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拉山下】 十四、向往宁静的生活 （董克荣 )
霍拉山下
作者：董克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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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向往宁静的生活
林园一连的指导员万凤坡大家都认识，就是那个吃了‘粪肠肉’还说香的香的、开口说话经常带口头语‘这个功夫、那个功夫’的山东子弟兵。这几天他忙得不得了。他拉着我在连队营房的四周转，一边看一边告诉我，这里要写一条标语，那里要画一幅画，还要让我抓紧出黑板报。
万指导员年轻时辗转南北当了一辈子的兵，直到新疆解放，部队就地转业，他成为了一名农垦兵，工作非常敬业。二十一团来了上海支边青年，他被提拔当了指导员，果园的生产有队长田育军操心，他就专注关心连队的政治工作。
现在遇到了声势浩大的文化大革命，虽然他对这个革命理解得不多，但是他的革命精神足足的。因为没有几年就要退休了，他得好好地努力一番，他的目标是把连队布置成‘红色的海洋’，在退休前为自己的人生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于是我在他的指挥下忙得团团转。
一天早上我还没有出工，万指导员来到宿舍里对我说：“团部要进行大检查，各连队都在进行打扫布置。这个功夫修理连的职工都在为秋耕检修机车，人手不够，你和刘福民今天到修理连去帮他们写标语，写完早点回来。”我说：“知道了。”
修理连在团部附近，我们稍作准备就沿着三支农排水渠边的小路赶往修理连。
路边的沙枣树上开满了金黄色的小花，树杈上有布谷鸟趴在小小的麻雀窝里欢快地叫着。听说这种鸟自己不孵蛋，专找别的鸟窝下蛋，让别的鸟代孵。世界真是无奇不有，竟有这种不负责任的妈妈。我们一挥手，布谷鸟惊飞起来落到更高的树枝上了。
我们的心情很好，这几天在连队里忙得连轴转，出来帮工可能没有那么忙了吧。
到了那里，见修理连指导员在布置工作，他让我们等一会儿，然后带我们到厂区的外墙边，告诉我们大标语写在路边的围墙上。
墙是泥土墙，已经涂上了米黄的颜色，我们目测了外墙长度，商量用石灰写字，然后再用红颜料把字勾出来，标语看上去就会很耀眼。
标语共25个大字，那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最流行的口号：《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每个字大约一米五见方，估计需要6 个小时完成，看来也不轻松。因为自己连队还没有布置完，我们争取在一天时间里把这里写完。
我和刘福民分了工：我描字框，刘福民在字框里涂石灰。上午的太阳照在身上暖洋洋的不算太热，可是我们却忙得大汗淋漓，身上的衣服像是浸在水里一样。快近中午时，刚好写完一半。我们匆匆地赶回林园一连吃午饭。
在路上我问刘福民：“听说你在库尔勒照相馆干过？”他说：“是的。”我说：“在师部工作多好，你跑回来干什么？”他说：“一言难尽啊。”
于是他就说起这事的来龙去脉。
刘福民是1963年9 月22日支边到二十一团的上海青年。在蚕桑连工作不久被调到库尔勒照相馆。刘福民聪明好学，不久照相馆里的工作就得心应手了。
