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盘2019：九大趋势，看中国律所的破局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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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阳

来源／法律品牌观察

2019年是中国律师制度恢复40周年，这一年注定不平凡。法律品牌观察旁观行业风云变化，在细枝末节间梳理整个中国法律服务行业的发展趋势。一年时间尚短，难言大势如何，但凡事起于微末，一年时间又可见端倪。

年关将近，法律品牌观察为大家复盘2019，探究那些当见而未见的端倪。 

一

纠纷解决多元化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要求，“健全社会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完善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在2019年，我们也看到调解市场化、仲裁国际化、诉讼专业化的程度越来越高。

（一）调解市场化

律师调解市场化的尝试，是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必要组成，是完善我国诉讼制度的创新性举措，是深化律师制度改革的内在需要，是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

2019年，安徽省天长市人民法院成立安徽法院首家诉前和解中心，全力建设“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为人民群众提供高效快捷的非诉纠纷解决渠道。

2019年，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与国浩律师事务所（海南）事务所联合设立了海南省首家驻法院律师调解工作室。依照依法调解、平等自愿、高效便捷的原则，对适宜调解的各类民事纠纷开展律师专业调解，协助纠纷各方当事人通过自愿协商达成协议解决争议。

2019年，浙江省中小企业协会与浙江惠崇律师事务所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成立浙江省中小企业协会授牌的全省第一家商事纠纷律师事务所调解站——惠崇律所调解站。

2019年，广东成立了全国首个省级区域型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组织广东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中心正式成立，这是全国首个由政府主导设立、委托社会力量运营、面向全省用人单位和劳动者跨地域提供劳动人事争议在线调解服务的区域性调解组织。

2019年，余姚市成立金融纠纷调解中心，深化金融领域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促进金融纠纷专业、便捷、高效解决的有益尝试，也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营造和谐稳定的金融法治环境的有利举措。

我们可以看到诉前调解机构多与律所合作创立，其目的在于充分发挥律师在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中的专业优势，加强诉前调解，做好诉讼前端繁简纠纷的“过滤”作用，为当事人提供高效、便民、低成本的司法服务，推动形成有特色的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

（二）仲裁国际化

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版图中崛起，中国企业携资金和技术不断走出去，在各类投资和贸易的交易中话语权在稳步上升，中国仲裁国际化的图景似乎也将徐徐展开。2019年，中国仲裁机构愈发呈现“国际范”姿态，在积极与国际仲裁机构沟通协作的同时，鼓励境外仲裁机构入驻国内，共同推进中国仲裁国际化的发展。

2019年上海经贸商事调解中心主任张巍与比利时仲裁与调解中心董事会成员Marc Dal共同签署了加强商事调解等替代性争议解决服务的合作协议，此次合作为中比国际贸易提供更好的跨境争端解决服务机制。

2019年，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国际仲裁中心）先后与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海牙国际仲裁中心签署了国际商事仲裁领域的合作协议，共同推动两地国际仲裁的发展。

2019年，上海市司法局发布了《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设立业务机构管理办法》。根据《管理办法》，2020年1月1日起，符合规定条件的在外国和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合法成立的不以营利为目的仲裁机构以及我国加入的国际组织设立的开展仲裁业务的机构，可向上海市司法局提出申请在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登记设立业务机构，开展相关涉外仲裁业务。

（三）诉讼专业化

诉讼是中国纠纷解决机制的终端，在2019年，诉讼逐渐呈现专业化的趋势，多个专业领域法庭先后设立。

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在北京揭牌成立，主要审理专利等专业技术性较强的知识产权民事和行政上诉案件。

2019年，厦门知识产权法庭正式揭牌成立，是全国知识产权专门化审判体系建设不断深入推进的重要成果，更是人民法院贯彻中央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部署、保障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营造一流营商环境的重大举措。

除此之外，我们还看到北京、上海、深圳破产法庭以及南京海事法庭的先后成立。

专业法庭的设立促进案件审理专门化、管辖集中化、程序集约化和人员专业化，提高审判质效，促进严格公正司法。

二

行业管理规范化

行业规范发展是保证效率与公平的前提， 2019年，许多法律服务行业的新规相继出台。

2019年，浙江省出台了《关于建立律师与法官互评机制的实施办法（试行）》推动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促进律师与法官的良性互动，维护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力。

