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亲友如相问 我在庭前种牡丹
告别阴冷的四月天，迎来五月。辛村的五月有挡也挡不住的热情，鲜花一夜开遍了原野。昨夜一场急雨，今晨扶起庭前娇无力。今年的牡丹开得美不胜收。
牡丹是后院邻居一对年轻的美国夫妇的礼物。那一年，邻居刚刚搬入，正在园中对一处光秃秃的树枝下手时，恰好我遛狗路过，立刻喊停。那一簇光树枝正是国色天香的牡丹花，当时整个村里为数不多的牡丹。邻居从没有听说过牡丹，虽说有点狐疑，但是听从了爱花心切的我的建议：过了这个春天，如果你们不喜欢，再移走。结果，那年的牡丹开得美轮美奂，邻居决定保留；作为感谢，第二年，他们分了一株小苗送给我。
当年真的没有地方可以买到牡丹啊，我欣然接受了。2017年5月10日，小宝在庭前种下了牡丹，种在芍药的旁边。
第一年移植的牡丹是不会开花的，因为牡丹的品性，有人戏称“富贵不能移”。第二年，就开始开花了，尽管花量少，两三朵就足以惊艳。后来，听从一位河南洛阳种植牡丹的花农建议：对牡丹要下手狠，看到侧枝、侧芽要随手掐，这样才能保证繁花满枝。虽然于心不忍，但是人家是专业培养牡丹的，只有听从，忍痛割爱，果真五年后的今天，九支花满满地、次第绽放，长长久久，正合我意。
花香奇特诱人，花儿与少年一同长大了！
一个多月了，好朋友还封锁在上海的家里，她很无奈、很愤怒，但也很好地配合各项防疫措施，每天花心思在美食上，悲伤却积极地生活着。
想着上海的朋友，这几天，我一直沉浸在一本小说的阅读中。《繁花》与我以前读过的有关上海的小说不同，它描述了五、六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上海。我亲历过九十年代的上海，没有经历过五、六十年代的上海，但是从上海亲戚朋友们的口中听过不少。
九十年代，几乎每个星期，都在沪杭线上或者沪杭高速公路上奔波。在沪上见证了“三年一小变，五年一大变”，并为之骄傲；不过，最吸引自己的是那些石库门里、小洋楼里的故事，那些精明算计的挣扎、那些朝三暮四的荒唐、还有那些繁华落尽的沧桑与无奈。
有一年，陪同一个美国文化美食旅游团在上海，行程中有南京路自由活动半天。我对逛街没有一丝兴趣，正准备去和平饭店喝喝咖啡休息一下。这时，团里一位头发斑白的老先生问我愿不愿意带他去看一看他小时候住过的地方。
啥？您小时候住在上海？这位老先生是团里唯一的华人，姓曹。曹先生点点头，他说小时候常在这一带活动，很熟，但是变化有点大。
半信半疑，好奇心驱动之下，我说行！结果，团里不少人士也兴致勃勃地加入“寻找曹先生故居”半日游。
从南京路拐到不远的里弄，一幢幢独门独户的小洋楼掩映在刚刚冒出新芽的梧桐树下，真是一个闹中取静之处。拐了几个弯儿，平时走路有点蹒跚的曹先生突然健步如飞起来，我们尾随而上。很快，他走到一个大门紧闭的独院前停下，他转过身对我们说：我在这里住了近二十年。
院子铁门紧闭，门边挂着上海市某某政府机构的白底红字木牌，因为周末，当天无人办公。我看到院子旁有个小侧门，一推，竟也能打开。我很犹豫，看来这已经收归国有了，带着这一群美国人进得了门么？曹先生看出了我的犹豫，他说，Let me try (我来试试)。
曹先生跨入小侧门，旁边是一个门房，他很有礼貌地敲敲门，里面传来一声吼：做啥？
曹先生突然用非常道地的上海话说：爷叔，阿拉是曹家阿六，今朝回来了。
门房里旋出来一个精神矍铄的白发苍苍的瘦小老人，非常警惕地看了我们一眼，然后转向曹先生，堆着笑：听说过、听说过的，欢迎啊～
没想到这么简单，不用介绍信，也无需打招呼。我不由地对这位门房大爷肃然起敬，他让我们这群不速之客在里面“随便逛、随便逛”，这种信任让人称奇。
进入院子后，曹先生开始伤感了。以前种满奇花异草的花园不见了，只有水泥地面铺就的停车位。三层楼的房子外观没啥改变，入房后，楼梯位置和木地板还是与原先一致，只是隔了很多房间成了办公室。
曹先生指着一楼大厅靠近楼梯之处，说，这里原来摆着一架三角钢琴；拾级而上，他抚摸着一片空白的墙壁说，这里都曾挂着名画...半个世纪前，仓皇离去，半个世纪后重游，楼去人空，大家族的子子孙孙各奔前程，感慨万千。
走在半明半暗的老屋里，我问曹先生，那后来没收的房子和财产有落实政策吗？曹先生说，后来上海方面有人联系他们，归还了一些东西，房子和书画也折了价，然而，一些最宝贵的东西，曹先生顿了顿说，他们是无法归还的。顿感寒气逼人。
从老屋里走出，站在院子里，五月的阳光洒将下来，回暖过来。我回味着曹先生的话，无法归还的是什么？是再也没有回来的三角钢琴和字画？是一家老小背井离乡中失落的人情？还是... 在后面的旅途中，曹先生对以往一字不提。
《繁花》作者金宇澄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专访时这样诠释书名“繁花”的寓意：
“人生如花，书中大段关于花、树的叙事，七十多位女性人物，可说是‘珠环翠绕’，光线、颜色、气味，在人世摇曳，加之盛开与枯萎姿态上海，包括传统意义的繁华城市的细节，是花团锦簇的印象。”
好朋友在上海饿了一天后，突然对我说，我现在终于深刻明白了，为什么当年那么爱上海的张爱玲（1920年～1995）要离开上海， “树挪死，人挪活。”
我苦笑着说，从深谙的土壤连根拔起到另外一个世界不是容易的事儿，再说，不是每一个人想离开就能离开的。与张爱玲同一时代的，让清高的张爱玲甘心自降身价的，还有一位才女叫苏青（1917年～1982年）。苏青留在上海，每次运动历经磨难，晚年凄凉，病危时，她很想再看一看自己的成名作《结婚十年》，可是一贫如洗的家中连这本书都没有。
喜欢种花、赏花，看着幼苗成长、开花，最后花谢，就像人生。生命应该是张扬的、无所畏惧的、自由自在的，如果环境不好，换个环境当然可行，不过，为什么不慢慢改善生存环境呢？为什么让历史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自己呢？
每隔一年，我会种一棵中国牡丹在前庭，看花开花谢，自然轮回中体会生命的美丽与哀伤，渐渐地，异乡也变成了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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