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诚 包雷：高考考试内容的宽广纵深模式改革探索：变应试教育为有效学习

原文刊载于《中国考试》2021年第6期第26—36页。

作者

陈诚，集美大学师范学院讲师；
包雷，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物理系、教育系教授，中美教育研究交流中心主任，国际华人物理和天文学会副会长。

摘要

　　当前我国在关键领域科技进步和人才方面都面临复杂的发展环境，亟须依靠自身力量发展科技、培养拔尖创新型人才。通过分析掣肘我国拔尖创新型人才培养的主要问题，提出要通过改变高考考试内容的“独木桥”现状，重视人才的多元化发展，促进拔尖创新人才脱颖而出。在此基础上，提出高考考试内容的宽广纵深模式改革设想，通过分析域外经验，结合国内外差异探讨拓宽学习课程与考试内容广度和深度的可行性，以及中国特色的实施方案。高考考试内容的宽广纵深模式改革将变应试教育为有效学习。

关键词

教育评价改革；高考改革；考试内容改革；应试教育；有效学习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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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前，国家之间综合国力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科学技术水平与创新能力的竞争。特别是进入人工智能时代后，全球科技竞争将是一个“赢者通吃”的竞争，谁掌握了核心科学技术，谁就能够对竞争对手进行降维打击。在日益复杂的国际科技竞争中，我国面临严峻的外部环境。在一些领域，我国与世界先进水平还存在较大差距，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还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变，科技进步受到西方国家围堵和打压^[1]。在此背景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2]。
　　科技的竞争本质上是人才的竞争，人才竞争的根本是教育竞争。全球教育竞争早在10多年前就已经拉开帷幕。自2006年美国总统布什签署发布《美国竞争力计划》（American Competitiveness Initiative）以来，STEM教育和人工智能教育广泛出现在各国的教育计划中，西方教育强国在创新人才的储备和培养方面处于领跑地位；因此，教育竞争是一场未来发展的国运之争。对我国来说，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论是核心技术竞争，还是人才教育竞争都必须敢于直面，不但要赶上还要后来居上。只有在人才培养这个“升维竞争”中占据优势，才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不被他国“降维打击”和“降维收割”。
　　在外部环境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我国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通过留学和国际交流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然而面对西方国家的围堵，国际化人才培养和流动将受到较大阻碍。因此，我国的人才培养体系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也应构建人才培养双循环模式，只有以自力更生的国家体制为主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才能在人才培养上不受制于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因此，不仅是关键核心技术需要以政府为主的举国体制来完成，在人才培养上，也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具有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举国体制的推动下实现人才培养的突破。