2019年，广东省律师协会出台了全国首个律师事务所办公场所规范化建设规定，对律师办公场所提出不得封建迷信的规范化要求。

2019年，宁波市出台浙江省首个值班律师规范性文件，旨在完善刑事法律帮助工作机制、充分发挥值班律师保障人权作用。

2019年，中央政法委要求，在法院检察院系统内部对律师代理情况进行公开，对司法人员办理案件长期由同一名律师或者同一个律师事务所代理的建立动态监测分析机制，对涉嫌利益输送等问题的依法严肃查处，严防司法人员与律师互相“勾兑”。

2019年，司法部印发了《关于促进律师参与公益法律服务的意见》将公益法律服务情况作为律师执业年度考核和律师事务所年度检查考核的重要内容。发展公益法律服务机构和公益律师队伍，加强公益法律服务业务技能培训和研讨交流，做优做强律师公益法律服务品牌，促进公益法律服务专业化、职业化。

随着中国法律服务行业规模不断扩大，如何规范有序的实现行业规范化发展是重中之重。

三

跨“域”协作

2019年，行业协作已在跨区域、跨领域、跨行业、跨国多层次展开。

2019年7月，上海经贸商事调节中心与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开启合作新模式。经上海经贸商事调节中心调解成功后，东方公证处就调解案件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进行公证，当事人可向东方公证处申请出具赋强公证书，如发生违约，当事人一方可凭公证书直接申请强制执行，减少诉讼环节。

2019年，杭州互联网法院、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蚂蚁区块链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签署了《长三角司法链合作意向书》，宣布以杭州互联网法院司法区块链平台为依托构建长三角司法链，打造“全流程记录、全链路可信、全节点见证”的司法级别信任机制，共促长三角区域司法一体化发展。

2019年，重庆律师协会与云南、贵州、四川三省律师协会建立战略合作，旨在深化区域律师服务与战略合作，加强西部地区律师行业交流合作和联动发展。

2019年，天津律协与新加坡律协签署合作备忘录，深圳律师协会与斐济律师协会合作备忘录签署，上海经贸商事调解中心与比利时仲裁与调解中心共同签署合作协议，中国法律服务行业的跨国合作机制逐渐建立。

同在2019年还产生全国首例京沪、沪粤跨域立案，沪、津海事法院全国首例跨域立案。

四

友敌难辨的新对手

竞争加剧已是行业共识，在2019年，我们又看到了一些新的对手。

（一）“四大”与他的中国盟友

在过去的20多年中，“四大” 一直在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持续平稳地挺进法律服务市场，“四大”在全球的律师人数已经超过10000名。中国法律服务市场在特殊的“行业规则”保护下，绝大部分律所尚未与“四大”正面对垒，但随着“四大”布局脚步的加快与中国律所的国际化，中国律所与“四大”在一些领域展开了正面竞争。

2019年，上海睿威律师事务所开业，这是一家仅有20余位律师的小型律所，但同时也是毕马威在中国的“盟友”，巧合的是名字中也都一个“威”字，在德勤与上海勤理、安永与上海瑛明、普华永道与北京瑞栢以及上海新栢之后，毕马威也完成了在内地的布局，再加上“四大”在香港的律所，“巨人”终于按响了门铃，可以预见的是伴随着“四大”中国盟友的数量和质量的增长，中国律所将在更多的领域看到“四大”的身影。

如果说在国内的法律服务市场上，“四大”尚且难以与中国本土律所一争高下的话，那么在中国律所越发重视的国际法律服务市场上，“四大”遍及全球的过万名律师将对中国律所的国际化进程造成更大的阻碍。

某律师曾直言“前不久我在竞标一个基金投资业务时，跟一家律所竞标，那家所与‘四大’合作，我们当时败了，原因有两点，一个是对方拥有全球网络，第二是对方的报价更低。”

（二）外所的执业空间

2019年8月8日，英国史密夫斐尔律师事务所和科伟律师事务所获上海市司法局批准，正式在上海自贸区设立联营办公室。这是2014年上海自贸区启动中外律所联营试点以来，即奋迅和贝克·麦坚时、瀛泰和夏利文、福建联合信实和霍金路伟、观韬中茂和亚司特、年利达和昭胜之后的第六家联营办公室。

