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杰《声入心通：国语运动与现代中国》出版
声入心通：国语运动与现代中国
作者: 王东杰
出版社: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副标题: 国语运动与现代中国
出版年: 2019-3-1
页数: 580
定价: 88.00元
装帧: 平装
ISBN: 9787303244751
内容简介 · · · · · ·
国语运动在现代中国影响既深且巨，作者将其纳入20世纪中国整体转型的脉络中，探讨语言和文字改革是如何反映并实际参与了这个过程，又对清末民国的社会文化产生了何种影响。这一考察，侧重于国语运动和国家建构、国族认同、文化理想、地方观念、阶级意识等范畴的互动，还呈现了它和变动中的物质景观、资讯手段及生活方式之间的关联。透过这一个案，本书力图展示，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尽管汲引了不少外来资源，但又怎样高度地依赖于我们源远流长的文化“大传统”。
作者简介 · · · · · ·
王东杰，河南濮阳人，历史学博士，曾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现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从事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著有《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动：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1925—1939）》《国中的“异乡”：近代四川的文化、社会与地方认同》《历史•声音•学问：近代中国文化的脉延与异变》等。
目录 · · · · · ·
导论：语言与历史
第一章 清季社会思潮与切音字运动的兴起
第二章 切音字运动中的“国民”与“国粹”
第三章 切音字运动与“国语统一”思潮的纠结
第四章 汉语拼音化思想对“因声求义”说的继承式颠覆
第五章 白话文运动与汉字拼音化论证策略的调整
第六章 汉语进步论与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认同
第七章 “代表全国”理念下的国语语音标准论争
第八章 国语运动与汉语“方言”的成立
第九章 国语运动中的“不统一主义”
第十章 中国现代标准语的“正名”与政治
结语：国语运动与现代中国
附录 清末官绅对切音字的推行
后记
后 记
从命题立意、寻找材料算起，这个课题已耗去我十余年光阴，使人不由不发出桓温昔年“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一样的感慨，而终于无如之何。问题是慢工未必出细活，此次出版前，略加董理，便发现不少失误，肯定还会有许多没有发现的潜伏其间。对此，除了诿过于时光飞逝之外，只有自责懒惰嚣浮。文章是好是坏，做不得假，我也无意做假。反躬自省，走上学术研究道路，如果略有心得，那就是对做人与治学之间的呼应关系日渐有所体察。天才或许例外，如我这样的中人之资，要做一点叫自己满意也让别人看得过去的成绩，就只有老老实实，以勤为本，反覆思量，或偶有所得，意气洋洋，回头一望，却可能全然不是那么回事。起心动念之间，文如其人，前人实不我诳。
本书能够完成，多亏不少师友鼓励、批评和援助：罗志田师及徐思彦、桑兵、关晓红、王汎森、沈国威、徐亮工、徐秀丽、葛兆光、戴燕、谢维、村田雄二郎、刘世龙、郑培凯、鄢秀、王晴佳、缪元朗、段玉明、章清、马忠文、杨宏、徐跃、陈熙远、陈以爱、李德英、周勇、叶隽、周奇、翁若愚、张仲民等师友，都曾在不同时段对本课题表示过关心，指点迷津、研讨论题、解释疑团、供应材料。作为一个门外汉，我莽撞涉入语言学园地，更离不开专业学者的援手。四川大学中文系刘春蕙教授，时常放下自己的工作，为我答疑解惑；全书完成，更经语言学家聂鸿音教授法眼一阅，五六十万字的篇幅，耗费老人家不少心力，使我避免不少错误，令我铭感在心。