　　具体来说，基础理论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很难单纯通过市场化实现。市场的本质是逐利的，其竞争也是围绕着逐利来展开，因此市场化的方案不可能以国家利益为主要目标，也不可能成为服务国家利益的核心渠道。纵观21世纪以来科技与社会的发展变化，市场主导的创新成果集中体现在流通领域、销售模式方面；但在受到“卡脖子”的关键领域，如航天航空、工程制造、生物医药、芯片技术、超级计算等，以市场为主导进行创新与突破面临较大困难。资本市场和私营企业对基础核心技术创新的贡献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这是由市场资本逐利的本质决定的，市场主导的创新以快速积累资本和资源，实现垄断盈利为主要目标；另一方面，目前市场主导的创新模式大多是将现有技术进行整合，属于见效快的应用型创新。然而，关键核心技术具有高投入和长周期等特点，其创新所产生的知识、技术大多为前沿基础性知识与技术，不具备快速直接的获利途径，是一种基础建设。
　　针对教育产业化或市场化问题，我国学术界一直存在质疑和争议，其中争论的焦点有：教育是公共产品、私人产品还是准公共产品，教育的公益性与市场化是否可以兼容，教育市场化或产业化的程度以多少为宜，教育是不是产业、是不是商品、能不能产业化、如何产业化，等等。毋庸置疑，教育市场为社会的中上阶层子女提供了更多个性化教育商品，人们可以购买自己所需要的教育产品；但同时，资本的逐利本质使得教育市场逐利课外辅导，推波助澜应试教育。教育市场提供各种才艺和兴趣培训，满足中产阶层家长增加孩子竞争力的需求，也满足中高阶层家长个性化培养子女的需求；但是，市场化的教育无力调节国家人才需求、缓解应试教育弊端，以及减少中低阶层教育资源不公平等问题。而且，单纯市场体系下培养出来的人具有精致利己主义倾向，很难培养出国家发展急需的具有家国意识和家国情怀的优秀人才。因此，无论是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还是拔尖人才培养，只有通过举国体制主导的方法，整合举国之力来实施，发挥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才能有所突破。
　　综合国内外形式和制度特点，我国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和未来发展需求决定了在人才培养方面，尤其是在基础理论研究领域人才培养方面需要举全国之力促进拔尖创新人才脱颖而出；但是，从我国人才培养现状来看，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面临瓶颈。目前以高考为核心的教育制度无法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面有所突破，急需对高考以及受其制约的教育体系进行系统性的改革。尽管涉及高考的系统性改革会面临巨大阻力，但为使我国在全球人才竞争中不落后，我们必须迎难而上。高考改革的方向是在保证公平和科学的前提下，促进优秀人才的快速培养和产出，为此笔者提出高考考试内容宽广纵深模式改革设想，希冀能为高考的系统性改革提供一种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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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考试内容改革的必要性分析