联营所已在中国法律服务行业出现多年，但在2019年我们看到了一些新的趋势。

2019年9月30日，《海南经济特区律师条例》颁布，其中第三章第二十条、二十一条、二十二条涉及中国律所的联营以及外所驻华机构的新变化，尤其是“允许外国、香港、澳门律所的驻海南机构可从事部分涉海南的商事非诉业务”被视为外国律所驻华机构在内地执业有了新希望。其他如允许协议联营、互派执业律师担任法律顾问，甚至聘请外国律师担任法律顾问等条款与上海自贸区的规定并无太大不同，但海南作为又一个可以设立联营所的自贸区本身就是一种开放的信号。

目前，针对联营所和外所驻华机构尚处于尝试性放开，但从上海自贸区、广东自贸区再到海南自贸区逐渐放开的管理尺度来看，开放市场已经是一种趋势。虽然目前联营所的影响范围尚局限于自贸区内，但至今全国已设立18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当联营所有机会遍及18个贸易区的时候，为时已晚。 

（三）被忽视的角落

在我们将目光集中在行业圈层内的时候，除了“四大”还有一些我们没有注意到的角落正在诞生一些新的竞争者。

近日，国际著名管理咨询公司埃森哲宣布推出合规服务（CAAS， compliance as a service ）,旨在服务于银行、保险公司、资本市场和其他组织的合规部门。这项合规产品利用埃森哲的智能引擎“智赢”synops 实现数据、智能、技术、人才的融合协作，来帮助金融机构管理日趋复杂的监管合规要求。

法律公司Cognia Law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janet认为：大型外包服务提供商进入了法律领域。

咨询公司切入法律服务领域早有耳闻。2018年，上海信工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与上海嘉坦律师事务所就曾建立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充分发挥各自资源、信息和市场优势，建立可持续的战略合作关系。目前很多咨询公司都具备为个人与企业提供争议解决方案的能力，执业人员也多有法律背景，相比较来说咨询公司的税率要远低于律所，收费也更具性价比。

2019年10月11日，司法部为28位腾讯公司法律工作人员颁发了公司律师证书，作为全国首批由司法部颁证的民企公司律师，可以和其他持证的公司律师一样，享有在司法机关阅卷、调查取证、出庭质证、辩论、辩护等工作职权，能够从公司、用户的角度更好地维护合法利益。

对于民营企业公司律师对中国法律服务行业的影响，这一问题法律品牌观察与多位行业内人士进行了探讨。总结下来，对于大所的影响比较有限，公司律师难以胜任高度复杂的企业案件，这一部分仍旧需要专业的律师团队来解决。对于以常年企业法律服务为主的律所来说，影响更大。企业将根据公司律师的成本与常年法律顾问的成本比较来看，两相比较取其少，律所的报价空间有所下降。

中国法律服务行业总创收刚刚突破千亿，相比经济总量来说尚待开拓的空间十分广阔，中国律所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服务能力显著提升，已具备一定抵抗外来竞争的能力，放开市场，增加活力，促进良性竞争在所难免。

五

中小所的发展新契机

中国法律服务行业经过40年的恢复与发展，逐渐形成清晰的层级分布规律，且界限清晰，鸿沟难以逾越。在过去的20年间，大所在面对行业竞争时普遍保持着绝对的优势，中小所更多的是在夹缝中求生存。在2019年，中小所获得了新的发展契机。

（一）放开收费制度

2019年，江苏、福建、山东等地先后放开对律师收费标准的限制，将司法服务收费（律师服务费、基层法律服务费）由政府定价改为实行市场调解定价。国家发改委也向内蒙古、上海、浙江、广东、广西、重庆、云南、青海发改委下发了通知，要求以上省市发改委对放开律师服务收费，可能出现的风险情况进行调研评估。全国放开律师收费制度已是必然，这对中小所的业务竞争更有利一些，更低廉的办公成本可以让他们在面对竞争时可以拿出更具性价比的报价，对于并不复杂的案件，相对低廉的价格显然更受青睐。

(二)中小所规模化

规模化是中国律所快速发展的至上法宝，而中小所之所以在规模化的发展上落后于人，对风险的考虑是很重要的原因。中国律所绝大部分为普通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对律所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这对于抗风险能力较差的中小所来说，吸引每一位合伙人的加盟都会慎之又慎。

2007年，《律师法》第二次修订，特殊的普通合伙制被允许设立，进一步促进了中国律所的规模化发展，但合伙人20名以上，注册资金1000万以上等条件让中小所难以触及。

