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经典 | 1989年里程碑！傅家谟、盛国英：中国典型陆相生油岩和原油的生物标志物组成

Original 盛国英、彭平安 AG应用地球化学 2022-06-17

收录于合集

导言

“AG Classics”专栏拟遴选出一系列在应用地球化学各分支领域产生过较大影响，有代表性的论文，邀请原作者与在同一领域深耕的专家开展隔空讨论，共同展望研究前沿，激励青年学生学者投身应用地球化学研究。最终，我们预计将汇聚全球超过100位不同背景，不同年龄段的学者参与这样一个意义深远的项目，为AG期刊的历史和地球化学界留下一笔珍贵的文献财富。

入选的经典文章相关信息将在全球18个学会共同主办的《Elements》和IAGC和AG期刊的网站上刊载。

----AG期刊全球编委会

傅家谟（1933-2015），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有机地球化学学科奠基人之一

盛国英，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退休研究员

彭平安，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研究员

论文作者：傅家谟、盛国英。1989年发表于Applied Geochemistry。署名单位为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生物标志化合物简介

生物标志化合物(Biomarkers) 也被称为生物标志物、分子标志物、化学化石，是指沉积物、原油、油页岩、煤等有机质中那些来源于生物体，在有机质演化过程中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基本保存了原始生物分子的碳骨架，记载了原始生物母质的特殊分子结构信息的有机化合物。因此它们具有特殊的“标志作用”。生物标志物可以是单一的化合物或同系物及其相关参数，可用于鉴定生油岩和原油中有机质的特征性来源。它在石油地球化学中有许多应用：1）油-油及油-岩的对比；2）热成熟度/生物降解作用的评估；3）原油和生油岩的特征性区域变化，也受控于有机质输入和沉积环境；4）石油生成和盆地热史的动力学信息等。有机地球化学的核心内容-生物标志化合物的研究，已经与许多相关的学科交叉，如沉积学、古生物学、孢粉学、生物学、微生物学、海洋学、气候学和生态学等。

受访人：盛国英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退休研究员

这一篇文章入选了AG期刊的经典论文，能否请您简要介绍这一篇论文?

盛：客观的说，这一篇AG论文更多的是对我们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原油和沉积物中生物标志物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总结之一，这些成果是分子有机地球化学领域在当时具有代表性的进展。AG这篇题为“ 中国典型陆相生油岩和原油的生物标志物组成-综述”一文，例举了分布在我国典型陆相生油岩及相关原油产地的五种环境：A）中国内陆大型湖泊盆地的沉积岩建造，如松辽盆地和冀中凹陷；B）断陷盆地湖相碎屑岩建造，主要是胜利油田、辽河油田和冀中及苏北盆地的生油岩；C）断陷盆地—盐湖相膏盐—碎屑岩建造，典型例子是江汉盆地和泌阳盆地；D）山间盆地泻湖—湖泊相火山碎屑岩建造，唯一实例是中国西部准噶尔盆地的石碳—二叠系的生油岩；E：台地相近海含煤建造，典型例子是河北苏桥的残植煤。各种生油母质在不同沉积环境条件下往往都有其特定的生物标志物及其分布特征，如（1）环境A的含少量高等植物来源的伽马蜡烷和三萜烷；（2）环境B含有丰富的藿烷和甾烷类生物标志物，以及一些高植物来源的三萜烷；（3）环境C含有极高含量的植烷和一系列含硫化合物，植烷/姥鲛烷和伽马蜡烷/C30藿烷比值很高，有时有很高的正烷烃偶碳优势；（4）环境D中含有丰富的类异戊二烯类和胡萝卜烷（α-和β-胡萝卜素）；而（5）环境E富含高等植物的生物标志物，如二萜类和芳构化的萜类。该文是分子标志物分布特征应用于恢复有机质的古环境，应用于油/源和油/油对比的典型实例，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的陆相生油理论，对我国石油资源的勘探开发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A 、B组：淡水湖相--茂名油页岩样品中的烷烃分布-富含丛粒藻烷（左图）

