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常庆：对中亚国家独立30年的回顾与反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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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底苏联解体，中亚国家独立，迄今已近30年。30年来，中亚国家变化很大，有成就，也有问题。笔者分上下两部分就这些国家独立30年的变化谈点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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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问题增多，解决难度很大
30年来中亚国家社会问题增多，与这些国家意识形态多元化、社会结构分层化、人们生活方式多元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有关，也与人口的快速增长与不相匹配的经济形势有关。
中亚国家因经济基础变化带来的社会分层化日益明显，是影响各领域变化的最重要因素。苏联解体前中亚国家和整个苏联一样，平均主义的分配政策和不允许私有者的公开存在，暴富者和贫困者阵营分野并不过分明显。独立后情况情况发生很大变化。各国都不再像苏联时期那样排斥有产者的存在，而是把形成有产者阶层特别是中产阶层作为战略目标。各国推行的“非国有化和私有化”政策使社会分层特别是形成富有阶层有了可能。在此过程中，各国都出现了巨富阶层。这个阶层人数并不多，但控制财富数量惊人。
哈萨克斯坦一份报告说，有96.6%的人年收入不足1万美元，有112人收入在5000万-8000万美元之间，有5人更高达2-3亿之间。哈55%的财富掌握在162个人手中。从这份报告中可以看出，约96%的人仍处于社会财富金字塔的底层，迄今绝大多数人并没有进入中产阶层。哈的情况可作为研究中亚国家社会阶层变化的参考。30年来各国都出现类似于“新俄罗斯人”那样的“新哈萨克人”、“新乌兹别克人”等“新富阶层”，同时也出现了“新困阶层”。“新困阶层”是由大多数养老金领取者、残疾人、多子女家庭、青年学生、失业人员组成。社会分化导致社会出现新的矛盾，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30年中亚国家人口出现不同程度的增长，多数国家人口增长较快。例如塔吉克斯坦1991年为535.8万人，而到了2021年则到了950万人。1992年乌兹别克斯坦人口为2120.7万人，到2019年1月1日达到3325.4万人。人口增长并非坏事，但如果经济发展与其不相匹配，就会产生住房紧张、教育与卫生资源不足、就业难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同时由于各地人口增长率不同，加大了国内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
对中亚国家来说，就业难是最突出的问题，各国都在想方设法解决这个问题，但现实表明，一些国家无法消化日益增多的年轻人失业大军，作为解决就业难的出路之一，就是让有劳动能力的人充当劳务移民到国外打工。例如，乌、吉、塔等国每年都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到俄罗斯等国充当劳务移民。这种做法一方面可以解决就业难，还可以为国家带来几十亿美元的外汇收入。不过，能够出去多少人要看俄罗斯等接收国的国内形势决定。大量失业人员尤其是年轻失业人员的存在，尤其是在国外，很容易受到恐怖势力蛊惑宣传影响，成为恐怖势力招募的对象。这是影响地区和国内安全稳定的一大因素。
30年来变化很大的还有民族人口构成的变化。独立后各国都在实行强化本国主体民族地位和推行“去俄化”政策，导致大量非主体民族，特别是以俄罗斯人为代表的斯拉夫人和以德意志民族为代表的其他非伊斯兰民族人大量移民国外，同时也出现了与中亚国家主体民族有血亲关系的人员的回归。以移民国外人数最多的俄罗斯族为例。1989年苏联最后一次人口普查时，在哈占37.4%，到2018年已经不到20%，其他国家情况也大同小异，例如1989年在塔吉克斯坦俄罗斯人占7.6%，到1997年仅占0.32%。1989年至2019年生活在哈的德意志人由95.75万人减少到17.8万人。中亚国家主体民族化政策有利有弊，有利表现为对国家认同感得到加强，有弊表现为大量非主体民族在科技、经济管理、医务、教育等领域骨干和精英的流失。在这次应对新冠疫情中出现的医务人员特别是高级医务人员的短缺，就使中亚国家感到移民的影响。而移居国内的人大多数是从事农牧业或技术含量不高职业的人。各国为此要耗费大量资金来安置移民的就业、住房和其他社会需求，使原本国内难于解决的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30年来社会文化的变化也非常明显。独立前，俄罗斯文化是各国文化的主流，独立后各国采用各种方式弘扬主体民族文化，俄罗斯文化在中亚国家的地位明显下降。各国也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对突厥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认同。与此同时，西方文化也在大举进入各国，对年轻人的影响越来越大。各种文化都在争夺中亚国家。从文化角度来看，西方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对年轻人的影响更大。
30年来各国价值观也发生明显变化。现在各国意识形态逐渐多元化，独立前的主流价值观、生活方式、道德观念被放弃或改变。不过，这些变化在不同国家、不同社会阶层、城乡之间与不同地区之间存在很大的区别。各国国内对于这些变化的评价不一，但都看到，大众媒体不断灌输自我中心论、人的个性论、市场经济经营理念、追求个人目的等发挥了很大的影响，使“国家利益第一”的传统观念已经成为过去。