2019年，《海南经济特区律师条例》第三章第十八条规定：设立特殊的普通合伙制律所应当具备10名以上的合伙人作为设立人，人民币100万以上的资产。特殊普通合伙制律所门槛的大幅降低，让更多中小型律所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有机会实现规模化发展，从而扩大律所规模，提升律所抗风险能力和综合服务能力，以期在市场竞争中获得更多份额。

（三）准入市场更广阔

2019年，广州国资委宣布省内国企取消律师事务所备选库制度，正式踏出取消中介机构备选库制度的第一步。

律师备选库制度是特殊时期，效率与公平较量的结果。基于早期中国法律服务机构发展的不平衡，简化遴选流程，提升效率，所以建立律所备选库制度是效率优先的时期。近几年，中国律所的整体服务能力得到提升，相对固化的律师备选库制度开始显露弊端，让更多的律所参与到这一领域的竞争中，更有利于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律所与企业间有了广泛选择的权利，是公平的体现。

对于规模较小、成立时间较短的中小型律所来说，取消律所备选库制度，让其有机会切入到以往近乎封闭、垄断的国企法律服务需求市场。在相对高端、复杂的领域，精品所有机会在某些业务领域对大所造成一定的冲击。相对简单的案件，中小所也有望凭借更具性价比的报价来获得案源。

除此之外，深圳盐田、宁波镇海、温州瓯海、绍兴等地都出台了扶持律师行业发展的优惠政策，这些都在为中小型律所的快速发展提供动力。中小所的崛起指日可待。

六

布局于内，落子于外

“宫棊布局不依经，黑白相和子数停。”布局的意义在于先手，抢占有利局势，为中盘的搏杀创造机会。

中国律所的布局以客户需求为导向，在2019年的布局中显现的尤为明显。在2019年上半年，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逐渐显露在数据中。2019年上半年，中欧贸易总额达到了3379.9亿美元，同比增长11%，对东盟的贸易总额达到了2918.5亿美元，增长10%，相比之下对美国的进出口额达到了2583.3亿美元，同比下降了9%。欧盟、东盟、美国是中国2019年上半年贸易总额的前三名。

中国律所的布局相对集中，于内粤港澳大湾区与中部崛起，于外“一带一路”与欧美地区，紧跟中国经济走势。

（一）欧美

2018年，中国与美国的双边贸易总额创下历史新高，达6598亿美元。虽然近年来饱受中美贸易争端的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中美关系无论向哪一个方向发展，当今世界上，没有任何双边关系比中美关系更加重要，美国仍旧是中国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

在2019年，美国仍旧是中国律所国际化发展的重要落脚点。大成与两家美国律所达成合并，京师与CKR达成战略联盟，筹划纽约及北美布局，中伦文德与美国律所becker 达成联营协议、盈科联合世凯瑞在美国新设律所YKR law，段和段、汇业、至合美国办公室也先后成立。

而作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一带一路”战略“终点”的欧盟也是中国律所布局的重点区域。在2019年，段和段马德里办公室与京师德国办公室先后开业，汇业先后与塞浦路斯斯塔夫罗斯·克里斯托律师事务所、法国阿达姆斯律所战略合作。

相比经济基础相对落后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欧美地区经济基础好，法律制度体系更加完善，中国律所的涉外服务能力尚显不足，与欧美律所建立合作关系，不仅有利于中国律所的布局发展，更有利于中国律所涉外服务能力的提升。

（二）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纽带，其所覆盖的沿线数十国，正在成为中国资本尚待开拓的沃土。而中国律所也正伴随着中国企业的脚步登上这片土地。

2019年，我们看到段和段塔什干办公室、泰和泰尼泊尔办公室、炜衡越南分所、八谦泰国和斯里兰卡分所先后开业。瀛和与哈萨克斯坦律所Bond stone 签约合作，泰和泰与埃塞俄比亚律师团队达成战略合作，国浩与西班牙律所合并，大成先后与委内瑞拉、智利、津巴布韦律所达成合并。江苏首个驻印尼法律服务中心站点揭牌，盈科东盟法律服务中心揭牌。中国律所布局正在用不同的方式抢占“一带一路”的战略制高点。

在国内“一带一路”也是中国律所布局的焦点。2019年，福建、广东、海南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吸引了大量的律所进驻，瀛和机构在福建泉州的唯一成员所福建瀛同律师事务所开业，上海瀛泰（海口）分所成立，江苏亿诚（海口）分所成立，京师（海口）分所成立，金杜（海口）分所成立，观韬中茂（福州）律师事务所成立。除此之外，在粤港澳大湾区也有多家律所进驻。段和段和锦天城在乌鲁木齐设立分所，抢先布局“路上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

