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宜川｜早期中共 总书记瞿秋白与他的绝笔《多余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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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读的瞿秋白与他的《多余的话》

文/桑宜川

还记得念小学时候，刚开始记事儿，约是在上世纪60年代初，在祖父的书房里看到过一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版的《瞿秋白文集》，洋洋洒洒几大卷，放置在书架上，旁边还有鲁迅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马恩的《资本论》等红色经典书籍，始知现代中国历史上有这么一位大人物，但那时的儿时认知也仅停留在这个十分浅显的层面，留存在记忆里。后来到了“文革”初期，一群疯狂的青年教师和红卫兵们来抄家，将这套《瞿秋白文集》与其它近万册历史文化书籍，包括无数的诸子文论，线装善本书籍悉数用竹箩筐抬走，拿去烧毁。到了“文革”结束后，退还部分抄家物品时，居然这套初版的《瞿秋白文集》阴差阳错又失而复归，如今得以保存下来，三代相传，成为了纪念与缅怀瞿秋白的珍藏。

瞿秋白英年早逝，他的人生只活了36岁，在其生前，他竟写出八卷本的书稿，其中有思想评论，文学翻译，历史研究，涉及诸多领域，在现代中国历史上，国共两党的精英中，可谓绝无仅有。在当代社会生活中，许多读书人的36岁才是学术和事业刚起步的阶段。从这个角度来看，瞿秋白与民国时期的许多学术大师相比，毫不逊色，就连鲁迅这样尖刻的文学家都曾为瞿秋白翘起大拇指，佩服有加，著文美评，引为知己。可想而知，瞿秋白是何等了得的一代俊杰。

如果瞿秋白后来能多活几十年，他的学术成就无疑是著作等身。当年他的辉煌成就离不开那个学术自由，思想开放的大环境，那是现代中国文化昌盛的黄金岁月，抗战时期四川李庄的大师打涌堂，学术成果车载斗量，如今云南师范大学校园里的国立西南联大旧址就都是佐证，尽管辛亥革命以后战火连年不断，兵燹涂炭，从未有过消停的时刻。

众所周知，对瞿秋白一生的评价，与陈独秀类似，多次大起大落，毁誉从人，带有明显的悲剧色彩。在那个风云激荡的时代，他成为被选择的人；而当他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后，却又被自己的政治对手所抛弃；当他终于成为悲壮的革命烈士，却又被和平年代的“再革命”所批判和打倒。其实，他对中国革命所做贡献之巨大，所受待遇之不公，实为中国革命史所罕见。他死于民国，是继陈独秀之后，中共的最高领袖，历时二届，后来又经历无数磨难和非议之后，如今才终于获得了“同志”的称号，其实，按照其本人的话，他自己不过是“一介书生”，在下苟同，“书生”才是他的本色。

回望历史，1923年初，刚从俄罗斯回来不久的瞿秋白，受邀参加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纪念德国共产党创始人 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遇害四周年召开的大会。该研究会由李大钊组织并发起。此时的瞿秋白已被各界视为社会名流。他在这次大会上发表演讲，并放声高唱《国际歌》，使与会者第一次听到了《国际歌》的旋律。可以说，《国际歌》作为红色歌曲传入中国，与瞿秋白的翻译与介绍密切相关。学术界有不少考证，在中国最早公开传唱《国际歌》的人就是瞿秋白，应该是不争的事实。

史料记载，民国时期汉口三教街41号是一栋三层西式公寓，在其第二层有一套房屋，曾是当年共产国际援华顾问洛卓莫夫夫妇的家。1927年8月7日，瞿秋白、李维汉等人分头来到这里，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紧急会议。年仅28岁的瞿秋白，取代了陈独秀，开始主持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因为缺乏革命经验，又从历史中无规律可寻，受苏俄“城市中心”观念的影响，在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共中央政治局领导下，各地相继爆发起义、暴动，几乎都以“攻城”为目标，但均以失败告终，革命力量受到了巨大损失。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很快陷入了“左倾”错误中，刚有起色的中国革命再遭沉重打击。

