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一篇情绪化的爽文，而是理性的分析为什么“判买家三年，帮孩子回家"，才能实现刑罚功能、结果、正义的多赢。
电影《亲爱的》原型孙海洋找到被拐14年的儿子孙卓，引发媒体和网友持续关注。12月14日，回到深圳的孙海洋夫妇告诉记者，孙卓已经明确表示愿意回到家人身边，转学到深圳读书。这几乎是让被拐卖的孩子认亲成功之后，你能想象的最完美的大团圆结局了。孙卓的亲生父母的家庭是富裕而美满的。孙卓的姐姐孙悦，在南洋理工大学留学读博士，网上有她在欧洲旅游的照片。孙卓吃饭的时候，他的弟弟孙辉买了礼物送给他，辉谐音是回，希望孙卓早点回家。孙辉虽然只有七、八岁，但也很有礼貌，多才多艺。显然，这背后是孙海洋的赚钱能力，他在深圳站稳脚跟，以中产家庭的标准，养育两个孩子。毋庸讳言，这对于孙卓是有吸引力的。当年购买他的“国某立”夫妇，在聊城阳谷县经营日用百货生意，显然在经济上无法与孙海洋相比。孙卓已经18岁了，这次去深圳，是他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坐高铁。更重要的是，孙卓当年丢了，他在找寻儿子的过程中，也没有忽视女儿的教育，没有重男轻女。这背后是更先进的理念，在经济支持下，更充裕的爱。这些对孙卓也是有吸引力的。有这样一个段子：吃晚饭时，父亲突然抬头跟我说：我今天帮你拿了块地……长久以来的一个念头突然冒了出来。“我就知道我其实是隐形富二代，之前的贫困都是家里为了磨砺我，现在，他们终于肯让我大显身手了！”我强忍住内心激动，用尽量平和又不经意的语气问到：“哦，哪块地？”“顺丰快递”。段子很尖酸，但人性灰暗复杂，而只有直面人性，我们才能发现那些不被人注意的真问题。并不是所有找回被拐孩子的家庭，都有孙海洋这样的能力，能与购买孩子的家庭能形成这样鲜明的对比。他们除了亲情，没有更多的东西提供给孩子，来吸引孩子回归家庭。更多的情况是，找到孩子，只是另一种失去孩子的开始。
更悲惨的是，因为他们对孩子的情感，他们不但会继续失去孩子，而且，在道歉还未到的时候，却被迫原谅。养恩并不足以宽宥“养父养母”的罪恶。养恩大于亲恩，这话没错。但这里的养恩，应该有一个善意的前提，光明的开端，而不是从人贩子手中购买。购买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已经是实现自己“要一个男孩”的目的。孩子，不再是亲生父母眼中毫无条件的“只要是自己的孩子”，而变为“一定要是男孩”，孩子已经被物化。照顾得很好，甚至比养父养母亲生的女孩待遇都好，不过是物化之后，更金贵的物件而已。当然，长期的生活一定会产生感情，但世人需要明白的是，这份感情的开端是物化的、残酷的。在这份感情中，孩子的感受、情绪需要被照顾，但养父养母的感受、情绪，不该被同情、被原谅，无论从立法、还是常识角度，都没有被照顾的逻辑余地。所谓内疚、道歉，通常来说，一定要有一种表达的形式，比如语言上道歉，经济上的补偿。但是，孙卓的“养父养母”现在并没有这样做，反而是推脱、各种借口，以及通过孙卓对孙海洋夫妻进行情感上的绑架、讹诈。孙卓说出了“养父母被判刑自己会生气”的话，这让很多人吃惊。但这并不难理解，这或许是他的直觉反应，也很可能早在回家之前，就有人反复教过他说这句话了。用情感去绑架法律，实质就是向亲生父母施压。面对这种施压，面对所谓“待孩子还不错”的观点，亲生父母还能说什么？只能认了，心有不甘，也只能认了。所以，郭刚堂、孙海洋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让孩子回到“养父养母”身边，是岁月积淀的人生阅历与智慧告诉他们最好选择，这里面，有宽恕与包容，但更多的是这种隐秘的软性强迫机制之下的无奈之举。如果孩子已经成年，已经作为一个人格、权利，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法律与社会，能做得不多。但如果孩子是未成年人，社会与法律，有不有可以做的空间？孩子可以有各种选择，但帮助孩子回归亲生家庭，首先是当年购买者的义务。2015年11月1日起开始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九）将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条第六款修改为：“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从轻处罚；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那么，这个“不阻碍”，是否可以以孩子是否回归亲生家庭来做一个定性的判断，作为一种从轻处罚的前置条件？偷了东西要退赃，如果不能退回财物，就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承受更重的刑罚。如果孩子没有选择回归家庭，他的亲生父母就永久的失掉了这份情感。这就相当于当年被偷的东西，永远的被消耗掉了。