估计，攻克三万多平方公里、距大陆几十公里的海南岛，只要第一次能整军登陆二万人，就有取胜的把握？这真的只是毛泽东的天才军事预感吗？

其实，今人如果能透过历史的重重迷雾去探寻、回顾解放海南岛战役，是可以深切地看到，这场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上极其特殊的一个战例，其特殊性并不只是简单地表现为人民解放军在飞机、军舰等装备上与国民党军之间存在着代差，更关键的是在这个战役之前，人民解放军还完全是处于对整个作战区域并无直接的参与性：与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双方开始准备进行战役决战相比，三大战役是在作战双方势态较为明显的形态下双方几乎是于同一个时间段和同一区域中开始运筹、决策、实施的；而当1949年初国民党开始布局、构置海南岛为退守基地时，人民解放军的南部主力基本还在淮河流域，基本无法对国民党军在海南岛的防御体系建设能有实质上的影响力。可以说，解放海南岛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国民党军提前预设好的战场上取得的一场胜利，这在军史上有着更加难得的研究价值。

如果将三大战役比作三个餐桌的话，则在这三个餐桌上，人民解放军虽然只有简陋的筷子，而国民党军则有耀眼欲迷的丰富餐具，如菜叉、餐刀等等。但由于双方都基本同时入席，所以人民解放军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争抢意志强、选择目标准、出手速度快等特长，在国民党军学洋不肖导致行动总是差半拍的配合下，就干净利落地享受完了三个餐桌上的美食。用毛主席的风趣评语就是：这一锅夹生饭，被一口一口地硬吃了下去。

而在海南岛战役这个餐桌上则情况完全不同，且不说一桌美食基本是以高汤肥浆为主，对擅长使用筷子的人民解放军在餐具上就是一种严重挑战，更要命的是当国民党军已经基本完成餐桌美食摆盘和各色汤勺配置时，人民解放军尚在距离餐桌位置很遥远的地方，纵然空有一双神筷，可手执神筷的人却还根本还不具备入席的机会。只是由于国民党高层之间你死我活的勾心斗角，特别是蒋介石根本就不希望这桌宴席存在或开吃，结果导致餐桌上预定的入席者迟迟无法进入座位，而眼疾手快的共产党高层则充分利用了这种局面，在指挥部队急速奔驰入席的过程中，还及时出狠手打掉了众多国民党军原计划入席的部队，终于得以强者的身份闯入宴席，实现了从无缘者到胜利者的角色转换，达成了嬴者通吃的逆袭。

引言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指挥下，于1950年5月取得的解放海南岛的辉煌战绩，对新中国在军事、政治、地缘格局等方面的影响，一直都处于被严重低估的状况。如果历史发生了另外的可能变化，则新中国的命运可能会受到更大程度上的负面影响。且不说对新中国在南海领域的国家权益、民众的经济权益等保护或话语权，只说在美国入侵越南期间，如果美军借助美国与国民党的协防条款而充分利用海南岛优越的海、空军基地，越南战争将会升级、激化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这就是后人所难以评判的。

而在以往所见的海量研究海南岛战役的文章中，多见聚焦于解放海南岛战役实际军事进程的探讨，较少有从双方高层在战役前期围绕海南岛战役，所进行的关于顶层方案设计、各种演变态势操作等隐于密室的战争指导层的博弈这个角度，去探讨此战役前期的多种努力与目标的转换。从高端战略的角度讲，中国自古就有“战胜于朝廷”的境界，《孙子兵法》对此有言：“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真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悍将猛卒驾驭木船跨过海峡登陆海南岛要刺刀见红的时刻，战役的胜负结局就已经是少有悬念了。

本文拟由此角度尝试依据所见的历史相关文献，准备对海南岛战役前双方高层的博弈过程进行一点自己的解读。

观点提要与解放战争中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多是以中国人民解放军为博弈的主动方（指战役发起、战役演进、战役结局）这个特点不同：在海南岛战役前的很长时期中，国民党军是完全的主动方，中国人民解放军不只是被动的一方、甚至长时间还处于基本无实质参与资格的一方。完全是由于中共军事高层在博弈中的英明与决断和广大参战军民的英勇奋战，才使军事博弈的主动权最终转到了人民解放军的一方。

1949年初，当中国人民解放军还在准备打过长江时，国民党高层已经在布置海南岛的防卫事项了。这其中除了各方设计和掌控局面的能力有高下之分外，共产党方面切实的上下同心同德的努力，是获得被动方最好结果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在国共双方高层的这场博弈中，由于国民党方面的私利之争则是导致国民党整体成为完全的失败方的重要原因。