客观的严峻形势迫使瞿秋白必须思考。寻找正确的革命道路。他提出了以暴动发展游击战争、组织工农革命军和不急于攻城的思想，并且根据中国政治斗争发展的不平衡状况，开始从理论上质疑“城市中心”的概念。这时，瞿秋白虽然没有直接提出武装夺取政权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但他的探索确实沿着这个方向前近了一大步，也是后来毛的理论雏形。然而，对于“左倾”错误，作为中共主要负责人的瞿秋白确实应当承担责任。之后，瞿秋白被党朋打击，横遭贬谪，这是他的人生走向悲剧的开始。

瞿秋白曾在《多余的话》中这样评价过自己：“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一年初，整整五年。我居然当了中国共产党领袖之一，最后三年甚至仿佛是最主要的领袖。我自己忖度着，像我这样的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本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今天的读者或可从这样的作者痛切反思中感悟到，他是一位清醒而又睿智的读书人，或称其为“书生”更为贴切。那样的大时代洪流中，他自己一人无力挽狂澜，似可理解。

如今可读到的历史文献显示，1899年的1月29日，瞿秋白出生于江苏省常州一个世代读书、世代做官的封建大家庭。而瞿秋白的父亲瞿世玮原本既不做官，又不从事生产，在经济上没有分文收入，家中生活全部依赖在杭州做官的四哥瞿世琥接济。家族的没落，让瞿世玮显得手足无措。为了节省几块钱房租，瞿世玮不顾别人歧视，搬到了瞿氏祠堂，“家具衣饰，典尽卖空，借据积下一大叠”。在家庭地位逐渐坠入社会底层的过程中，瞿秋白一天天长大。中学时期的瞿秋白在内忧外患中成长，他把这种郁悒宣泄在书里。

1916年正月初五，贫困让这个家庭走向了痛苦的极点。瞿秋白的母亲因无法忍受贫困生活的逼迫，深夜在家吞火柴头自尽，从此一家星散、东漂西零。父亲远走济南，弟妹们分赴杭州、武昌、北京，寄居在愿意接济他们的亲戚家，依人为生。1917年暮春时节，瞿秋白到了北京，投靠堂兄瞿纯白。他本来是要报考北京大学的。但是当年大学的学膳费用高得惊人，瞿纯白拿不出这笔钱供堂弟入学。就在瞿秋白山穷水尽之时，一个“既不要学费又有‘出身’的北洋政府外交部立俄文专修馆去进”，就这样，瞿秋白终于得到了一个梦寐以求的学习机会。

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描述了当年是如何走上记者之路的，他说北京《晨报》要派通信记者到莫斯科去，来找我。我想，看一看那‘新国家’，尤其是借此机会把俄国文学好好研究一下，的确是一件最惬意的事。于是作为现代中国第一批驻外记者，1920年10月16日，21岁的瞿秋白和同事踏上了前往苏俄的旅程。在旅俄的两年间，瞿秋白笔耕不息，写了四本书和五六十篇（其中遗失十多篇）旅俄通信，仅在《晨报》上发表的就有四十篇，总共约有六十万字，除了采访、考察、研究的时间，平均每天写几千字。《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这两本书是瞿秋白与莫斯科缘起缘兴的文字见证。

在俄罗斯期间，瞿秋白出色地完成了《晨报》所赋予的使命，称得上是一位年轻有为、才华出众的驻外记者，同时他似乎也在冥冥之中找到了救国救民的新道路。此时的瞿秋白，早已不再是一个迷茫的寻觅者，赤都火热的生活，使他的心灵深处发生了急剧的深刻变化，也就是在这一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4年11月27日，上海《民国日报》连续三天刊登了三则启事，第一则，杨之华沈剑龙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脱离恋爱的关系。第二则，瞿秋白杨之华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结合恋爱的关系。第三则，沈剑龙瞿秋白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结合朋友的关系。从那一天起，瞿秋白与杨之华正式结成了夫妻。瞿秋白和杨之华的爱情对当时传统的封建势力，是一次猛烈的冲击。因为杨之华已经结过婚，而且生过一个女儿，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二人的关系。这就是现代中国“秋之白华”之说的历史渊源。

