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常僑居是山，不忍見耳

1978年10月我第一次回到中國大陸，離開出國的時間已整整二十九年了。從東京飛北京那幾個小時，心情真是有說不出的激動。那正是我的"中國情懷"全幅流露的時刻。但是飛機降落在北京西郊，縈回在我的腦際卻是丁令威化鶴歸來的神話，那時我才真正體味到"城郭如故人民非"的意思了。我們是代表美國官方的學術訪問團體，接待我們的當然也是中國官方的學術界。接待的熱情和誠懇是令人感動的，可以說做到了"有求必應"的地步。但是既屬官方交往，"官腔官話"彼此都是無法避免的。這種情況對我來說，卻真感到有些"難以爲懷"了。後來承接待人員的好意，讓我有充分的機會和家人親友相聚，聽到了無數驚心動魄的故事，當然也更加深了化鶴歸來的感受。

余英時先生

這次我們的代表團在中國先後旅行了整整一個月。我們的任務是訪問漢代遺跡，所以足跡所至大致以"秦時明月漢時關"爲主，在洛陽、西安、蘭州、敦煌、昆明、成都等地各停留了兩三天。在旅途中，我特別察覺到我自己的心情與同行的美國朋友們迥然不同。他們所全神貫注的是怎樣通過這次訪問來改進他們的專題研究，或證實或修正他們已有的"工作假設"。中國對於他們只是一個客觀研究的對象。我雖然也有此客觀的一面，但是我的心情主要是一個千載後的子孫來憑弔祖先所踏過的足跡。從西安到敦煌這一段火車行程尤其使我神游於千載之上，時時體念到漢唐時代的祖先怎樣開拓了這樣一個規模弘大的國家，創造了這樣一個延綿不絕的文化。我的心情不但與美國同行者完全不同，甚至和伴隨我們的中國朋友也截然異趣。這是因爲他們的歷史意識己相當徹底的政治化了。他們透視中國史所運用的一些概念範疇，如"奴隸"、"封建"、"階級鬥爭"等，對我而言是非常陌生的。例如在西安霍去病墓前，我們看到著名的"馬踏匈奴"的西漢石雕。但是這個石雕的正式名稱卻變成了"馬踏匈奴奴隸主"。

我們再三地端詳，始終無法看出馬足下那個模糊不清的匈奴具有何種社會身份。這個標籤也許和"民族政策"有關，但是這畢竟是歪曲歷史遷就政治現實。我想如果古人一旦復活過來，他們無論如何也認不出現代史學家所描寫的便是他們當年所實際生活過的中國了。

二十年前我曾研究過漢代的中外經濟交通，河西走廊正是我的研究重點之一。但當年只是紙上談兵，對這條"絲路"並沒有親切的認識。這次從西安經蘭州去敦煌才使我瞭解祖先創業的艱難。這是程伊川所謂的"真知"。在蘭州至敦煌的途中，我有《河西走廊口占》一詩。詩曰：

昨發長安驛，

車行逼遠荒。

兩山初染白，

一水激流黃。

開塞思炎漠，

營邊想盛唐。

時平人訪古，

明日到敦煌。

詩不足道，但可從其中看出一點我的"中國情懷"。

從敦煌回來，要在清晨3時左右乘汽車趕到柳原。殘月在天，在橫跨戈壁的途上先後遇到多起駱駝車向敦煌的方向行進，也許是趕早市的村民吧。我當時不禁想到：這豈不是兩千年前此地中國人的生活寫照嗎？除了我們乘的汽車，兩千年來的敦煌究竟還有些什麼別的變化呢？至少以這個地區而言，漢代的敦煌是比今天要繁榮熱鬧得多了。我的"中國情懷"禁不住又發作了，這也有詩爲證：

一彎殘月渡流沙，

訪古歸來興倍賒。

留得鄉音皤卻鬢，

不知何處是吾家。

限於訪問團的性質，我們的行程基本上不包括我少年時代所熟悉的江南。其中雖預計在南京停留一天，訪問紫金山的天文臺，但又因班機延誤而臨時取消了。以我們的學術任務而言，此行可謂了無遺憾，即以開擴眼界而言，此行也收穫至豐。但是失去重到江南的唯一機會，對我個人而言，則實不勝其惆悵。所以在離開北京的前夕，我曾寫下這樣幾句詩：

鳳泊鸞飄廿九霜，

如何未老便還鄉。

此行看遍邊關月，

不見江南總斷腸。

這顯然又是我的"中國情懷"在那裡作祟。

儘管二十九年後化鶴歸來，發現"城郭如故人民非"，我的"中國情懷"不但未曾稍減，似乎反而與日俱增。正因如此，我才不能忘情於故國，而往往要以世外閒人，與人話國事，說些於己無益而又極討人嫌的廢話。我曾屢次自戒，而終不能絕。周亮工《因樹屋書影》卷二記載了他的朋友所說的一段佛經上的故事。這個故事說：

昔有鸚鵡飛集陀山，乃山中大火，鸚鵡遙見，入水濡羽，飛而灑之，天神言："爾雖有志意，何足云也？"對曰："常僑居是山，不忍見耳!"天神嘉感，即爲滅火。

周亮工的朋友接著發感慨說：

余亦鸚鵡翼間水耳，安知不感動天神，爲余滅火耶！

這個美麗的故事雖出於印度，但顯然已中國化了。"知其不可而爲之"，"明其道不計其功"，"只問耕耘，不問收穫"，這些話和上面那個神話在精神上不是完全一致的嗎？不過不及神話那樣生動感人罷了。大概"常僑居是山，不忍見耳"幾個字可以說明我在這一方面的"中國情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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