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学者说文献学丨017南开大学赵建成
青年学者说文献学
——017南开大学赵建成
编者按：2019年《文献》杂志第3期推出“文献学青年谈”专栏（文献学青年谈[一]文献学青年谈[二]），广受学界关注；11月23-24日，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召开了“2019年中国古典文献学新生代研讨会”，海内外数十位青年学者汇聚一堂，回顾“文献学”历史，畅谈现状，展望前景，碰撞出很多有益的学术火花。为了让更多的读者尤其是在校年轻学生了解“文献学”，借鉴前人读书治学方法，甚或主动地报考学习“文献学”专业，“书目文献”公众号推出“青年学者说文献学”专栏。此次参与采访调查的青年学者有数十位之多，主要来自高校、古籍收藏机构和相关出版社及期刊编辑部，他们或讲学于各大高校文献学课堂，或终日摩挲古籍，或矻矻于古籍整理出版和最新研究成果的揭示，均是从自身角度深入浅出地讲述他们眼中的“文献学”。所设问题仅为框架，有些阐述在框架之外，受访者根据心得梳理逻辑层次。本号推送时不作结构调整，仅对明显错误进行订正。感谢在百忙之中支持本次“专栏”的各位老师！
记得关注“书目文献”，陆续推送的青年学者中，或许就有你现在或未来的导师哦！
前期框架设计和邀约人员，得到石祥、董岑仕等老师的具体帮助！特此说明。
南江涛谨按
2020-4-23
个人介绍（70后/80后？学位，所在高校或科研机构名称和职称，从业时间，代表作，其他相关内容。照片一张）
赵建成，70后学者，文学博士，南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著有《刘孝标年谱汇考》，参编大型古籍整理著作《文选旧注辑存》，发表论文《经典注释征引范式的确立与四大名注引书》《〈论语〉暨〈齐论语·问玉〉辑证及相关学术史考述》《〈胡非子〉小考》《〈论语〉二则考辨》等。
首先感谢江涛兄提携之美意。这个专栏既然叫“青年学者说文献学”，那么我似乎不是很合适的受访人选。一是我马上就四十五岁了，我很不好意思还占据着“青年”的名头；二是文献学博大精深，浅陋如我者本不该信口雌黄于此。不过换一个角度看，在学术上我的确是一个仍未登堂入室的初学者，谓之“青年”，亦未尝不可。同时，虽鲲鹏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斥鴳、学鸠亦有自得之乐。故赘数语，聊供一笑耳。
1. 文献学是一个冷门学科，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这门学问的？是主动报考还是调剂？谈一谈您对“文献学”的最初印象，现在的理解有没有变化？
一门学科的“冷”与“热”，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有关，也与具体时代人的价值取向有关。作为整理、传承“国故”的学问，文献学当然是“被需要”的，但从被需要的程度看，它又必然是小众的。虽然近年来所谓“国学热”盛行，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娱乐化甚至妖魔化的倾向，与真正的学术还是两码事。从这个角度上讲，文献学确实是一个冷门学科。不过这并没有什么关系，对于喜欢它的人来说，它就是“热”的。
现在我们的大学里多数的中文系、历史系并没有文献学专业，我读大学时连文献学的课都没有上过。研究生时我读的是古代文学专业，不过我的硕士学位论文《刘孝标〈世说注〉考略》实际上属于文献学范畴，文章系统研究了刘孝标注的相关问题如性质、体例、作注时间、引书目录、引文处理等，并对部分史部引书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证。这篇论文算是当前学术界较早的关于刘孝标《世说注》引书的系统研究，但很粗浅，不过也引起了后来一些博、硕士论文对刘注引书的相关研究工作。此前，我并未经过系统的文献学学习与训练，不过为了撰写这篇论文，我到国家图书馆、北大图书馆复印了不少资料，如沈家本《世说注所引书目》《三国志注所引书目》、姚振宗《三国艺文志》、侯康《补三国艺文志》、丁国钧等诸家《补晋书艺文志》、聂崇岐《补宋书艺文志》、章宗源与姚振宗二家《隋书经籍志考证》等，但凡觉得做论文能用得着的就都印了（其实有的书不需要跑那么远去找），装了满满一大纸箱，从北京带回哈尔滨，坐火车没买到座位，站了一夜。这算是我与文献学的“初相遇”吧。