D组：泻湖—湖泊相火山碎屑岩-新疆油田生油岩烷烃中富含β-胡萝卜烷（右图）

C组：膏盐环境-江汉油田原油芳烃中烷基噻吩类和烷基四氢化噻吩类化合物（左图）

E组：台地相近海含煤地层—河北苏桥残植煤原油中烷基苯系列化合物（右图）

图1.中国典型陆相生油岩和原油的特征生物标志物

这篇论文的部分实验室工作是在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完成的。上世纪80年代初，在联合国开发署（UNDP）的两期资助工程—UNDP CRP/80/037，1980-1981；84/005，1985-1987项目资助下，合作开展的“中英分子有机地球化学研究”完成的，傅家谟院士和G. Eglinton教授分别为中方和英方负责人。

图2. 1980 年傅家谟陪同英国皇家学会会员G. Eglinton 赴青海盐湖考察（中为周卫健）

我看到这篇文章首页的角注上写了一句“本文于1986年在美国加州Anaheim举行的第192届美国化学会（ACS）全国大会上展示过。有没有有趣的故事？

盛：这一篇文章的背后有我和傅家谟老师当时做含硫生物标志物的一些故事。1985年我刚完成中英合作项目回国，地化所团队希望我去美国参加1986年有机地球化学Gordon Conference，会后去访问跟我们有合作关系的著名有机地球化学家，俄勒冈大学的B.R.T Simoneit教授，跟他学习气溶胶的环境有机地球化学研究技术。他说在加州Anaheim有一个美国化学会的年会，鼓励我去参会。当时我们只是提交了摘要，并没有注册，最后并没有在大会宣读，不过论文还是被收录在大会摘要集里（因为没有注册，摘要页上被盖上了撤销章）。这样也就有了AG这篇论文在角注上的这一段信息。

我对这篇文章的记忆还蛮深的，因为当时傅老师和我准备这一篇文章还是很认真负责的。我这两天还翻出来了一张应该是1987年左右我们用打字机准备的底稿，上面还留着密密麻麻的有傅老师手写的批改。当时没有电脑，写文章投文章都很不方便，一篇论文背后都是作者付出的很多心血。

左右滑动查看原稿文件

关注“AG期刊”公众号，回复biomarker，

下载论文全文和珍贵的底稿复印件

那这一篇AG论文虽然没有外国学者署名，但背后确实也有国际合作的故事。能否分享您当时的经历和感悟？

盛：这篇AG论文的致谢部分，提到了很多国际著名的科学家。国际同行当然对我们的工作有很多的帮助和启发，他们也都对中国很友好，对国际合作抱着开放态度的。但同时，要让他们心悦诚服的承认中国的原创贡献，特别是在中国跟发达国家差距还很大的80年代要跟他们进行平等的合作，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我就谈我自己的一个亲身体会。

记得1985年我带了一些中国样品到英国，在G. Eglinton教授实验室工作，具体指导人是他手下的S.C. Brassell博士，他年轻有为，30多岁就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士。我开始工作前，他帮我安排了研究样品的实验工作计划。当我有了数据、谱图时，我也尽量整理好，希望能向他汇报、请教问题，每次他都答应我并给我预约时间，他让我把整理的资料放在他办公桌上，但每次的预约他都缺席，让我感到很失望。后来，我在我国样品中检出了系列性的含硫化合物（当时国际上尚未见过报道），我也只能把谱图放在他桌上。记得，在一次GC/MS会议上，G. Eglinton教授希望Brassell博士保存的含硫化合物标样给我的样品共注，他答应了，但却没有给我共注，我想他可能也有苦衷。后来，我在仪器房遇到他时，他告诉我荷兰德尔福特工业大学有团队正在做相关研究。直到傅家谟老师带队参加第12届国际有机地球化学会议并顺访英国时，Brassell博士一一向傅老师汇报了我在英的工作，并说明布里斯托大学不做含硫化合物，荷兰德尔福特大学做。后来在12届国际有机地球化学会议上傅老师与荷兰Jan Willem de Leeuw教授决定让我带样品去荷兰德尔福特大学访问几天。