细审在这个围绕海南岛攻守的博弈过程，可以发现影响博弈结果的参与者的角色也是随博弈进程在发生着多轮的主次变换：

在最早的海南岛这个博弈牌桌上，对博的主要双方是国民党内部的蒋介石与两广地方势力，共产党一方还只是以隐身人的方式在幕后务实地默默进行准备加入博弈的各项准备工作；

然后博弈的主角逐渐形成是蒋介石与桂系的博弈，这时共产党一方已经取得了可以直接影响博弈结果的决定位置；

再后来博弈的主角形成了共产党军方与整个国民党军方的博弈；

最后阶段是博弈牌桌上的主角只留下共产党一方，蒋介石和整个国民党势力都被逐出了牌桌，丧失了参与博弈的资格。

最终呈现在历史上的现实，就是这个博弈全过程中，多方施力而促成的结果。

一、国民党高层在海南岛防卫布局上的博弈预案的探讨

当1948年底，随着三大战役的胜负结论基本揭晓、蒋介石赖以发动内战的主要精锐部队丧失殆尽后，如何谋划后续的自保格局，就成为国民党高层的首要考题；而共产党高层所面临的则是如何渡过长江解放全中国，跨海作战问题尚没有进入现实的思考范围（前期的布局准备等辅助性工作是已经早有开展）。

（一）国民党方面四种博弈可选项

在国民党方面，就海南岛的防御体系建设而言，可供选择的方案依照从优到劣的排序至少有以下四种：

1.建立台湾－海南岛双子星沿海防御体系；

2.建立基本完善的海南岛－雷州半岛联防体系；

3.建立独立的海南岛防守体系；

4.必要时（战败或主动）放弃海南岛。

（二）四种博弈选择的可行性分析

1.构建“台湾－海南岛”双子星沿海防御体系以图为例：

从军事整体态势的角度说，这应该是国民党方面的最优战略选择。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如果国民党一方真能同心同德举全党之力去促成此项大业，则对新中国的巩固或建设都是非常具有致命性威胁的。

当时国民党军的陆军虽然已经残破不堪且战力不足为道，但国民党海、空军事力量还基本完整并保持有对共产党军队的巨大优势。

据相关时段数据统计，国民党海军情况是：

海防第一舰队至1949年6月辖舰21艘；

海防第二舰队至1949年12月辖舰19艘；

海防第三舰队至1949年11月辖舰10艘；

海军训练舰队至1949年10月辖舰14艘（另有庞大的江防舰队、运输舰队及第1、3、4、6、7、8、等炮艇队船只因缺乏起义或损耗等详细数据因而未计入），另有战力完整的海军陆战队两个师。

同时期国民党空军保有战机400架以上，其中轰炸机近80架。

台湾与海南岛的空间距离约为1千公里，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约是飞机大半天的航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方面尚缺乏相应的海、空军力量对抗的情况下，短时期内是不可能具备同时对两个岛进行攻击的条件，因而也无法有效应对国民党军使用移场的方式，集中海、空军力量全力支持某一个岛的抗登陆作战。这其中空军的作用尤其不可小觑：军舰或许还可以土法上马利用民船改造并加装陆炮，空军则完全没有土法上马的可能。

1949年7月10日，毛泽东致信周恩来时曾指出：渡海作战一是有内应、二是有空军，二者有一才有获胜的可能。毛泽东在信中还客观冷静地承认：“我空军要压倒敌人空军，短期内（例如一年）是不可能的。”

如果真形成以“台湾－海南岛双子星沿海防御体系”，则新中国的整个南方将完全处于国民党的军事威胁之下，国民党军方在海岸游弋的军舰或在空中往来的军机，可以将整个南方沿海区域都置于其火力打击的覆盖范围之内，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得常驻二百万以上的国防军来应付各种可能发生的军事危机。这对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国防建设所形成的严重影响是不可想像的。

但这个博弈选项从掌控国民党整体资源的蒋介石的角度来说，单就与他人分享权力或财富这一点上即是完全不可能考虑的事情。如果说当台湾与海南岛择一确定为最终退路这个问题蒋介石曾有过思考或布局选择的话，那一当蒋介石在心中确定下以台湾为最终退保基地后，也就根本不可能有兴趣去关注到这种军事最优战略方案。而在蒋介石实际掌控国民党全部战争资源的背景下，这种设想只就注定只能是一种理论上的兵棋推演的话题，既不可能有实现的尝试，甚至都不可能出现在后来台湾当局认可的军事史学著作之中。

而当时曾经梦想过形成蒋介石守台湾、桂系守海南、共产党得大陆这三分天下的时仍居中华民国总统位置的李宗仁，在1950年海南岛丢失后，还不无遗憾的愤言：

“政府如坚守琼、台二岛，苦撑待变，则反攻大陆的机会远比台湾一岛为大。”“无奈守海南岛非蒋先生的心愿。因为他的着重点仍在美援，美国国会最近通过了七千五百万援华款项。蒋先生务必造成一事实，使美国不援华则已，援华则只此一家别无分店。”

这里透露的蒋介石与桂系之间的几十年恩怨无解的争斗，构成了国民党内部最初的围绕海南岛掌控权归属进行博弈的主要内容。

1948年底，由于在三大战役中将赌本输得干干净净，蒋介石考虑到了他在历史上常用的借助下野的方式来规避责任，但在这时蒋介石仍然将提防桂系置于显著的排位。

1949年12月3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回顾这一年中所遭遇的多重失败时，第一条恨言就是“（一）桂系倒余不成，继之不惜毁国，因其一念之误，其于军事、财政乃至人事、法纪，除与之有利者外，其他无不尽力予以彻底摧毁，而对各文武官员先之以威胁不成，则继之以利诱，所有经余二十余年来所建立之国民革命基业，皆为其十个月内毁坏殆尽。”