“初相遇”后是“长相聚”。博士时我读的是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当然是主动报考。不过也不是为了学习文献学，而是我的导师刘跃进先生只在这个专业招生。我记得是在哈尔滨精华书店读到了先生的《中古文学文献学》，非常向往，毅然决定报考他的博士，竞争很激烈，那时我已在高校任教，教学任务很重，而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的博士入学英语考试以“非比寻常”著称，几经挫折，幸运的是最终得以忝列门墙。
中国社科院的博士培养，是很宽松的，并不像高校那样有特别系统的课程安排，毕业也只需要有一篇任何级别期刊的学术论文（据说现在要求也提高了）。这给学生以更大的科研自主空间，当然也可以成为懒散的借口。刘跃进先生对学生的指导，除了少数的课程讲座，更多是在日常交流中完成的，办公室、家里、餐桌上，学术会议间隙，他把自己的治学方法、治学经验倾囊传授，有多少次这样的交流已经无法计算了，但很多的场景至今记忆犹新。这样的交流，氛围轻松愉悦，不是正襟危坐，接受效果反而非常好。不过我想说的是，由于博士学习已经过了专业基础教育阶段，老师自然也不会按部就班地去进行这样的基础训练，所以我的文献学基础与文献学专业出身的师友相去甚远，在以后的学习中会着力补课。
由刚才的介绍可知，我进入文献学领域完全是无意识的，硕士时所做的工作偏重于文献，读博时专业为中国古典文献学，但我觉得和古代文学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只是每个人的工作重心不同而已。其实我们目前的学科划分对古代文史研究的整体来说，是一种割裂，古代文史的不同领域之间不但不是畛域分明的，而且是相互依存的。
虽然我对文献学的认识缺失了“最初印象”，但现在的理解和十年前的理解倒是确实有所变化。首先，文献学是有灵魂的，学习文献学也是要有灵性的。这句话听起来似乎有些空洞，但这是我切实的感觉。文献学本身不意味着僵化与枯燥，而是丰富的、多彩的、富于生命力的，优秀的文献学研究成果，往往更能经受时间和空间变化的考验。
第二，文献学是思辨的，有逻辑的，具有科学性的。现在中学的文理分科，到大学的专业选择，很多人并不是由于对人文、科学的向往与对真理的追求，而是出于功利性的目的，或金钱，或名誉，或权位，这自然可以理解，但文科与人文素养，理科与科学精神不能划等号，也是没有问题的。实际上，文科与科学精神，理科与人文情怀，并不互相排斥。我常常听到有人说，自己理科不好，所以学文科的，或者说自己是学文科的，所以理科不好，如果不是谦虚的话，我想他对文科的学习也必然受到很大的限制。逻辑与思辨的水平与能力，实际上制约着我们文献学研究所能达到的上限。
第三，前面说过文献学必然是小众的选择，事实是它也不需要那么多的人来做，它需要的是质量，所以文献学更应该是精英的选择。这是由其所承载的传承古典的历史重任决定的。这些年我们看到了太多粗制滥造科研成果，重复研究、后出转粗，令人遗憾。或者一些价值并不甚高的非经典文献的点校整理，专业研究者信不着，一般读者不会看，意义非常有限。应该由一批有素养、有理想、有热情、有责任与担当意识的精英群体来从事文献研究与整理，出精品，面貌定然大大不同。
第四，对文献学的学习与研究，要以兴趣为出发点，更要投入感情，更要付出艰苦的努力。刘跃进先生、陈尚君先生在谈到一些学术问题时，常常会说“有趣”、“好玩儿”，到南开工作后，我也好几次听到陈洪先生这样说，这是以学术为乐。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抱着这样的态度从事学术研究，取得成就并享受学术的快乐，是很幸福的事。钱穆《国史大纲序》云：“当信任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我们作为古典文献学的学习者与研究者，更应该对其饱有感情。当然，这门学科尤重积累，所谓坐冷板凳，耐得住寂寞，当属常态，没什么可说的，不过，真的有兴趣，板凳也就不那么冷了。
2. 毕业后又从事文献学研究和教学，您觉得涉古专业本科生学习“文献学”课程的必要性是什么？
