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莱特之谜（9）——党魁之路
莱特如何进入马-共
现在我们来尽可能还原一下莱特从进入马-共到成为总shu记（或中央shu记）的过程。
如前所述，根据阳光东回忆，他与莱特是1932年在曼谷分手的。当时他回到越南，而莱特还留在那里。而按陈文乔的说法，莱特告诉他是胡志明在泰国“分配”他到马来亚工作的。这是真的吗？
根据越南官方的胡志明传记，这似乎不无疑问。因为越南官史中的胡志明确实有过一段“暹罗时期”，但那是在1928-1929年。据说，1928年阮爱国（胡志明）受国际使命，假扮泰僧化名“韬清”从中国“游方”入泰，在越侨中宣传革命发展组织，创办报刊、并向故乡法属印度支那渗透。1929年他为此被法国殖民当局缺席判处死刑并到处通缉，这年年末，他离开泰国去香港，此后在越共官史中未见返泰的记载。
阮爱国（胡志明）在法国
但实际上，研究者早已指出胡志明在“国际”时的行踪诡异，有许多“失踪的年月”。研究“失踪年月”的学者奎因-贾吉提到：1933年法国在泰国的情报人员称胡志明自1月以来就在那空帕农活动。而泰国的胡志明故居资料显示，胡1920-30年代在泰出出入入，断续活动长达7年之久。因此，胡志明在泰国安排莱特去马来亚是完全可能的。
关于莱特进入马来亚的时间也有多种说法。有趣的是后来除掉莱特的两个最关键的人物，即陈平和李启新，在这个问题上就有截然不同的叙述。陈平在据说是处理莱特时搞的调查报告《内奸莱特事件的经过》中明确声称莱特是1932年到新加坡定居并加入马-共，以后在《我方的历史》等文献中也一直这样说，并且强烈暗示1934年马-共新加坡组织的大破坏就是莱特干的，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他篡夺马-共高位扫清道路。
的确，1934年以新加坡为基地的马-共机关遭受的这次破坏相当严重，包括李启新在内的新加坡市委五名成员因此全部被捕并被驱逐返华。而李启新自己在那份“X同志报告”中为了强调他确实不认识莱特，又特别说明“岳较可能是在大破坏后才参加党的，X同志在时根本没有听过有什么越人参加党。”
显然，如果莱特1934年以后才混进来，李启新就不可能认识他。当然如果是这样，也就不存在什么新加坡市委大破坏和李启新被捕都是由于莱特出卖的可能了。既要以李启新不认识莱特来证明莱特国际身份是假冒，又要以新加坡组织的破坏证明莱特一进来就是内奸，还要以老骨干大量损失来解释莱特的迅速上位——莱特入马时间被赋予了那么多的功能，难怪有点顾头不顾腚了。
显然，李说与陈说，必有一失实。现在看来，李启新说的时间应该是可信的。这不仅因为陈平的说法除了于洪君外似乎无人采信（而于的采信便否定了李启新不认识莱特之说，甚至判断李是莱特的副手），当代马-共研究的主要学者如陈剑、谢文庆、科伯、明石阳至和原不二夫等人，都认为莱特是1934或1935年加入马-共的。
现在根据笔者新接触的材料，阳光东在1932年返越时，莱特仍在泰国。而根据法国人的情报，胡志明是1933年1月以后入泰的。又按陈文乔转述莱特所言，是胡志明在泰国布置他入马。而根据胡志明研究者的一般说法，胡是1934年7月由中国去莫斯科的，以后几年在国际有一段坎坷经历，连在越共中的地位都一度危殆，已不太可能管“南洋”的事了。因此，笔者认为莱特应该是1934年7月前奉胡志明指示到马来亚工作的。
从李德看莱特
根据那时“国际gcd”人无所谓国籍，党籍则可以跨国转的规则，莱特的确可以说是“国际派来的”，而不是假冒的。但是，这并不等于是”国际”直接任命他领导马-共——他不是来自莫斯科的“钦差大臣”。这在当时就应该很清楚，莱特也不可能谎称有这样的任命。道理很简单：按当时“国际gcd”的规矩，如果莱特声称有此任命而马-共又相信了，作为“支部”他们只能无条件接受。那么莱特就不可能在马-共混了四五年才当上党魁。而如果马-共不相信，那莱特当时就没法混下去，又如何当党魁呢？
我们知道那时”国际”对各国的“支部”，即各国gcd的确是有相当大的人事安排权力。z-g的向忠发出任总shu记，瞿秋白、李立三、博古等实际把持党权，甚至m领导地位的确定，都是出于“国际”的旨意。
我过去提到过的一些欧洲党，如罗-共、南-共、波-共等，1940年代及以前的党魁任免甚至生杀命运，也基本是莫斯科决定。z-g当时受国际委托通过南洋工委或南方局对一些华人较多国家的gcd，主要是马-共和泰共，也有很大的人事影响力。
