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基督教文学浅谈

文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饶有意义。从古今中外的文学史来看，一方面宗教对文学具有强大的精神哺育意义，另一方面文学对宗教的传播也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基督教 <1> 作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宗教之一，对世界文学的影响有目共睹。中国基督教文学伴随着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而发生、发展，特别是进入20世纪之后，已成为中国文学一个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

何谓基督教文学？近年来有不少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笔者在《中国基督教文学的历史存在》（2006）一书中认为：基督教文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基督教文学是指限于赞美诗、祷文、宣道文等在内的传统意义上的基督教文学，广义的是指基督教著作家本着基督教的主旨和精神，不违背基督教思想而创作的具有文学要素的一类文学。在前一个层面，著作者更多地基于信徒的立场，而在后一个层面，著作者则更多地基于作家的立场。

就中国的基督教文学而言，在相当长时间内，主要是从狭义层面来界定基督教文学这一概念。直到1935年，中国天主教人士明确提出“公教文学”这一涵义更为宽泛的概念，并形成一个较有影响力的公教文学群体，基督教文学这一概念才正式在广义层面得以界定。

“公教文学”一词最早出现在《由电影小说谈到提倡公教文学》一文。作者黎正甫的界定是：“所谓公教文学，并非指论辩道理之文章，也不限于作品内一定要有‘天主’二字，或其他圣教中专有的名称，只要是本公教的主义与精神，不违反公教思想而具有文学的要素的，都可包括于公教文学之内。……” <2> 可见，作者将“公教文学”置于一个开放、广义的范畴内，从而大大拓宽了“公教文学”的表现领域。

新教方面，1930年代也有人提倡过基督教纯文学，如雷霆兆在《中国基督教文艺问题杂谈》一文中 <3>，强调要重视基督教文艺作品的作用，并谈到基督教文艺建设的具体措施，比如培植基督教文艺家、创办以文艺为主体的刊物等等。但就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由于战争等因素，该主张似乎没有得到积极响应。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早在理论上的提倡之前，1920年代就已出现广义的中国基督教文学创作。

总体而言，无论是新教的还是天主教的、广义的还是狭义的基督教文学，其在本质上都是对基督教信仰的回应。只不过狭义的基督教文学强调更为直接地传达信仰因素，而基督教纯文学则更注重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思想，二者最终殊途同归。

具体考察中国基督教文学的大致状况，可以发现，相对而言，狭义上的基督教文学成就，新教方面远超天主教，特别体现在《官话和合本圣经》的翻译以及《普天颂赞》的编纂上。正如基督教文学研究专家朱维之在《漫谈四十年来基督教文学在中国》一文中称：“若有人问我：中国基督教文学最伟大的成就是什么？我毫不犹疑地说：‘五四’以前，《国语和合本圣经》是最伟大的成就；‘五四’以后，《普天颂赞》是最伟大的成就。” <4> 它们不仅为中国基督教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在文体、语言等方面为中国新文学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本。

在纯文学层面上，新教方面除了冰心、老舍、许地山等文学大家的参与之外（如冰心的《一个不重要的兵丁》、老舍的《黑白李》、许地山的《玉官》等），《女铎》小说作家群也值得关注。《女铎》小说多涉及普通人的日常家庭生活，倡导建立以爱心为基础的基督教婚姻家庭观，对于现代激进主义文化思潮中的家庭重建，具有积极意义。

较之新教，天主教在纯文学层面取得的成绩尤为不俗。这也与天主教在20世纪上半叶加强文字传教策略，特别是注重在文学领域培育作家、借助文学力量推动宣教等传教方式的改革有关。

除了苏雪林以《棘心》（1929）为代表的具有浓郁天主教色彩和探讨信仰深度的佳作外，天主教在文学领域的成就还集中体现在1930—1940年代以北平辅仁大学、天津工商学院这两所天主教大学为中心的公教文学运动中。辅仁大学的张秀亚以《皈依》、《幸福的泉源》等小说奠定了其在公教文学中的地位，而天津工商学院则以院长刘乃仁、文学教授朱星元为代表形成了一个有影响力的群体，并出版了《公教文学讨论集》。他们从概念提倡到理论建设、作家培育、作品评论等各方面，积极推动公教文学。此外，天主教司铎周信华也是公教文学的突出代表，出版了《泡影》等多部在天主教内有影响力的小说。

