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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调查记者的工作和生活丨编译

人大新闻系 RUC新闻坊 2020-02-13
调查记者被称为“扒粪者”,为揭发黑幕、曝光被人为隐藏的丑闻,他们常需要深入一线,进行细致全面的调查和侦查来完成报道,以维护公民权力和公共利益。然而,调查记者行业面临严重的人才流失趋势。据2017年的中国内地调查记者行业普查结果,传统媒体调查记者从业人数下降幅度高达58%,且调查记者行业仍然以男性为主,女性调查记者仅占18.4% [1]。调查记者在工作中常常面临危险,而女性调查记者需要应对更多的困难。在今年的第11届全球深度报道大会 (Glaobal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Conference) 中,女性调查记者面临的诸多压力被提上议程。Anne Koch对讨论内容进行了梳理,帮助我们了解来自不同国家和媒体机构的女性调查记者们遇到的困境和一些应对措施。

Anne Koch


原文作者Anne Koch是全球深度报道网的项目主管,此次女性网络会议的主持人之一。她已在BBC News工作了近20年,近期担任English World Service的副主管。


女性调查记者的工作和生活

Women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 on Work and Life


全球深度报道大会每两年举行一次,此次会议吸引了来自130个国家的1700名记者,创下了最高参会人数的历史记录。会议设置了专门讨论女性记者关心议题的部分,全程都提供托儿服务。


越来越多的女性“扒粪者”正在报道世界各地的重大新闻。尽管媒体行业的女性高管数量在增加,但在消除不平等和歧视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女记者也常常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如长时间工作和承受沉重的压力。
第11届全球深度报道大会—女性网络会议现场图片:Nina Weymann Schultz / GIJN


生存策略

“生存策略”是会议中最受欢迎且受到广泛讨论的议题之一。10位女记者讲述了个人经历,描述了新闻业现状和女性所面临问题的范围,分享了许多自己的“生存策略”,即她们处理问题的实用方法。


在最坏的情况下,这些问题包括性暴力。


独立记者兼电影制作人伊藤诗织 (Shiori Ito) 因她的著作《黑盒子》 (Black Box) 而闻名,这本书记录了她被一名资深记者强奸,以及她试图对他提起刑事指控的失败经历。这是一篇令人不安的报道,揭示了存在于日本媒体及其机构中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在会议上,伊藤谈到自己必须离开日本继续做新闻记者的工作。强烈的反对声和对她的威胁仍然存在,那名被她指认强奸的男性对她提起了诉讼。


伊藤说,她被孤立,她希望得到日本媒体的承认和支持。“也许这件事是个体性的,很难去面对,但我们有工具和能力去调查,这就是我们的力量。”她提到自己的调查工作以及同其他女性团结互助能帮她应对持续的创伤。


作为一名年近40的资深记者,芬兰广播公司Yle的电视调查记者Minna Knus-Galan分享了自己被公开叫做“一个经验不足的女记者”的经历。她说,尽管芬兰在衡量新闻自由、腐败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指数上名列前茅,但性别歧视仍普遍存在。正像“Me-Too”运动表明的那样,即使在表面上男女平等的社会里,要指明带有性别歧视的言论和行为也是非常困难的。


除了性别歧视和性侵,压力也是这些个人故事中反复出现的议题。报道极端暴力可能给所有记者带来压力和创伤。


墨西哥Quinto Elemento实验室的联合创始人Marcela Turati讲述了她和其他女同事如何努力应对报道毒品战受害者这类任务带来的痛苦、恐惧以及没完没了的噩梦。


为避免被调任到其他部门,女记者们认为必须向负责人隐藏自己的恐惧,这样她们才不会被视为软弱。她们会去酒吧里喝酒,分享自己的想法和感受。但Turati和其他女记者们清楚必须找到更好的对策,她们开始更公开地在彼此间分享感受。


她们创建了一个WhatsApp群组,在记者们需要交流时相互支持。这里为女记者们设定了“情绪化的最后期限”,让她们在报道发现大规模屠杀事件等令人精疲力竭的故事时可以稍作休息;她们在适宜儿童玩耍的地方会面,或是去洗传统的桑拿浴,花时间在放松的环境中分享经验;她们甚至邀请萨满为那些接受侵犯后康复训练的记者提供精神支持。


最后,她建议所有人都考虑一下应对压力、疼痛和暴力的许多“非男子汉方式”——这对男人和女人都是可取的。


真实的故事


Juliane Löffler是任职于德国BuzzFeed News的一名记者。她讲述道,对性暴力幸存者的报道让她感到筋疲力尽,同时她对自己感到筋疲力尽而内疚。这让她开始思考记者的心理健康问题,并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包括必须要休息、要思考自己怎样才能保持高效率工作


Löffler有列清单的习惯,把可能对某一故事感兴趣的利益相关方列到一张纸上。当一个故事发表后,她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它发给这些人,这样她的报道和发现就会最大限度地传播出去,而她就可以静待社会影响把她的故事传播得更远。


Miranda Patrucic是波斯尼亚集团犯罪及腐败报道项目的调查记者兼地方编辑。在Patrucic的职业生涯里,压力、过劳、失衡也是主角。


“你是想听我讲我发布在Instagram上的故事,还是我真实的故事?”这是她的开场白,接下来她诚恳地讲述了自己在经历长时间的艰难的调查后,是如何崩溃的。这还伴随着健忘、恐慌、难以集中精力和精力告竭。


她报道了许多独家关注的中亚地区重要议题,获奖无数。但就在她最被认可和最成功的时候,由于长期的压力和对自己的过高要求,她感觉自己要崩溃了。她得了一场大病,休息了六个月来恢复身体。如今,她已学着放慢脚步、多睡觉,也接受了自己做不到完美。