在律所布局之外，中国法律服务行业对“一带一路”的支持也在逐渐显现。2019年，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州市司法局、广州市律协共建的全国首家涉外律师学院——广东涉外律师学院成立，福建、重庆、上海涉外律师人才库先后建立，其目的均为建设通晓国际法律规则、善于处理涉外法律事务的涉外律师人才队伍，加大培养涉外律师人才的力度。

新疆设立了首个“一带一路”涉外法律服务基地，作为涉外公共法律服务机构，通过为企业提供涉外法律服务，强化企业法律风险防控意识，提高核心竞争力。

2019年12月22日，法制日报社主办，法制网承办，第二届“一带一路”优秀法律服务项目颁奖典礼暨“一带一路”法律服务高端论坛即将开幕，这一奖项是唯一一个由司法部批准设立的行业奖项。

（三）粤港澳大湾区

201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旨在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世界级城市群、“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典范。

珠三角地区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经济的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但珠三角地区的法律服务行业与北京、上海相比尚存在差距，在“粤港澳大湾区”政策施行后，中国律所加速了在大湾区的布局。

在2019年，通商香港所、竞天公诚香港分所先后开业，国浩也与香港施文律师行联营，中国律所在香港的分所已达27家。更重要的是在2018年深圳GDP首次超过香港，在2019年，深圳对中国律所的吸引力似乎也超过了香港，安理深圳分所、汇业深圳分所、浩天信和深圳分所、瑛明深圳分所、天册深圳分所都在这一年里先后成立。

除此之外，2019年金杜推出全球首个聚焦大湾区的“金杜国际中心”，将遍布大湾区的香港、广州、深圳、海南的办公室连接起来，在开发大湾区的过程中出现争议的金融科技、金融服务、企业合规、跨境争议等领域提供一体化的法律服务。

浙江天册、浙江六和、国浩（杭州）、浙江泽大、浙江大公等30律所结成浙江大湾区法律服务联盟，以联盟的方式宣布进军大湾区法律服务市场。

另外，在2019年锐蒙、西蒙斯、斐锐三家外所也先后在深圳设立办事处。

在湾区的土地上，不同层级的律所正在以布局、整合、联盟的不同形式，抢占这一中国法律服务新高地。

（四）中部崛起

中国大所的全面布局始于2010年前后，大成、盈科、京师、德恒等规模大所先后在国内建立起数十家分所。在2019年，中国律所的国内布局步伐并未停止，在这一年，中国律所的布局主要集中在中部地区与新一线城市。 

2016年12月17日，国务院批复同意《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十三五”规划》，旨在将中部地区建设成为全国重要先进制造业中心、全国新型城镇化重点区、全国现代农业发展核心区。在此后的数年间中国GDP增长最快的都是中部城市， GDP增速都超过了10%，中部崛起是一个重大的现象。

在2019年，中国律所的布局步伐也正在向着中部地区不断深入。建纬太原分所、汇业长沙分所、汇业合肥办公室、道可特太原分所、锦天城武汉分所、嘉源西安分所、泰和泰西安分所、高文西安分所先后成立，作为中国全方位开放重要支撑区，中部地区正在逐渐承接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中国律所布局中部的趋势明显。

除此之外，南京、杭州、成都、重庆等新一线城市，也吸引了海问、浙江泽大、尚公、汇业、泰和泰等律所的进驻。

七

传承是为百年大计

中国的领先律所大多创设于90年代初期，至今正是未满而立的朝气年华。中国律所在实现飞速发展的同时，更向着百年大所的方向迈进，薪火相传正当其时。

关于“传承”这一命题，中国律所早有共识，虽难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式，但必须在合适的时间节点上，将管理权责的接力棒交给年轻一代，是中国律所健康长远发展的必然规律。

（一）换届

在2019年，我们看到上海协力律师事务所的马晨光律师、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的杨晨律师、中伦律师事务所的赵靖律师，在这一年成为中国顶尖律所的新一代的掌舵人。

截止2018年，全国共有律师事务所3万多家，其中合伙所2万多家，国资所1100多家，个人所9140多家。以深圳为例，截止8月18日，深圳共有律所884家，其中设立满十年（2009年8月1日前设立）的律所278家，占比31.4%。可以预见，未来5到10年，我国将有30%—40%的律所进入传承期。