本书多数章节都得到四川大学“10—20世纪的中国社会与文化讨论会”诸位同人指正，粟品孝、韦兵、陈波、杨兴梅、周鼎、辛旭、郭书愚、张循、查晓英、李晓宇、罗凯、徐法言等，惠我良多，使我对此学术共同体产生越来越多的依恋之情。许多年轻朋友为我提供了无私的帮助：陈志刚、黄佑志、梁心、陈默、蔡炯昊、廖文辉、李如东、崔晔、张晓川、周海建、王义铭、陈阳、黄晶晶、吴焕娇、马怡、周闻天、徐悦超、陈高争、何俊帆、张苇杭、李哲、彭志远、杨扬，都要深致谢忱。谭徐峰先生早在十年前就不断关心本书进展，本书虽然粗糙，却花费他不少精力；责任编辑曹欣欣的细致工作，更使全书减却不少疏误，皆铭感在衷。
开列这么长一串名单，当然不是准备推诿书中存在的错误，这一点还是老话：文责自负。
我自二十五岁以后，渐觉时间加速流逝。最近十年，更觉气喘吁吁，难以追步。回头来看，人事迁移，有变有不变，变的比不变的多，而且变得让人忧伤沉痛，时不时要缅想从前。在我还是一个少年，开始独立成长的那个时代——20世纪80年代，一切远非完美，可是给人以无穷的希望。或者有“先进分子”会说，我是因为年龄老大而变得保守。也许？我不知道，但我常常庆幸，在成长的关键时段遇上那个年代，养成一套健康的价值观，它使我在一些最基本的取向上成为一个思想上的“80后”，不会改变。
本书研究和写作过程中，发生过许多难忘的事。十多年前的一个冬天，我和辛旭在南京“二档”查阅资料，当时大部分材料只能手抄。她抄写的速度比我快，被我戏称是“小鸡啄米”。而如今“二档”的资料已不再提供纸本，只能通过电脑查阅了——这当然便利很多，但我发现许多曾经看到过的纸质的材料已经不知所踪。档案电子化对学术研究的利与弊，显然难以一言而尽。
书中第一个字，写在2008年5月，“512地震”发生后半月左右（具体日期已经忘掉）。地震发生时，我正在离震中不远的地方工作，在天地混沌中仓皇逃离，遂对生命产生新的感想，对要做的事，不愿再拖沓延宕。当初跟我一起经历地震之后的岁月并“同居”数日的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姜源教授，已于2010年3月辞世。他在地震发生时，没有自顾逃离，而将工作组中同人一一寻到，并护送一位早已吓得不知所措的老师离开现场，令人感佩。本书第五章引用杜维明的一篇文章，其实本可引用其他材料，但这是姜源教授在共同“抗震”的日子里提供给我的，我想留下这段光阴和他这个人的故事，即使只是一线折射过来的、微弱的光明。及至修改“结语”一章之时，我又听闻周有光先生离世的消息（我在书中引用不少他的看法），却并无任何震惊，只是觉到一个时代随着他和许多人的背影一起渐渐没入黑暗，越来越远——可是我还是听得到他的声音，在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字、历史和记忆里，永不消失。
本书多数章节曾在《中山大学学报》、《学术月刊》、《近代史研究》、《四川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研究》等刊物发表。由于拖延太久，思路和文风在写作过程中都发生了一些变化。此次整理，增删涂乙，力争统一，惟因工作量太大，仍然留下若干遗憾。其中我特别在意的一点是表述问题。伽达默尔曾说：“各种不同科学形式的工作条件对于科学家起着一种构成风格的作用。一般说来，自然科学家的主要工作既不是‘朗读’，也不是包罗万象的图书出版。人文学者则恰好相反，因此，这就肯定会对科学散文领域中的风格艺术产生影响。”我衷心赞成。对人文学术来说，表述绝非事后的涂饰，而根本就是研究的内在组成。因此，任何一部人文学术著作，在义理、考据之外，都应兼顾辞章。我在研究国语运动过程中慢慢体悟到，锤炼语言不只是作家和诗人的事业，人文学者亦与有责焉。在这点上，司马迁开创的中国史学传统，仍是我们的样板。可惜，这一感悟变得越来越清晰之时，已是这本书渐近尾声之际。然而，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我把它作为今后的努力方向。
2017年1月26日，写于河南濮阳；2018年12月12日，改于四川成都
【晚清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