鞏本棟教授學術自述（四）：文學·文獻·文化

本文爲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鞏本棟先生學術自述，其中頗多甘苦之言，示人治學門徑，讀之受益無窮。程門問學將分五期連載，目次如下：

四、文學·文獻·文化  √

五、文學史及其周邊

2000年6月與同門在程千帆先生靈堂

四、文學·文獻·文化

二〇〇〇年六月三日，程先生辭世。那一段時間，我常常在想，自己今後的學術道路應該怎樣走？跟隨先生讀書問學多年，又怎樣纔能將先生所開創的事業和先生的學術思想、方法與精神，尤其是先生晚年明確提出的，把文藝學和文獻學完美地結合起來的思想方法，不斷發揚光大，以不辜負先生的培養和期許呢？反復考慮，我覺得還是應該回到古代文學硏究的本位上來。加之，那時《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的撰著出版已完成大半，客觀上匡老籌劃的以評傳的形式對二千年來中國傳統思想文化進行總結的願望即將實現。我嚮周先生報告了自己的想法，也與伯偉兄商量，得到了先生和師兄的理解和支持（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師門是一個團結的學術羣體，大家關係融洽。我畢業後留校工作，不但多承兩位先生指教，而且也時時得到莫礪鋒、曹虹、張伯偉、張宏生、程章燦和徐興無諸兄的關心和幫助。對此，我是十分感念的）。次年，我離開了工作過十年的中國思想家硏究中心，調回中文系中國古代文學教硏室，成爲古代文學學科中的一員。

回到系裏後，除了正常的古代文學教學之外，我硏究的重點也集中到古代文學尤其是宋代文學方面。我先後承擔了“宋代文學史料學硏究”、“中國古代文獻文化史（宋代卷）”兩個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的硏究。我所做的工作，大致可分宋代文獻、文學和文化三個層面。我所追求的，是一種以文獻爲基礎，以文學爲本位，而以思想文化爲視野的硏究。

與莫礪鋒教授

我對宋代文學史料學的硏究，緣起於傅璇琮先生的邀約和周先生與礪鋒兄的推薦。傅先生生前曾策劃了一套《中國古典文學史料硏究叢書》，由中華書局出版。在《叢書總序》中他提出：“中國古典文學硏究，從整體上說是一個極其龐大的工程，這裏面就有一個對工程整體結構進行了解、分析和設計的問題。”傅先生將這一結構分爲“基礎實施和上層結構”兩個方面，前者包括古典文學作品總集、別集的校點、箋注、輯佚、新編，作家傳記、作品繫年與本事的考證，基本工具書的編纂等，後者包括作家作品的專題硏究和文學史著作的撰寫、文學作品的鑒賞、古典文學與其它學科的交叉硏究，以及方法論、學科史的硏究等。而“古典文學史料學的硏究，主要涉及收集、審查、了解、運用史料問題，因此它的主要硏究對象是上述的基礎實施，但應當說它是涵蓋以上兩方面的內容的。它的觸及面可能還要廣，舉凡與作家作品有關的史書（如正史、別史、雜史等）、地理、各種體裁的筆記、社會民情的記載等，都應有所述及，而且它還與其它一些學科有所交叉，特別是目錄學、版本學、校勘學、史料檢索學等，關係更爲密切。古人說，六經皆史，可以毫不誇大地說，古代包括經史子集中的典籍，都與文學史料有關。而且文學史料還應包括今人的硏究成果，提供新的學術進展綫索。”可見文學史料硏究的範圍是極其廣泛的，或者可以這樣說：文學和一切可用來說明文學現象的材料都是文學史料。

我的硏究是從宋人別集和總集的編纂、刊刻與流傳開始的。宋人保存文獻的意識雖已很强，然宋集得以保存至今，卻頗賴明、清人的保存文獻之功。前人每有明人刻書而書亡的議論，誠然，明人在校刊前人著述時存在一些問題，但不應以偏概全，承前啓後，明人在保存宋集上的功勞遠大於過失。至於清人，對宋集的整理更是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如果沒有明清人的工作，我們今天的硏究會困難得多。宋人編選的斷代或通代的文學總集數量很多，這些文學總集的編纂，多有明確的編選傾嚮和獨特的文學眼光，在作品的傳播、經典化等方面，對後世的影響很大。宋集流傳到朝鮮半島和日本的數量很多，流傳到域外後又不斷被翻刻。其中不乏賴此以傳者（如《王荊文公詩》李壁注的朝鮮活字本、朝鮮本《詳說古文真寶大全》、五山版《魁本大字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和一些僧人的詩集），有些重要作家的別集，雖中土亦存，然版本卻以朝鮮本或和刻本爲優（如《山谷詩注》、《後山詩注》等），而許多由域外文士所編纂的文學選本及其它文學批評文獻，亦足資參考。以上這些方面的硏究，後結集爲《宋集傳播考論》（中華書局，二〇〇八年）。

《宋集傳播考論》

宋代經學昌盛，經學文獻豐富，就中不僅爲我們硏究宋代的文學思想提示了其產生的學術思想資源，而且其本身也有多方面的文學硏究價值。宋代又是史學發展的高峯，宋代史學著述中的傳記資料、地志等文獻皆爲重要的文學史料。宋人史學意識普遍很强，受此影響，宋集的編年注釋、傳記體的創作和敘事手法的運用等，都較前代更爲廣泛。宋代雕板印刷技術發達，官私刻書興盛，各種圖書大量刊行，知識得到極大的普及，佛、道“二藏”和各種彙編之書、綜合或專門的類書層出不窮，其中也雜有許多文學史料。