　　批评高考的很多观点认为，高考的弊端导致了应试教育，高考是应试教育的“罪魁祸首”^[3]。应试教育被认为是素质教育的对立面，存在片面追求升学率，导致只重视考试分数、忽视学生个体差异和成长需求，只重视语言和数理逻辑能力考查而忽略学生全面发展，统考“一张卷子”扼杀学生个性化发展和创新创造能力等问题。然而追溯我国古代科举考试的性质和功能可以发现，高考作为目前公认的公平选拔人才的考试制度本身并没有错，而且只要有考试就会催生应试教育。那么，高考与应试教育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为何它们被认为是培养高分低能、阻碍优秀人才培养和选拔的推手？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考试大国。科举制度在历史上长存1300多年，是我国历史最久、变化最小却影响最大的一项选拔制度。追求公平是考试制度的基石，1300多年来科举制度改革和变化无不围绕公平展开。无论是贡院建设、科场规制还是作答形式，都是为了在选拔人才的过程中不受阶层固化，不受人情困扰，尽可能追求社会公平^[4]。科举制度是让普通人能够通过教育获得政治权力、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的最佳乃至唯一的渠道，是社会阶层流动的有效通道。这种考试制度带来的以教育为本的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对维持中国几千年的社会稳定发展具有积极作用。作为现代中国的“举国大考”，高考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同样具有重要意义。虽然批评高考弊端、废除高考的观点时有出现，但从普通民众的高考观来看，高考仍然是提供社会阶层流动唯一的公平机会。正如有许多像华坪女子中学校长张桂梅一样的老师，在帮助底层孩子死磕硬扛，抓住高考这个唯一改变命运的机会进入高校，达到父辈们无法企及的平台和轨道。同样，我们也无法消除应试教育，只要有考试，就会有针对考试的应试教育，应试教育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市场，而且每个国家都存在应试教育现象，例如，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所在的波士顿街头就布满了各种辅导班，欧洲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影子教育”日渐盛行^[5]。
　　如果高考和应试教育本身没错，由它们导致各种弊端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从科举的历史来看，科举之所以到后期无法正常发挥积极功能，就是因为其内容数百年僵化不变^[6]。刚开始“分科取士”是科举的常用之法，分设常科与制科，仅常科的科目就曾设置过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然而，在后来的演化中，科举考试科目逐渐由灵活走向僵化、由分散走向集中、由多元走向单一，元代以后一直到明清，只设进士一科，这也成为它在1905年终被停废的重要原因之一^[7]。科举狭窄的考试内容严重禁锢了一代又一代学子的学习和思维范式，难以产生时代需要的人才，使我国没有跟上近代科学的发展。反思高考产生弊端的原因，不难发现，高考的考试内容相对目前社会和科技发展需求同样过于狭窄。在信息化快速发展的时代，高考的考试内容并没有跟上科技发展的要求。我国普通高中学生在3年的高中学习中，通常会花1~2年的时间进行1~3轮的复习，以及多次模拟考试来查缺补漏、训练解题速度和考试技巧以应对高考。在相对狭窄的考试内容范围内，为保证考试的区分度，往往在题目设计的精巧上下功夫，产生许多缺乏现实意义的极致解题方法，这样学到的知识对学生今后学习和事业发展并没有帮助，因此可以将这样的学习定义为无效学习。同时，1~2分的高考分数差距往往就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造成极端的激烈竞争和衍生的各种弊端。如此一来，高考和应试教育逐渐嵌套于反复循环的负反馈中，使得基础教育越来越趋于无效学习，这也是造成极端应试教育和产生高分低能现象的根本原因。
　　人们往往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来形容通过高考上大学或上好大学的困难，体现了高考的强竞争性及其对基础教育的指挥棒作用。高考存在竞争，并作为上大学和改变人生的“独木桥”是我国现阶段无法回避的问题；但是，同样需要看到的是，在考试内容方面，高考同样是一座“独木桥”。高考考试内容的有限性限制了基础教育阶段的学习内容，学生的能力、知识和思维方式缺乏多元化发展的可能性。因此，学习内容的“独木桥”比机会竞争的“独木桥”对学生造成的危害更大。学生无论兴趣、爱好、能力和认知是否存在差异，都必须走学习内容的“独木桥”，这不仅伤害了学生的个性，磨灭了学生的创造力，还严重限制了学生多元能力的发展。这正是我国目前人才培养之殇，是阻碍优秀人才和高素质多元化人才培养的根本原因，同样也是产生应试教育的原因。
　　当前对高考改革的反思中，人们看到了课外辅导乱象，却很难厘清课外辅导治理困难的根本原因；人们看到了学生负担繁重，由此还引起了亲子间的矛盾和焦虑现象，却无法找到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的症结所在。因此，针对上述问题的一个根本解决方案，就是对准学习内容的“独木桥”进行改革，而不是仅仅是改革考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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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考试内容宽广纵深模式改革设想