那么，付出更大的代价，从重处罚，在逻辑上也是合理的。这种逻辑，也可以帮助亲生父母不受买家父母，通过孩子进行情感讹诈，逃脱刑责。如果买家父母拒绝做出这种努力，法律能不能让未成年的孩子，跟随亲生父母居住一段时间？作为极端形式，如果“买家父母”双双入狱，孩子自然应该跟随亲生父母生活。现在“买卖同罪”的呼声很大，不过，某种程度上，其实是指向的“买家有罪”。在中国社会中，社会情绪对法治的影响一直很大。比如“民愤极大、从重从快”、“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等话语，在中国的法治历史上屡见不鲜。在当下社会中，很多时候，社会情感成为了更严苛立法的推动力，而在另一些时候，社会的宽容之心，又会阻碍执法。刑罚的作用就是威慑，它既不该用来满足公众的复仇之心，也不该用来满足公众的宽容之心，刑罚有着自身的目的与原则。“买者入罪”，并不是为了实现大众朴素的正义观，而是的确符合刑罚的功能。从刑罚的功能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目的。第一是改造论，刑罚可以使犯罪人改造，悔过自新，避免再次犯罪。第二是报应论。犯罪分子接受刑罚，亲身承受犯罪带来的恶果，作为他犯罪行为的一种报应。报应论包含着代人复仇的意味。现代社会不允许私人复仇，刑罚就代为复仇，满足家属的复仇心理，这也称为刑罚的安抚功能、报复感情平息机能。第三个目的是预防论。这个学说认为，刑罚是为了对将来犯罪的预防。一是对具体的犯罪分子形成威慑，避免今后再犯。另一个则是，在社会层面，向社会传达价值观，给社会公众以心理上的警示，预防未犯罪的人走上犯罪道路。这就是“威慑其他人要引以为戒”的逻辑机制。首先，从刑罚的改造功能看，养父养母不会再犯，对个人威慑的意义不大，甚至改造的意义也不大了。其次，从刑罚的报应功能看，买家入刑，是合理的。养父养母当年买这个孩子时，有着明显的残忍恶意，他们知道这个孩子后面，一定有一个家庭一生的悲痛。他们对孩子的善，并不足以弥补这种恶。孩子幸福的一生，本身就是他应得的，而现在，他与他的亲生父母，都不得不面对一个纠结的人生。既然恶果还在延续，当年的恶意恶行，自然应该付出代价。报应的另一面，是安抚家属，平息感情的功能。郭刚堂、孙海洋他们承受了多年的失子之痛，而在今后的岁月中，他也无法再寻回一个正常家庭情感之下的儿子。这段感情、这段艰辛，需要法律去抚平。第三，从刑罚的预防功能看，法律应作为不作为，就会向社会传达“只要躲过法律的时间足够久，买孩子就不用负责”的错误观念，极大的损害了刑罚的威慑犯罪功能。就不能震慑想买孩子的人，“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需求制造供给，有人收买被拐儿童，人贩子就会处心积虑地拐卖儿童，还会有无数个孙卓。所以，买者不入罪，就是放任被损害者承受不公；造成社会威慑功能的下降，导致潜在的新悲剧发生。而且，这还将直接促使新的人伦悲剧发生。买家不入罪可能性的存在，就会被处心积虑的利用。当年被拐卖的孩子，会基于不成熟的心智，情感，向自己的亲生父母施压，亲生父母还得违心的出具谅解书。于是，施害者得意洋洋的逃过惩罚，当年的受害者如今成为“帮凶”，被损害的亲人之间相互为难。这时的法律，不仅未能保护受害者，更是在制造新的不公与人伦惨剧。刑法规定的刑罚，可以分为两部分。对于购买孩子的行为的刑罚可以由两个部分组成，一个部分是亲生父母可以出具谅解书进行谅解的，这对应刑罚的安抚功能、报复感情平息机能。另一个部分，是亲生父母出具谅解书也无法抵消的，这对应于刑罚的威慑、预防功能。购买孩子，不仅侵害的是亲生父母的权益，也是侵害社会法益，对社会大众的侵害，这一部分，公众可以选择不原谅。这一部分，不用太长，三年以下都是可以的，这不至于让买家父母狗急跳墙。也足以给孩子创造一个回归的时间段。郭刚堂、孙海洋可以宽恕，但法律却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一定要为他讨回他应有的公道。这种“我虽原谅，但我无法干涉法律”的法律局面，也能为他们今后的生活开辟出更多的可能性。比如，养父养母进监狱了，三年，亲生父母求情也没用，这不是他们能干预的。那么，孩子也不会抵触，最合适的选择，就是和亲生父母一起生活三年。所以，法律的严格与亲生父母的宽恕，可以并行不悖。这不但可以实现刑罚本身的功能，也能避免亲生父母被“养父养母”实行情感讹诈。法律不必多做，只需严格执法，就能给亲生父母与孩子撑开重建亲情的空间，实现法律的严肃性与人道性的双赢。除了法律，学校、政府相关机构、社会组织，也可以提供一定的帮助，帮助这些被拐卖的孩子，做出正确的选择。当下随着DNA技术、大数据技术、更小网格的人口管理技术的不断深入，更多的当年被拐儿童会被找到。这些家庭，这些孩子，都需要帮助，应该有一个系统性的办法，来解决他们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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