律师事务所是一个特殊的商业体，虽然目前中国律所都在追求“一体化”，但真正能够实现的仅是一小部分，传承更是无从谈起了，在当前传统律所管理模式下，大部分律所更像家族企业，靠创始人们竭力支撑、产权不明晰、人才无梯队、更无完善的现代律所治理机制。

（二）中国律所“年轻化”

2018年底，全国共有执业律师42.3万多人，从年龄结构看，我国律师年龄分布最多的是介于30（含）～49岁之间，有26.7万多人，占63.65%；年龄在30岁以下的排名第二，有7.7万多人，占18.43%；50（含）岁以上的有7.4万多人，占比17.92%，相比2017年的16.7%，增长了1.2个百分点，并且这一数字不断扩大，律师行业老龄化不断加快，相比中国律所，中国律师也将进入传承期。

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李大进主任曾讲道：“中国律所应当注意律师年龄构成问题，律所‘年轻化’已迫在眉睫，35岁以下律师比例应当得到提升。”律师是律所最重要的核心资产，建立完善、合理的人才梯队是律所百年传承的根本。

2019年，大成在合伙人大会期间宣布推出创新人才发展项目——“下一代人才”，旨在重构律所人才发展方式，其核心是对领导力、团队发展、警觉、情商和坚韧性的培养，帮助律师在数字时代挖掘和发展潜能。

2019年，盈科聚焦青年律师发展培养，推出盈科“传承计划”，为5年以下执业经验的律师提供更全面的学习机会，专业化人才培养战略和全球化覆盖共享资源给律师提供更广阔的学习成长平台。

律所传承传的是文化、资源、制度、专业，对于律所来说，这是打造百年大所的必经之路。

八

破局的不同选择

2019年，中国经济下行，各行各业一片哀鸣，法律服务行业身在其中难言幸免。各层级律所面对困局纷纷给出了自己的选择。

（一）区域整合

在中国大所全面布局扩张的同时，国内区域性律所感受到危机，开始沿袭“对手”走过的路，集中发展，以规模之力来面对外来者的入侵。

2019年，中国区域律所的整合速度和规模都属空前。在这一年，法徳永衡与东恒合并成立法德永恒律师事务所，这是江苏两家亿元级律所的合并。新疆百丰天圆与新疆恒瑞合并成立新疆百丰恒瑞律师事务所，这是新疆地区首家百人大所。除此之外，江苏江豪与江苏海信、江苏高的与江苏薛济民、江苏剑桥人与江苏颐华、浙江和乐律所与浙江越人律所等区域律所的整合先后完成，面对全国性大所的“进驻”，抱团取暖是区域所最先想到的自保方式。在对抗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合作的一面。同在2019年，上海申浩与浙江嘉瑞成达成战略合作，植德与江苏漫修达成战略合作，炜衡与浙江泽鸿合并，借助大所的品牌和资源优势实现自身突破。

除此之外，我们还看到区域大所对下级市场渗透，降维竞争整合市场也是律所突围的一种方式，2019年，融孚绍兴分所、海泰奉化分所、金鹏中山分所、广信君达平远分所、广信君达花都分所、联合信实宁德分所、华诚烟台分所等先后成立，在顶级大所深耕全国的同时，区域大所同样选择对区域市场进行深耕。

在20年前，规模化发展是中国第一批大所的发展方式，合并与降维是突围的重要方式，如今这种方式已被区域大所全盘吸收。 

（二）跨界

绿法（国际）联盟秘书长刘光超曾讲道：“律所跨界不是越界，不是不务正业，而是律师生存发展适应市场的必由之路，也是律所建立良好生态，走向创新的必然之选。”

跨界对于中国律所来说并不陌生，伴随着“四大”的来势汹汹，越来越多的律所开始尝试跨界。

2019年，我们看到上海兰迪律师事务所与深圳银华会计事务所的正式合并，双方将在互补谋求控制权的前提下，在“兰迪”的统一品牌下，实现专业服务能力的融合，全方位的满足客户多方面的服务需求。

在《海南律师条例》中，我们同样看到，对于律师跨界的支持。在第三章第十八条规定：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注册造价工程师、专利代理人等其他专业人员可以成为特殊的普通合伙律所合伙人。这一政策打开了中国律所跨界发展的可能。

早在数年前，中国律所就多次尝试与金融、咨询、财务等领域机构进行合作，以期拓展自身服务链条，拉长服务周期和拓展服务范围，来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在未来跨界会是律所发展的重要方向。