　　为改变高考内容的“独木桥”现状，就需要从课程设计到评价方式到大学招生进行系统性的改革，从理念和方法上进行创新。通过这样的改革可以充分发挥高考的指挥棒功能，让学生为准备高考而习得的知识和能力成为其终身学习和发展的有用资源，从而让应试教育转变为有效学习^[8]。
　　近年来的高考改革进行了很多有益的尝试，例如：更加关注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和高校招生的需求，采取选考制度以增加学生的选择权；改选考科目百分制为等级制以避免“分分计较”；实行以英语学科为先声的“一年两考”，以避免非智力因素对学生成绩的影响；拓展高校自主招生权，以实现多元化录取。但是，这些改革措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应试教育问题，在高考考试内容范围未得到扩展和延伸的情况下，各种矛盾仍不能有本质的突破。纵观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高等学校入学考试，都包含比较广泛的考试科目和考试等级。相比这些教育资源相对丰富的国家，我国的优质教育资源还比较有限，高考改革面临的困境很多；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借鉴一些成功的模式，在此基础上构建有中国特色的高考考试内容体系。

2.1　宽广纵深模式的基本内涵
　　宽广纵深的考试内容和教育体系是一个从根本上改变考试内容和教育模式的策略，可以称之为“宽广纵深模式”。其中，“宽广”是指将目前普通高中课程设置的10余门科目拓宽到几十种甚至更多，“纵深”是指每个科目的课程内容深度可以提高到大学程度。按照科目种类和课程深度就可以形成几十门甚至上百门课程。这些课程既包括一定数量的必修课程，也包括选修课程，学生可以按照自身兴趣、特长和职业生涯规划选择相应课程。同时，提供与每个科目不同难度课程对应的多层级考试，实行一年多次考试。学生可以制订个性化的学业计划，循序渐进地获得各个级别的考试成绩和学分。在宽广纵深模式下，高考不仅可以提高高校招生的可选择性，还有利于促进高等教育课程下沉，有效衔接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促进人才培养的一贯性和有效性，提升人才培养的速度。
　　与新高考改革方向一致，宽广纵深模式同样要实现在保证学生基本素质的基础上促进个性化发展，但二者在课程宽广和纵深的程度上有根本区别。2014年启动的新高考改革考试科目不再分文理科，这是我国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首次尝试取消文理分科，目的是改变传统高考文理分科的弊端，提高学生整体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从上海新高考改革试点的情况来看，不分文理科考试实施顺利，科目交叉选择比率较高，没有出现数学成绩区分度下降的情况^[9]，但同时也出现因为计分制度导致报考科学学科学生人数下降问题^[10]。第三批新高考改革试点省份实行“3+1+2”模式，在延续新高考不分文理科、给予学生自主选择权的原则下，除语文、数学、外语3科外，要求学生在物理和历史中选择1科必考，使用原始分计入高考总成绩，在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学科中自主选择2科按等级赋分后计入高考总成绩。这样的调整虽然对保证科学学科地位和考试公平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考试内容有限的模式下又有回归文理分科之势。现有高考模式主导下的考试体系是通过各学段不同学科的合格性考试（考查学生是否达到毕业标准）保证各学段学生的基本知识，对各学段学生的学习科目有明确的规定。