而蒋经国在1949年1月1日的日记中也透露：父亲担忧“李[李宗仁]为共匪所逼，放弃南京，以迁都广州为名，割据两广，希图自保。”

在这种心态中，当蒋介石开始布局退路时，必然会对最终的选择产生权重相当严重的影响。

其实最初对纳入选项前列的台湾与海南岛之间，台湾并无特别优势，甚至在领土归属问题上，媚外一生的蒋介石还对台湾有过相当的担心：如果美国人认为台湾主权在国际地位上仍未确定，那民国政府退入台湾是否能得到美国人的认可？

1949年1月12日蒋介石致台湾省主席陈诚电：

“须知此时何时，台湾何地，尚能任吾人如往日放肆无忌大言不渐乎。台湾法律地位与主权在对日各会未成以前，不过为我国一托管地之性质，何能明言作剿共最后之堡垒与民族复兴之根据地也，岂不令中外稍有常识者之轻笑其太狂呓乎。”

（可参见1949年1月19日《路透社》南京电：“对于南京政府一部分迁往台湾，美国已向国民党警告，在对日和约签订之前，美国根据开罗协议，盟总对台仍负有任务，故南京可迁都广州，不能迁都台湾。”1月22日《合众社》台北电：“如蒋介石果真前来台湾，逃避中共报复或在台设立流亡政府，那么他将在一个非正式属于中国的领土上进行活动。根据1943年的《开罗宣言》，中国对于台湾仅有实际管辖权，而真正合法的统治权，有待对日和约签订之后。”）

1949年5月12日顾祝同致电蒋介石汇报中央政治委员会对迁都问题的讨论情况：

“政府位置，综合各方主张，不外广州湾、柳州、贵阳、重庆、泸州数处，现尚未作最后决定，似有在泸州之趋向。”参与此次会议的吴忠信在1949年5月12日的日记中对之有更详细记载：“关于行都迁移问题，议论纷纷，有主在海南岛或广州湾，或柳州，或贵州，或四川，我素来主张万一广州不守，政府必须在大陆，万不能到台湾或海南岛等海上。经向各方游说，决定在大陆选择地方，大概在四川。”

这里透露的信息都显示，在国民党大多数高官心目中，雷州半岛、海南岛的考虑位次相当靠前。当然，这种事情，最终除非得到蒋介石的拍板认可，否则其他任何讨论结果都是虚的。

推测蒋介石选定台湾为最终退路的一大指标应该是与海南岛相比，台湾无传统的反蒋势力。而海南岛则一是长期有共产党琼崖纵队武装的活动；二是长期属两广的传统势力范围。而这两大忌都是蒋介石终生挥之不去的梦魇，因此，选定台湾为最终退路应该只是蒋介石的政治选择而非军事选择。

而当蒋介石决然确定了台湾为唯一选项后，一是将国民党所能掌握的大量军事、金钱资源集中于台湾、二是防范海南岛成为潜在的对蒋介石个人独裁形成挑战可能这两大命题，就自然成为了蒋介石时常联系进行考虑的内容。

1949年6月1日，蒋介石提出“今后应以台湾防务为第一。”

1949年6月5日，蒋介石在台湾面授行政院长阎锡山施政要旨，其中军事部分强调：

A、东区沿海以舟山、台湾、琼岛、长山四群岛为基地，向粤、桂、湘、赣、闽、浙、苏、鲁、冀发展。

B、西区以甘、青、川、康、黔、滇为基地，向宁、陕、晋、豫、绥发展。

（此处虽然列入了琼岛，但在入列的四大基地中，真正具有群岛意义的则为另外三岛，海南岛在此只是作为附庸而聊备一笔而已。最直接的例证就是：舟山群岛陆地总面积为1371平方千米，最大的舟山岛陆地面积仅为469.3平方千米，却驻扎有正规中央军多至15万；而海南岛作为中国第二大岛，陆地面积达3.39万平方千米，仅驻扎包括民团等地方武装在内且长期处于兵力严重不足的不到十万人的境地。）

1949年6月21日，国民党东南军事会议在台北召开，会期七天。蒋介石四次致词。会议对于防卫计划原则决议：确立台湾为复兴光复基地，将浙江沿海及福州、厦门与台湾构成一个防卫整体。

在这种蒋介石意志已定的局面下，即使当时的代总统李宗仁略有所想（如1949年10月29日，白崇禧对友人透露：“海南今后是反共基地，代总统[李宗仁]已准备经略海南。”），但在又调不来兵也调不出钱的情况下，仍毫无实施的可能。国民党内部任何想提升海南岛地位的努力都只能归于落空。

1950年3月1日，在解放军摩拳擦掌准备攻克海南岛的紧要时间节点，蒋介石在台湾正式以总统身份行使职权，3月2日蒋介石发布施政重点，其第一条就是“在军事上巩固台湾基地，进图光复大陆。”明确对台湾与海南岛之争给出了最终的结论，也给海南岛守军的作战意志浇了一桶透心凉的冰水。