这个问题所针对的应该是非文献学专业学生的学习问题。刘跃进先生有一篇文章《关于〈文选〉旧注的整理问题》（《中国典籍与文化》2012年第1期），其中概括了研究经典的几种方法，其中一种是以严耕望为代表的集腋成裘式的研究。文章指出，严耕望先生的学问是有迹可循的，他也有先入为主的框架，但虽有框架，却不先做论文，他先做资料长编。比如《唐代交通图考》就倾其毕生精力。他做《魏晋南北朝佛教地理考》《两汉太守刺史考》，都是先从资料的排比入手，考订异同。刘跃进先生在谈及自己的治学经验时也曾不止一次强调整理资料长编的重要性，他在从事某项课题的研究之前，第一步就是要尽可能穷尽该项研究的所有文献，进而开展具体的研究工作，如秦汉文学研究的一系列著作《秦汉文学编年史》《秦汉文学论丛》《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等，都是这样完成的。当然每个课题不一样，长编的体例自然也各不相同，如何做资料长编，是有学问的，这就涉及到文献学的知识和方法。
再举一个例子。“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是傅斯年的名言，陈尚君先生号称唐代户籍警，认识的唐朝人最多，从帝王将相、文人雅士，到民间工匠、学堂童子，了如指掌。他对唐宋文献有着全面、深入与精熟的把握，能够信手拈来。正是基于这样的文献素养，他写文章不但水准高，而且特别快，《唐代女诗人甄辨》一文，所涉文献十分复杂，但成文所花的时间大概还不到一个星期，后来加以补充后由海豚出版社出版，成为一部专著。他的《汉唐文学与文献论考》《唐代文学丛考》等著作的撰述，都是建立在对文献的广泛占有与深入理解之上。因此，对于从事古代文史研究的人来说，文献学的知识对他们掌握相关的资源和方法意义很大。
3. 您的研究方向是偏向历史文献学还是文学文献学？又或者说偏重目录、校雠和版本的哪个具体方面？请重点谈一下您在这个领域的治学心得？
我现在所做的主要工作，是以《文选》及李善注、五臣注与其他古注为核心的“文选学”研究，包括《文选》的文献学研究与文学研究，这也是本人今后较长时期的工作重点。近几年的工作重心是，以李善《文选注》引书研究为中心，延展到先唐典籍与学术史研究。因此总体上算是偏重于文学文献学，但实际上涉及的文献范围显然遍及四部。目录、版本、校雠、辑佚自然也是都涉及到的，尤其是目录。只是才疏学浅，所以是一边学习，一边做研究吧。
治学心得谈不上，说一下感受吧。一是即便在数字文献时代的背景下，笨功夫也肯定是要下的，决不能怕麻烦，还要有废了好大劲儿，做的尽是“无用功”的思想准备。二是从大处着眼，从细节出发。一个课题，一篇文章，要做什么研究，想做到什么程度，应该心中有数。但在具体的研究中必须注重细节，文本细读非常重要，很可能一个细微的文本差异就能反映或解决比较重要的学术问题。三是“理性”与“非理性”兼顾。文献学的研究要有科学精神，特别注重逻辑的严密，但文献生产、传播、阐释的主体都是人，人并不是按照设定的程序工作的，所以会有主观性和偶然性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会在研究中发现规律，但也一定会有例外，不善于发现规律，无法有序、有层次地解决问题；不懂得例外，则可能会犯比较严重的僵化、教条性错误。四是要有广阔的视野，尽量避免成见。五是文献学研究应当是立体化的，一定要避免盲人摸象式研究，从多种角度，用多种方法，这样才能得出比较通达的结论。这方面可以举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杨镰先生的《〈坎曼尔诗笺〉辨伪》（《文学评论》1991年第3期），真如老吏断案，非常精彩。六是要善于处理材料。文献学专业，洋洋洒洒、海阔天空地议论很难，但也容易犯堆砌材料的毛病，这种做法不但意义不大，而且有价值的发现也会埋没其中。七是学术研究其实很讲究灵性和机缘，同样的东西，不同的眼睛看，往往会有不同的感受和判断。
4. 有人说“文献学”是个基本工具，算不上单独的“学科”，对这个问题您怎么看？如果是“工具”，是否应该有更广泛的应用？是“学科”，主要研究对象是什么？是否有瓶颈和走出困境的思路？
我想说的是，任何学科都不是单独的，甚至任何学科都可以成为其他学科的“工具”，文献学的方法自然可以用作相关学科的工具，所以不能从这个角度否定文献学的学科属性。当然整个中国古代文史的研究，并不是泾渭分明的，现代学科体系的划分，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传统学术的割裂，我们随便拉出一位乾嘉学者，说他是做文献学的，恐怕他绝不会认同。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确应该对文献学的“学科”属性进行反思。我想可以这样看待这一问题，一方面，文献学属于古代文史研究中不可分割的内容或手段；一方面，在现代学科体系下，文献学有自己专门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即文献及其相关的版本、目录、校勘、辑佚等，两个方面不是矛盾的，而应该是相得益彰的。