我们当时最大的短板，就是当发现了新化合物，也不会做化合物的结构鉴定，因此我们在国际合作时最担心的就是我们辛苦分离出来的样品，被外国人鉴定后拿去发表了。后来我也去了荷兰德尔福特访问，傅老师专门嘱咐我样品只能带一点点过去。访问期间他们不让我接触过多信息和操作仪器，但也给了我少数化合物的质谱图，的确发现我样品中有一些生物标志物的结构跟我们提出的结构太相像了。我在荷兰做完样品分析，还向P.A. Schenck教授（欧洲有机地球化学会主席）作了汇报。我回国后告诉傅老师，他让我明年（1986年）在Gordon Research Conference上展示我们含硫化合物工作。我就带去了几张展报去参会，同去参会的一些荷兰同行开始时还帮我贴展报，一看见我们的内容就很不高兴，认为是我们“窃取”了他们的工作，而事实上我们的发现是独立完成的，况且我们还把荷兰同行也列为coauthor。因此，我这次会议也开得很丧气。好在荷兰同行中这一位资深教授（P.A.Shenck，欧洲有机地化协会主席）对我们的工作还是很认可的，他随后还邀请傅老师在次年的有机地化（1987年意大利威尼斯）会议上担任“地质体中含硫化合物”分会场主席，傅老师也做了报告，赢得了参会各国学者的普遍赞誉。按照惯例，在有机地化会议上宣读的论文，都会在协会会刊Advances in Organic Geochemistry上发表，但这本期刊却并不愿意收录傅老师宣读的这一篇论文。我猜测背后原因可能还是荷兰部分学者对我们有意见。

图3. 1987年傅家谟在意大利威尼斯召开的13 届欧洲有机地球化学大会上主持“地质体中含硫化合物”主题报告

此事，傅老师心里也不痛快，于是建议我们写一篇中文文章发表在《地球化学》，中英文版本都刊登了。因为我们有前期的互访和样品贡献，英文版中我们也把英国和荷兰同行列为共同作者。因为我们在结构鉴定方面的弱点，国外同行可以很容易地质疑我们，比如后面他们在GCA上的一篇论文就质疑我们在《地球化学》上提出的有个化合物的鉴定是错的。当时国内对国际期刊的订阅也不及时，我们都不能第一时间看见国际上的质疑，这造成我们出去参加国际会议交流时，心情非常紧张。整体来讲，那时候国际同行还认为我们没有什么实力，他们也不太愿意跟我们进行平等的合作。现在我感到，荷兰的强项正好是我们的短处，我们只有样品优势，我们当然不愿意拱手交出样品，人家为什么要帮你，要靠自己。

当时我们在国外做访问学者，要得到外国人的接纳和认可，是很不容易的，中外差距太大了，他们上、下午都有Tea time时间，喝咖啡、喝茶，有时去酒吧喝啤酒。我们带个小热水瓶，外语又不好，我们和他们融合不起来，主要是那时我们国力不强，只能卯足了劲头做好自己的工作。在我之前去英国访学的同事，也带着中国的样品去做研究，最后合作发表出来的文章，即使我们同事是第一作者，作者的单位只能是英方单位，也不署我们中国单位。由于这种巨大差距的存在，要想跟他们平等互利的合作是难的。

这期间G. Eglinton教授的鼓励和支持，也认可我们的工作，有时还请我们去他家做客，让我觉得很高兴。G. Eglinton教授对中国特别友好，很有大家风范。86年，我们实验室组织了一个题为“生物标志物和干酪根”的国际学术会议，傅老师请了国际上五个著名的有机地化学家，参会的欧洲有机地化协会主席（P.A. Schenck教授）就评价我们中国的有机地化在某些方面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1989年傅老师当了“Organic Geochemistry”刊物的编委。这本期刊一直是欧洲主导，留给中国的话语权非常有限，傅老师也只做了一届编委，92年就卸任了。