一晃已是蚕桑连进疆两周年的日子，战友们会不会又搞一个庆祝活动？这样热闹的场面可不能错过啊。
别看刘福民小小年纪，他山东快书说得溜溜的，天津快板也说得好。回连队时可以好好地去露一手。
那天他怕搭不到车，就一早到公路边去等。当他赶到连队时傻了眼，营房里一片静悄悄的，全连的人都到田里收玉米去了，哪有他想象的联欢庆祝？
刘福民一没请假二没上班，可想他的领导是何等的焦急和生气，这样无组织无纪律的人怎能留在师部？！就这样一纸通知刘福民就被退回了蚕桑连，从此与照相馆无缘。
他很沮丧也很无奈，因为那时我们都年轻实在太单纯太不懂事啦。
不久他调到204机枪连。他的文艺才能被团宣传干事胡振林发现，1966年4月调到团部演出队，和我们挤在同一个宿舍里。
听完这个故事后真替他惋惜，凭他的聪明才智，将来如果成不了专家那也掌握了一门技能啊！
那时正流行现代京剧，刘福民的多才多艺发挥了出来。他经常会模仿一些唱段。京剧《沙家浜》里，他一个人可以充当三个角色，刁德一的阴险，胡传魁的愚蠢，阿庆嫂的机智，他都把握得惟妙惟肖。有次在宿舍里他唱到胡传魁的段子时装胖子，他那瘦骨伶仃的身架还挺着个肚子，那副滑稽的样子把大家都逗乐了。胡干事边笑边说：“真是不错，不错！”
由于他的努力，虽然在68年底团演出队解散了，在72年团部成立新的演出队时，他被调去排京剧样板戏《沙家浜》，在剧中担任‘刁德一’一角，下连队巡回演出时大受欢迎。
说起照相，我对刘福民说：“我的照相机里还剩下两张底片，我们吃了饭去拍掉，下午带到团部照相馆去冲洗。”刘福民说：“好啊，今天印好的话就可以取了。”
吃了午饭，我叫上队友邓玉嘉一起去拍照。这时中午的太阳直直地晒在头顶上，我们顶着烈日，在外面转了一圈寻找背景，当走近养蜂班前的小路时，觉得那儿的景色不错。这条小路两边的树木郁郁葱葱错落有致，只是那里有个厕所，如果镜头稍抬高一些，应该可以避开。
邓玉嘉在对镜头时，养蜂班班长路立文从食堂里买了饭走过来，他的脸本来就黝黑黝黑的，不知道为什么一脸的怒气，看上去更黑了。我们在林园一连工作已经一年多了，从没见他笑过，他也没有和我们讲过一句话。我们不了解他的过去，更不知道他的将来，看到他今天的样子我们有点莫名的害怕。这条路是通往养蜂班唯一的一条路，看到他走过来，我们赶紧给他让路。
我们转到三支渠边重新拍照时，我发现刘福民还穿着那条破军裤 ，就说：“你快去换一条裤子。”刘福民说：“拍半身照不要紧的。”谁知道照片洗出来却是全身照，那条破裤子补钉大小不一，颜色也是有深有浅，简直可以与现代抽象派艺术大师的作品媲美。哈哈，可想他的女红手艺是多么了得！
然后我们转到葡萄园里，邓玉嘉随手摘了一串葡萄吃起来，我抢拍了一张，说：“这张照片是‘葡萄园里的馋佬呸’ 。”他说：“拍得越夸张越好。”
邓玉嘉是我们演出队的才子，那时演出的节目大多数是他创作的。因他的文字功底好，还曾经到师部参加过写作培训，回来后对创作更是得心应手。
邓玉嘉有一件事情我得说说，一想起来就后怕。
编写节目要有一个安静的环境，胡干事经常会把我们安排在团部招待所里住。
那天我有事没去，只有邓玉嘉一人住着。他本想天气不太冷，房间里就不生炉子了。可是睡到半夜被子还没有捂热，他就爬起来点火生炉子。那铁皮炉子好久没有用，炉脚下垫的土坯都碎掉了。外面黑灯瞎火也找不到好的土坯，他就将碎土坯勉强填在下面，把铁皮炉子的出火口对准火墙孔，然后点着炉子就躺下睡觉了。
那炉子里的火烧得旺旺的，炽烈的煤块熊熊地燃烧，火苗带着响声争先恐后地冲向火墙，不一会儿房间里就暖和起来，邓玉嘉很快就睡着了。