　　宽广纵深模式尝试在科目数量和深度上不设限制，学生在高中必修课程达标的情况下，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能力学习更多科目，或者在几门科目中逐步深入地学习更难的内容。以数学科为例，学生在任何年级时段（包括初中阶段）都可以完成高一、高二和高三必修内容，且可以采用“闯关式”通过高中阶段的层级考试（高一内容学习后即参加高一数学考试，考试分数达标，可以继续学习高二数学内容，参加高二数学考试，进而学习高三数学内容，参加高三数学考试）。在此之后可以根据能力和兴趣选择是否深入学习更难的内容（如大学数学课程，包括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统计、微分方程等），通过考试获得相应学分和成绩。
　　在高考计分制度方面，为保证学生既有效学习又确保考试公平，在宽广纵深模式中，可以对每门课程的每一层级都制定达标的分数线，除必修课程的最低标准外（如设80分以上为通过考试），学习层级更高课程的学生可以获得相应加分，有利于解决学生将精力浪费在反复训练有限考试内容上。此外，学生学习的科目越广、深度越深，越能获得更高的高考分数，增加大学录取竞争力；同时，每个学生的高考评价都是个性化的，是对学生基础知识和多元能力发展的综合评价，这样可以为高校提供更丰富的信息来招收符合要求的学生。

2.2　宽广纵深模式的课程实施方案
　　宽广纵深模式拓宽了课程内容，加深了课程难度，可以有效衔接中学和大学的课程。宽广纵深模式需要通过对课程的学分制改革来实施，利用学分制打通中学和大学课程，甚至是研究生阶段的课程，允许学生进行各个科目课程的“跳级”学习，实现学生个性化的差异发展。科目式的跳级是指学生在完成某一科目课程和考核后，可以继续学习更高级别的课程，其不同于年级跳级。宽广纵深模式提倡通过学分制为学生提供科目式跳级机会，但不建议年级跳级，强调学生与同龄伙伴交往的积极意义，以便更好促进学生各年龄段身心发展。宽广纵深模式在学校层面以年级和班级为单位对学生进行管理，关注学生心理发展，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按年级设置基础课程，保证学生的思想教育、体育艺术、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获得持续的培养。在此基础上拓宽课程纵深，实施学分制，打通学分通道和推广走班式教学，允许学生在选修科目上脱离年级束缚，进行大范围的深入学习。这种模式可以减少在课程广度和深度上的人为限制并允许学生适当偏科，鼓励学生个性化发展，为优秀人才的培养提供多种通道。
　　在课程管理方面，宽广纵深模式下丰富的课程体系对应的是学分制管理。以表1为例，学生按照年龄发展阶段对应相应的年级，受班级管理并学习基础课程，但学生可以通过打通基础教育学分通道和大学教育学分通道，实施课程的跳级学习。假设一名学生在数学学科学习上有兴趣和潜力，就可以按照难度等级逐步修习更高水平的数学课程，通过考试，获得学分，那么该学生在高中阶段就可以获得大学的数学课程学分，并以此作为高考加分依据，进入大学以后，这部分学分可以折算相应课程的大学学分，学生可以直接进入更高阶段的课程学习，加快人才培养的速度和效率。因此，这种宽广纵深模式产生的效果是一种有效教育，可以直接帮助和加快学生后续学习的进程和发展。