总之，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基督教文学，既有文学大家的耕耘，也有默默无闻之辈的参与；既有宏阔的人生画卷，也有纤细的心灵描摹。他们的共同努力，使得中国基督教文学有了实实在在的成绩。而作为一种信仰的产物，中国基督教文学有其自身的精神品格和美学诉求，前者主要体现为出世的超越和入世的深沉，而后者则主要表现为审美与宗教的统一、文学与宣传之间的张力等。

当然，如果把中国基督教文学放在世界基督教文学这个大范围中观察，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来说，它都是很不成熟的，既没有出现有重要影响力的作家，也没有出现震撼人心的伟大作品。这其中的原因自然很多，比如社会缺乏深厚的基督教文化底蕴、参与者的不足、发展时间短暂等。较之西方文学中基督教文学作为强有力的传统，中国基督教文学只是中国文学中的一股支流，且偏于一隅。正如老舍先生所言，西洋文学“到了但丁之后，文人眼光放开了，不但谈人世间事，而且谈到人世间以外的‘灵魂’，上说天堂，下说地狱，写作的范围扩大了。这一点，对欧洲文化，实在是个最大的贡献，因为说到‘灵魂’，自然使人知所恐惧，知所希求。从中世纪一直到今日，西洋文学都离不开灵的生活，这灵的文学就成了欧洲文艺强有力的传统。……就我研究文学的经验看来，中国确实找不出一部有‘灵魂’的伟大杰作，诚属一大缺憾！” <5>

虽然存在种种不足，但中国基督教文学并非可有可无，特别是它对终极性存在的追求，补充了中国现代文学主体现实精神在形而上层面的不足，并对中国现代文学所汲取的近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想资源进行了文学上的反思，丰富了中国文学的精神内涵，提升了其灵性品格。

政权的更替一度使中国基督教文学出现沉寂。但作为信仰的一种阐释方式，基督教文学必然也会随着基督教信仰空间的开放而浮出水面。在20世纪末的中国当代文学中，我们再次看到基督教文学的踪迹，以北村为代表的基督教作家，在消解意义的普遍写作境况中，试图以一种属灵的良心写作，表达对人类灵魂处境的正视以及精神出路的探寻。近些年，以施玮为代表的当代海外华文作家汉语灵性文学写作，也是不容忽视的一股文学力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施玮的长篇力作《叛教者》（2016），着眼于中国基督教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为读者呈现出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往事，刻画出灵性危机之下的各种复杂人性，堪称当代中国基督教文学中一部真正有冲击力的大作。有理由相信，中国基督教文学将伴随着基督教在中国的存在而继续发展下去。

<1>  基督教（Christianity）是奉耶稣基督为救世主的各教派统称，亦称“基督宗教”，包括天主教（Catholicism）、东正教（Eastern Orthodoxy）、新教（Protestantism）三大教派和其他一些较小教派。在中国，基督教通常专指基督教新教。本文中所说的基督教，取其广义而非专指新教。

<2>《圣教杂志》1935年第2期。 

<3>《鲁铎》1934年第6卷。

<4>  朱维之，《漫谈四十年来基督教文学在中国》，《金陵神学志》1950年第26卷1-2期合刊。

<5>  老舍，《灵的文学与佛教》，《海潮音》1941年第22卷2号。

题图为《棘心》1929年上海北新书局版封面。绿漪是苏雪林（1897—1999）笔名。此书封面画及插图作者是许闻天（1902—1982）。此图来自：http://taiwanebook.ncl.edu.tw/zh-tw/book/NTNULIB-9900006062。

此文首发于《世代》第5期（2018年夏季号）。若有媒体或自媒体考虑转发《世代》文章，请通过微信（世代Kosmos）或电子邮件联系：[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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