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江湖与浆糊

新京报社长戴自更先生离任，有人说一个时代结束了，又有人说如果没有了这谁谁就没有了那新啥啥。

大陆报馆社长，没几个名字能为公众熟知，戴算得一个，这一离任，大陆硕果仅存的知名社长，恐怕就剩人民日报甘肃分社林治波先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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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划分有不同的标准，可以每天结束一个时代，那谁谁说那谁谁的像只要还挂在那啥啥地方，“我们都是一个时代的人”，似乎也有道理。

新京报之横空出世，不是要恢复而是要区别于老“京报”的时代；戴自更先生的离任，也不过是一位正局级干部的换岗。

传媒没有百家姓，偶有另类是胡说。

胡与环球，就是朕与天下的关系（关于胡环，今后会有专文，这里按下不表）

全大陆像新京报这样有情怀的报馆不多，全大陆像戴社长那样长发飘飘的正局级干部更少（我的老同事老上级西门不暗老师尽管也长发飘飘，可惜非正局级），但这改变不了一个钦定的现实——媒体老总是国家干部，媒体公信力是待征党产。

南方报业、新京报、财新等机构在践行新闻专业主义方面走在了陆媒的第一方阵，有诸多我欣赏尊敬的同行。但得罪人还是得说， 征用你去平事洗地时，内部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抵抗。

而自媒体红人的V力，确是赤裸裸的商业价值，乌泱乌泱的网红们，争先恐后要将它变现。

还以反击境外敌对势力，捍卫国乳的崇高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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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教北大二十年的庆东教授，这些年可以说是栉风沐雨筚路褴褛，袒胸露背赤膊上阵了。

为弘扬光大中华乳家文化。

也包括为缇骑四处抓捕批评者的伊利集团站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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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继东先生把持的 @思想火炬 ，阔论资本主义乳业与社会主义乳业的本质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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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月的南周事件，全大陆的“新闻纸”都被要求转环球时报那篇扭来拧去的社论，甚至有官员在新京报印厂督战，敢开天窗，社领导就地免职，记者编辑当场下岗。

这些年，类似的官派任务只多不少，我是哀其不幸，但做不到怒其不争，因为这些机构本身就是体制的一部分，并没有单独享有这样的权力（所谓第四）。

印厂督战的场面看似悲壮，其实反映出了媒体行业和媒体人的卑微，甚至猥琐。

2018年2月，新京报等媒体因东北五大连池汤某某被强奸案的报道，搅恼了当局，新京报的微信公号被禁止更新2个月，新浪官微也受到禁言处罚。

害怕公开表达哪怕一丝丝的抗争态度，最终连体面地死去的机会都不会有。

这些年无数官媒、自媒，公号、私号的突然死亡，尊严如残血般流逝。

但愿还有个体或机构，不再温顺地走入无边无际的良夜，用最后的力气，怒斥这光明的消逝。
偷生不得，站死可乎？

“震出一个新中国”这样文人的浪漫情怀，以及外界寄托在报社身上的虚假希望（报馆甚至能背叛出卖民间支持者） ，互为安慰和麻醉。

当然很多在岗的同行们是听不进甚至非常反感我这样的刻薄。大家都是犬儒，只是我酸腐味儿更重，原谅我，无法在一个接一个这样的耻辱的时刻为“悲壮”感动。

至少得知耻吧？我愿意一起分担承受这份行业耻辱，当然如果觉得顺奸成自然，那我只好自话自说。

作为旁观者，如何讥讽一些享有盛誉的媒体在权力意志、机构（个人）意志占上风时对所谓专业主义的背叛，都没太大问题，但要求供职于这些机构的朋友也公开承认这些，有些强人所难。

连彭博社都会在压力之下，放弃integrity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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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改说南方报业， 破鼓万人锤，不多我这一下。

南周事件后的南方系，有些惨不忍睹。

这条大船进水进得快把桅杆淹掉，还是有不少忠实读者自带水桶面盆来营救，一把鼻涕一把泪滴说“想当年……”

至少南方报业的高层们，根本没工夫听这些，他们正忙着凿船呢。

我是基本放弃等待南方报业的底线了，现在是等待它的笑点。

借用南方某前同事的点评：未能抗日死，留做今日羞。

广州啊广州，曾经的职场驿站。

悄悄地来，悄悄地走，带上那份陈年的个人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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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年代，记者这行做到四十来岁，心手两旺，刚达职场巅峰，灿烂得不行。