至于瓶颈和走出困境的思路，我目前并没有高屋建瓴的认识。我的浅见是问题意识很重要，即要找到合适的研究课题。可能很多人都会经历过选题的烦恼吧，或者找不到合适的题目，或者自己都觉得自己的选题意义不大。我想可以从几个方面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一是看自己的兴趣，二是了解相关研究的前沿与动态，三是要进行深入的挖掘，宝藏一般来说都是在表面以下的。其实文献学或相关的好选题是很多的，如傅刚先生的《〈文选〉版本研究》，是对《文选》诸版本及其相关问题的全面、深入考察与研究，奠定了他“选学”重镇的学术地位；李剑国先生对中国古代文言小说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可谓集大成，居功至伟；范子烨先生的啸史研究，基于文献，而又涉及历史、宗教、民俗乃至自然科学，尤其是音乐，为典型的立体研究。
5. 结合自身的求学和教学，“文献学”的研究生培养上与其他学科有何不同，一般做些什么具体学术训练？他们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基本素质？您对学生们有何期待？
我觉得主要还是工作性质和工作内容的不同，文献学专业尤其重视严谨、科学的学术态度，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来不得空言。因此最强调的还是基本功，首先是最基本的古文阅读、句读能力，然后是目录、版本、校勘、辑佚等的基础训练，再就是一些专门的学问，如经学史、职官、地理、科技史常识等。
至于文献学专业研究生的基本素质，我想借用陈尚君先生的治学经验来回答：一通目录以求全面系统地占有文献；二明史源以做到有层次分主次地使用文献，三不盲从前人结论，务必以自己的眼光读书，根据可靠文献得出正确、深入的见解（陈尚君、刘明浩《传统考据与现代学术——陈尚君教授访谈》，《学术月刊》1999年第9期）。
期待就是态度更端正地学习和读书，尽可能别太浮躁。
6. “文献学”专业的学生就业情况如何？论文发表难度？主要的就业方向是什么？
我觉得文献学专业的学生毕业后对口的工作领域其实很多，高校、研究机构、古籍出版、期刊编辑以及相关的政府部门与文化类产业及其他相关的文字工作等皆可胜任。不过具体的就业情况我不是很了解。
文献学专业的学生发表论文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尤其是在核心期刊上。当然不只是学生，教师也存在这个问题，很多刊物不是很喜欢发文献学方面的论文，因为这类文章往往不是论述性内容，更没有宏大的理论为依托，很多文章题目“较小”，过于“专门”。陈尚君先生曾经指出，大约从五十年代开始，资料就沦为论点的陪衬，学术界虽然也讲论点应当从资料中来，但资料考证一般不受重视。（董乃斌、赵昌平、陈尚君：《史料·视角·方法——关于二十世纪唐代文学研究的对话》，《文学遗产》1998年第4期）这基本就是文献学研究成果的境遇，不应该是这样的。这种情况，我们既要理解期刊的难处，现在期刊的生存，要有引用率，要吸引读者的眼球；但也还是想呼吁期刊工作者能够对文献学专业的学者尤其是博士生、硕士生，抱以理解之同情，根据文章水平而不是文章性质及内容判断用稿的取舍。显而易见的道理是，不是研究宏大问题的文章就是大文章，不是写小问题的文章就是小文章，哗众取宠、故作惊人之论的文章其实不会真的提高刊物的知名度，相反可能会沦为笑柄。
7. 请您谈一谈对文献学前景的展望，会向什么方向发展？哪些方面会引起更多关注？
我们今天从事中国古代文史的研究，与民国学人及古代学者相比，当然有先天的劣势，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断裂，我们的研究者在一些基本的传统文化素养上与民国及前代学者有着不小的差距，这是客观事实；但也应该看到，今天的学人也有着前人不具备的优势，如文献资源的丰富易得与广泛占有、信息的方便快捷与电子信息技术手段的广泛应用等。我们往往更注意到前者，因此多年来学术界以及社会上常常谈论的一个话题便是我们这个时代为什么没有大师出现。但实际上我们所具有的优势是非常富于潜力的，尤其是对于一些具体的研究领域，可以说现在是进行深入研究的最佳时期，我们的若干当代学人，实际上已经在自己的领域做出了极其卓越的成就。可以预见，大师就在其中，只不过大师的成就往往要经过沉淀才能判断，因此大师的地位也往往要确立于后代。