其实，从军事价值的角度说，与海南岛相比，蒋介石打出的建设台湾为反攻大陆的基地这种说法根本不成立：台湾对面是无从展开大兵力集团的福建，兼处于广东、江浙这两大区域的强势军力夹击之中，根本不具备完成反攻大陆这一喊得震天响的口号的军事可行性。蒋介石选择台湾而不是海南岛为唯一退路，更多的只能是出于政治考虑而不是军事考虑。

因此，在海南岛防卫博弈中，国民党的这一最优方案未及面世就落得个胎死腹中的历史命运。

2.建立基本完整的“海南岛－雷州半岛”联防体系

此方案是方案1无法达成的情况下的次优博弈选择，如果方案1能够实现，则或者此方案成为方案1的子方案；或者国民党军考虑可以集合全部的海空军力量来投入局部战区的饱和攻击，不一定会选择此项方案来加大作战的成本支出。

从军事局部战场的角度上评判，此方案应该是国民党军方在局部战区作战方案的最优选择，也是桂系所积极谋划并主动推进的。自古守岛必守外岛，好为本岛的防守留出预警的时间或空间。即使蒋介石不支持，两广国民党地方势力也会出于谋求占有一块自己的小天地、借以能在蒋介石掌控的国民党财富中分得一点余羹的角度去考虑并主动实施这一方案。但从政治的角度看，由于得不到国民党总裁蒋介石的认可，此方案在实施中具有诸多的不确定因素，因而必然会成为一道难解的命题。

就海南岛依托雷州半岛建立整体防御体系而言，这在当时是非常有现实性的。

在地势上，雷州半岛与厦门相比，具有更强的军事防守价值：厦门直接面对广阔的大陆，本身缺乏纵深，根本无法应对人民解放军未知从何而来的可能发起的进攻，因而也不可能构建起有重点的防御体系；雷州半岛面对大陆方向是正面狭窄，纵深绵长，具有正面防御距离小而后方支撑力度大的战场特点。还可以利用两面的海岸线调动海空力量发动对半岛方向的多角度攻击，海南岛国民党军拥有的50余架飞机和近40多艘军舰，如果依托海南岛基地，全力面向以雷州半岛为目标的作战则容易发挥战力；若丢失了雷州半岛，海南岛本身仅凭如此数量的海、空军力量根本不可能有效防卫大陆宽广方向的攻击。

雷州半岛南北长约130公里，东西宽约40至70公里。如果国民党集结重兵驻防雷州半岛，运用可以对半岛军事目标进行交叉火力覆盖的军舰在半岛两岸相向炮击支持和机场在海南岛的飞机对半岛军事目标进行轮番轰炸，会对中国人民解放攻克雷州半岛造成非常巨大的难度，使解放海南岛的时间也必会大大后延。 

雷州半岛与海南岛 VS 朝鲜半岛与日本

从战场地形比较方面看，海南岛与雷州半岛的关系，几乎就是朝鲜半岛与日本关系的缩微版（朝鲜半岛南北长约840公里，东西宽约360公里）。参考美军在朝鲜战场中对朝鲜战区海空军力量的运用，可以设想出类似的作战场景：这是在海空力量占优的一方需要有重兵集团在陆地战场支撑才可以充分发挥海空打击力量（曾见过多部关于朝鲜战争的著作中，往往轻视韩国军队存在的意义，其实如果没有数量众多的韩国军队始终在陆地战场上挨打，联合国军也根本无从为有效发挥其海、空军优势的打击力量而确定攻击的目标）的战地环境。

白崇禧曾有过预案准备将所辖部队主力撤到雷州半岛或海南岛，打造后续与共产党作战的基地。桂系在1949年4月底，下令将原由蒋介石控制的海南岛工矿资源、关盐国税全部拨归陈济棠的“海南特区长官公署”管理，并在海口设立“华中军政长官公署”，计划建造可容二十二万人的军营，以此为长期与台湾蒋介石分庭抗礼的基础。

但两广国民党高层对这一方案的着眼重点并不一致，如同在历史上两广多次联手反蒋的结局一样，每次几乎都是历史的重演：常见的反蒋组合基本都是粤方出钱、桂系出人。结果功于心计的蒋介石每每针对于此，用钱化解粤方，出兵击败桂系。广东每次都是在最后关口受蒋介石的重利引诱而投归蒋介石，广西则是每次都在战至最后才败服于蒋介石。两广国民党地方首领对养军与吃肥的首选目标也从来不同：粤方是只要能吃肥，宁可少养军；桂系则是宁可饿瘦，也要多多养军。

