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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哈尔文艺
中国北方人说的话都是“官话”,有东北官话、冀鲁官话、胶辽官话、江淮官话、中原官话,甘肃、宁夏人说的是兰银官话,就连大西南的云贵川说的都是西南官话。
所谓“官话”,可以理解为普通话,周朝称“雅言”, 明清称“官话”,1909年开始称“国语”。山东人、四川人说的话虽然与普通话有距离,但人家都是“官话”。唯独以山西为核心的晋语区,是中国北方的唯一方言区,其他6大方言都在南方,吴方言、湘方言、客家方言、闽方言、粤方言、赣方言,都在南方。
晋语的使用人口约4570万,其中山西2000万(不含运城和临汾大部,运城话和临汾话属于中原官话)、内蒙古中西部、河北西部、河南北部各近1000万,陕北约有430万。
晋语和北京官话很不相同,晋语比北京话的语言特点古老得多,古老得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古代语言的历史面貌和演变过程,有学者称其为“语言的活化石”。
晋语最重要特征是有入声。什么是入声呢?普通话有4个声调,阴平、阳平、上声、去声,晋语还有第五个声调——入声,也叫“爆破音”。有了这个“爆破音”,晋语就与其他话大不相同,于是,人家都说“官话”,唯独山西人说方言。
晋语可进一步分为8片:并州片(太原古为并州)、吕梁片、上党片、五台片、大包片(大同—包头)、张呼片(张家口—呼和浩特)、邯新片(邯郸—新乡)、志延片(志丹—延川)。
晋语为什么能保持独特性,成为中国北方唯一的方言呢?
首先是地型地貌造成的。我们看地图,晋语区正好与黄土高原大体重合,它东起太行山,西近贺兰山,北抵阴山,南至汾渭河谷,这个地理四至圈出的正是最典型的黄土高原。黄土高原,沟壑纵横,山大沟深,交通不便,信息闭塞,这样的地理条件势必造成其封闭性,外面的进不去,里面的出不来,天长日久,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城头变幻大王旗,但黄土高原地区偏安一隅,涛声依旧,“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中国北方的其它地区,我们看中国地图,东北是全国最大的平原,河北、山东地处中国第二大平原华北平原,河南和安徽、江苏北部是黄河中下游平原、江淮平原,关中是八百里秦川,甘肃有连通东西的河西走廊,整个北方的大多数地区都便于信息传递,便于人物交通的平原地区,要保留语言的独特性,当然难。
其次是历史造成的。春秋战国以前,“晋语”区生活的是“北狄”,这群人是真正的黄帝的子孙。
三家分晋初期地图
晋国建立后,“晋语”理所当然地成为晋国的国语,河北西部、河南北部和陕北,也都是晋国的领土范围,这一区域保持统一性。韩、赵、魏三家分晋后,韩都阳翟(今河南禹县)后迁新郑,占有今山西省东南部和河南中部;赵都晋阳(今太原市西南)后迁邯郸,先后占有今山西中部和北部、陕西东北部、河北西部和西南部,以及内蒙古河套地区。可见,韩、赵两国的疆土正是今晋语区的基础,经过2000多年的历史变迁,这样的格局并未发生大的变化。历代所发生的局部性变化,不仅使这种格局越来越符合今晋语区的划分,而且使晋语各次方言区的分片,也与历史上的行政区划基本上吻合。
第三是文化造成的。长期而统一的行政隶属,相近的自然环境,使晋语区在语言、文化、民俗等方面都有很大的一致性,形成了比较独特而稳定的晋文化。
关键一点,晋文化在历史上没有受到严重的摧残,没被割裂,保持了一致性。秦汉、唐宋时期,晋语区特别是雁北、陕北地区民族构成复杂,先后有数十个民族在这里盘聚,这一地区成了民族的大熔炉,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人们,身体里流淌着几十个民族的血,比如隋唐的皇族们,他们是什么民族?他爹是汉族,他娘是鲜卑族,他奶奶又是匈奴族。这样的人,他们的民族倾向性差,民族意识不强,不管是什么民族打过来,他们能打就打,打不过就投降,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都能接受。反过来,不管是哪个民族也都能接受他们。这样的大杂烩文化,遭到种族清洗的可能就小,人口也就保留了下来。
到了元明清三代,近800年间,晋文化区避开了蒙古人征服中原战争、元末农民和民族战争、明初成祖朱棣的夺班战争、明末李自成和张献忠的农民战争、清人入主中原战争、太平天国战争等一次次导致人口大消亡的战争,在中国北方能避开这么多血腥屠戮战争的地方委实不多。大家打开地图,中国北方哪个地区在近800年间避开了这么多灭绝人口的战争呢?没有,唯独山西避开了。山西,“山河表里”,是块真正的福地,避开了一次次战争,它的文化没有割裂,人口得以保留,历史没有被割断,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一直延续至今的晋文化。
第四,晋语区的人勇武好战。生活在黄土高原的人,也就是晋语区的人,本身就流淌着匈奴人、鲜卑人、党项人的血,这些民族凶狠、野蛮、彪悍,再加上生活贫苦,人穷命贱,作战就勇敢,他们见多了太多的战争,在战争中成长锻炼,能征善战。面对这样一群人,要征服他,你就得思量思量,盘算盘算,看算得过账来不。就像欧洲的瑞士,地势险要,全民皆兵,还特别能打仗,于是一战、二战中侵略者都觉得攻打瑞士不划算,瑞士也就免于战火。面对同样能征善战的黄土高原人,征服者大都采取了妥协政策,双方各让一步,于是晋语区的人口也就保留下来。这实际上就是“以战求和”,这也是晋语区文化少受摧残、没被消灭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五,人口的迁移和流动促进了晋语区的最终形成。晋语区避开了一次次战争,明清之际,中国北方其他地方都“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了,唯独山西人口过剩,于是有了“大槐树”人口外迁,使晋语区面积不断扩大。明初洪武、永乐年间的“大槐树”移民,大家都知道,不需多讲。
清初,清康熙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导致著名的“走西口”,大量的山西人、陕北人向内蒙迁徙,直接改变了内蒙地区的人口构成。
在人口迁移和流动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是晋商的活动,据有关资料统计,近代,山西商人占山西总人口的比例在25%以上,许多地方高达40%~50%,这些商人把晋语传播到所到之处,扩大了晋语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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