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人记载的玉门关在今玉门市
丝绸之路是沟通中外的纽带,在丝绸之路行走的不仅有中国人,还有外国人。不仅中国人记载了玉门关,外国人也记住了玉门关。有的外国人记载的玉门关不仅可信,而且特别珍贵。本文所说的一则记载,源自五代时期到中国的阿拉伯人阿布·杜拉夫·米萨尔·伊本·穆哈黑尔(Abū Dulaf Mis′ar Ibn Muhalhil),他记载了唐宋之间的玉门关。
一.穆哈黑尔行纪的门卡、门卡山谷
英国著名学者亨利·裕尔(Henry Yule),在他的名著《东域行程录丛》第七章《蒙古时代以前有关中国的文献资料》,特地提到伊本·穆哈黑尔的游记。穆哈黑耳,在布哈拉的萨曼王朝的伊斯梅尔汗(Nasri Bin Ahmed Bin Ismail,914—943年在位)宫廷任职,中国皇帝沙黑尔(Kalatin-bin-ul Shakhir)遣使,商量中国公主和伊斯梅尔汗的王子诺亚(Noah)婚事,穆哈黑尔护送中国使者回国,访问中国,留下了游记。虽然原书不存,但是阿拉伯地理学家雅库特(Yākūt)在伊斯兰历617年(西元1220年)、卡兹维尼(Qazwini)在伊斯兰历667年(西元1268年)的著作都有引用。
裕尔在他的书中附录第十二篇,简要摘录了穆哈黑尔的游记。裕尔指出,书中的一些地名难以解释,或者看起来绕道,或者不像是汉语地名,比如游记说中国的都城是Sindabil,读音接近马可波罗所说的成都Sindufu,但是成都不是中国都城。[1]
穆哈黑尔的游记,好在路程不仅记载详细,还有明确天数,可以计算他的记载是否正确。法国学者费瑯(Gabriel Ferrand)的《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收有雅库特(Yākūt)的《地名辞典》,详细节录穆哈黑尔的游记,此书有汉译本。
前段路程多有绕道,或许是原文有误,或许是铺陈太多,未到那些地方。从于阗(Khatiyān)开始清楚,其后是Pima,即玄奘所记的媲摩,马可波罗所记Pein。再到Kulaybu,应即下文《马卫集》所说的克里雅(K.rwyā),在今克里雅河岸,洛杉矶图书馆抄本《马卫集》作Kirūbā,伊朗伊斯兰议会抄本《马卫集》作Karūyā。[2]Kulaybu稍误,位置大体符合。
再到门卡,是沙漠中的一座城郭,由中国国王的士兵守护,需要前往中国的通行证,无疑是沙州,或者是沙州西部的阳关。从上下文来看,应是沙州。因为如果是阳关,不应不提沙州城。沙州和阳关距离很近,不影响我们在下文计算玉门关的位置。
其实穆哈黑尔游记,上文还说到不少在沙漠中的城市,此处特地强调沙漠中的关卡,很可能就是在解释沙州名字的由来。
穆哈黑尔说,在此地旅行三天,受到中国国王的招待。来到了门卡山谷,裕尔书的译本是Wadi ul-Makam,使者要求入境许可,花了三天时间,穿过山谷。出了山谷,又走了一天,到了中国的都城Sandābil。
我以为,穆哈黑尔所说的第二个门卡,在山谷的门卡,正是唐宋之际的玉门关,在今玉门市东南的黑山和祁连山之间,所以称为门卡山谷。这里是瓜沙政权和甘州回鹘之间的边界,所以需要再次获得许可。
从敦煌西部到今玉门市东南的玉门关,正是三天路程,再到甘州(今张掖),正是甘州。敦煌所出北宋初年到印度取经僧人的《西天路竟》:
灵州西行二十日至甘州,是汗王。又西行五日,至肃州。又西行一日,至玉门关。又西行一百里,至沙州界。又西行二日,至瓜州。又西行三日,至沙州。
此处说从甘州到玉门关是六天,这是慢速的天数。从玉门关到沙州也是六天,说明玉门关正是在甘州和沙州的中点。
而穆哈黑尔说沙州城到玉门关是三天,玉门关到甘州是四天,说明玉门关也差不多在中点。所以穆哈黑尔说的门卡山谷,就是玉门关,在今玉门市东南的黑山之南。
穆哈黑尔说门卡山谷是世界上最美丽、最宏伟的山谷,无疑是因为玉门关的南面是连绵不绝的祁连山,非常高大。这就证明玉门关不可能在黑山东北的石关峡,使者是走河西走廊的大路。
二.Sandābil是张掖
穆哈黑尔说中国的都城:
我们俯视了散达比尔(Sandābil)城,此乃中国京都:宫廷所在地……这座城如此之大,以至于穿过该城要走一天的时间。城中有六十条街道,条条通向宫廷。我们来到一座城门,发现城墙高宽均有九十腕尺。在城墙顶上,有一条河,分成六十股水,每股水流向一座城门,每股水经过一个磨坊,在磨坊下面,流水绕弯而出,再进入另一个磨坊,从该磨坊出来,水就流向地面,其中之一半流出墙外浇灌花园,另一半则流向城里,供城市居民用水。这股水(经一条街流向宫廷)之后,(水)再经过相对的一条街,(最后)流到城外去。这样一来,每条街便有两股水,流向恰好相反:一股从城外流向城里,供给饮水;一股从城里流向城外,带走(居民)的垃圾废物。该城有一所很大的祈祷之寺庙,这里有重要的行政机构,有完整的法律。据说,他们的祈祷寺比耶路撒冷的清真寺还要大,里面有供像、肖像、偶像和一尊很大的佛陀像。[3]