随着气流的振动，那没搁稳的炉子慢慢地侧向一边，出火口偏到火墙外面，煤烟很快就充满了整个房间。这时邓玉嘉正抱着枕头做着吃葡萄的美梦呢。等他醒过来时已经吸饱了煤气不能动弹了。当时他的脑子还算清醒，使劲侧身滚到床下，用尽全身的力气艰难地爬到门口，把顶在门上的木棍拨倒，大门被风吹开，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再也没有力气站起来了。
就这样他趴在地上冻了一夜，生死命悬一线。
那时没有高压氧仓，他昏昏沉沉地睡了好几天才慢慢地恢复。如果当时他在梦里多吃几串葡萄那就来不及和我们说声‘拜拜’就魂归蓝天啦，真是好危险啊！
这时邓玉嘉一边吃葡萄一边说：“照片拍得越狼狈越好，我就是想留一张吃葡萄的照片，将来老了看看年轻时捣蛋的样子。”
看过照片我们都觉得挺好，他没有张着血盆大口，也没有狼狈不堪，吃相还是挺斯文的。
拍完照片，我们就赶往修理连，经过一个下午的努力，在下班前终于把标语写完了。
这时养蜂班路班长赶了一辆毛驴车从养蜂点收蜜回来，经过修理连时，我们喊了他一声，他也不回答，我们就顾自回去了。
第二天早晨我到食堂买饭，听到有人说：“修理连的标语写得有点意思。”我回头看，是养蜂班长路立文。他正眯缝着眼，笑着与万指导员讲话，黑黑的脸发着油亮油亮的光。原来他还是会笑的啊。他说‘标语写得有点意思’是什么意思 ？至今我还是没有弄明白。
自从那个梁二球在我们宿舍里捣乱后，引发了一场‘六.二六事件’，我装衣服的木箱就在那时被梁二球敲坏了，那个木箱可是樟木做的，每个角上都包着黄铜角，两边的拎攀和锁也都是铜质的，扔了太可惜，我想找田木匠帮我修理一下还能用。
林园一连的木工房在养蜂班那边。我搬着箱子到木工房去找田木匠，见他蹲在地上抽烟。我就在边上等。
田木匠大约有五十多岁，穿着一身黑衣服，经常是一副木然的面孔，鼻孔里的毛长长的，满脸的沧桑。他拿的烟杆子有一尺多长，中间还挂了一个黑乎乎的烟袋。他每吸一口，烟锅里的火一明一暗，淡淡的烟就从他的鼻孔里冒了出来，慢慢地飘到空中，他半闭着眼睛享受着抽烟的快乐，只有在这时他的脸才舒展开来。
木工房前面有一片空地，放满了许多蜂箱，采蜜回来的蜜蜂围着蜂箱来回飞舞。微风吹拂着树林，阳光照在大地上，万物生气勃勃。
我等着田木匠抽完了一锅烟说：“田大爷帮我把箱子修一下吧。”他还是蹲在地上不说话。是不是我叫他大爷把他叫老了不高兴，他只是撇了一下嘴巴呶了一声，然后敲掉烟灰把烟锅伸到烟袋里装烟。我估摸他的意思是让我放在那儿，于是我就把木箱放在木工桌上回去了。
过了几天，我想箱子大概修好了，于是就往木工房走去，刚一拐弯，看见老红军胡国良站在木工房门口，正想叫老红军，突然从里面传来一声哀嚎：“老红军你救救我吧！”那声音颤抖着，让人心惊肉跳。
我小心翼翼地走近木工房，见养蜂班长路立文虎视眈眈地盯着我，我抬头看见一个人被吊在房梁上，双手是从后背反吊着，看样子痛苦不堪，我大吃一惊，仔细看竟是胡晨钟！
胡晨钟是林园一连的技术员。文革开始他成立了一个战斗队。我们演出队的上海青年也成立了一个名为‘送瘟神’的战斗小组。老职工们也有一个队。这样连队就形成不同观点、三足鼎立的局面。
那时各个战斗队写大字报互相发表自己的观点，进行辩论争吵也是有的。我不了解他们两个队之间的争斗，为什么会将胡晨钟吊在这儿，吊了多长时间，什么时候能把他放下来。老红军那么老了，他能把胡晨钟救下来吗？现在是和平年代，纵然观点不同，也不能采取法西斯的手段，这样私设公堂还有天理吗？难道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吗？