具体到对建立基本完整的“海南岛－雷州半岛”联防体系上也是如此，广东方面的国民党高官想的是以最小代价获得一块能得利的地盘即可，只要能省钱中饱私囊，甚至对剿灭海南岛上的共产党游击队都缺乏积极性；桂系则想的是不惜代价谋得一块自主生存的天地以期能反攻大陆。因此在防御体系的建设上，广东方面对雷州半岛的价值兴趣并不大，始终无心经营，只专注海南岛本身的安危，因而在抵制蒋介石控制海南岛方面也是抱着是亦可否亦可的态度；桂系则重视雷州半岛与海南岛的整体构建，特别重视雷州半岛本身军事价值，在历史上就多次将触角伸进了这一区域，也由此引发过多次粤桂两家的小冲突。桂系对蒋介石方面抱有敌视的态度也强于粤系；蒋介石则多方利用两广之间的这种矛盾，施展各种手段，不断瓦解“海南岛－雷州半岛”联防体系的形成。

这一方案实施的最关键因素是需要国民党军方在雷州半岛驻扎有重兵集团，对此，蒋介石不愿意浪费自己能掌握的军队或金钱用于保卫海南岛而不是保卫台湾；粤系只希望让桂系军队驻守雷州半岛为保卫海南岛卖命；桂系虽有在雷州半岛与中国人民解放军一战的设想，主力却在广西战役中基本被歼。

当1949年11月底12月初白崇禧重兵集团被解放军围歼的紧要关头，白崇禧只身飞往海南岛，恳求岛上的粤方将领派出军舰助他运出逃兵，粤方将领则视此为发财良机，开口要白崇禧付每天100两黄金的价格租用军舰，大大地坑了白崇禧一笔。谋财短视的粤方将领在这时完全忽视了没有兵、钱也是守不住的这个浅显的道理。

至1949年12月桂系主力被歼，白崇禧的华中军事长官公署成了空头衙门，完全丧失掌握海南岛控制权的实力，从根本上导致这个选择方案流产。

至此，国民党军在围绕海南岛博弈上的第二个次优方案也无法维系了。

3.建立独立的海南岛防守体系

这是后来的历史现实。也是国民党内部多轮博弈后暂时达成的妥协方案，虽然国民党后来在《戡乱战史》（14）中哀叹：“至[民国]39年[1950年]2月，雷州半岛因我主动放弃，遂悉为林匪彪部所踞，琼崖形势，完全改观。”但这种形势除共产党的积极努力外，实也是国民党内部的纷争自己造成的。

国民党博弈选项“（1）构建台湾－海南岛双子星沿海防御体系”、“（2）建立基本完整的海南岛－雷州半岛联防体系”这两个方案的流产并不意味着国民党方面不重视海南岛防卫的建设，一是粤方传统就有借助琼岛谋利的努力；二是毕竟这时西南战事尚在进行，就当时的飞机性能而言，海南岛还是大西南与台湾之间一个重要的飞机中转站。（1950年3月胡宗南就是丢弃西南败亡的部队，只身飞逃海南岛并转台湾的。）

1948年8月15日两广国民党议员争取在国民党立法院通过了将海南改为特别行政区的议案，1949年3月7日任命陈济棠为海南特别行政区长官兼筹备建省委员会主任委员、海南特区警备总司令。（当时陈济棠还认为在海南岛大有可为，表示愿意自筹经费，不需中央财政负担，自供自给，不需中央一兵一卒，自保自己。）

在粤方国民党将领看来，防守海南岛，陆军是辅助的，海、空军才是重要的，只要海、空军能御敌于海岸线之外，海南岛的防卫就有安全保障。海南岛海空基地所能控制的海空区域也远比台湾更重要。（1946年11月国民党海军出巡西沙、南沙群岛宣示主权就是从海南岛榆林港出发的。）

《戡乱战史》所刊海南空军辖区图

但蒋介石根本不可能会允许出现这种脱离自己掌控的一方小天地，对海南岛可能出现的各路反蒋势力的汇聚苗头时时严加扑灭，不但对桂系李宗仁飞赴海南岛的全程严加调查，甚至细致到对胡宗南私飞海南岛都详加询问，并促其尽快离开。

1949年6月13日，蒋介石就指示刘安琪兵团（辖32军，军长赵琳；50军，军长叶佩高）进驻海南岛东部占住要地，负责监督国军在海南岛的各支驻军，并明确指令：“非得中央命令，任何部队不得入琼。”据《李宗仁回忆录》记载：

“[1949年]11月14日乃偕白崇禧飞往南宁，我察看当时情形，西南的弃守只是时间问题，孤悬海隅的海南岛，或可保留为最后立足之地。故于11月16日又专机飞往海南岛视察。当地仅有陈济棠的海南岛特别区公署部队四千人和余汉谋的残部，合计不足一万人。至刘安琪兵团则早已被蒋先生擅行调赴台湾。所以防务极为单薄。”

“国防部与白崇禧原先对这一方面的战略计划是以海南岛为后方，必要时将主力撤至海南岛，再图反攻。”

“白崇禧只身飞往海南岛，和退往海南岛的粤籍将领陈济棠、余汉谋、薛岳等会商防守海南岛的计划。此时海南岛的守军仅二万余人，然残余海军尚有不少舰只，空军亦仍完整，中共海、空军皆缺，一时想渡海侵入海南岛尚非易易。”

