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孤岛”时代一位电台故事播音员的遭遇

一早收到街道发来的电子倡议书，不问可知他们压力还很大，要求居民配合。打开一看，果然是希望大家全面落实“六强化、三规范”，具体内容背不出来，总之继续居家就是了。中饭吃好翻翻资料，讲讲老底子上海滩上的事体。上海的历史，1937年是个重要转折点，因抗战全面爆发，原来百业兴旺的闸北南市化为焦土，租界畸形繁荣，影响到后来数十年上海发展的整体格局。租界和华界的交界处装上铁丝网，生活在租界内，基本生命安全有一定保障，如果不幸在沦陷区，那就生死未卜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上海租界相对落后的东部和北部由日军控制，发达的南部和西部被称为“孤岛”，对内对外交通、贸易非但未受影响。因为大量资金涌入加之难民提供劳动力，“孤岛”上海的经济反而比战前更为发达。

从华界进入租界

身处“孤岛”虽然可以暂时躲避战争的直接威胁，但在上海生活从来都是艰难的事情。流亡、失业、贫困、恐惧……仅有13个平方公里的上海公共租界内聚集了超过50万难民，颠沛流离食不果腹者固然不在少数，流落街头无家可归者也是难以计数，更有甚者，无法面对冷漠的人情世故和窘迫的经济状况，不少人萌生轻生之念，在绝望中离开了人世。今天看到一则1939年12月《申报》上刊登的消息，说一说一位行业前辈、民国时代小有名气的电台故事播音员董一萍先生的遭遇。

民国时代上海的广播电台

图片内容与文字无关

“董一萍”是个女性的名字，实际是男的，上海浦东人，在广播电台以讲故事为生。当时上海电台里讲故事的人不少，董一萍是入行最早的，有几年红极一时。可能是赚了些钱不想再吃“开口饭”，他三十年代中期放弃播音生涯，在虹口狄思威路（今溧阳路）开店做点小买卖，本来的生活倒也安逸。孰料1937年抗战爆发，虹口正是中日军队激烈争夺的战场，董一萍的生意毁于战火，好在人躲进了租界。为维持生计，董一萍重操旧业在电台中讲故事。但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曾经讲得风生水起的故事，似乎不那么吸引人了，董一萍的节目不受欢迎，身体也不好，一病就是几个月，然后妻子也病了。节目能停，但一家人的嘴不能停，他还是勉力支撑继续到电台讲故事，节目自然更做不好，身体也越来越差。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妻子和岳母甩下董一萍和八岁的儿子，跑了。

民国时代上海的当铺

熬到1939年12月29日，董一萍卧床不起，父子二人绝粮三日。爸爸让儿子到新闸路成都路（今新闸路成都北路）的源丰当铺去“拿”两块钱。源丰当铺是湖州南浔富豪刘承干刘公子的产业，总店开在四马路（今福州路），新闸路成都路的，猜测是分店。写到这里扯开说一说刘承干。他是民国时代著名的藏书家，清朝灭亡后流散出大量古籍，刘承干不惜巨资大批收进。到1920年，他在南浔“购地二十亩，斥金十二万”建造藏书楼，1924年落成。1914年他曾捐献巨款帮助清皇陵种树，溥仪赏其“钦若嘉业”九龙金匾，由状元陆润庠书写，故其藏书楼名为“嘉业藏书楼”。因为对书过于痴迷，鲁迅曾称其为“傻公子”，也有人称其为“笃公子”，“笃”，在吴语中也有傻的意思。刘承干除了祖上的湖丝等生意，买书藏书重要的资金来源是当铺。抗战初期他在江浙的当铺大多已毁，只有上海租界内的生意还在。

“傻公子”刘承干

回头再谈董一萍的事情，如果他和“傻公子”刘承干有关系，至少可以解燃眉之急，但他只是在一家当铺的分号里有个蔡姓朋友，紧急情况下人家愿意支持他两块钱而已。但就是这救命的两块钱，他也没有拿到手。如果当时有移动支付，“叮”地一下，两块钱不过是转个账而已。但那个年代，两块钱拿回家不是那么容易的，八岁的儿子遭遇流氓抢劫（上海人叫“拗分”），钱丢了。董一萍走投无路，晚上哄儿子睡觉后留下四封遗书，悬梁自尽。

“孤岛”时期的上海

好在董一萍自尽被邻居发现，把他救了下来。后来董一萍和他的儿子什么遭遇？我查了些资料，没有线索。他的儿子1939年时八岁，如果健在，也是九旬老人了。在那个战乱的年代，一个人轻生有一万种理由，1943年11月22日，又有一则新闻报道：汪伪政府财政部官员闻某的妻子王氏看中一件呢子大衣，要求丈夫为其购买，闻不同意。夫妻发生口角，王氏一时不忿，于次日上午11时服毒自尽。同样自杀，画面对比太强烈。

三十年代上海夜景

1932年11月，上海刚刚经历了“一·二八淞沪抗战”，全面战争尚未开启。20岁的作家穆时英在小说《上海的狐步舞》中写下了这样的句子：“死尸给搬了开去。空地里：横一道竖一道的沟，钢骨，瓦砾，还有一堆他的血。在血上，铺上了士敏土（作者注：“士敏土”即英语cement，水泥之意，上海话也叫做“水门汀”），造起了钢骨，新的饭店造起来了！新的舞场造起来了！新的旅馆造起来了！把他的力气，把他的血，把他的生命压在底下……”

那一年，距今整整九十年。

最近我还写了

关注“老周望野眼”

扫描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