　　在课程资源方面，在宽广纵深模式下，可以由中学和大学开展合作课程，系统地提供网络共享课程，同时加大力度培养优质的教师团队。在教育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区，中学可以与当地大学合作，通过大学教师到中学授课，或高中生到大学上课的方式完成课程学习，并以网络共享课程平台为辅，为学生提供丰富的选修课程资源。对教育资源不丰富的地区和学校，则可以利用网络共享课程平台为学生提供各阶段课程资源，中学教师可以作为课程的辅导老师，配合学生的网络课程学习。丰富的网络共享课程平台还可以为社会人员继续教育和终身学习提供课程资源，进而实现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课程融合，优化人才结构，促进多元化培养，满足人才市场需求。
　　从整个教育学制来看，未来还可以尝试从小学阶段到研究生阶段，从普通教育到职业教育都通过学分制打通课程，打破严格的年级划分，高中阶段全部实施学分制，初中阶段实施部分学分制，小学阶段允许个别学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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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考试内容宽广纵深模式的可行性分析

　　高考内容的宽广纵深模式是否具有可行性？以下通过对国外高中课程体系和高校招生特点以及我国国情的分析，得出基本判断。

3.1　国外经验
　　本文以芬兰、德国和美国为例，分析其特点，说明拓展课程和考试内容广度和深度的可行性。
　　芬兰普通高中实行“不分年级制”（ungraded school systems）的弹性学制，学生一般用2~4年时间完成高中课程^[11]。高考科目分为必考和选考，必考科目是母语，包括芬兰语、瑞典语和萨米语，选考科目包括第二语言、外语、数学和综合科目，其中，综合科目考试门类繁多，考查学生知识储备和论述能力。芬兰高考除考试科目数量较为宽泛外，考试难度也设置多个层级。每门科目学生可以自主选择基础级课程或高级课程，每次只能参加1门科目中的1个层级考试，并且规定必须通过至少1门必考科目的高级课程考试。考试次数不限，选取最好成绩计入总分。在通过所有的必考和选考科目后，学生可以参加附加考试，既可以选择没考过的科目，也可以选择没考过的层级。如果一个学生完成了高中毕业标准的必考和选考，还可以通过重考获取更高分数，或通过附加考试多获得一张证书，为大学录取增加砝码。
　　德国完全中学毕业考试（Abitur）相当于我国的高考，早在1972年就开始探索在固定课程的基础上学生自主选择高中课程体系。根据1972年的考试规则，普通高校入学资格设置必修课程达标的基本要求，包括语言、文学、艺术，数学、自然科学、技术，以及社会科学3个领域的课程；此外，宗教课和体育课也是必修课程。在必修课程达到最低要求后，学生选择2~3门作为考试的重点科目。在课程难度方面，达到高校入学资格最低要求的成绩占总成绩的1/3。此外，重点科目设置基础课程和进阶课程2个层级。基础课程需要至少覆盖必修课领域的7~8门课，进阶课程必须有1门是外语、数学或自然科学，进阶课程的成绩在总成绩中最多可以以2倍计入^[12]。1975年德国发布了“统一考试要求应用协议”，涉及生物农业技术、物理学、法律、法语、信息学等在内的42门科目。1988年后，为平衡学生掌握共同基础知识和个性化选择的矛盾，对1972年高中课程改革进行修正，增加必修课程，但仍然重视科目种类的宽广和难度差异，如2016年文化部长联席会议将必修课的数量确定为32~40门，并尝试用基础水平和提高水平2种课程来区分难度。
　　美国高中阶段课程体系也十分宽广，各个州有相对独立的课程决定权。以俄亥俄州某中学课程和学生生涯计划为例，高中毕业最低要求是在英语、数学、科学、社会研究、艺术、体育健康和其他选修课中分别获得4、4、3、3、1、1、5学分，共21学分；但高中自主及与大学合作开设课程超过160门，并以此开设大学学分计划（college creditplus，CCP），可为9~12年级的学生提供同时申请大学课程的机会。这些课程包括荣誉课程、AP课程、IB课程及CCP专有课程，学生进入大学后可以利用之前积累的学分提前毕业或读双学位和多个辅修专业。美国高校招生完全自主，体现在对招生标准和招生条件上的自主确定，大部分高校以学生的高中成绩和学业考试为基础制定招生标准。对学生高中学业的评判，美国高校会考察5个方面：1）学生所在高中的历史水平和声望；2）学生在高中时期获得的平时成绩学分绩点（GPA）和校内排名；3）学生所选修的课程，是否选修了难度更大的AP课程、IB课程等，以及这些课程的考试分数；4）任课教师和辅导员对学生的推荐评价（推荐信）；5）学生是否全面发展和具有良好社会价值观，包括义工活动、社团组织、各种课外文体活动、各类竞赛和获奖等。这5个方面约占评价的50%~70%。此外，美国高校招生还以第三方考试机构提供的标准化考试（SAT或ACT）成绩为参考。SAT和ACT每年提供多次考试，学生不限年级可以考多次以获得最好分数。作为高校招生的参考，标准化考试成绩作为基础标准，占大学招生30%~50%的权重，不会出现一考定终身的现象。因此，学生会把更多精力放在提高平时成绩、扩展选修课和课外活动方面。