1949年12月，自言身为中华民国普通公民的蒋介石拍板撤销广州绥靖公署和海南警备总司令部，另行成立海南岛防卫总司令，任命薛岳（字伯陵）为总司令，欧震为副司令，李扬敬为参谋长，统一指挥海南岛的陆、海、空军部队。还要求广州绥靖公署余汉谋主任、广东省政府薛岳主席前来就谒，报告海南特别行政区最近情形。

薛岳虽身为粤人，但长期听命于蒋介石，中央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薛岳曾率队追击了二万里；1936年两广反蒋时，薛岳也是坚决秉承蒋介石的旨意，积极以武力讨伐桂系的战将。因此长期得到蒋介石的信任。

在海南岛上任后，薛岳也曾有过大展宏图的设想，竭力打造过所谓的“立体防御”，并命名“伯陵防线”。设想“应速加强整备，以现有兵力积极肃清内共，并严密海防，拒止外共之入侵。”所制定海南岛防御作战方针，可归结为：

“把握当前外共与内共尚呈分离之有利态势，依各个击破要领，一面以海、空军协力巩固海防；一面以陆军有力之一部，尽速歼灭本岛内共，彻底消灭内在之威胁，安定内部，再举全力，歼灭来攻之外共。”

其实，这只能是薛岳聊备于无的单方面设计。当海南岛失去了雷州半岛的前沿预警阵地后，一者由于蒋介石调走了足可供战的生力军；二者解放军大量歼灭了可能加入海南岛防御的国民党军队；三者岛内的共产党游击武装势力已成。同时蒋介石也根本不希望海南岛出现一个能在与共产党军队作战中获胜、由此抢了台湾方面风头的独立政权机构，同时薛岳也指挥不动蒋介石安排在海南岛的第32军。所有这些因素导致薛岳在部署驻守海南岛的国民党军事力量时捉襟见肘，根本不堪为用。

（对此实情了然于胸的毛泽东于是明确得出结论：海南岛敌军战斗力较差，如果能一次登陆两万解放军，就足以打开局面并与后续部队完成作战任务。）

至此，国民党内派别在海南岛控制权上达成平衡，开始共同致力防守海南岛，可惜此时历史留给国民党的时间已经不多了。随后的历史就是国共双方在海南岛攻守博弈问题上强势一方的位置发生转移，主导博弈的主角将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来承担了。

4.必要时（战败或主动）放弃海南岛

不论是主动放弃还是战败放弃，这在军事上都是国民党军方的一次严重失败，但却是蒋介石所乐见的政治选择，同时也是共产党方面的最优结果。但这个结果的出现，最终都只能是国民党军遭受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英勇作战的沉重打击后才会发生，不可能幻想国民党军方主动退缩而实现。

作为粤人出身的国民党将领薛岳，不论是乡土意识还是军人荣誉，都会影响在防守海南岛问题上虽然不敢完全忤逆蒋介石的意志，但骨子里还是具有强烈的守土有责抵抗到底的意愿的。在1950年4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0、43军主力实施大规模渡海攻琼时，薛岳曾向所辖驻军发报密电：“今晚[1950年4月16日]北面共军电台活动频繁，各据点务必注意，不可轻心。”在人民解放军成功登陆后，薛岳也是指挥守军打至最后，只是实在历经多日苦战等不来台湾蒋介石的有效增援后，才无奈屈从蒋介石的意旨，下令弃岛逃往台湾的。

1950年4月29日，在海南岛战役打至最后关头，蒋介石关心的也不是能否打下去的问题，而是从“海南撤回兵力究能有多少？”如此心态的统帅，海南岛的丢失自然也就属情理预料之中的事了。这也可以解释本文开篇所提出的台湾国民党军史为何会对国民党军放弃海南岛执如此乐见其败的文字描述了。

据台湾《勘乱战史（14）》莫名存憾的记载：[1950年4月底解放军大举登陆海南岛后，驻守海南岛东部的国民党第32军，奉蒋介石命令撤离海南岛去台湾]，“第32军所部，因任琼东方面海防，迄未与匪接触，故得顺利南移，惟为第二路随后转进容易，故对加积以北之道路、桥梁，均未予破坏。致必随追击之匪第127师，得以毫无阻滞。”

（意思就是说第32军逃跑得如此轻松，甚至没有对交通作任何破坏，结果给共军的追击提供了非常大的便利。）

4月30日蒋介石直接通知行政院长陈诚、参谋总长周至柔，下令让海南岛国军撤归台湾。对蒋介石而言，弃守海南岛，一是可充分运用有限的资源增加台湾的防守力量，二是可以确保中华民国的招牌只满足蒋介石一人的掌控，所以胜亦无所谓好恶，败则乐于其助。当然，海南岛的迅速丢失，对蒋介石的内心震惊程度还是非常大的，海南岛战役结束后数日，蒋介石就匆匆撤守舟山群岛的驻军，借以充实台湾的国军力量。

对海南岛防守的失败，国民党战史曾归纳结论说“海南防卫总司令部事先未肃清冯白驹部，是海南防御作战致败的主要原因。”却根本回避完全是因为蒋介石不予支持，才导致薛岳手头兵力有限，用了几个月的时间连对海南岛这个狭小空间中的共产党游击队都无可奈何，又如何能承担抗拒百战百胜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大部队进攻的深层原因。