对于文艺研究，瞿秋白一直抱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早在1930年末与丁玲再遇时，他就曾发出“田园将芜胡不归”的感慨。尽管自称是“半吊子文人”，但是瞿秋白对文学是热爱的，这也使他下定决心重回文学领域，他开始参与“左联”的领导工作，与鲁迅交往甚密，从事革命文学运动。30年代初期，是瞿秋白杂文写作成就大，数量集中的时期，他成为鲁迅以外杰出的杂文作家，因为最后写了一篇“多余的话”，受到党朋的唾弃与批判，这段历史被尘封了大半个世纪。

当年，瞿秋白没有随红军“长征”。如今党史研究者有几种坊间推论，一是瞿秋白当时体弱多病，不适应长途跋涉，于是被组织安排，留守“白区”，转入地下“隐秘战线”。二是因犯有“路线”错误，被“罢免”与“废黜”，大权旁落，在党内没有用了，有意扔下。无论是哪一种研究结论，如今无人说得清楚，因为许多细节尚是目前研究禁区，唯有留待今后的历史评说。

1934年2月24日，瞿秋白在福建长汀县濯田区水口镇小迳村附近被捕。随后他在狱中写了一篇近两万字的自传性文章《多余的话》。从语意上看，这篇文章不是写给别人看的，而是作者写给自己看的，是他为自己的心灵而写的。他不需要原谅，他更需要理解。然而，《多余的话》确实流露出瞿秋白当时的心境，他曾经做过总书记的党已经离他而去，远走他乡，他曾第一个在中国土地上慷慨激昂唱过的《国际歌》声已经听不到了，因此他的字里行间不乏消沉情绪。

1935年6月18日清晨，36岁的瞿秋白唱着自己1923年翻译成中文的《国际歌》从容就义，年仅36岁。一篇《多余的话》，招致了身后无穷尽的是非，这是瞿秋白未曾预料到的。就如丁玲曾在《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一文中，为瞿秋白临终前写下《多余的话》而深表遗憾。后来的几十年中，不少人曾经怀疑《多余的话》的真实性，也有人认定这是瞿秋白的“自首书”，难道“自首”了也要被杀害？这也让瞿秋白成为现代中国历史上颇具争议的人物。

上世纪50年代初，《瞿秋白文集》出版时，毛为该书题词，说瞿秋白生前“许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对他，但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并没有挫下来。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毛还说：“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言之中肯，应是公允的评价。与其说他是一位共产党的创始人，共产国际的“革命家”，不如说他是现代中国历史上的一位儒家，地道的读书人或许更为贴切，可与陈独秀等比肩，好不逊色。连他自己都常说，自己不过是“一介书生”。

1945年4月20日，中共6届7次扩大全会作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对瞿秋白作出高度评价，称其“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1955年6月18日，“瞿秋白殉难二十周年”，中共中央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举行瞿秋白遗骨安葬仪式，周恩来亲自将遗骨盒放进墓穴。

当时中宣部长陆定一发言对瞿评价很高，并将报告全文刻在墓碑背面，而且由当年瞿秋白好友周亲自题写。1950年，《瞿秋白文集》出版时毛亦题词：“瞿秋白同志死去15年了，在他生前许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对他，但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没有挫下来。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这段语录应为信史。

