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洋科学“官科”共同体

Original 赵华至简之道001 2022-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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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官科”，即公帑供养之体制内“西洋科学”学术垄断人员共同体。因为是体制内官家公帑供养，故曰“官”。因为研究的并非中华传统学术，而是“西洋科学”，故曰“科”。因为该类学术垄断人员动辄抱团“霸学”，号称“科学共同体”，故曰“学术垄断人员共同体”。

由此“定义”可知，虽为公帑供养体制内研究人员，研究的也是西洋科学，但並不搞学术垄断，并不排斥体制外民间学术研究的“理工”科学研究人员等，就不是“官科”，可称为“官学”。

例如周朝王家守藏史（王家图书馆馆长）老子是“官学”，就不垄断经史学术，对孔子之“民学”持开放接纳态度。例如唐朝太医署是“官学”，就不垄断医学，非但将魏晋“民学”皇甫谧所著《针灸甲乙经》用作官学教材，还力邀“民学”道士药王孙思邈与“官学”合作，于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编就世界第一部国家药典《唐新本草》。例如我朝人民卫生出版社是“官学”机构，却在1970年代专门出了个“民学”学刊《赤脚医生杂志》，等等。

在我国历史上，“民学”之巨大文化贡献决不亚于“官学”。例如“兵圣”孙武，写出《孙子兵法》时只是个“民学”隐士。例如《伤寒论》千古“医圣”作者张仲景，完全是个自学成医的“民学”。例如明代数学巨匠王文素，写出了中国古代数学巅峰之作《算学宝鉴》，却只是个“民学”晋商。例如晚明天文数学家和音乐家朱载堉被称为“律圣”，发明了十二平均律音乐理论，但他只是个朱明皇家之“民学”富贵闲人。例如明末宋应星刊发其“世界首部工艺百科全书”《天工开物》时，也只是个不务正业的“民学”县学教谕。

中国古代的学术传统一向是“英雄不问出处”，唯才是认，唯真理是认，从不讲究啥“官学”、“民学”。直至民国时期，初中毕业自学成才的华罗庚，也会被破格任用为清华大学讲师，最终成为世界级数学大师。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更是文史哲、军事学、政治经济学等众多学科全球超一流学术伟人，却只是个入不了“官科”法眼的“民科”中专生，哪一个“官科”的成就比得上他老人家？

所以，眼下甚嚣尘上的“官科”对“民科”鄙视链，完全是跪舔机械唯物主义“西洋科学”的产物，毫无道理。尤其在生物医学及所有“社会学术”领域，非辨证的机械唯物主义西洋科学纯属“伪学”，从根基上就不成立，早已沦为欧美金融垄断资本屠掠全球的邪恶工具。

例如小崔来沪质疑转基因食品安全性演讲时，复旦大学某生物学教授气势汹汹赶来砸场子，声称转基因食品安全性“可靠”，乃“科学共同体”之共识。结果小崔问他转基因食品中转了几个基因，他却卡壳答不上来，当场出了丑。其实所有“声称安全”的转基因食品毒理试验都是造假之欺诈。

再如站在欧美利益立场的柴静采访古代气候学家丁仲礼院士时，不满于丁院士对欧美碳减排“科学依据”的质疑，说那是国际“主流科学家”的共识。丁院士反驳说：“科学有主流吗？科学真理是人多说了算吗？”柴静继续犟嘴说，我们都相信“科学实验数据”。丁院士立刻回怼：“不是实验，是计算机模拟的！”柴静这才哑巴了。

其实，哪怕做了实验，其“统计数据”也有无数造假猫腻。例如转基因食品毒理试验及西药、疫苗临床试验等，就可用各种理由将出了问题的受试对象剔除，只留下没出问题的，从而炮制出“漂亮”的“安全”数据，进行“科学欺诈”，如劣迹斑斑的美国转基因投毒巨头孟山都公司和毒苗巨头辉瑞公司等。

40多年来，我国“官科”与欧美“官科”彻底“接鬼”，除大部分理工学科外，生物医学及文史哲政经等所有“社会学术”领域，非但毫无建树，反而祸国殃民，早已成为“学术重灾区”，若不全面清理这些“官科”学术剧毒垃圾，重建“中华辩证系统学术体系”，唯才是认，唯真理是认，大力扶植反对西洋科学垃圾之“中华民学”，国家必被“西洋科鬼”玩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