但是，“国际”通常不会直接安排一位外国人当一国gcd党魁。哪怕会安排一个少数民族——当时各国往往有些特定民族比较盛产社会主义者，如欧洲的犹太人、波兰人和格鲁吉亚人，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华人。在主体民族“民族主义”较强的情况下，“国际”有时会倾向于启用那些少数民族的“国际主义者”——但这人通常也是该国公民。例如我提到的罗马尼亚gcd，1921-1944年间6任总shu记中5个都不是罗马尼亚族，而是匈牙利、乌克兰、波兰、保加利亚等族，但他们毕竟还是罗马尼亚国籍的。
东南亚的殖民地和传统国（泰国）当时国籍含混，华侨与华人不分，但马-共最初的几任华人总shu记大体上也是居马多年，即便是z-g海外人员，也是自“南洋gcd”时代就在马活动。泰共的三任华人总shu记王斌、余松和陈加也是如此，就我所知，似乎只有泰共的第一任总shu记李启新，是z-g（以“国际”名义）派去帮助泰共建党后就任的，他尽管也有个泰名S.素林，但此前没有什么居泰经历。不过这种例外非常少。
莱特作为一个初到马来亚的越南人，原来在越-共中的资历也有限，不可能直接被国际安排为马-共总shu记，事实上他也不是一到马来亚就当总shu记的。但是，这不等于他是“假冒”国际身份。
其实，当时”国际”的各国“支部”党籍可以互认，国际及下属机构也经常有跨国跨党调动工作的情况，并不是只有派去做党魁才是国际的人。例如z-g的冀朝鼎到美共去工作、留美生张报先加入美共，后又到苏联进入z-g驻”国际”代表团、加拿大gcd人白求恩被美共派来援华、西班牙内战时期许多苏共人士在西共工作（尤其是在肃反部门）等等，都是“国际主义者”跨国跨党工作的例子。
白求恩
莱特应该也是这样的身份。他于1934或1935年进入马-共时并不是党魁。但是，那时的很多“国际支部”都有“外来和尚好念经”的时俗。想想z-g曾经如何抬举那位““国际”权威”李德吧：
如今的研究证明，李德——奥托. 布劳恩当初不仅并非“钦差大臣”，他甚至都不在国际机关任职。当初他是作为苏军总参谋部的军官到中国出趟差，给当时在上海的苏联大间谍（苏军总参谋部特工，同时也是国际远东局人员）佐尔格送经费。但这位奥托.布劳恩同志到中国一看，人们都仰着脸看自己，就不想走了。
国际明确告知，你不走也可以，就“作为没有发指示权力的顾问”敲敲边鼓吧。但是博古这些人硬是什么都问他，生生把他拔高成了z-g中央实际掌权的“最高三人团”之一。
过去的z-g党史多把李德说成外来的篡权者，但时任李德翻译的z-g元老伍修权近年回忆说:“李德的权力，不是他自己争来的，而是z-g中央负责人拱手交给他的，造成失败的主要责任应该是中国同志本身。”显然李德确实是国际来人，但据说”国际”从不认为李德是国际派驻z-g的代表，而一直认为他是z-g中央自己聘请的。这样看来，说他是“冒牌国际代表”也不是不可以，当然，这与间谍并非一回事。
成为党的“领袖”
李德如此，莱特在马-共中的蹿升也可以理解了。
曾有人说：莱特是越人却冒充华人，结果因为被发现不懂中文而露馅。其实恰恰相反，正如陈平所说：“他拥有的越南人背景，他所受的法语教育，无异给他加添一身光环。”这里应该指出一个有趣的现象：当时殖民地的“国际gcd”支部，很多都是欧洲宗主国gcd的人创立的，除印尼共创始人马林本来就是印尼宗主国荷兰人外，即便本地民族的创始人往往也是在宗主国留学，先参加宗主国的gcd，再回国自立门户。
如越-共的陈富、阮爱国、柬-共的山玉明、杜思木、印尼共的阿里明甚至台共（日据时期的台湾gcd）的苏新等皆然。他们曾参加的宗主国gcd是“国际”的第一批“支部”，最为嫡系，这种身份就是一种“光环”，不要说苏联人，就是在这些嫡系支部混过，也是可贵的资历。
但马来亚虽然是英国殖民地，由z-g“侨党”改建而来的马-共却与英共毫无关系。马-共创党一代多为海南人、z-g流亡者，极少留学出身。而苏联人又从未驾临马来亚，所以非宗主国的嫡系支部来人也受到重视。
胡志明奉派来马建党，与他参与暹共、印尼共的建立（改建）及三派合并建立越共都在同一年，实际是以法共人员受国际之命做上述事的，后来国际莅马的第二个钦差杜克洛、国际1935年改革后指定的马-共上属shu记处主管安德烈.马蒂也都是法国人，所以法国乃至会法语的法属越南“国际来人”也有相当的“光环”。莱特也沾了这个光，这与出身德共而非俄国人的李德也有点类似。
不过莱特在马确实比李德在华干的更有声有色。在入马之初、成为党魁前，他至少干了两件重要的事：
