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曾用摇号取缔妓院
上海的房价早就看不懂了，但有钱的人永远比你想象的多。但凡有新楼盘开出来，总是一抢而空。供不应求之下，限购都有人能找到“曲线救国”的办法。于是有人想出干脆“摇号”，想想这是何等壮观的场面：怀揣着上千万人民币的土豪，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可以招摇过市，但在我们这里，他们一点脾气也没有，只能眼巴巴地等待命运的垂青，可以允许他们有一次花费八位数货币的机会……美国电影《阿甘正传》里有一句经典台词：“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颗会是什么味道”（Life is like a box of chocolate,you never know what you're gonna get），美国佬永远想象不到，中国人参与摇号是为了买房子。
有时候，摇号是一种不是办法的办法，相对而言算公平。国人好赌，用概率论决定财富的走向，确实具有中国特色。回想民国初年，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在管理遍地开花的妓院时，就曾用过“摇号”这个近乎“国粹”的办法。
旧时的上海市“冒险家的乐园”，来上海捞世界的人中，以单身男子居多。有需求就有供给，于是人类最古老的行业悄悄地兴盛起来。1915年时，上海公共租界里在册的妓女数量不过9千多，到1920年就猛增到数万，其中高级的“长三”有1万2，次等的“幺二”有将近500人，“野鸡”数量则达到惊人的3万7千名。在法租界，有户口的在册女性人数为39210，而妓女数量为12315，换句话说法租界里有三分之一的女性为性工作者。上海妓院里的女孩大多数是被家里人卖掉的，还有则是被人贩子绑架来的。拐卖儿童和妇女的数量惊人，1913-1917年，上海的反绑架组织解救出来的妇女儿童就有1万多人，平均每月200起。公共租界警务处对这种情况忍无可忍，他们希望依据工部局的34号法规管治妓院，也就是要求所有商业机构进行注册（当然妓院可以包含在内），可公共租界还有一个“道德会”，认为对妓女进行健康检查，会给人带来一种虚假的安全感，进而鼓励犯罪，纳税人也因此显得好像是赞同卖淫制度。于是，一个奇葩的组织诞生了：临时纠风委员会。1920年该委员会递交一份报告，提出逐步消灭妓院的过渡性方案：摇号。
公共租界警务处警徽
所有的妓院必须注册在案，然后按照五分之一的比率摇号决定谁会被取消注册。临时纠风委员会的如意算盘是五年之后，所有的妓院都会被摇到，妓院也就自然被取缔了。到1920年12月，第一批被抽中执照号码的妓院被取缔。摇号的程序和现在的“双色球”颇为相似，道德会负责监督，警事队击鼓摇号，号码搅在一起，摇号机的孔被翻到底部，标有号码的珠球滚落出来，就算中签了。一年内，210家妓院关门大吉。
但是事与愿违，摇号看似公平，实则“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没有执照的妓女干脆站上了大街。那时候不兴什么堵住房门查身份证，也没有朝阳群众，只要不是在摇中的妓院里做生意，警察无计可施。既然妓院不能开，那么按摩院、舞蹈学校、向导社、歌厅、咖啡店、照相馆……这总不能禁止吧。1936年，公共租界警务处发出的妓院执照是697张，到1940年增长到1325张。然而和泛滥的地下妓院相比，这些妓院执照数量实在小得可怜。1941年汪精卫在上海组织伪政府，禁止卖淫。一统计，上海的妓女人数超过10万，公共租界警务处的摇号计划成为笑话。
再后来上海换了人间，但摇号这种手段被保留下来，以至于买房买车都要靠摇号碰运气。当年妓院林立的“四马路”成了文化一条街，中秋将至，这两天走在福州路上常有斜挎背包的中年女人暧昧地凑过来：“要伐？”“有伐？”那一刻不要有什么非分之想，她们不过是贩卖杏花楼月饼票的黄牛而已，“四马路”，还有旧时上海的风花雪月，早已是红尘往事。
*本文中的数据参考自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Jr）所著的《上海警察，1927-1937》（Policing Shanghai，1927-1937），章红、陈雁、张晓阳译，周育民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8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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