时光流逝，到了1962年，孰料对瞿秋白的评价突然发生重大变化。那一年香港出版的《瞿秋白传》里首次公布了瞿秋白临终前写下的《多余的话》，京城大刊《历史研究》上登载了戚本禹《评李秀成自述》，最高领袖看到了，他索性把这些内容与函待处理“党内叛徒问题”联系起来，于是便有了当年流传甚广的“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终，不足为训”的最高批示。这下问题的性质就严重了，对瞿秋白的历史评价开始了大起大落。（下图：瞿秋白之女瞿独伊与女儿女婿在一起）

其实瞿秋白《多余的话》无非是多讲了几句真话，多谈了些他的个人感受，从本质上说瞿秋白毕竟是个文人。正如他在《多余的话》所说：“我是一介书生，把我推到领袖的地位上，这是历史的误会。”于是，在上世纪“文革”初期，瞿秋白从“无产阶级革命家”，突然变为“贪生怕死的叛徒”，其在八宝山的坟墓被红卫兵掘开，挫骨扬灰，就连其父母坟墓也被铲平，其家人亲友均遭株连。这与文革后指责“四人帮”，导致瞿秋白死后受辱，完全扯不上关系。

1990前后，陆定一称：“我在延安当党中央宣传部长的时候，就从国统区的报刊中看到《多余的话》，说是瞿秋白在国民党监狱中写的遗书。我当时认为，秋白同志对革命是忠心耿耿的，他严辞拒绝国民党的劝降。而这篇遗书情绪消沉，和秋白同志的精神、性格迥然不同，恐怕是国民党伪造的。”言之灼灼，这一推论不无道理，大半个世纪以来对其的评价，如同对陈独秀，张闻天等，掺合了太多的政治色彩，太多的个人恩怨，说是误导和误读，应该无不道理，随着那一代人已经作古，恩怨逐渐消解，如今都已开始反转过来，就是明证。

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国内官媒和学术研究领域对瞿秋白一生的评价又有了新的提法，说他是“好人”的多了起来。还拍摄了正面评价并颂扬瞿秋白的几部电影故事片和电视连续剧。例如电视剧《百炼成钢》中有一对惊世骇俗的传奇情侣，就是瞿秋白和夫人杨之华。这是一部悲壮史诗，其基调壮怀激烈，豪迈恢弘，但也不乏细腻委婉的情感篇章。剧中对瞿秋白和杨之华，向警予和蔡和森等红色恋人都做了精美的描述。让观众在欣赏雄强交响的同时，也品味了唯美的抒情小调，更深地理解了当年“革命人”的丰富情操。其中对瞿秋白夫妇的表现更为细腻，让观众形象地看到了一对传奇情侣的感情世界和多彩人生。

另一部电影叫《秋之白华》，讲述瞿秋白与妻子杨之华的凄美爱情故事。因为爱情和信仰，他们二人走到了一起。没有相守一生的承诺，没有丰富多彩的物质生活，他们就是相互依傍着，走过十年风雨。对彼此而言，这都不是他们的第一次婚姻，瞿秋白甚至是当代世俗话语中的“第三者”。但他们的爱情在人们心中，特别是在有民国情结的人心中，依然是那样的圣洁而高贵，着实是一对令人想往的神仙情侣。

瞿秋白是宝贝女儿瞿独伊的养父，但视如己出。接送女儿上下学，陪伴女儿玩耍，美好的时光总是那样的短暂。让我们非常庆幸的是，当年那位与中国党同年诞生、沐浴了瞿秋白伟大父爱的女娃儿，如今还健在，已100岁高龄，衷心祝愿老人家健康长寿，好人一生平安。（参见下图，瞿独伊在电影《秋之白华》首映式上发言。）

瞿秋白在生命的最后时光，最为留恋的，依然是最亲的爱人和是他们的女儿。他愿爱人“从此厌恶我，忘记我。”还留下一份“莫痴候”的嘱咐，他在天堂替女儿及“这美丽的世界的欣欣向荣的儿童”祝福。由此可见“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这句话的江湖大德胸怀。