傅家谟在大会上作报告

左起：B.R.T.Simoneit（左1）、I.R.Kaplan（左2）P.A.Schenck（左4）、傅家谟（左5）、D.Vitorovio（左7）

图4. 1986年中科院有机地球化学开放实验室举办的“生物标志物和干酪根”国际学术会议

刚刚提到的我们在鉴定能力上的短板，主要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仪器吗？

盛：仪器设备当然是一方面。我们科学院在当时获得的经费资助力度不大，最开始我们只有一台国产的气相色谱-质谱（GC-MS）仪，后来才买了一台进口的，而我国一些油田单位他们较早就有了GC-MS仪。当时的化合物结构鉴定不像现在这么简单，那时候要从石油或生油岩中分离提纯出微量级的高纯新化合物是很难的，我们的仪器设备条件等做不到，用于鉴定化合物结构的核磁共振技术也达不到。另外，最好的鉴定方法是通过合成标样共注，新的未知化合物标样也是买不到的，我在荷兰访问时，他们有专人负责合成各种化合物标样，结构鉴定的仪器和技术非常成熟，而我们当时没有这样的条件。这是我们在从事生物标志化合物研究时，最大的痛点，也是“卡脖子”的地方。所以当Brassell拒绝为我们提供标样和谱图的时候，我们就无法确认我们的发现，工作也无法在国际上发表得到承认，这是当时傅老师揪心的地方。如果不是因为历史条件的限制，这结构鉴定方面被卡了脖子，在含硫化合物这个领域，我们国家有这么丰富的膏盐相沉积物和原油，本应该可以在这方面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

值得欣慰的是，我们研究室的工作在国内石油行业的勘探应用方面还是起到了重要作用。在80年代初，国内各油田的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纷纷购买先进仪器设备，建立有机地化的研究小组（简称生油组），将生油岩和原油的生物标志物研究列为石油勘探开发中必需进行的“生油研究”。

让我们从这一篇文章幕后的故事，追忆傅老师的贡献。

盛：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国家缺油。1966年，中科院决定成立贵阳地球化学研究所，该所由中科院北京地质所、原中科院贵阳化学所和北京地质所的昆明工作站组成。傅老师是中科院北京地质所迁来，我是贵阳所的。傅老师是“有机地球化学与沉积学”研究室的主任。那时候国家急需石油资源，于是就搞石油研究，认为最有希望的地方就是四川，因为国际上都是海相生油理论，陆相没有什么油。当时国家就把焦点放到四川，塔里木等海相盆地。石油部、地矿部和中科院联合下达了西南石油大会战任务，我们去四川会战现场，大会战之后的面貌是，井井有油，井井不流，达不到工业油流的水平。傅老师开始反思生油理论，也学习国外的资料，写了两篇文章，（傅家谟，史继扬。石油演化理论与实践（I）——石油演化的机理与石油演化的阶段。地球化学，1975年02期；傅家谟，史继扬。石油演化理论与实践（II）——石油演化的实践模型和石油演化的实践意义。地球化学，1977年02期），并指出我国南方海相碳酸盐岩地区应以找气为主，找油为辅，核心思想就是在中国四川这样的海相地区，有机质的演化程度太高，已演化到天然气阶段，找油的可能性不大，应以找气为主。而在中国东部陆相盆地的有机质演化程度较低，找油的潜力较大。他的这一观点至今为生产实践所证实，如近期我国在四川盆地中江气田发现新增天然气储量和塔里木盆地找到了特大天然气储量。

1966年以后，我们实验室在傅老师领导下，开展有机地球化学研究，以研究建立生物标志化合物指标为突破口，相继在我国各大油气盆地的油气成因理论和勘探开发研究中取得了突出成果，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1989年，实验室也从中科院开放实验室晋升为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他做科研的宗旨是国家需要我们就研究，国家急需石油他就研究有机地球化学，建立十大新生物标志物指标，并向石油部门推广，发展我国陆相生油理论。1992年广东省需要他建立“广东省环境资源利用与保护重点实验室”，他瞄准国际前沿方向，带领大家开展环境中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POPs）研究，做出了具国际先进水平的研究成果，其中部分成果获 2006 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他在研究有机微污染的同时，不忘环境污染治理研究，成立了“中国科学院珠江三角洲环境污染与控制研究中心”。