文献学未来的发展，由于现在国际学术交流的便利，当然应该包括对于西方古典学与当代理论的借鉴或参考，扩大视野、更新视角，但我本人于此全无所知，也就不说了，只想就今天所具有的优势条件略陈己见。
可以认为，文献学，或者说至少是很多文献学研究的具体领域，现在具备了最好的研究条件与契机。一是文献资源的极大丰富，传世文献的各种珍稀版本或已大量影印出版，或者可资查阅，出土文献、域外汉籍等大量发现；二是现代技术手段广泛应用于学术研究，如各种数据库及其他具体科技手段的应用等。文献丰富了，研究就能深入，能发现更多的问题，触类旁通，因此使得一些重要文献的深度整理，集成、总结性整理成为可能。刘跃进先生《文选旧注辑存》就是这方面的一个范例，我也很期待陈尚君先生校理全部唐诗文献的浩大工程早日竣工。未来的文献学研究，必将进一步走向精密化与立体化的发展道路，更加注重细节中透露出的信息，讲究逻辑的严密，进而综合运用各种方法与手段，进行系统、深入的综合研究。
就我个人目前的学习与研究工作即李善《文选注》引书研究而言，比以往更具有操作性与可行性：一是《文选》版本的丰富，我们比清人掌握更多、更优的文选版本，诸如集注本、敦煌本、北宋本、尤袤本、奎章阁本、足利本、九条本等；二是自上个世纪以来新发现的材料大量涌现，一些经典的早期写本、宋刻本等与李善的时代更为接近，更具有参考价值，如唐写本郑玄《论语注》，敦煌本《论语集解》，唐写本《说文》，敦煌本《周易》《毛诗》《尚书》《春秋》《三礼》等，都是非常重要的文献。三是现代的数字化技术手段使得数据的检索与比对更为方便快捷。
另外，古籍数据库建设也是未来文献学领域比较重要的工作。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些做得比较成熟、使用便捷的数据库资源，但主要限于原始文献，以后应该多着力于基于深度文献整理的数据库，这方面应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8. 请您推荐一种“文献学”的必读书，简要地介绍一下内容及您的阅读体会。
如果有志于先唐文学与文献研究，那么我推荐曹道衡、刘跃进先生的《先秦两汉文学史料学》（中华书局2008年版）与刘跃进先生的《中古文学文献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后者的修订版也即将付梓。如果有志于唐诗文献研究，那么我推荐陈尚君先生的《唐诗求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
就一般意义上的文献学学习与研究而言，我推荐清人姚振宗的《隋书经籍志考证》。中国古代史志目录以《汉书·艺文志》与《隋书·经籍志》最为重要。《隋志》著录周秦讫隋之典籍，“古人制作之遗，胥在乎是”，对了解先唐典籍及其源流而言是重要的参考文献。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涂，方能得其门而入。然此事非苦学精究、质之良师，未易明也。”姚振宗是清末著名的目录学家，著有《汉书艺文志拾补》《汉书艺文志条理》《后汉艺文志》《三国艺文志》《隋书经籍志考证》等目录学著作多种，当以《隋书经籍志考证》最为成就斐然。其书卷首有《叙录》（叙四部源流、本志撰人、本志体制、诸家评论等），正文共五十二卷，诸书之本末源流、撰人爵里、著书旨归、佚文异文等凡可考见之处，皆推寻端绪，条举疏通，务使一书源委，大概可见。此书规模宏大，旁征博引，考证精审，多有创获，可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力作。
当然，由于涉及的典籍与相关学术史问题过于繁杂，《隋书经籍志考证》也还是存在一些问题与错误，其所采用的一些前人研究成果，因为不可能一一验证，也存在不少不当之处，但白璧微瑕，亦属正常，自然不能求全责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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