《宋代文學史料學》一書，將完成交中華書局出版。此書撰寫的計劃和部分章節，曾經傅璇琮先生審閱（就中《論域外所存的宋代文學史料》一文，得傅先生大力推薦，還曾榮獲首屆“百盛—《清華學報》”優秀論文一等獎），只是此書傅先生已不及見了，哀哉！

《論域外所存的宋代文學史料》

宋代士人多爲複合型人才，在經學、史學、金石學、文學、藝術等方面往往多有成就，所以，硏究宋代文獻既要將其置於一個較爲寬廣的文化背景下加以考察，同時也應儘可能地進行綜合硏究，揭示其內在的文化意義。

比如，宋朝立國，崇儒右文，太宗朝大規模編纂各種圖書，就中《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文苑英華》和真宗朝編纂的《冊府元龜》，史稱“四部大書”，傳播久遠，影響甚大。今日重新考察其書，實具有政治和思想文化等多方面的意義。《太平御覽》原爲太宗讀書撰文需要而編，同時也是自宋太祖以來崇儒重文政策的組成部分。《文苑英華》的編纂略同於《太平御覽》。《太平廣記》的編纂，則是在皇權授受之際，爲宋太宗的皇權承繼服務的，蘊含著其穩固政權的用意和苦心；從文獻上看，也是對《太平御覽》一書的補充。《冊府元龜》的編纂不同於前三書，它是受田錫的啟發，上承唐《羣書治要》等，以揚善懲惡、“用存典刑”爲宗旨，具有糾正太宗朝圖書編纂失於博雜的意味。同樣，姚鉉《唐文粹》的編選也有不滿《文苑英華》的因素。二者都反映了真宗朝思想文化的轉嚮。

再如，北宋王安石利用宋敏求家藏的唐詩文獻，編成《唐百家詩選》。在這些文獻中，既有唐人行卷、唐詩总集，也包括了數量衆多的唐詩别集。從宋氏的藏書看《唐百家詩選》的編纂，可以消除許多誤解。對於《唐百家詩選》的編選宗旨，理應從王安石文學思想觀念和是書本身去探求。王安石主張爲文應“有補於世”，故所選多關涉社会政治，虽詠史懷古、寫景詠物、抒發怡情逸志之作，亦着眼於其有益於世道人心的一面。《唐百家詩選》又與王安石嘉祐四年上仁宗皇帝萬言書而不報的特定心態有關，表現在詩選中，便是多選抒发歲月蹉跎、仕途失意和有志难骋的幽怨的作品，許多詩尤其是贈行之作，常籠罩在一種“歸去來”的浩嘆中。作爲政治家，王安石重視詩歌的現實政治功能，又表現爲強調文要得體，選詩亦如此。作爲文學家，王安石還特別青睞能曲盡人情物態的詩作，反映出其獨特的文學觀念和審美情趣。《唐百家詩選》編成後，雖爭議不斷，然而也產生了廣泛和深遠的影響。

還比如，南宋孝宗朝，呂祖謙編選《宋文鑒》，“大抵欲約一代治體，歸之於道，而不以區區虚文爲主”，既體現了吕祖謙以理學爲主而又兼綜文史、經世致用的思想傾嚮，又寄託了他期望以此來承繼和重新建構自北宋以來所形成和確立的以文爲治、寬大仁厚的政治與思想文化傳統的良苦用心，是一次文化“紹興”的實踐。

在中國古代文獻文化史上，一種文本文獻在形成之後，其主要内容一般不會發生變化，但也有些文獻在刊刻和流傳的過程中，受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其内容甚至編纂方式，都會被增删、改動，發生變異和衍化。南宋的很多選本也是如此。像《古文真寶》，就是這樣一部很特别的書。也許因爲它是一部蒙學讀物，所以其最初的編者是誰、產生的具體年代如何等等，都衆說紛紜，迄無定論。在流傳的過程中，又有士人不斷地對其進行改編、修訂、注釋，名稱也不斷變化，至明代而帝王亦参與其整理工作，並爲其撰寫序跋，情形十分複雜。它曾在元、明两代廣泛流傳，並遠播東亞，至今盛傳不衰。揚之者稱其爲“詞林之弘璧，藝苑之玄珠”（明神宗《重刻古文真寶序》），抑之者則贬其出於村夫子之手，淺陋低俗，不可據信。其實，此書在中國古代文獻文化史上頗具代表性，它在中國本土和東亞流傳、演變和接受的歷程，從某種意義上說，恰是南宋以後理學思想和傳統儒家思想文化不斷下滲並逐漸成爲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的過程。而從後者的角度來考察《古文真寶》一書，也許能更準確地認識和評價其在文學和文獻文化史上的價值與意義。

以上這些研究，已結成《宋代的文獻編纂與宋代文化》一書，列入同門友程章燦教授主持研究和撰寫的多卷本《中國古代文獻文化史》（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中，即將由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2021年9月26日，在《中國古代文獻文化史》結項鑒定會上

（未完待续）

>原載《古典文獻研究》第二十三輯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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