↑左起：胡云霞、傅家谟、梁湘、张展霞、卢钟鹤

↑2008年中国科学院珠江三角洲环境污染与控制研究中心揭牌仪式。左起：刘庆茂、李捍东、傅家谟、丁仲礼、傅伯杰

←广东省副省长卢钟鹤视察实验室。左起：王新明、傅家谟、卢钟鹤、梁湘

图5. 1994 年广东省环境资源利用与保护重点实验室揭牌仪式、2008年中国科学院珠江三角洲环境污染与控制研究中心揭牌仪式

当然中国石油勘探的发展主要是石油部门和地矿部门同事的贡献，是很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见傅家谟，“我国有机地球化学研究的进展及其在油气勘探中的应用”一文，1989年，石油与天然气地质）。傅先生最大的贡献，就是首先把有机地球化学的理论和方法，引入到我国石油勘探行业中，特别是70年代，在建立找油找气十大指标过程中，我室成为各大油气田开展相关研究的学习和培训中心，大大促进了我国有机地球化学的发展，生物标志物在油气勘探实践中得到应用。特别重要的是石油有机成因的理论取得了重大的进展，石油成因理论的这种深刻变化大大促进了石油资源的远景评价与地质勘探工作。有机地球化学已与地球物理学、石油地质学并列成为石油勘探的三大学科支柱。他主持的 “找油找气有机地球化学新指标、新方法及其应用”成果，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傅家谟是我国有机地球化学学科的奠基人之一，他在研究油气勘探与环境科学技术，这两个分支领域为国民经济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被列入国际科学家名人传记册。

能否谈一谈这一篇文章的历史地位？

盛：客观的讲，因为这是一篇综述review文章，从写作到最终发表的周期也比较长，我们研究室的成果，大部分都发表在“Organic Geochemistry”刊物上，傅老师80寿辰的时候出论文集，都没有收录到这一篇文章。但是，这一篇review是总结和见证了我们国家有机地球化学早期的开拓历程，这一篇文章中总结的A区、C区属陆相生油，是国际上很少的，当时一般认为陆相沉积难生油，所以这一篇review背后记录的是我国创立陆相生油理论的先行实践。

同时这一篇论文也是联合国资助的两期中英合作项目成果的系统总结之一，这些成果曾向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及政府官员展示，并得到高度赞赏。也就是在1989年，傅老师开创和带领建设的有机地球化学实验室，被国家计委批准为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1988年傅老师作为访问学者到英国G. Eglinton教授实验室，系统总结了1983年以来，我室人员在英方实验室完成的分子有机地球化学研究成果，傅老师撰写了题为“Application of biological markers in the assessment of paleoenvironments of Chinese non-marine sediments” 的论文，论文作者为中英双方人员，该文发表于1990年“Organic Geochemistry”上。

之一：英国皇家科学院院长（右1）陪同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右2）参观展出成果。

之二：皇家学会会员、著名有机地球化学家G. Eglinton（右2）向英国女王（右3）和英国皇家科学院院长（右1）介绍中英合作研究成果

图6. 1987 年中国科学院贵阳地球化学所有机地球化学实验室与英国合作研究的生物标志物成果在英国皇家学会展出

受访人：彭平安，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研究员。

Q: 您作为亲历者和见证者，能不能分享一下这一篇文章的背后的故事？

彭：我1981年至1988年在傅老师、盛老师团队从事有机地球化学研究，亲历和亲见了傅老师AG论文的研究与写作过程。正如盛老师所描述的，八十年代我们与荷兰科学家在含硫化合物研究领域的“竞争”是相当激烈的。荷兰学者认为他们首先发现了含硫化合物，成果应首先发表，并不让中国发表此类化合物的论文。实际上，盛老师是在中国的样品中检测出此类化合物的，研究工作在时间上与他们平行，我们缺的是化合物鉴定手段，在这一点上我们想通过与他们合作解决这一卡脖子问题，事后证明这是一次不成功的尝试，他们优先发表了相关论文。

对那个时期的国际合作进行回顾我们会发现：1）国际合作是相互学习的过程，当地位不对等时，难免被对方霸凌。当然也有心胸宽阔的国外科学家，比如Eglinton和Schenk教授，对中国人很友好。他们是该领域的学术带头人，站得高，看得远，更加强调合作，鼓励大家一起为学科发展做贡献；2）我们确实有能力上的短板，没有标样化合物的合成能力，对新化合物的鉴定有致命影响。我国与西方国家在地球化学领域的差别是，西方地球化学家里化学家特别多，化学方面的知识和动手能力比较强。而我国大部分地球化学学者是地质学家，总体上化学知识与动手能力要偏弱一些。