或许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本来就心存恶念，一旦时机合适就造谣生事兴风作浪，利用运动公报私仇也不无可能。
我想，这里不是久留之地，这样的人还是离远一点的好。
一阵阴风吹来，我打了一个寒战，顾不上去找田木匠，赶快逃离这个是非之地。如果这就是文化大革命，那我宁可选择不革命。
那时我担任着二十一团‘全无敌’战斗队司令部的传单编辑任务，也转发各连队收来的一些传单。有时稿件不多，邓玉嘉就写一些文章补缺。农业二连的孙增诞、农业五连的沈留良也为战报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晚上我在宿舍里刻蜡纸印刷。战报是用红黑两种颜色的油墨套印，当时我们的战报在农二师很受欢迎，印好后由队友王适往外派送，经常不够分发还要添印。
说起刻蜡纸我有一点基础。在初中和高中毕业时，我就刻印制作过通讯录，有名片大小。装钉好以后还在页面上涂上水彩颜色进行美化，然后交给总务处分发给老师和同学们。那时在做这样的事情时，虽然很费时间，但是我的心里充满着欢乐，满载着同学的期望和师生间的友谊和友情。那两本通讯录我保存到现在，随着城市建设，高楼拔地而起，许多道路都已经不复存在了，很多同学都已经失去联络。
文革一开始我们都很激动，大家都抱着满腔的热忱投入其中。我在刻蜡纸时充满了热情，把小时候学到的印制方法用在宣传上。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我在刻印时常常会惴惴不安，会产生恐惧。每当我想起木工房里的一幕，想起‘六.二六事件’中的游行、静坐、上访和派别之间的争斗，心里非常疑惑，区区小事无限放大，无限上纲，让我无法理解。文革中的人们都怎么啦？搞乱了秩序，打破了宁静，我感到很无助，很迷茫，我能为文革做点什么呢？
从那时起我不再刻战报，不再转发传单。队友王适找来一本画册，里面印的是毛泽东主席的各种木刻头像，线条简洁形象逼真，画册共有三十页。当时这样的画册很少，我决定翻印发给各连队。
我很担心晚上在宿舍里刻印被别的战斗队发现。以前我下田干活回来，放在宿舍里的刻印工具会不翼而飞。
队友崔紫君说：“到我们女生宿舍里来，难道他们还会来闯我们的女生宿舍吗！”张禾笙和韩沧新都说：“是的，是的，到我们宿舍里来吧。”我说：“晚上你们要睡觉不方便的。”她们说：“我们睡觉，你刻你的不碍事。”
不分前后左起：张禾笙、韩沦新、夏士澄、崔紫君、王德玲
于是我把俱乐部里的一张桌子搬到女生宿舍里，又把铁笔钢板都准备好。等到女生们盥洗完睡到床上，吹灭了油灯，我就悄悄地溜出宿舍，潜入女生宿舍，用木棍把门顶上，点起油灯埋头工作起来。
在蜡纸上刻画像的阴影面需要用不同大小的圆头铁笔，稍不留神就会把蜡纸弄破，所以要非常的小心，每天晚上只能完成几幅，临摹时我很用心，刻好的画像与原图相差无几。那本画册我印制了许多，直到蜡纸印破了才结束。遗憾的是这本画册我自己一本也没有留下，真是可惜。
过去抗日战士干革命，面对的是敌人，而我在那个运动中干革命面对的却是一群漂亮的女生，简直像‘天方夜潭’。除了这几个女生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件事。现在说起在女生宿舍里刻蜡纸这件事，连我们男生宿舍里的人都不知道，有些女生也忘记了，但确实真实地发生在那个年代。