裕尔说是成都,自然不确。马夸特(Marquart)说是甘州(今张掖),本来正确,因为张掖就有西夏所建大佛寺,马可波罗《游记》说到甘州(Campicion)佛像最大的高十步。
岑仲勉认为是山丹县,读音接近Sandābil,山丹城西有明代的大土佛寺,《新唐书》卷四三下记载,唐高宗总章元年,思结部之卢山都督府与蹛林州,改隶凉州,说明回鹘原来散居在甘州、凉州之间,正是山丹县。[4]
我认为岑仲勉的证据全部不能成立,山丹县不是甘州回鹘的都城,岑仲勉拿唐高宗时期的一个思结部改隶凉州,论证完全不能成立。首先,思结部仅是回鹘的一支,还是别支。其次是回鹘人开始散居在甘州、凉州之地,不是甘州、凉州之间的山丹县,而是很多地方。第三是唐高宗时期和五代的年代相差太远。总之,岑仲勉为了迁就山丹的读音,不惜牵强附会。
考证地名,也不能仅根据读音。如果根据读音,成都也接近,但是显然不能成立。其实张掖的古音也接近Sandābil。山丹县的大土佛寺是明代建立,时间远远晚于张掖的大佛寺。
岑仲勉说,穆哈黑尔所说的沙漠中的关口,是唐代的玉门关,此说不确,唐代的玉门关在今瓜州县东部,不在沙州。岑仲勉要把沙州的关口东移到瓜州的东部,才符合山丹之说。
岑仲勉说,穆哈黑尔记载的是坎儿井,我认为也是误会,这里所说的就是高处引水,不是坎儿井。
三.河西道路畅通的政治原因
曹议金扶植女婿甘州回鹘可汗仁裕,约在927到960年在位,又名顺化可汗、奉化可汗。[5]岑仲勉认为,穆哈黑尔到达中国时的国王名为Qalin,对应突厥语的多,也即仁裕。我认为此说可从,因为时间吻合,符合情理。回鹘内乱之前,也有可能求婚于萨曼王朝,对抗归义军张氏。
甘州回鹘在920年发生内乱,归义军曹议金派军征服甘州回鹘,敦煌文书《浑子盈貌真赞》说到:“东收张掖,左入右穿。玉门破敌,血满平田……肃州城下,擐甲冲先。天何不祐,魂归逝川。”说明他曾经攻入甘州,血战玉门,战死在肃州(今酒泉)城下。
敦煌文书《儿郎伟》说:“河西是汉家旧地,中隘猃狁安居。数年闭塞东路,恰如小水之鱼。今遇明王利化,再开河陇通衢。太保神威发愤,遂便点缉兵衣。略点精兵十万,各各尽擐铁衣。直至甘州陈下,回鹘藏举无知。”说明在此前,河西走廊的道路不通畅,此后再次通畅。
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七四,引后晋天福三年(938年)高居诲出使于阗的行记:
自凉州西行五百里至甘州。甘州,回鹘牙也……西北五百里至肃州,渡金河,西百里出天门关,又西百里出玉门关,经吐蕃界。吐蕃男子冠中国帽,妇人辫发,戴瑟瑟珠,云珠之好者,一珠易一良马。西至瓜州、沙州,二州多中国人,闻晋使者来,其刺史曹元深等郊迎,问使者天子起居。
很多人误以为此处的百里是真实数字,我认为不是真实数字,对比《西天路竟》,甘州到肃州正是五天,肃州到玉门关正是一天,古人一般一天走一百里,所以此处的一百里其实是指一天,不是真正是一百里。此处的天门关是玉门关,在今玉门市东南的黑山之南。再西一天,到玉门关,应是唐代的玉门军,在今赤金镇。
高居诲出使的时间,正是归义军和甘州回鹘友好时期,也是穆哈黑尔东来前后,可以证明在今玉门市东南有重要关口。天门关的名字,可能是为了区别玉门军的玉门关。天门关的名字,符合山谷的自然特征。此时,玉门军已经为吐蕃等族占据。所以到了宋代,玉门军的玉门关不存在。黑山之南的天门关,改称玉门关。北宋曾公亮《武经总要》说的肃州之西七十五里的玉门关,就是黑山之南的玉门关,这里的七十五里是测量数字。
总之,阿拉伯人记载的唐宋之际山谷中的关口,正是曹氏归义军和甘州回鹘国之间的玉门关,在今玉门市东南的黑山和祁连山之间。
[1][英]H. 裕尔撰、[法]H. 考迪埃修订、张绪山译:《东域纪程录丛》,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07—108、216—227页。
[2][伊朗]乌苏吉著、王诚译、邱轶皓校:《〈动物之自然属性〉对“中国”的记载》,《西域研究》2016年第1期。
[3][法]费瑯辑注、耿升、穆根来译:《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37—240页。
[4]岑仲勉:《中外史地考证》,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416—431页。
[5]杨富学、朱悦梅:《甘州回鹘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93页。
编辑:程晨 审核:王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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