　　通过分析芬兰、德国和美国的高中课程体系和高校招生录取制度，可以发现以下2个特点：首先，3个国家都实施了宽广纵深的高中课程体系。学生在完成必修课程和一定数量的选修课程，通过必考考试，达到高中毕业标准（或称大学入学资格最低要求）后，有较多课程种类和难度可以个性化选择。这些国家还通过学分制、走班制和导师制指导学生制订个性化学习计划。其次，3个国家的高校招生录取总分构成多样化。高中毕业考试成绩、高中课程绩点、选修课程各层级考试成绩、先修课程考试成绩、综合素质都是构成部分，其中平时成绩、先修课程考试成绩、综合素质都是高校招生的关注点，因此学生不会花费大量时间刷题以应付标准化考试。

3.2　我国实行宽广纵深模式考试制度的可行性分析
　　虽然国外的拓宽高中课程内容、实施高校多元录取制度对我国高考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宽广纵深模式考试制度需要建立在充分分析我国国情的基础上。
　　首先，从学生学力和已有探索经验上来看，我国的课程体系具有拓宽加深的可能性，但目前高考相对狭窄的考试内容阻碍了中学和高校课程的衔接。我国在重视教育公平和阶层流动的社会文化氛围影响下，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努力程度都较高，在高中阶段一些学生有能力学习更多科目和难度更大的课程，成为潜在的优秀人才。从拓宽加深高中课程的实践来看，北京一些高中已尝试开设丰富的选修课程，个别学校甚至开设了涉及9个领域的200多门选修课程，实施走班教学；但是，开设宽广的课程对高考没有直接贡献，很难得到家长和学生的支持，接受更多课程学习的学生往往选择申请国外大学以避开高考，因此扩展课程必须与高考产生联系，否则很难产生预期的作用。从尝试高校课程下沉方面来看，北京、上海等地的部分高中学校和高校合作开展大学先修课程，作为中国的AP课程（China Advanced Placement，CAP），学有余力的学生可以在日常学习时间之外先修合作大学的课程，在考入该高校后置换相应学分；但是这些先修课程由于没有纳入高考科目，不作为大学入学的考核内容，目前很难得到推广。
　　其次，我国优质教育资源仍然十分有限，高考仍是维护社会公平的重要制度，因此在增加高校招生考核内容（如增加综合素质评价作为高校招生的参考）、加强高校招生自主权等方面仍然存在困难。需要指出的是，在美国，虽然学生的平时成绩、教师评价、课外活动等非考试因素都是高校招生的依据，但是学校分层较为固定，高校对各中学都有历史数据积累，根据学生在中学的平时表现，可以比较准确地确定学生的基本素质是否达标，与此同时，中学教师为维护学校历史荣誉和诚信，一般对学生会给出相对公平的评价，较少出现分数和评价的“膨胀”的现象。美国的教育资源比较丰富，学生上大学的竞争没有那么激烈，因此这种评价方法得以比较有效地实施，而同样的方法在目前我国的环境下则很难获得公平的结果。有鉴于此，在拔尖人才选拔上，我国仍然需要以客观考核学生学力为主，主观评价为辅。宽广纵深模式是一种多元化的客观评价，既能客观评价学生的学力，又能呈现学生过程性评价的个性化信息，还能为学生提供“无天花板”增值评价的可能性。此外，宽广纵深模式还可供高校自主确定招生标准，保证人才培养和选拔的有效性。
　　由此可以看出，改革高考制度的关键是拓宽高中课程的宽度和深度并纳入高考成绩。就具体实施来说，可以结合我国目前的高考制度，尝试双轨制甚至多轨制，逐步推进高考考试内容和高中课程的宽广纵深模式。在课程设置方面，高中所有合格性考试课程可以列为宽广纵深模式中的必修课，完成必修课就可以达到高中毕业水平。必修课之外提供的课程设为选修课，可以包括不同难度的大学课程，超过现有高考的难度。在高考总分设定方面，可以将现有的高考分数权重降低，增加选修课分数的权重，高校在录取上自主制定必修课分数标准，根据专业制定招生的选修课类型和难度标准。例如，以高校化学专业录取标准为例，目前的高考化学成绩可以设定为基础分数，若选修大学一年级难度的化学先修课，通过考试可以获得额外加10分，选修大学二年级难度的化学先修课，通过考试可以额外加20分。如果招生方为高水平大学化学专业，可以规定报考要求至少达到大学一年级化学先修水平，进入大学后，已经完成大学先修课程的学生可以获得大学承认的学分，更快完成大学本科学业，或修习双学位和其他辅修专业。同时，为维护教育公平，需要提升教育薄弱地区和薄弱学校的教学质量，可以通过建立中学与大学课程合作，以及提供网络公共课程资源满足学生发展需求。
　　通过实施高考考试内容的宽广纵深模式，可以让“跑得快”的学生自己决定跑多快，而且能够被高校招生标准和大学衔接课程所承认，以体现高考的发展性评价和选择性评价功能。采取科目式的跳级模式，让有能力的学生可以快速成长，不需要在有限的高考科目中反复练习提升分数，让学生在有兴趣和擅长的科目上学得更深入一些。相对于应试教育，学生也许仍然付出同样甚至更多的努力，但是可以学到更多有用的知识，这样可以实现以高考为指导的有效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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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考试内容宽广纵深模式的意义：变应试教育为有效学习