30年社会保障制度变化很大。苏联时期的社会政策特别是社会保障政策已经与现行国家制度和经济实力不相匹配，各国也不得不从实际出发对原有的“国家化好全覆盖”的社会福利政策进行调整和改革，调整和改革的重点是在社会保障方面改变了过去平均主义的做法，实行的是有针对性的社会救助政策，变社会福利事业由国家大包大榄改为国家、社会、个人共同承担。土库曼斯坦很长时间实行的国家对居民主粮、水、天然气、电、盐等免费定量供应，由于财力难于为继，现在已经改变。
四、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并存，后者威胁更大
自中亚国家独立以来，安全话题始终围绕这些国家存在，这与中亚国家国内形势和世界形势变化特别是与中亚国家周边国家形势变化有关。
国内形势变化是指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发生的的变化和问题增多，招致一些人的不满，形成一股反当局的潜流，恐怖势力和极端势力利用人们不满发出对政府的挑战。例如，2005年在吉、乌两国发生的反当局事件，2011年在哈发生的“扎垴津事件”，在塔发生的攻打国防部事件以及每年各国时而出现的小规模的安全事件等。特别是在各国独立后，伴随着伊斯兰教的复兴，宗教极端势力随之滋长，并开始觊觎国家政权。塔吉克伊斯兰复兴党就与塔合法政权进行了长达五年多的内战，1999年和2000年，恐怖组织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从阿富汗进入中亚，接连攻打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都是最好的例证。中亚国家民族纠纷和因国界不明引发的边界冲突也时有发生，对有关国家关系和地区安全与稳定产生不利影响。
国外影响则表现为作为中亚国家邻国的阿富汗多年内战，并成为中亚国家恐怖势力和极端势力的庇护所。IS国的出现也吸引了不少中亚国家追随者前往中东助战。宗教极端势力通过互联网等大众媒体的蛊惑宣传，对各国民众思想起到毒化作用。西方所谓“民主、自由”价值观的宣传也为不满当局的人提供了精神食粮，成为诱发“颜色革命”的外部动因。从阿富汗源源不断流入到中亚的毒品以及走私、非法移民等对中亚国家安全与稳定也是一个威胁因子。
现今国际上安全问题已经突破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的范畴，扩大到更多的领域，具有综合性。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生态安全、食品安全等都囊括其中。应该说，与传统军事安全相比，中亚国家存在的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安全的威胁更为严重。世界经济和与之关系密切的国家一旦出现问题，它们就会受到波及。例如，俄罗斯经济波动，卢布贬值，中亚国家就立刻受到影响，正如国际社会所说，俄罗斯一感冒，中亚国家就会打喷嚏。作为经济安全一部分，粮食安全也是大问题。人口急剧增加和农业的落后，有两三个国家时而面临食品短缺威胁。大量年轻人失业也是影响国家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生态方面，苏联时期给中亚国家留下很多伤疤。如咸海日渐干涸、土地沙化和荒漠化、水缺乏和污染等。30年来，由于资金紧张和国家间协调不力，这些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各国急于发展经济采取的再工业化措施忽视了环保，使生态环境病患越来越多。
如果比较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30年来中亚国家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更严重一些，换言之，国内问题对国内稳定的威胁较来自国外的威胁更大。
问题虽然不少，但总体上看，中亚国家安全形势还是可控的，各国实施了各种防范措施，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上海合作组织的存在也为抵御各类安全威胁提供了保护伞。多年来国际社会对中亚地区安全形势不乐观，实际情况并没有像媒体特别是西方和俄罗斯媒体所渲染的那样严重。不可否认，30年中亚国家安全问题一直存在，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话题，比如阿富汗问题至今没有解决，特别是美军一旦撤出阿富汗后地区形势会如何变化，如何解决某些国家贫困问题等。这种担忧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忽视中亚存在安全问题显然不对，但不能夸大那里的形势。对中亚安全形势的评估十分必要，但要恰如其分，不能说一年比一年严重，否则将将投资者吓跑，更会影响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经贸合作和“一带一路”建设。
五、外交方面与域外国家关系可圈可点，但域内国家矛盾不少
中亚五国外交是从零开始的，缺乏经验，在探索中前行。国际社会包括我国一些人说到中亚国家外交，通常将它们视为一体，其实这是误区。中亚国家独立后都是独立主权国家，是国际社会的一员，它们之间也存在外交关系。不过，这种关系有其特殊性。它们在对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大多持一致或近似的看法，但在域内各国关系上矛盾不少。例如，在治国理念上有分歧，有些国家之间因边界、民族、水资源利用等问题存在纠纷，多年说要搞经济一体化，也有过实践，但总搞不好，甚至至今也搞不起来。这与它们对经济一体化认识存在误区，过分强调本国利益有关，也与存在边界纠纷等问题，有些大国从中作梗分不开。这就造成了中亚国家经济一体化“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尴尬局面。不过，在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特别是在打击“三股势力”方面各国还是有共同语言的。30年来，中亚地区基本稳定，与各国在这方面有相同的诉求分不开。可以认为，中亚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是建立在“本国利益第一”基础上、难于摆脱外部因素影响的兄弟关系。