由于地质体中的化合物含量低，一般通过合成、标样共注实现化合物的全结构鉴定。化合物的色谱-质谱分析只能给出初步的结构信息，达不到化合物的全结构鉴定的程度。因为合成能力的限制，我们八十年代没能在新生物标志物鉴定这方面走在国际同行的前列，但确实这些化学物是我们用色谱-质谱方法独立鉴定、且与西方同行同时发现的。

图7. 1988年访问英国。左起：盛国英、刘洛夫、许家友、傅家谟、黄绍甫、彭平安

Q: 回顾这段历史，您有什么经验和感悟跟大家分享吗？

彭：傅老师、盛老师的这一篇经典AG论文是老一辈科学家艰苦创业，筚路蓝缕的缩影。我亲眼见到他们的辛勤付出。傅老师为了买一台菲尼根4515型GC-MS仪，四处奔走，克服了重重困难，最后才买到仪器，AG上发表的这篇论文的成果，都是这台仪器做出来的。八十年代，大家沉得住气、不浮躁、很纯粹，都在踏踏实实、全情的投入做事情。不像现在，多数情况下，如果研究方向拿不到资助，发不出大文章，我们就不太愿意投入，做的人也就越来越少。傅老师这种做科研的精神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今天，新生物标志物的研究仍然面临标样合成问题，这与习总书记提到的化学制剂是卡脖子问题是一样的。化学界从事合成的专家并不少，但愿意为其他专业合成标样的人却很少，我们曾经招过专门做合成的人，但都做不长久，这些人是辅助研究人员，在团队里是助手的身份，在论文等成果署名方面总是靠后，是吃亏的。要改变这个局面，必须从“破四唯”等方面进行评价体系改革，承认他们所做的贡献，这才是解决问题之道。

另一方面。新生物标志物研究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基础性研究工作，需要持续的研究投入才能取得进展，目前只有零星面上基金支持，支持力度不够，因此进展缓慢。我们应凝练共识，呼吁资助机构加大支持力度。

Q: 目前生物标志物的研究有没有新的进展和动向？

彭：我国有一个明显的地质特征，即丰富多样的湖相沉积地层，傅老师AG这篇论文总结了我国不同盆地的生物标志物特征，也展示了明显的差异。如果在这一基础之上继续深入进行研究，还可以发现大量新的生物标志物。我觉得应安排更多的研究力量开展这方面的研究。

为了避免标样合成方面的短板，我们也用另一条国际认可的途径来进行新生物标志物的结构全鉴定，即从地质体里将化合物分离提纯出来，比如用制备色谱的方法，然后进行NMR测试鉴定新化合物。最近我们做了一些工作，卢鸿教授等对茂名油页岩存在的S.C.Brassell鉴定的丛粒藻烷类化合物进行了全面的重新鉴定和结构修订，推翻了前人的结构推测（Liao et al., 2018a,b Organic Geochemistry）。

Q：生物标记物研究在整个有机地球化学研究中的未来趋势和前景？

彭：傅老师AG论文总结的化合物，在当时是非常新颖的，尽管现在看起来可能比较常规。傅老师把不同盆地的生物标志物的差别系统地总结归纳出来，对当时我们国家油气勘探的油源识别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可以沿着湖泊生物标志物这一方向继续工作，一定会对有机地球化学，乃至整个地球科学作出重大的贡献。

实际上生物标志物可以解决更大的地球科学问题，比如，我们国家的湖泊沉积历史非常长，从二叠纪到现代都有，在全球环境变化的背景下，这些湖泊周围植被的变化和水体浮游生物的变化，都会记录在湖泊地层里，在生物标志物里留下演变足迹，研究湖泊地层的生物标志物可以恢复古生态、古气候和古环境，这对地球系统科学和气候变化研究都很有帮助，是充满生机、历久弥新的一个研究方向。