（三）专业化深耕

随着中国各经济领域的逐渐细分，客户对法律服务需求也越发精细化，这对律师的专业服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律所也开始尝试对业务领域进行专业、深入的研究，以建立差异化的竞争优势。

2019年，京师（上海）与中伦文德先后成立财富传承办公室。京师（上海）财富传承办公室更是汇聚了多名京师上海婚姻家庭领域、家族财富传承、税收规划以及私募信托股权领域的专业律师，通过合理的专业分工与协作，在案件处理过程的各个环节预防控制法律风向，致力于为客户带来更加专业的一体化、一站式法律服务。

浙江泽大成立了劳动法工作室，立足和面向长三角的劳动法律服务市场，强强联手精心打造的一支专业、务实、行业领先的劳动法律师团队。

德和衡（上海）成立特殊资产处置中心，深耕特殊资产处置领域。

湖北省成立体育赛事与法律服务联盟，以推进体育赛事法律服务规范体系建设、搭建体育赛事法律公共服务平台、开展相关研究与咨询工作、争取重大项目合作、开展宣传对接活动、实施人才培养计划等服务内容。

行业的纵向深耕是律所拓宽服务范围的重要方式，在客户需求之前发现市场，立足于前，引导客户发现新的需求。当然在律师不断深耕细分领域的同时，这对律所的专业能力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四）超越法律

“超越法律”顾名思义应当是在区别于过往的法律服务行业范畴所进行的创新。

2019年，德和衡致力于“一体化”建设，创造性的成立四大区域中心，即北方区域中心、南方区域中心、长江区域中心、山东区域中心，以“大区管理方式”规范全国布局。

2019年，瀛和律师机构宣布成为全球第一家数字化律所，同时也是第一家区块链律所，通过数字化的方法实现降成本、提效率、增收益。在未来几年，瀛和将完成国内外的全面布局，以500+成员所的区块，完全去中心化发展路径，庞大的律所方阵是瀛和的区块链方阵也是律师行业的区块链，对传统律师行业的影响将是颠覆性的。

2019年，北京炜衡律师事务所联合北京信任度科技有限公司完成了区块链电子律师函的签署和送达，标志着律师服务正式进入数权时代。

在这一年我们已经切身感受到中国律所正在更加开放，越来越多新颖的东西正在与法律相结合，超越法律不只是在当下，更是在将来。

九

新兴法律服务行业

伴随着中国律所的持续发展，对品牌、内部管理、市场的需求不断增加，法律媒体、法律品牌机构、法律科技等新兴法律服务行业获得广阔的发展空间，在2019年，新兴法律服务机构的服务能力也得到显著的提升。

2019年，华东政法大学启动“法律+传媒”人才培养计划，为新兴法律服务机构提供高素质法律传媒人才，以解决专业人才断层问题，推动法律服务品牌化发展。

2019年，西北政法大学与成都斯沃茨科技有限公司签署关于共建人工智能与智慧法治研究院，实现产、学、研一体化建设，将法蝉法律大数据实践教育平台用于法学学科建设与实践，以期能够从法学教育、法学研究、法律实务等方面贡献科技的力量。

除此之外，我们还看到西南政法大学提交拟增设目录外二级学科“人工智能法学”，法律大数据联合创新实验室成立，平安科技推出欧拉图谱AI法律技术中心等新兴法律服务行业发展已初获成果。

新兴法律服务机构与律所同属于专业服务机构，但由于新兴法律服务机构属于跨界发展，在对自身领域专业的同时，需要对法律服务行业同样具有很深的了解，这就要求新兴法律服务行业的人才是复合型的。

十

展望2020，

悬念还有待验证

趋势是大时期内的行业走向，但在复盘2019年之后，我们还是有所发现。当然在我们发现这些端倪的时候也带来了一些疑问。“四大”与外所切入到中国法律服务市场已不可避免，那么程度会有多深。中小所的进步已是事实，这会对行业格局带来冲击吗。公司制律所、非律师合伙人等新制度在改变行业的同时，是否能够得到全面的普及。中国律所的布局与突围选择，对行业会产生怎样的连锁反应。新兴法律服务行业的兴起能否帮助中国律所进化成一个真正的商业机构。这些疑问都将留待未来我们去共同验证。

法律品牌观察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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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品:众垒公关

责编:矫旭 / 执编:原艺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