　　目前，高考相对狭窄的考试内容加剧了应试教育，尤其是大强度重复刷题训练的无效学习，加重了学生和家长的焦虑，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公众对我国教育领域所取得成就的主观感受。
　　从学生的角度来看，在统一有限的学习内容上进行激烈竞争，造成学生重复练习的课业负担过重，压力过大，损害了身心健康发展。为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有关部门出台了很多政策，建立学生课业负担监测和公告制度，但在大学入学竞争没有缓解的情况下，效果并不明显。因此，设计针对应试教育和学生减负的高考改革策略，首先，需要对什么是学习压力、学生产生学习压力过重的根本原因进行分析。应该澄清的是，对学生来说，必要的学习压力能够激发其学习潜力，促进其能力发展，所谓的“减负”并不是让学生没有学习压力，促进应试教育转变为学生的有效学习是缓解学生学习压力重的关键。有效学习是基于学生个体在学习兴趣、学习能力和学习目标差异基础上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的学习。学生通过学习可以获得基于自身发展条件的最佳学习成果和效果，所获得的知识和能力对其未来发展具有效用，进而获得学习的成就感。成就感是学生应对学习压力、激发学习动机的最佳因素。学生厌学和感觉过大学习压力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投入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有巨大的落差。在当下的应试教育中，学生不明确学习内容的用途，不能获得感兴趣和与未来职业规划一致的知识和能力，难以形成自身发展的成就感。因此，通过扩展学校课程内容和考试内容，可以引导学生根据自身需要设计考试方案和学习计划，变应试训练为有效的知识和能力培养，这样的考试对优秀学生来说并不会减轻学习负担，但可以让其为未来的发展而学习，学有所用，通过不断的成就感激发学习动力，提升学习的兴趣和主动性，促进应试教育向有效学习转变。在这样的情形下，学生对压力的感受会变成学习的驱动力。

　　从家长的角度来看，对有限优质教育资源的激烈竞争导致家长深度焦虑。“鸡娃”“牛娃”等表达了众多家长对提升孩子竞争力的焦虑。深入分析可以发现，家长对孩子的期望并非造成社会教育焦虑行为的根源。焦虑与压力一样，都来自于对付出而得不到回报的无力感，很多家长一方面希望孩子快乐成长，但另一方面却不得不卷入教育竞争的泥潭中。家长也明知应试教育竞争不会给孩子带来有效的学习，而只是拼一个排名，对必须参与其中的困境是造成家长焦虑的重要原因。当前我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缺乏是一个客观事实，还需要通过公平考试来决定录取与否。不可否认，任何考试都会催生应试教育；但是，当考试范围的广度和内容的深度加大，每个家庭和学生都可以设计不同的学习计划并获得有效的知识，那么即便是需要投入更大努力，对学生和家长来说也是一种有价值的回报，可以大大缓解家长的焦虑和无力感。
　　从社会的角度来看，社会发展需要各领域的拔尖人才，既需要通才也需要专才，需要有能力有潜力的人才快速地脱颖而出，但是目前我国面临着逐渐严重的教育内卷化问题。内卷化是指虽然存在发展的空间和机会，但却被某种模式或形式所禁锢，只能限制在一种内耗和低效的零和游戏中。教育的内卷化表现在被目前高考模式所禁锢的教育内耗和低效状态。高中的教学资源都集中在备战高考上，导致学生花费大量时间准备高考，一方面浪费学生的有效成长时间，另一方面也造成巨大的社会和个人资源浪费，因为高考考试内容对学生未来发展和工作帮助有限，进入大学后，学生仍需要花费时间学习基础课程，思考生涯规划，造成专业课程学习时间被压缩，浪费了高等教育资源。因此，扩展基础教育课程内容和考试内容，允许大学课程下沉高中，让有能力的学生节省时间，快速有效发展，对国家拔尖人才培养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此外，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并不意味着应该让高校自主设计考核内容，因为高校自主设计考核内容难以保证评价的信度和效度，有可能降低招生的公信力。在宽广纵深高考模式下，高校招生的自主性体现在根据自身专业发展自主制定录取标准，这样可以大大减少高校招生的资源投入，并有效公平地招收优秀学生。

　　综上所述，高考考试内容的宽广纵深模式，可以引导学生进行个性化的学习，变“为了考试的无效学习”为“有效的知识和能力培养”^[8]。在拔尖人才培养方面，“钱学森之问”一直困扰着中国的教育改革者，或许我们可以用“爱因斯坦之问”来回应，如果爱因斯坦因为在人文学科的短板最终阻碍了他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那么科学界就少了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因此，只有允许学生相对偏科和鼓励多元化发展，才能产生某一领域真正的顶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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