第一，1937年他恢复了马-共在他来前一度中断的“国际”联系。在当时，“国际gcd”的“支部”（无论是不是直属支部）没有“上线”是一种严重的危机，有名不正言不顺事不成之虞。莱特恢复了“上线”，就是大功一件。
第二，莱特搞工运确实是一把好手。据说他初到新加坡时，就以码头工人身份成为工会达人。1936-38年间，他成功地领导了战前马-共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工人运动——雪州煤炭山几次大罢工。当时的煤炭山是马来半岛的产业工人重镇，在莱特的策划下、矿工们一度占领矿山，于1937年3月成立“苏维埃”，维持了一个礼拜，以至于这个地方(今天的巴都阿郎)至今都有“小延安”之称。
煤炭山今景
如今的马-共正统党史对这次罢工的态度相当矛盾：一方面大力宣传“小延安”的革命传统，给这些罢工很高的党史地位，但另一方面又说罢工有如此规模是因为英国殖民当局有意放纵，给内奸莱特创造业绩，助其窃取党魁之位。但若依后说，“小延安”岂不成了英人与内鬼唱的一出双簧，还有多少光彩可言？
实际上这后说也没有什么证据。而若“小延安”还算革命业绩，莱特凭此当上总shu记也算顺理成章了，毕竟此前历届领导都没闹出过这么大的动静！众所周知，1930年代的国际共运极其看重产业工人，工运是比“农民战争”风光十倍的事。国际来人又是工运领袖，老大不是他还能是谁？他当总shu记是1939或1938年的事，但按马-共老人张明今等的说法，其实在此之前莱特充当蔡白云的副手时，已经取得了实际的d权。
据说这里曾是当年的“苏维埃”
一个越南人来到完全陌生的马来亚，加入一个少数族群华人为主的党，不几年就当上了头，凭什么？
第一当然是所谓的“国际”背景。除了类似李德在中国遇到的那种“支部”对国际来人的仰视外，莱特受到马-共重视还因为国际总部前些年一直批评马-共过于华人化，选个非华人当头可能符合国际愿望。因此莱特虽然并非国际总部直接下派的钦差，但在党魁人选上他还是占有先机的。
然而他既非国际直接委任，处境险恶的马-共首先就还得考虑自己的生存，不会只为满足远在莫斯科的那些人的可能偏好而找头。莱特本人也还是有些本事的。除了搞工运有一套，他还显得是个“理论家”。陈平曾这样描述他初见莱特的情景：
“莱特向我详细介绍了有关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变化的简单历史。他的谈话很有说服力，……他的渊博知识和开阔的国际视野，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我离开时觉得，党有他掌舵实在是庆幸得人。”
事实上莱特的确有这方面的长处。不仅越共党史专家说他“才华横溢”，阳光东对他颇有好感，今天骂他为内奸的马-共党史也说他口才好，能用人，理论一套一套的，作为“马来亚的列宁”成功地在马-共内建立了个人崇拜，以至于他在党内的化名就是“阿列”。国际档案保留的马-共上呈文件还把他称为“我们党的英明领袖”。而抗日时期作为盟友与马-共游击队一起活动的英军人员则声称：他们亲眼看到当时抗日基地的人们对莱特毕恭毕敬，把莱特看做“高于上帝”的神圣。
国际来人、工运领袖，加上大理论家，有了这三顶桂冠，莱特在党内自然风光无限。阳光东回忆说，他访马时看到新加坡马-共机关挂着“总shu记的大画像”。陈平自己也说：那时“一听说莱特的名字，就足以在像我这样的初出茅庐的gcd积极分子中间，唤起强烈的忠心耿耿的感情和敬意”。
莱特也的确很赏识他，不仅政治上一路提拔，“陈平”这个后来如雷贯耳的化名都是莱特亲自给他取的，甚至陈平与李坤华恋爱，也是陈“主动与莱特联系”，莱特亲自批准结婚的。以至于马-共老人中一直有莱特是陈平的“庇护者”，而陈平是莱特的“小哥”的流言。陈平后来常常为此自辩。而以后一直到马-共晚期，党内异议者也常以“莱特亲信”、“莱特余孽”来攻击他。
但平心而论，当时马-共对莱特的崇拜是普遍的。李启新也说，他过去并不知道“岳”，但后来见到马-共的人就听他们称颂“岳”，乃至连当年与他一起到马来亚的南洋gcd元老、资历比莱特还老的海南战友，居然也是满嘴“赞扬岳的话”，令他很诧异。显然，这不是陈平一个人的事。（待续）
(文章发表时删去注释若干）
每更一图：
金雁/插画
(打赏请长按识并别二维码，谢谢支持）
点击标题索引，阅读更多精彩文章
秦晖：疫情之后的全球化危机|莱特（7）
秦晖：问责与感恩（一）
微信ID：qhjy_gzh
（长按二维码，欢迎关注秦川雁塔）
秦晖、金雁原创文章
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