对此，台版《蒋总统传》（董显光著）中明言：

“成为广东军队逃亡地之海南岛保持较久。由于海南岛具有远东潜水艇基地的最高潜水价值，如果第三次大战发生，将于俄国有无比的效用，因此，许多人都希望美国能知道保持此地勿使沦入共匪手中之必要。自由中国政府以未能获得美国的援助，遂觉防守海南极为困难。加以该岛之深山丛林间已有存在甚久之共匪游击队，益使得防守任务难上加难。该岛国军为薛岳所部，约八万人。然海南岛距大陆仅45里，不若台湾距离大陆至300里之远。民国39年（1950）4月间，共匪在海口附近登陆一支相当数量的军队，该岛原有共匪游击队3万人即与之会合。经过已失信心的驻军一度抵抗后，海口遂于匪军登陆6日后沦陷。国军乃向该岛的南部沿岸撤退。

自由中国政府此时正遭遇一个极难决定的问题。在海南岛上保持一个抗匪的中心固未尝无可能，然其代价将是从台湾把供应品与海空军大量移此，而彼时台湾本体亦有为共匪次一进攻目标的徵象。

政府在大陆上多次败于共匪之手，其错误即在把武力分布得太稀薄，今后实不容再蹈覆辙。蒋总统的决定是宁使海南岛丧失，不愿听台湾陷于险境。”

这种情形连当时在海南岛的外国人都也心知肚明，据《在新旧中国间穿行》一书描述（[美]西默·托平（Seymour Topping）著；原新牧译：第六章“黯然离别”）：

“薛[薛岳]将军穿了件略显奢华的特制美式军服，浑身透着活力。他是这里的最高军事长官。他抱怨说从蒋介石那儿得到的援助太少了。”

“陈省长[陈济棠]从台湾蒋介石那儿得到的援助少得可怜；对此，他极为不满。他抱怨道：‘我们没有得到我们所需的经费和物资。他们只派了一些空军飞机和海军舰只来协助我们。’从台湾要不来钱，省长只好让省里的造币厂来制造银元，但银元中的银含量明显不足。省长说，美国的援助应在台湾和海南岛之间平均分配。‘海南资源丰富，发展潜力比台湾大。’他说，‘这里的矿藏几乎没有被开采过。我们非常欢迎美国私人来这里投资。’”

“岛上的外国人推测：蒋介石可能已经放弃了海南岛；原因之一是他与陈济堂过去在政治上早结下了宿怨。”

薛岳败逃台湾后，仍认为海南战败的主要原因是蒋介石有私心。他公开对美联社发表谈话，称蒋介石妒忌他，害怕粤籍将领“坐大”，“而不惜牺牲琼岛”。

这令蒋介石十分愤怒，私下里大骂薛岳“忘恩负义，为掩饰其平身罪恶而不惜污辱国家与领袖，此人之背谬乃为白崇禧之第二也”（见《蒋介石日记》1950年4月25日。）。但内心中对薛岳为他带回几万军队、终结海南岛分兵、分钱、分权的结果还是开心的。相传薛岳从海南岛撤兵回到台湾后，曾与蒋介石发生争论；气匆匆离开时，他的披风不慎碰倒一个花瓶，落地摔得粉碎，但薛岳正在气头上，便头也不回地走了。深获实利的蒋介石对此不但不生气，反而对身边的侍卫说：薛将军真大将风度！

究此，放弃海南岛虽然是国民党军在军事上的严重失败，但对蒋介石而言，却也是维系自身独裁统治的一项好计谋。客观地说，中华民国真正统一于蒋介石一人，也就只是在海南岛弃守之后蒋家独坐台湾岛这段时期。此后在台湾的几十年光阴，也真实地让蒋介石过足了一把独裁者至高无上的瘾头。

（三）国民党内部围绕海南岛防卫控制权的博弈实录

国民党高层间围绕海南岛的博弈实质上是国民党江南保卫战的必然结果，毕竟如果国民党守住了南中国半壁江山，国民党高层间也不必为小小的海南岛相互间刀刀见肉的互砍不休了。

由于当时蒋介石的嫡系精锐在即将打响的南中国战场上损失殆尽，在面对只能由桂系主导的作战局面，蒋介石是抱着极度不配合并乐观其败的心态和实际施展作用的。

1949年5月28日拟定台湾防守计划，以舟山、马祖、金门潮湖为前哨，以作“反攻复国”之桥梁。

1949年夏，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准备进击赣粤战场时，白崇禧曾考虑急调从青岛安全撤返的刘安琪兵团入江西防范解放军攻入广东，结果蒋介石密令刘安琪部调赴海南岛、雷州半岛驻防，导致江西重要隘口大庾岭被解放军轻松攻破，广州处于无兵可防的局面，只好黯然放弃。（整个广东战役中，解放军第二、第四野战军两大主力兵团只歼敌6万余人。）广州丢失后，当雷州半岛、海南岛防务警报长鸣时，蒋介石又下令调刘安琪兵团部率驻雷州半岛的部队驰返台湾，只留32军驻海南岛东部为蒋介石防范粤、桂势力闹独立。