我的妻子夏士澄说：“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啊？”我说：“那时我到你们宿舍里，你们女生都睡得死死的，半夜里经常听你们咬牙放屁呢。”
队友张禾笙说：“我也忘记了，你说到搬俱乐部的桌子，是放在火墙边上的我就想起来了。”
韩沧新说：“这事我是不会忘记的。有一天我大概吃了‘忆苦饭’肚子不舒服，半夜想起来方便，差一点让小董看到。”
“哈哈！”我说：“要不是怕你家张晓才知道了这件事来找我拚命，我早就说给你们听了。”
五十年后相聚在一起：韩沧新、崔紫君、夏士澄、张禾笙
那天半夜，我刚刻完了一幅画像，突然听到韩沧新咕噜着说：“肚皮勿适意！”我以为她在说梦话并不介意，谁知道她随即爬起来闭着眼睛往床下摸便盆，我见了赶快站起来往外跑，开门时慌慌的弄出了很大的响声。我逃到外面听见韩沧新说：“要死快了，我忘记小董在房间里，差一点脱裤子啦!”。我连滚带爬逃回宿舍，那桌子上的工具也顾不上回去收拾了。
在这一段时间里，我每天晚上到女生宿舍里工作到很晚，我在炉子里加足煤，房间里面暖洋洋的，昏暗的煤油灯光发出柔和的光芒。
有时候眼睛累了，我会望着窗外布满星星的天空，我知道天上有时会有流星飞过，但我从来没有见到过。我很希望看到流星飞过照亮大地的那一刻一定很壮观 。我等待着，夜空依然寂静，繁星依旧闪烁。
我面对着女生们，她们安然地睡着做着甜蜜的梦，有的还在呓喃说着梦话。我的心里荡漾着感动，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情同手足。平时我们生活在一起，像兄弟姐妹一样互相帮助，充满了信任。可是外面的世界已经变了模样，有的已经变得面目全非。连队里红旗招展彩旗飘扬，如同红色的海洋。窗外的苹果树依然茂盛，高大的白杨树依然挺拔。
其实生活看似平平常常，却时时都在发生奇迹创造神话。林园一连的老职工，他们看似漠不关心，实际厌倦了这样的争斗。这混乱的局面在林园一连并没有维持多久，演出队解散后，所谓的战斗队不久都土崩瓦解。人们的关系渐渐地恢复到过去，笑脸又常常挂在脸上。
天空是那么的晴朗，霍拉山是那么的巍峨，开都河水永远是那么的清澈。我热爱这个多彩的世界。边疆的生活虽然艰苦，但是有苦也有乐。我不知道这个运动的对与错，也不知道运动什么时候会结束。但是在那段日子里的生活让我们懂得了许多，运动中人们的表现让我们分清了不同的人和不同的事。我们希望安详平和的生活，希望幸福的生活常与我们相伴，就像那灿烂的阳光一样明媚敞亮、丰富多彩！
作者简历
董克荣，1944年出生。1964年高中毕业后支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二十一团，曾当过农工、团宣传队演员、炊事员、文化教员、小学校长。1981年回上海在街道集体单位当营业员。1985年考入上海大学政治学院，毕业后调区集体事业管理局工作。曾担任区人大代表、上海市侨联委员、区侨联副主席。曾在《上海新闻晨报》、《新民晚报》、《上海侨报》、《上海法制报》、《经济时报》、《书评报》、《中国仪电报》、《南市报》、《南市外贸报》、《计划管理通讯》、《浦江同舟》、《国家安全通讯》、《黄浦侨音》、《花溪》、《炎黄子孙》等报刊和杂志刊登文章200余篇。2004年退休。
作品荐读
本文由作者投稿《知青情缘》编辑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