相比而言，中亚国家与域外国家关系可圈可点。由于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和自然资源丰富，因此，世界大国对该地区觊觎很久。苏联解体为它们进入这一地区提供了契机。
30年来，中亚国家周旋在大国之间，通过外交努力，维护了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确保了地区安全与稳定，为经济发展创造较好的外部环境，实现了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更重要的是，中亚地区没有因大国之间激烈角逐出现“中东化”。
30年来外交方面亮点不少：土库曼斯坦获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成为永久中立国；吉尔吉斯斯坦在独联体国家中第一个加入世贸组织；哈萨克斯坦成为亚信会议发起国，曾任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塔吉克斯坦也通过外交努力结束了持续五年多的内战；乌兹别克斯坦与哈、吉、塔、乌一道成为上合组织创始国。
中亚国家源于苏联，各种因素决定了它们与俄罗斯关系存在特殊性。它们都是由俄罗斯主导的独联体成员国。哈、吉两国是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乌是观察员国。哈、吉、塔是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俄罗斯在吉、塔两国拥有军事基地。尽管这些国家在不断地“去俄化”，但俄罗斯是它们第一或重要合作伙伴，与其中一些国家为盟友关系，这种关系始终没有改变。
中国是它们的邻国或近邻。快速发展的中国是它们不可缺少的经济合作伙伴。它们与中国建立了包括永久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内的不同层次的战略伙伴关系。哈、吉、塔、乌四国与中俄一道建立了上海合作组织。它们积极支持和参与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赞成多边主义，在抗疫方面彼此相互支持与合作。中国不干涉其内政的外交政策深受各国欢迎。它们认为在与中国合作中获得安全与经济发展的双重利益和保证。30年来，友好合作、互利共赢是彼此关系的基本盘。
它们与美国和欧洲国家也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与美国和欧盟还存在“5+1”外长会晤机制。中亚国家与这些国家发展关系基于以下考虑：一是获得经济好处；二是靠美国平衡俄中两国的影响；三是提高本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不过，中亚国家对美国的政治干预也保持警惕，防止美西方搞“颜色革命”。
独立以来。中亚国家也与日本、韩国、土耳其、印度、富裕的伊斯兰等国建立良好的关系。中亚国家与这些国家发展关系更多着眼于经济合作。独立后，中亚国家成为伊斯兰世界成员，从富有的伊斯兰国家得到许多经济援助。近年来，它们与土耳其的关系走近，但更多表现为经济与文化合作，但这几年政治因素有所加强，对此也不可忽视。
中亚国家是属于国力不很强或者根本不强的国家。其外交表现出实用主义的特点，更多重视经济外交，实行全方位大国平衡外交是各国的基本国策。它们在大国博弈中求生存，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通过外交努力成功使国家利益最大化。中亚国家在与俄罗斯合作中慎防重回苏联轨道，在与美西方国家交往中防止它们策动颜色革命。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中亚国家因’’9·11’事件、国内恐怖事件频发和发生颜色革命，曾一度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近年来国际社会对它们的关注度有所下降，但仍是大国激烈博弈的地区之一。
总的来看，在风云变幻的世界大国博弈中，中亚国家外交工作可圈可点，使本国成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结论
中亚国家都强调走自己的路，但这条路并不好走，一路磕磕绊绊，不过，只要坚持独立自主，不断总结，坚持走下去，未来必有光明前景。
30年来，中亚国家政治经济领域变化都很大，但也不是没有问题，例如，政治仍存在许多弊病，经济脆弱尚不能完全自主，有“三股势力”的存在与活动，社会矛盾增多等，这些都需要通过努力特别是深化改革解决。30年来它们最主要的治国经验有两点：一是努力保持国家稳定，二是进行改革。各国都认识到，国家没有稳定什么事情也做不成；只有稳定，不进行改革，墨守陈规，国家也难于发展。目前各国都在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将解决社会和民生问题作为国家治理的重点。各国如果能抓住稳定和改革这两个治国关键点，今后都会有较快的发展。
诚然，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各国已经不会像苏联时期那样同步前行，但事在人为，相信独立30年积累的经验和教训对它们也是一笔宝贵财富，今后会少走弯路，能尽快实现本国拟定的目标。中国希望与中亚国家将已经建立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关系永久保持下去，做到和平相处，互利共赢。|
（作者：赵常庆，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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