Knus-Galan也谈到自己在进行困难的调查时如何应对压力。在前期准备时,“记录下一切东西”;不要过于介意外界对报道的批评声;和主管、同事一同分担恶毒的来信;用所有出色的女性调查记者的例子来鼓励自己。其他人也常提到她最后这一点建议。


Löffler也密切关注了德国新闻媒体内部对女性员工的态度。她还认为,应当努力改变对调查记者的刻板印象,调查记者不是无畏闯荡世界的独行侠,他们也需要心理支持,需要休假和休息时间。她自己的小花园就是一个“休憩之所”。


Asha Mwilu是肯尼亚Citizen TV的调查记者及特殊项目编辑。她强调,调查记者们要保护自己免遭心理和身体健康问题的威胁。


她曾在报道一个重要但危险的新闻时,缺乏必要保护,使自己深陷严重的威胁中。但她也是经历了多次类似经历后才真正意识到这一点——不能掉以轻心。


“我学会了说不”,Mwilu说道。除非调查有妥善的资金资助,否则就拒绝;不要单独行动(她聘请了一位男记者来共同从事调查);为自己的安全负责。“说到底,这是你的人生。报道虽重要,自己的生命价更高”。


平静的对话


墨西哥Quinto Elemento Lab的联合创始人之一Alejandra Xanic von Bertrab认为“深思熟虑”是至关重要的,她强调停下来去仔细思考调查的每个步骤并关注直觉的重要性,给内心深处的灵敏声音一个机会。她还呼吁女记者们庆祝调查中的高光时刻,哪怕只是些小的成就,也可以帮助我们调和不可避免的高潮和低谷。


对她来说,尽管坐在电脑前浏览文件和数据很重要,但她衷心建议在报道时关注“街道上的魔力”,这是帮助保持洞察力的好方法。


她还指出,像她这样没有孩子的记者往往会过度劳累,因为她们无须照顾孩子,也就会有更多工作。


当然,同时承担记者和母亲的工作也面临种种挑战。普利策奖美联社记者Martha Mendoza谈她和同事之间关于将工作与育儿结合起来的“平静的对话”。她的孩子们已经长大了,但是在他们小的时候,只要不会陷入危险,她常常会在做报道时带上他们。进行采访时她会向当地的保姆求助,尽管偶尔也会带一个孩子出现在采访现场。


她采访时任Facebook副总裁的Sheryl Sandberg时,后者对她说:“我真不敢相信你会带上你的孩子”,最终副总裁送给了她女儿一本书和一件T恤。Mendoza说,没有伴侣在家中作为全职父亲的话,她根本就无法完成工作。尽管有很多协调工作和家庭的方法,但伴侣的支持至关重要。
女性网络会议现场图片:Nina Weymann Schultz / GIJN


当然,来自管理层和更广泛的组织的支持也至关重要。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60分钟》的制片人Oriana Zill de Granados对她的老板表示认可。她说有一半的制片人是女性,她们在调查报道中都得到了很好的支持。她谈到自己作为一名女性记者,有责任去选择与女性有关的故事,并突出女性受访者。


Patricia Evangelista将她在菲律宾的雇主Rappler(媒体名称)形容为“一个家族,一个母系社会”,这里有雇用女记者的悠久历史。


Evangelista将她的经理形容为“会善意干预的、了解创伤后压力以及经前期综合症,并且多数情况下知道你什么时候需要休息的阿姨”。Rappler严格的安全保障协议是合理且令人放心的。她的建议含蓄但清晰:记者们需要这样的经理人,他们能将新闻敏锐性与对员工强烈的支持和关怀相结合。


会议当天,有超过一百名女性参加了联谊会议,提出了许多有趣且有预见性的见解,包括:
  • 持续和广泛的性别歧视和不平等现象;

  • 管理层中缺乏女性;

  • 在网上和线下女记者都遭遇骚扰;

  • 女性安全保障的重要议题;

  • 组织内部缺乏处理性侵、骚扰和歧视的程序和政策;

  • 需要采取积极主动的方式促进性别平等,并确保分享最佳做法,并制定和执行高标准;

  • 语言的重要性并确保解决关键的所谓“女性”议题,而不是将之降为“软”故事类别;

  • 需要通过女记者协会,工会等采取集体行动,以推动这些议题的推进;

  • 需要分享和使用一些工具,例如一项对瑞士女记者的调查发现一些工具能为倡导变革提供帮助。


这似乎是一长串棘手的问题,但我认为两届会议上的大多数女性以及许多其他女性都正致力于为改善女记者的状况做出自己的贡献。
会议还明确提出需要建立一张全球网络,用以交流与性别问题相关的信息和联系方式,分享相关的真实故事,这里也会是女性“扒粪者”们发声以及庆祝工作的平台。我们很高兴地报告,全球深度报道网正在响应这一呼吁。
全球深度报道网最近发布了一个针对女记者的资源库,资源库涉及:国际和区域网络,安全、歧视和骚扰问题,补助金、研究金和奖励,女专家,以及调查性新闻业中女性特有的问题。



比调查记者更艰难的,是女性调查记者。她们不仅面临行业生存困境、深入调查的危险处境,还承担着性别带来的压力和负担。不再让女性“扒粪者”们感到势单力薄,增强她们的职业认同感和工作满意度,也是全行业需要共同关注和致力的问题。


延伸阅读:GIJN的女记者指南资源https://gijn.org/gijn-guide-resources-for-women-journalists/
参考文献:[1] 张志安, 曹艳辉. 新媒体环境下中国调查记者行业生态变化报告. 现代传播, 2017(11): 27-33.



本期编辑:姚思妤、高铢、牛艺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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