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树 | 二二兵变：西安事变之后，东北军愤青的内讧
1936年12月4日，西安事变之前的平静。左起蒋介石、杨虎城、邵力子、张学良。
时间真快，转眼，又到12月12日，想起我开始写这个公众号与诸君隔网同行至今的四年过往，颇感唏嘘。
当然，这个日子更让我为之感慨，还是八十四年前的那个12月12日，西安事变。
不夸张的说，作为改变历史进程的西安事变，事实上在不知不觉间对我及每位读者都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因而，这一历史事件历来也为业内学人们关注，研究著述汗牛充栋，读者也就对西安事变等很多历史过往不再太过于陌生。
然而，西安事变到底发生了什么？
当时中国最庞大的军事集团东北军又是如何在西安事变之后，就地雪融？
这类问题与西安事变的传统解释极通常不太兼容，因而，教科书和院校研究也少有专门涉及。因而，时值12月12日西安双十二事变纪念日，我为诸君讲说一段少为人知，却又是西安事变最为重要补充的历史：
二二事变。
1936年12月26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回南京。
这时，本来以张学良为核心，并且深为张学良信赖，策动西安事变主要力量之一的东北军抗日同志会对西安事变谈判结果，就有了极大的变化。
东北军抗日同志会为张学良后期扶持的少壮军官集团，对西安事变持不妥协的强硬态度。而东北军资深高层们则趋向和谈。
两者对西安事变善后态度的对立，使得两者迅速分化为东北军内两大对立山头。
元老派和少壮派这东北军两大主要山头，逐渐变成压垮张学良心理的两座大山。
最得张学良信任的东北军抗日同志会主要头目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等人，在西安事变和谈期间，他们不再唯张学良之命令是从，阳奉阴违间，他们在观点上更为趋近杨虎城，与张学良分歧渐大。
同时，张学良发起西安事变的主要武装，是依靠其特务团等直辖警卫部队、特务部队。在事变之后，西安事变谈判期间，东北军高级将领对事变不置可否，态度模糊，如此一来，更是使得策动事变之后的张学良在激情之后，惊觉军队现状不容乐观，心中无底，颇具危机感。
东北军与第17路军各怀鬼胎。
东北军自身也是派别撕裂，山头对立。
如此局面，张学良也是颇为头痛。
西安事变期间，顾祝同、刘峙分别率军攻击西安。
其中，胡宗南率军北上，以一团先驱抵近潼关，创造以一团部队一战击溃东北军数个主力师防御的军事奇迹。
这一奇迹战例背后，固然有东北军战力原因，但是，逻辑上存在有东北军内部分歧极为严重，对政府军作战放水的必然。
西安事变期间的宋子文和张学良。
像张学良这般聪明人，自然明白这场战事的其中关键。继而对西安时局有了更清醒的认知。
这也是西安事变能够迅速实现和谈的主要原因之一。
国际上，苏联、意大利等国纷纷致电反对张、杨搞军事政变；国内的军、政、学界，以及其他地方实力派等等，更是纷纷通电，群起声讨张、杨。
外部压力之下，东北军内部山头、派别之间，关系更趋紧张。
张学良自老虎厅谋杀东北军权力大佬杨宇霆、常荫槐，多年来统帅东北军，多以帝王之术，在东北军内部拉扯、制衡。东北军西安事变之后出现空前的紧张、混乱，事出预料，使得张学良为之颇感威胁。
很大程度上，张学良离开西安，实则局势所逼的一次自救。
离开西安，离开东北军，对张学良无疑是一种解脱。
不过，东北军确属当时典型的军阀部队，是张学良的私军。
军阀部队只知主公，不知国家，即便同一阵营，那也是层层效忠，泾渭分明。
由此，作为东北军名义上的统帅，张学良离开军队之后，下属无论元老派、少壮派，如想出头搞到统辖全军的军权，自然还得打起张学良这张统一的招牌。
当然，南京方面要继续羁縻东北军，也得继续好吃好喝招呼着这位东北军的少帅，借用他的名片、电报。
是以，为争夺与反争夺东北军全军领导权，陕西和南京剑拔弩张，东北军内部的元老派和少壮派，同样也是拔剑张弩。
南京方面军事审判张学良之后，南京政府军按照计划进入陕西。
南京方面军队进入陕西，为少壮派和元老派借张学良名义打压对方，掌控全军，提供了相当的军事条件。
为此，南京政府军与东北军、第17路军在换防谈判陷入僵局.