这里辑录一个小插曲，瞿秋白生前曾送给他的好友，著名翻译家，文学史家郑振铎先生两方石印，作为新婚贺礼，可见他们的交情非同一般。1949年10月郑担任过第一任中国文化部副部长，可惜几年之后飞机失事遇难。这两方石印是郑振铎先生亲手刻制的第二套，最早的一套是瞿秋白向杨之华表达爱意时，就把两人的名字刻在了一方印中，“秋之白华”为瞿秋白和杨之华合用的“鸳鸯印”，即电影《秋之白华》的名字由来，“秋白之华，秋之白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是那个时代何等浪漫的“革命人”情怀！

如今可查阅的历史文献是，1980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了转发中纪委《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就义情况的调查报告》的通知，结束了对此案的复查工作。该“报告”明确宣布：“ 《多余的话》文中一没有出卖党和同志；二没有攻击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三没有吹捧国民党；四没有向敌人乞求不死的意图。”另一段写道：“客观地全面地分析《多余的话》，它决不是叛变投降的自白书。”标志着对从1964年就开始罗织的“瞿秋白自首叛变案”的正式彻底平反。

1982年9月，中共召开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纪委在向十二大的工作报告中说：“对所谓瞿秋白同志在1935年被国民党逮捕后‘自首叛变’的问题，重新作了调查。瞿秋白同志是我们党早期的著名的领导人之一，党内外都很关心他的问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经过对他的被捕前后的事实调查，证明瞿秋白同志在被捕后坚持不屈不挠的斗争，因而遭受敌人杀害。”从“瞿案”的起源、定性到最后平反，可以清晰地看到“权利”与“历史”交织在一起的错综复杂关系。俗语中有句“往事一杯酒，都付笑谈中”，而伴随着这样的笑谈，茶馆或饭桌上有着说不尽的无奈与感叹。

关于瞿秋白的一生是非功过，如今更有不少学术界的考证，有无数纪念文章。他生得清楚、活得坦荡、死得明白，定格之形象是如此的清晰透明，透明得无一丝杂质。作为中共早期领导人，他生前遭受排挤打压，死后遭到批判打倒。作为一介书生，他所受待遇之不公，又是如此的罕见悲壮，悲壮得让人心疼。今天再读《多余的话》和《瞿秋白传》，一个被冤枉的读书人跃然纸上。如同陈独秀一生所遭受的不白之冤，估计现在60岁以上的国人中不少还认为他是“叛徒”，是那个年代我们这一代人所接受的红色教育所致，刻骨铭心，也不怪他们。为瞿秋白正名，彻底还他一个清白将是长期渐进的过程，或许还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作为文革后的七七级后辈学子，谨以此文，作为我献上的一束小白花，祭奠这位英年早逝的现代中国书生。

2021年7月3日星期六修订于加拿大温哥华迷迭香园

图片说明：上世纪1955年6月18日，瞿秋白的遗骨从福建长汀迁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的安葬仪式，周主持，陆定一作生平报告。老照片中有周，董必武，陈云，彭真，康生等党国大佬。

以上是1989年中国人民邮政发行的瞿秋白诞生九十周年纪念邮票，二枚一套，面值8分和20分，作为国家名片，构图美观大方，清新脱俗。现代中国历史上，但凡能够有资格上邮票的人物，大多都是在历史上留下了光辉一笔的时代俊杰，受到人民的追忆和怀念。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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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宜川 ——

加拿大华裔历史文化学者，加拿大枫叶出版社社长。四川师范大学外语系七七级毕业，曾在原成都科技大学外语系及四川大学外语学院教书多年，后赴澳大利亚留学。移民加拿大后，以治学为生，研究兴趣广泛，涉及语言学，翻译学，释义学，哲学，逻辑学，符号学，人类学，历史学，世界文明史诸领域。中英文著述丰富，撰写有历史文化散文逾600篇。现为北美多家华文报刊专栏作家。近年来与国内及港台数所大学开展学术交流，常回国讲课，并受聘为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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