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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激情一一读《那红，那绿，那八》年有感 （崔玉宝）
作者：崔玉宝
语音：原野
人们常说：老年人靠回忆过日子。果不其然，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各地知青的回忆录层出不穷，橄榄坝农场知青也是。继上海知青的《回首是绿》，昆明知青的《梦萦绕的地方》、《红红的木棉花》，最近重庆知青也出了一本《那红，那绿，那八年》。这些回忆当初知青生涯的文字，当然不能简单的归结为步入老年的自慰情结。作为一个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作为共和国历史不可磨灭的一部分，知青时代是应该被记忆的。更何况，对于那个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评价还多有歧义。因此，记忆那段历史，以及知青们的所感所思，使得后人有了评价的客观依据，仅此一点就是有意义的。
拿到江建伟寄来的《那红，那绿，那八年》，急切地捧读起来。自然，会先看熟悉人写的，以及写熟悉人的文字，读后感慨良多。
《那红，那绿，那八年》内容丰富，朴实无华，情感真挚。尤其感到，重庆知青显然比上海知青、昆明知青思想要开放得多。
书中有两篇文章印象很深。一篇是《我的初吻》，讲的是重庆知青与湖南妹子互相倾心的恋情，在一个月夜有了激情，于是有了初吻的浪漫故事。另一篇是《苦涩的初恋》，讲的是两个重庆知青，男青年因为所谓的过错受人歧视，而女青年则不受干扰，也是有了激情，从私下暗恋到公开表白，而男青年却出于爱护，怕被牵连，虽亦有意，却断然拒绝的悲催故事。
这些故事，在当时的知青生活中还有不少，都是那个时代知青心路历程、情感生活的真实写照。现在想来，这种恋情虽苦涩，亦甘甜，犹如橄榄。
农场的范围小，接触外界少，知青们又老大不小了，情窦初开，所以，那时知青的男女情感多执着，多专一，很多人是有好结果的，很多人相互扶持，不离不弃，坚守至今。当然，也不乏这两篇文章的主人公。从文字看，他们似乎仅是开花，甚至连花都没开，充其量只是结了一个花骨朵，最终并未喜结连理。今天读来，依然令人唏嘘。
这些应该都是深埋心底的隐私与秘密，今天，能将自己曾经的没有结果的恋情抖落出来，无论是甜蜜也好，苦涩也罢，这种坦荡是绝对需要勇气的。
读了几篇文章，也引起了那个特殊时代，知青作为个体亦或群体对于社会，对于国家，对于历史的意义的一些想法。
是的，无论是上海知青，亦或昆明、重庆知青的回忆录，主旋律大概都是边疆生活艰苦，我们想要回家。因此，在这些文字中，才有很多记录、描写后来的抗争，以及终于如愿以偿，结束知青命运大返城的。然而，即使边疆苦，农场苦，要回家，而且已经回家了，依然割舍不去对那片红土地的思恋。我曾写过，无论是有条件的或没有条件的，都想着要再回去看看，这种情感同样也是发自内心的。所以，对于往事经历，对于知青生涯，知青的认知多有矛盾，于是有了“青春有悔”、“青春无悔”的口水纷争。
回过头来看，知青之所以要回家，除了边疆生活艰苦以外，主要原因应该还是根在城市的缘故。不要说那时的生活、劳作非常艰苦，难以坚持没有止期的承受，就是摆到现在，改革开放了，生活、工作、交通条件大为改善，版纳也早就成了人人向往的旅游胜地，如果还有知青时代，只要有可能，应该还是想着要回来的，乡愁使然。中国人叶落归根的传统文化，人往高处走的价值取向，已经成为一代一代人的集体人格和行为方式。所以，无论是知青个体亦或群体，多会从作为原本的城市人，根在城市这个基点来思考问题，决定行为。故而，作为那个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知青个体亦或群体，是有理由对那段历史进行批判与否定的。
然而，平心而论，当知青作为个体亦或群体与命运进行抗争，对那段历史进行批判与否定时，是全然顾及不到其他个体亦或群体的，也自然顾及不到自己对于社会，对于国家，对于历史的意义的。而回首往事，评判那段历史时，这些又总是难以回避，而且不应该回避。
读了《那红，那绿，那八年》中另两篇文章，引发了一些思考。一篇是王树林的《我的岳父李宗周》，一篇是江建伟的《场长》。文中写的主人公，一位是历尽艰辛，从南洋到泰国带回胶苗，开辟了版纳橡胶种植的先河，而在解放前却几近夭折，唯解放后才得重生的故事。一位是南征北战，功勋卓著，解放后，按照国家战略的意志，率队来到橄榄坝，披荆斩棘开辟新征程的故事。两位作者作为所写主人公的女婿、儿媳，是最有资格写他们的，不仅情真意切，也充满了正能量。
其实，在橄榄坝农场，乃至版纳、云南，甚至全国，像李宗周、刘场长这样的还有很多，农场医院院长喻国嘉也是其一。