受南京军队压逼，东北军少壮派与杨虎城再度走近，这使得元老派倍感危机，纷纷向南京和延安两个方向摇起白毛巾，都在寻找退路。
西北局势继续紧张。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红军积极主张联蒋抗日。
因此，红军按照和谈要求，退后防御，与南京军队相对和谐。
这时，更愿意与红军协商和平解决西北时局的东北军山头，也就由少壮派变成了元老派。
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少壮军官见状，十分不满。
他们和杨虎城在善后观点更趋一致，公开以武力威胁，强烈要求张学良回西安。
西安事变前夜的蒋介石（右一）、杨虎城（居中）、张学良。
1937年1月29日，东北军王以哲和何柱国两位军长本意在抚慰东北军少壮派军官，决意召集团长以上军官四十多人，在渭南开军事会议，商议东北军后续行动。
然而，在东北军抗日同志会书记应德田发言后，渭南会议却出人预料地通过了抵抗南京方面的强硬决议。
这个旨在维稳少壮派情绪的会议，转向成为了一场声讨南京的誓师会议。
1937年1月30 日，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少壮军官组团前往周恩来等中共代表驻地，以夸张的方式，表达其激愤情绪，再次威胁要武力营救张学良回陕西。
眼见西安和谈的撤兵方案难以实行，又无法清楚少壮派对东北军控制程度到底几何，鉴于西安态势再度紧张，周总只得表示坚持三位一体，共进退。
以周总之聪颖，他当然知道，在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少壮军官组团上门的背后的杨虎城心情。
这次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少壮军官组团闹事，使得周、杨之间变得微妙。
同时，这一事件更使得观望时局发展的东北军高级将领人人自危。
次日，1月31 日，为稳定西安局势，由张学良手谕任命掌控全军东北军将领、甘肃主席于学忠，从兰州飞到西安，专门处理、稳定西安局势。
于学忠先后会晤东北军元老派高级将领之后，紧急会晤周、杨等人。
当晚，杨虎城召集三位一体重要成员在王以哲家中开会。
这是红军与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在西安事变期间的最后一次联席会议。
会议三方出席人员为杨虎城、周总、于学忠、王以哲和何柱国等五人。应德田等人旁听会议。
会上，杨虎城要求于学忠表态，于学忠则以刚由兰州来，不了解西安整个局势为由，将皮球踢给的王以哲。
王以哲自然有自己的立场，说：
和平撤退条件已谈好，不要这样犹豫不决了……
僵持是有危险的。
于是，于学忠和王以哲、何柱国三人均表态选择和谈。
于是，杨虎城表态：
我们十七路军是主张坚持不撤退而要求副司令回来的，因为张副司令不回西安，我是无办法的，你们东北军也不好办。
现在你们说僵持有危险，怕打起来。
十七路军力量小，都听东北军的，你们坚持，我们跟着，你们既然愿意撤退，我们也跟着走。
话说到这步，少壮派主持通过的渭南会议形同废纸。
于学忠和王以哲、何柱国趋于一致，也使得东北军军权归属问题明朗起来。
于是，周、杨在形式上倾向于学忠和王以哲、何柱国的意见，不咸不淡地重新疏远了东北军少壮派。
会议之后，周总派出李克农作为代表，一度准备随东北军代表前往潼关洽谈撤军事宜。
就在大家认为西安即将风平浪静的时候，第十七路军少壮军官和东北军少壮军官却不敢挫折，突然发难。