1949年10月27日上午，蒋介石召见桂永清海军总司令，指示海军目前急务与海南岛榆林港之重要性，并与陈诚商讨对海南岛防卫的部署。可讨论研究的结果却是将刘安祺兵团部由广东序列调离，开赴台湾，用以充实台湾整体防御体系。

1949年11月16日，蒋介石致电海口薛岳主席，名为指示海南防务要旨，其实除了虚言“海空军兵力之配备，必可对海南作战充足应用。”着重强调的则是：

“凡不能服从命令之军队机关，而又不能在海南就地整顿者，不如令调来台，以资整顿。”

1949年11月18日，又派出亲信汤恩伯飞赴海口，对陈济棠、薛岳、余汉谋等布置蒋介石的旨意。

当1949年11月白崇禧从湖南战场一路败退回到广西准备安排退入雷州半岛或海南岛时，曾面临着两个选择：

一是秉承蒋介石意志的全军西向转进参加大西南保卫战；（其实蒋介石的大西南保卫战的设计本身就是一个笑话：国民党军在易于施展现代装备打击效果的中原等地都败于人民解放军，又如何可能在不利于施展现代装备打击效果的西南山区中有获胜的可能？至于战败后策划现代装备的军队可以最终撤到天荒地老的西昌地区继续抵抗更是天方夜谭。）

二是全军南向转入雷州半岛准备加入海南岛防御作战。结果部下意见分歧严重，桂系将领主张南向，而只听从蒋介石调遣的黄杰等人则主张西向进入贵州（这期间黄杰就曾从桂林私飞重庆面见蒋介石，表示愿听调遣。并公开致电白崇禧：“总裁令职部策应贵州方面友军之作战，先以有力一部取捷径向宜山、南丹急进。”）。

白崇禧无奈之下，只能在大战将启的关头不惜犯下临阵分兵的兵家大忌，颁布命令，将手头余下的五个兵团一分为三：徐启明兵团断后延缓解放军的推进速度；黄杰兵团、刘嘉树兵团西进参加蒋介石布置的大西南保卫战；张淦兵团、鲁道源兵团南向攻击夺取进入雷州半岛的出路以便退入海南岛。结果除断后的徐启明兵团被歼还属可以理解之外，西向的两个兵团根本没有来得及行动就被击溃，发动南向攻击的两个兵团也因为冲不开解放军的防线而被歼灭。

作为反共一生的战将白崇禧，即使到最后一刻还抱着部队能略有残余侥幸逃归的幻想，自费每天100两黄金的代价租船在钦州湾空等了数日，最后落得个黯然空船而返的结果，在国民党将领中也算是尽到了军人职责的一位人物了。

（这是国共内战史上非常奇特的一幕：桂系希望五个主力兵团突入雷州半岛；共产党希望在此之前在大陆歼灭桂系这支完整的军事集团；蒋介石希望这支军事集团西入贵州等待被歼。历史居然出现蒋介石的意愿与中共的追求目标发生异曲同声的效果，如果桂系真能实现以五个主力兵团突进雷州半岛的作战企图，真不知会为后来的解放战争带来怎样的不利影响。好在历史不存在如果，历史的演进总是会得出参与者们共同发生作用的结果。）

面对如此结局，李宗仁曾一边哀叹“数十年来驰骋疆场，所向披靡的第七军及第四集团军旧部，至此可说已片甲不存。”一边愤然给蒋介石写信：“并在紧急关头，竟密令防守湘西之宋希濂兵团西撤鄂西，扼守赣南之胡琏军南撤汕头，置战区司令长官之命令于不顾。国防部原令撤退青岛之刘安琪军南下增援粤北，吾兄则密令开赴海南岛[后全部调往台湾]，结果等于开门揖盗，共军遂得乘虚而入，可为反攻基地之西南，因之瓦解，言之可痛！”

1949年12月29日，蒋介石急电逃到海南岛的胡宗南，令其速回西昌，固守3个月，等待国际变化；收拾川西突围的部队，加以整编，保卫西南大陆。

1949年12月30日，蒋介石派亲信飞赴海南岛，用许以重金（400万银元和500金砖）及高官（行政院长、国防部长）的方式，将已经是光杆司令的白崇禧从海南岛接往台湾，防止出现桂系三巨头中李宗仁、黄绍竑脱离蒋介石掌控而发布公开反蒋的事件再演。

至此，围绕海南岛掌控的下一轮博弈的主角开始转换成国民党军和人民解放军了。

1950年4月30日，蒋介石训示行政院长陈诚及参谋总长周至柔：“明告其要旨，与其连战连胜之后，至终无力补充或无法接济，仍不能不撤时，则不如主动撤退，以固最后基地为得计，令其切实研究后呈报候核。另商海南撤回来台部队之驻地，指示其方针后，决将其主力大部不来台湾，而先分驻澎湖、金门，以免纷扰台湾秩序也。”

1950年5月初，海南岛战役刚结束，蒋介石就立即飞赴舟山群岛，撤回12万守军来协防台湾。（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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