也是机缘不巧，偶遇了伟大年代。

 从2012年的起底王立军到2017年的重庆形象新特刊，『南都周刊』五年间，可以说是彻底改头换面。当年在业界响当当的采编团队早已做鸟兽散，这本曾以硬桥硬马调查报道名动江湖的新闻周刊，如今最主要业务，是为政府做形象推广特刊或打造企业品牌内刊。

2012年的专题

2017年的专题

重大事件官方危机公关的承办，新华、人日、央视等主攻，新京、澎湃等被征用了公信力的市场化媒体打援，海外除大公文汇这样的固定渠道，也会时不时委托南华甚至明报来漏气放风。

最尴尬的大概是南方报业。

几经整肃，终做了心理和生理的彻底切割，驰奔京城。

“请回吧，超龄了您咧，”敬事房总管还以长揖。

转身锁上了宫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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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陆的外交活动采访现场，外媒多为中老年人，不乏已经驻华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记者。而陆媒派出来外采的多为青年才俊，外语倍儿溜但稚气未脱。大陆缺资深记者么？No。资深的在编辑部等稿，再资深的在总编室审稿，最资深的，在衙署里管通稿……还有毙稿。

2018年春节前，独自看完了《The Post》。

几度泣不成声，悲哀自己的记者生涯。 大洋彼岸传来的这几句话如刀，字字戳心。

The only way to assert the right to publish is to publish.

The press was to serve the governed not the governors.

Freedom of speech. Free to publish.

以何种价值观和报道手法对待新闻这碗职业饭，电影 The Post 和 Spotlight 就是最好的教材。

饶是贵族出身，亦与顶级权贵私交甚笃，在捍卫公众知情权时，能赌上身家与整个国家机器对抗。

住在shithole公寓里的地方报调查记者，也能钻破教会铁壁，打破世俗禁忌，贡献出世界级的报道。

当然，看完电影依然觉得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最吼的，大有人在。

毕竟鄙国新闻圈儿，无论学界业界还是政界，更多的是郑保卫、林治波、慎海雄这样的励志楷模。

在某媒体人扎堆儿的大群里说过这么一大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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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接茬儿。

才想起自己已经转业卖鸡爪了，居然还在喋喋不休妄议新闻规范，就像卖红薯的天天拉着顾客聊他关于如何做好一名人民公仆的心得，可以说恬不知耻招人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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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见着越来越多的记者编辑转行，我所在的好些个前同事前同行群，基本成了公关公司的员工俱乐部。

所谓的新闻理想，在各种禁令和打压下，早已支离破碎。

追求新闻自由？必然会失去人身自由，勇士不多，英雄就更少。

随着广安小平的“一国两制”逐渐被自贡小平的“一国一制”代替，连香港的媒体，也开始面对自己该姓什么的考验了。

腾讯这篇2018传媒人才需求报告，还是混搭集邮风格，拼盘了传媒学界业界成名人物的“金句”，贪图一个全。

所以就有了王天定教授和林治波教授同框的混搭场面。

传媒江湖捣糨糊，这大概也是传统。

又如腾讯大家的庭下，既有冉云飞、赵楚、张鸣、郝建这类夹边沟型学者，也有孔庆东这样纪念堂型文人。

至于大陆，报禁对媒体人或是一种现实的保护，滋养了大量的老油条与小清新。

我的一个同学群，全是国际新闻和国内新闻专业的，总有几位“资深”记者在群里提醒同学们，不要学外媒，应该考虑国情，不要带着有色眼镜“看中国”，因为有网监，还建议群里不要讨论敏感的新闻事件。

我在群里建议：咱们尽量别谈新闻，说生活，说生活。

新闻学院的不少校友大概认为这才是媒体人的自我修养：

在中国大陆做记者，最重要的一点是懂得如何选择性闭嘴。

鄙人之所以回避“议政参政”，到底还是因为无趣。当代所谓识人，至少在新闻界，十之九点九的视野格局还不如晚清初民的前辈。

那会儿的报人，是为打破报禁而生。

很多人骂我犬儒（旅居纽约的北风先生甚至还加了一个形容词：精致），痛快承认。

不过这犬儒的骂名，我最多忍到90岁。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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