他们再次要求发起三方会议，要求请愿南京，释放张学良回西安。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和宋美龄返回南京，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在京政要接机。
2月1日，孙铭九特务团擅自戒严，阻挡西安和谈代表东进。
于是，西安各方只得暂缓和谈，紧急召开会议。
这次会议持续6小时，未果。
夜间，苗剑秋、孙铭九、应德田、何镜华、刘启文等恶以抗日同志会名义召开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少壮军官会议，以元老派高级将领出卖张学良为由，决意发起武装叛乱，期望：
彻底改造东北军领导核心，改变一切妥协决定。
夺权的一种冠冕堂皇的提法。
当时，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受红军感召，纷纷入党。在孙铭九特务团更是有着副团长贾陶等党员。
于是，为准备发起兵变，苗剑秋、孙铭九、应德田等人连夜控制、软禁了特务团贾陶等党员。
以东北军工委高效工作，这次，延安方面对二二事变确不知情。
2月2日，应德田﹑孙铭久、苗剑秋等东北军少壮军官和十七路军少壮派宋文海﹑许权中﹑王劲哉﹑任云章﹑李振西﹑孔从周等军官分头行动。
他们在街上张贴除奸标语、文告，宣布、污指东北军元老派骨干王以哲、何柱国为受贿三百万元而出卖张学良。
声势造完，他们的刺杀目标直指王以哲、何柱国，以及宋学礼副官长和徐方参谋处长等东北军高级将领。
第十七路军少壮军官们的刺杀目标，则指向杨虎城两位副手，倾向于和谈南京的孙蔚如，以及早已拥兵投向南京的冯钦哉。
——其实，早在事变之前，即在于学忠从兰州飞到西安当日，1月31日，第十七路军西安司令部便向东北军实力将领刘多荃、缪澄流等人发出没有署名的急电。
电文大意为王以哲已毙，前线要服从命令。
投石问路。
刘多荃、缪澄流等人以为通讯错误，并没有察觉电文承载的危机而引以为意。
于是，谁也没有想到，这纸看似荒唐的电文内容，在2月2日已经发展成为事实。
1937年1月4日，国民政府在蒋介石的授意下，明令特赦张学良，交军委会严加管束。
2月2日，上午，孙铭久命令亲信于文俊连长到王以哲家起赃，发起兵变。
于文俊连长原本王以哲在东北讲武堂学生。
撞入王宅，于文俊不顾正在病榻之上的王以哲苦苦求情，一声令下，手下乱枪齐发，九弹击毙王以哲。
随后，于文俊连长下令抄家，却没有找到孙铭久等人诬陷的赃款，遂将王宅值钱之物搜刮一空，悻悻离去。
便在刺杀王以哲同时，特务团和第十七路军少壮军官们便在第十七路军野战部队卫戍的西安城内，大摇大摆开始公开杀人。
因为驻防西安的十七路军坐视兵变，叛军所到之处，东北军高级将领宋学礼、徐方等人也遭乱枪。
同是东北军，兵变之中，孙铭九特务团官兵大开杀戒，既杀目标，又杀目标家属。
二二兵变的东北军参与军官活成长寿者，不是少数。
但是，如应德田、孙铭九等，他们谈及西安往事往往慷慨陈词，却很少提及二二兵变，对兵变伤亡数字，更是无人提及。
当时，号称精锐，自称爱国的孙铭九特务团一路杀人、抢掠顺手，下手冷血极无情面，因此，得到消息之后，身处西安城内的周总闻讯乱兵即到，也不得不在卫士保护下，赶紧避难走人。
而被列入黑名单的于学忠、孙蔚如、何柱国等人，则是在躲入杨虎城在西安全副戒备的绥署，这才终于幸免于难。
——当然，这种避难，也使得于学忠、孙蔚如、何柱国等人无法决策平叛，成为傀儡。
因而，于学忠、孙蔚如、何柱国等人避难杨虎城绥署，而被他们部属理解为第17路军对他们长官的软禁。
受此牵连，二二事变之后，杨虎城在蒲城老家成为被报复的目标。