地质大分子有机质，如干酪根，腐殖酸，胡敏酸，土壤有机质的生物标志作用也是我们今后重要的研究方向。对石油来说，这些物质是生油母质，有机成油说就是建立在这些物质的基础之上的。如果应用于环境研究，有机污染物在有机相的吸附和锁定，多数也与有机质的非均质性相关。傅老师在生物标志物方面做了很多开创性、奠基性的工作，为我们打开了新的研究空间和思路。

我相信，我国的生物标志物研究，今后还会取得更大的成果。AG在这个时候回顾傅老师他们的贡献，不忘研究初心，还是很有意义的。

延伸阅读

我们国家在石油Biomarker研究，最早的一篇在国际上发表的成果？

盛：这一篇1986年撰写，1989年正式在AG发表的论文是一篇具有总结性的Review，当时中国的有机地球化学进步很快，特别在应用层面，对陆相生油理论指导油田勘探的作用已经很明显。当时石油工业部石油勘探开发科学研究院、中科院兰州石油地质所、胜利油田，任丘油田、大庆油田、新疆油田等，还有相关专业的高等院校等许多单位也都开始发表相关的成果。1985年在德国尤里希（Jülich）召开的第12届国际有机地球化学会议“IMOG”上，我国已有许多学者参会，其中有三篇论文发表于这届会议上，这三篇论文都是国际合作论文，我国学者为第一作者和第一单位。以后的每届会议我们都有代表参加，也有少数学者作大会报告。但如果算我们中国最早进入国际舞台，可以追溯到 1979年，第九届国际有机地球化学会议，王铸青教授带领傅老师和我参会并做了报告。我之前学的是俄文，王铸青教授帮助我把论文翻译成英文。当时刚跨出国门，没有想到外国主办方能给我做口头报告的机会。第一次用英文作报告，还突击了一下，拿着录音机反复练。我能完整讲完报告，但提问时，我还是没听懂问题的内容，回答不上来。这两个报告的论文全文最后收录在《地球的物理和化学》 Physics and Chemistry of the Earth（Proceedings of the Ninth International Meeting on Organic Geochemistry ）上。

本文致谢部分提到的著名学者

Geoffrey Eglinton (1927-2016), 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 教授，英国布里斯托大学有机地球化学实验室主任。1981年获有机地球化学Treibs 奖（the Alfred E. Award），2000年获得国际地球化学最高荣誉戈登施密特奖章（Goldschmidt Medal）。联合国开发署（UNDP）的两期资助工程—UNDP CRP/80/037，1980-1981；84/005，1985-1987项目，中英分子有机地球化学研究项目英方负责人。Simon Brassell, 1980年在布里斯托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现任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授。A.P. Gowar，英国布里斯托大学有机地球化学实验室高级工程师，现已退休。E. Evens，英国布里斯托大学有机地球化学实验室。师从 Eglinton教授，澳大利亚人。Xu Shiping，中科院广州地球化学所有机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高级工程师，现已退休。彭平安，中国科学院院士，1991年获得中科院地球化学所博士学位（师从傅家谟院士），1988年至1990年在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化学系进行合作研究。Xiang Tongshou，中科院广州地球化学所有机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高级工程师，现已退休。Jaap Sinninghe Damsté，荷兰德尔福特（TU Delft）工业大学化学化工系有机地球化学教研室博士（师从Jan W. de Leeuw教授），2005年获Treibs 奖。现任荷兰乌特勒支大学，欧洲科学院（Academia Europaea）院士。Jan Willem de Leeuw，荷兰德尔福特工业大学化学化工系有机地球化学教研室教授，1991年获Treibs 奖，现荷兰乌特勒支大学荣休教授。

关注“AG期刊”公众号，回复biomarker，下载论文全文和珍贵的底稿复印件

体现AG公众号价值观的推荐文章

从“taikonaut”到以中国人姓氏命名的近50种矿物

中国大陆第一篇AG和GCA：背后的人物、历史和感动

AG35年的“致敬”：从地球化学之父到中国当代的学科英雄

《观书有感》封面：致敬中国水化学学科的“大先生”们

AG主编的高考作文：浅谈时间沉淀与期刊担当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