喻国嘉老家东北辽阳，随四野一路征战南下广州，后奉调西南边陲来到橄榄坝。农场建场之初，知青来场之前，只有卫生所，喻国嘉就是所长，所以，即使后来规模大了，改为医院了，我们还是习惯叫他喻所长。大批知青的到来，不仅为农场输送了生力军，也使喻所长们这些走南闯北，有些文化曾经的转业军人有了精神慰藉。他们对知青视如己出，关怀有加，大家在一起战天斗地，甘苦与共。不想喻所长后来得了肝癌，病重不治。喻所长岳父家在上海苏州河畔河滨大楼，79年下半年来上海治病，去看他，还让我摸了他腹部肿大的肝脏，说没法治了。喻所长返场后不久就离开了人世，53岁的生命戛然而止，永远留在了那片红土地上。尚未返城的医院的上海知青姚国俨等还帮助架柴火葬，为他送行。
像刘场长、喻所长这样从部队转业到橄榄坝农场的军人，知青们接触得很多。他们作为个体亦或群体，同样有着自己对城市生活的向往，有的则已经成为城市人，因为国家需要，毅然决然地放弃城市生活来到版纳，来到橄榄坝。创业当初的条件，比之知青时代还要艰苦许多，但是，在农场与他们的接触中，知青们没有听到过抱怨不满，也不见所谓的命运抗争，因为，他们为的是完成国家的使命。仅从这点看，他们的形象自然要伟岸许多，他们的境界自然要崇高许多。
知青作为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时间长了，积累的矛盾多了，大了，所谓物极必反，自然要有最后的了断，在拨乱反正的年代，回城之风早晚而已，这是可以想见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知青作为个体亦或群体，与李宗周、刘场长，乃至喻所长们相比，境界是有距离的。虽然这种距离是历史造成的，是一种无奈的错位，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然而，也是难以回避，而且不应该回避的。
这种距离，我曾有过切身感受。79年2月中旬，我在上海办好了顶替母亲的返城手续回到橄榄坝，医院、农场，不到一个星期就将所有的关系转妥。大清早，行李物品已经装车待发，我去向喻所长告别。喻所长正蹲在自家伙房门前洗锅，我说：“喻所长，我要回去了。”他诧异，说：“怎么刚回来，又要回去了？”我说：“调回上海。”沉默，再问：“谁批的？！”我答：“潘院长批的。”喻所长还是蹲在地上，低头，无语，良久，最后才蹦出一句：“你走吧！”听闻此言，我转过身拔腿离开，没有“再见”之类的缠绵绻缱、从容告别，坐上卡车离开了橄榄坝，离开了农场，离开了云南。这种离别的方式，不是无情无义，而是心有愧疚，愧对培养了我的农场，愧对情如父辈的喻所长们一直以来的呵护。
于是，在读《那红，那绿，那八年》中，想到了“激情”。我们从对李宗周、刘场长们这些版纳橡胶事业开拓者的赞颂中，是能够感受得到他们的激情的，一种对于社会，对于国家，对于历史的激情。而支撑激情的，就是责任与担当，一种对于社会，对于国家，对于历史的责任与担当。这种激情，亦或责任与担当，从古至今，从中到外，比比皆是，激励着人们，汇成了群体的力量，推动着社会的向前进步。
激情，亦或责任与担当，都有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的影子，都会有牺牲作为代价。这些特质，李宗周、刘场长、喻所长们有，从《那红，那绿，那八年》诸如潘光玲、吴建秀等很多文章及诗歌中，也是可以感受得到的。
我是以愧疚的心情“逃”离橄榄坝，“逃”离版纳，“逃”离云南的。虽然如此，同样可以问心无愧的说，我，以及知青群体，作为一个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起码在版纳，在橄榄坝，无论主观意愿，或者客观结果，都曾以自己的方式展示着激情，肩负着责任与担当，为社会，为国家，为历史，做着力所能及的奉献。当初知青历经艰辛种植的胶林，至今还在造福着那里的社会和人们，就是最好的证明。
农场医院的同事、老大学生、现在寓居重庆的缪应超在微信里感言：“我们知道的是，那个地方因此提前发展了二十年！这就够了。”故此，知青个体亦或群体，那时付出的体力与心智、血汗与生命，就有了高尚，就不应该被遗忘。知青的回忆文字，记录着那段历史，也就更加有了意义。
作者简介
崔玉宝，1968年12月上山下乡赴云南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长期在农场医院工作。1979年3月返城回沪，先后在黄浦区团委、黄浦区卫生局、黄浦区中心医院、黄浦区委党校，以及市委组织部、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上海市委党校任职，直至2012年退休。知青一场，与云南、版纳、橄榄坝结下了毕生的情怀，念之、系之、忆之、记之，不负曾经的付出，充实如今的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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