乱军洗劫，杨虎城老母也被绑架。
然而，杨虎城、应德田、孙铭九等人当年并不知道，在这次事变中被杀的王以哲，正是红军在东北军里最为重要的特别党员。
多年以后，叶帅在党史材料上证明了王以哲真正身份，也间接说明了当时红军在闻讯王以哲被杀的异常愤怒。
当时，红军方面十分震怒，要求问责二二事变杀死王以哲凶手，无论是谁，无论是党内，或者是左派。
王以哲被杀，断送了红军满怀期望的最大程度地改编东北军的预期，换谁，都会生气。
不过，杨虎城等人当时不知道这一秘密。
事变当天，眼看东北军少壮派在西安城内杀人放火一帆风顺，杨虎城也就有了挟制于学忠，借用东北军少壮派来控制东北军的壮志雄心。
他亲笔签署了东北军与第17路军联军抵抗南京军队西进潼关的作战命令。
然而，对于杨虎城这个命令，于学忠困在杨虎城绥署却不愿就范，百般推脱，没有代表东北军签字。
杨虎城束手无策间，却更没有预料到二二兵变和他签署的这道命令，会在第一时间，激起了东北军前敌实力将领的反弹。
最后，在杨虎城亲自坐镇的绥靖公署，在应德田﹑孙铭久、苗剑秋、高福源等等少壮军官胁迫下，于学忠和东北军董英斌参谋长不得不装模作样与杨虎城联合研究阻止撤兵，以及对南京军作战的问题。
不过，每逢决策，于学忠、董英斌等依然百般推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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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清楚，杨虎城和东北军少壮派们请愿南京释放张学良回西安，不过是名义上的正义凛然。如此僵持不下，事态必然推动东北军与第十七路军重新选择以战争对待南京。
杨虎城和东北军少壮派们这一决策，更像是倒逼南京，借刀杀人。
如果南京因为受到二二事变刺激而从重处置张学良，那么，杨虎城和少壮派们正好借机踏踏实实掌控东北军全军。
可想，一旦尘埃落定，东北军高级将领，以及后来张学良，对杨虎城会产生如何的重新认识。
当时，在事变之后，何柱国曾经专程感谢杨虎城，并且送他银鼎一口﹐上书再生之德。后来，再谈到杨虎城，何柱国则认为杨虎城心机深重，颇为不满。
总之，虽然二二事变为东北军内乱，看似与杨虎城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二二事变实则与杨虎城有着莫大的关联，这也是杨虎城后来被长期拘禁而被东北军、西北军大佬们漠然忽视的原因之一。
当时，二二事变消息传来，眼里只有张学良，历来唯张学良命令是从的张学良的死忠，东北军105师师长刘多荃勃然大怒。
他在渭南前线下令，处死了专程赶到军中，预备监督东北军向南京军作战的二二事变发起人之一高福源旅长。
而后，刘多荃通电南京，全军转向，对西安摆开攻击架势。
105师是张学良在东北军的野战军里的嫡系部队，师长刘多荃的态度，很大程度也代表了当时张学良的态度。
随即，张学良嫡系多个步兵师先后通电，投向南京。
尤其驻蒲城的东北军骑10师，闻讯二二事变，当即认定是杨虎城策划，不仅将杨虎城在蒲城驻军缴械，还一口气抄了杨家，逮了杨母。
国共要人在西安事变和平谈判期间。
到2月3日，自夸海口的东北军少壮派为东北军全军抛弃，不仅西安城外的东北军群起声讨二二事变，西安城内参加事变的孙铭九特务团也不断分化，逃散。
为此，杨虎城十分恼怒。
因为就在大局揭晓的一天之前，久经江湖的杨虎城心急事业，以老江湖身份居然相信了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等人的忽悠，明确下令第17路军与陕西地方民团配合这些东北军愤青的行动。
如此一来，钻进了国共呼啦啦拉得正欢的风箱，当上两头受气的耗子，杨虎城心底窝火，可想而知。
自己窝火也罢，决策失误致使第17路军陷入险境，更使得杨虎城心急如焚。
当时，东北军五倍于第十七路军。
两军交错布防，和平时期自然是友军，一旦出现战争，第十七路军就呈被东北军团团包围态势。
随着东北军不断倒戈投向南京，南京政府军进军西安更为顺畅，东北军少壮派发起的二二兵变，终于让老谋深算，在西安事变躲在张学良背后处于隐形状态的杨虎城跳到了前台。
二二兵变，后来，也成为杨虎城被军统拘押的借口。
南京部队向西安行军，失去西安，失去十七路军只在分秒之间。
1936年12月，蒋介石返回南京后，与西安蒙难扈从军政人员合影。
此刻，杨虎城就算武力逼迫这几位愤青去自杀、去自首，似乎都无法洗清自己在二二事变期间的高调行事。
杨虎城失去地盘、军队，不当军阀也罢，但是，如果牵涉兵变，杀死高官，冒犯军法，新旧欠账叠加，难免深陷牢狱之灾。
现在，杨虎城最是急切期待，莫过于能够洗清自己与二二兵变的牵连。
彼时，局势危机，不仅是杨虎城自己着急，孙铭九、苗剑秋等人看到东北军、西北军、南京军等各方斧头都将砍向自己，更是慌忙跑到张公馆，寻找周总请求帮助。
他们见到周总，当即下跪、叩头，苦苦哀求：
请周先生帮助解决吧，我做错了，请宽恕！
请周先生为和平继续进行谈判。
为挽回大局，周总与苗剑秋商议之后，登门拜访杨虎城。
此后，周、杨亲切会晤，终于想出办法。
经过协调，在会晤结束，苗剑秋、孙铭九、应德田等东北军少壮派头目扛着策动二二兵变的所有黑锅，连夜跑路，下落不明。
杨虎城为此满怀感谢，向周总表示：
十七路军以后必难生存，一部分多半只有交给红军才有出路。
这是杨虎城作为实力军阀的最后一笔买卖。
此后，杨虎城因为不知道南京方面对他牵涉二二事变的具体态度，便索性率领残部、死忠转移到西安以北的三原驻军，观望事态。
直到这时，西安局势这才慢慢平息下来。
因为苗剑秋、孙铭九、应德田向北绕道跑路，缺少二二事变直接证据；再加上南京顾祝同和周总等人往来东北军解释、斡旋，东北军和第17路军的火拼得以避免。
处于东北军包围态势的孙蔚如、赵寿山、李兴中等部队也有惊无险，得以脱困。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民众抬着蒋介石的画像散步庆祝，蒋本人声望空前上升。
此后，随着十七路军番号被取缔，孙蔚如由陕西省主席调为集团军总司令，到1937年4月，南京方面公开免去杨虎城军政职务，让其出洋考察军事，再到1937年6月，杨虎城通电下野，西北最后一个军阀集团第17路军已经不复存在。
二二兵变，东北军内部残杀，第17路军混杂其间，这让东北军高级将领深受刺激。
无论早早宣布效忠南京，还是一直处于观望，等到西安事变和二二兵变水落石出，官兵对陕西这块伤心地也就再无眷念。
1937年3月，在东北军高级将领们的要求下，东北军开始陆续调到豫、皖地界，接受南京重新编组。
至此，东北军作为民国史上最庞大的军阀武装，就此消失。
随着南京政府军全面接防原东北军、第十七路军防地，以及顾祝同率西安行营人员正式进驻西安，行事西北最高军政权力，西安事变前后形成的红军与东北军、第17路军三位一体格局完全瓦解。
唯有红军，在西安善后条款保障下，于九死一生间终于走过存亡危机，赢来了抗战前宝贵的备战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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