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集《嘉荫长留》
在滇八年,西南联大的师生以自己的专业能力和学术精神,对云南本地的历史、地理和人文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创办各级学校,改变着云南的教育面貌。
纪录片《西南联大》第一集:八音合奏
纪录片《西南联大》第二集:刚毅坚卓
纪录片《西南联大》第三集:大学之大
一共5集,每集52分钟,分别为《八音合奏》《刚毅坚卓》《大学之大》《火的洗礼》《嘉荫长留》
联大校友杨振宁、李政道在诺奖颁奖典礼,“这个学校就是起到了这么巨大的标杆作用,在血与火的岁月里,呈现了人性的光辉和一代知识分子的光辉,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平津沦陷。南开大学直接被日军的炮火炸为废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也停止办学。三所大学决定合并南迁,1938年4月,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成立,简称“西南联大”。这四个字,不只是一所学校的名称,它是一个传奇,承载了一个时代的命运,影响了后来一代又一代读书人的信念。
这个纪录片拍了2年多,我们一共采访了17位在世的西南联大校友。最年轻的彭珮云女士89岁,还有一批都是98、97,还有100岁的。当讲到西南联大的时候,每一个人眼睛都在放光。
他们每个人都记得自己的学号。P、T、N分别代表了北大、清华和南开的学籍身份。他们说,西南联大那个时候要张榜的,张榜时不会写谁谁谁得了多少分,而是把学号写在上面,所以每个人都非常在意自己的学号。
采访巫宁坤先生的时候,他非常激动。本来约好早上10点钟采访的,他那天凌晨2点就起来了。他夫人告诉我们,他经常在梦里大声地说一个地名“大西门外”,“大西门外”就是西南联大校址。
采访许渊冲的时候,他说你知道我大一跟谁同班吗?我跟杨振宁同班,他是我的同桌。采访杨振宁的时候,我们没有提醒,杨振宁先生自己说,我有一个同学不知道还在不在世,他叫许渊冲。我告诉杨先生,许渊冲说他一定要在100岁前把莎士比亚全集翻译完。杨先生就笑了,说他还在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他是嫌别人翻译得不够好吗?
许渊冲的翻译成就是很高的。我们采访许老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英国伦敦大学有一个教授,说我是世界有史以来第一个,并且现在没有第二个,能够把中文诗翻译成英文法文诗,又能够把英文法文诗翻译成中文的。他跟我们说,“我的根在西南联大,在钱钟书、在朱自清、在闻一多。”
西南联大能够出这么多杰出校友,与强大的师资分不开。看当年的老师名单,完全就是一个豪华天团,全部是让你振聋发聩的名字:朱自清、沈从文、闻一多、陈寅恪、赵元任、钱穆、钱钟书、金岳霖、冯友兰、华罗庚、朱光潜、费孝通、潘光旦……
闻一多的孙子和郑天挺的孙子都告诉过我一件事。他们有一次西南联大校友聚餐,是自助餐,大家自由选座位来坐。那天就特别凑巧,一问你是朱自清的孙子,一问你是张伯苓的孙子,还有一位是罗庸先生的孙子。所以他们就笑,五个孙子辈在一起。
三校校长联合主持校务,其中以最年轻的梅贻琦为主导。梅贻琦是清华大学校长,因此西南联大也更多地贯彻了清华的教育理念。其中一条是通识教育:大学一年级是不分院系的,所有的人都必须要把自己的必修课修到一定的水平,国文、英文都是必修。
梅贻琦校长曾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些基础的必修课,都是大师上。梅贻琦先生的理念是,“越是普通的课,越是高级的老师教。”许渊冲先生回忆国文课,“闻一多讲《诗经》,陈梦家讲《论语》,许骏斋讲《左传》,刘文典讲《文选》,唐兰讲《史通》,罗庸讲唐诗,浦江清讲宋词,魏建功讲《狂人日记》等等。每位大师,每人授课两星期。”英文课方面,授课的老师有钱钟书、吴宓、陈福田等。卞之琳教英语文学,冯至教德语文学。还有外教,英、法、德、日的文学和语言课都有,不定期还能赶上俄文、拉丁文、希腊文、梵文课。那是当时全中国最高水平的外文教育。
经济学家陈岱孙,在哈佛拿了哲学博士,在清华已经执教25年。他在西南联大上课,时间控制之精准,全校第一。上课前一分钟站在黑板前,讲完最后一句话,下课铃声正好响起。和战时的其他大学相比,西南联大最大的特色是自由。学生怎么选课,老师怎么教课,使用什么教材,用什么方式讲,都是自由的。同一门课,没有统一的教材。老师怎么讲,全凭各自的兴趣和擅长之处。比如同一门《中国通史》,吴晗主要讲制度演变,孙毓棠侧重经济,钱穆讲的是他《国史大纲》里的观点。
西南联大也非常严格。八年里面,八千多人入学,招来的都是全国各地的精英学霸,最后只有两千多人毕业。潘际銮先生说,我们那个时候没有时间谈恋爱,我们每一天都在担心下一次考试会不会挂掉。
今天,我们眼里高山仰止的大师,在西南联大的时代,很多都是可爱的年轻人。西南联大图书馆馆长的儿子叫唐绍明,他回忆有一次看电影,结果是个科普电影,英文的大家听不懂,就叫“杨老大”过来翻译翻译。杨老大是谁?就是杨振宁。
法语文学泰斗吴达元的女儿吴庆宝那时候上小学,每天上学路上要经过西南联大的一片试验田。他们就趁麦子还没熟的时候,把麦穗弄下来,烤着吃,吃得一脸黑黢黢的。大人批评小孩,说不可以这样。但是孩子们顽皮,还是每次都去吃,吃完以后就在河边把嘴洗干净。许渊冲说,以后我死了,要把我的骨灰撒在阳宗海。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在阳宗海游过泳,更重要的是,他在那谈过恋爱。他谈第一个女朋友的时候,就去阳宗海玩过。
在西南联大执教时,闻一多39岁,沈从文36岁,钱钟书28岁。华罗庚那个时候也才28岁,他从剑桥回国不久,身材很修长,戴着个眼镜,就是一张娃娃脸。他之前本来是一个普通中学的会计,因为发表了一篇论文,被清华数学系看上了,就直接弄到清华大学当助教。闻一多本身不是学中文的,他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是学美术的。他是非常前卫的一个人。他在北平的家,所有的墙壁都涂成黑色。徐志摩跑到他家里去看,很惊讶:你家的墙竟然都是黑色的。他个性很奔放,高兴的时候就唱《桑塔露琪亚》,还让学生们跟着他一起唱。他上课时抽烟,上他课的学生也抽烟。他在联大讲《楚辞》,是学校的一桩风景。联大的老师们,各自有各自的脾气。钱穆、吴宓、闻一多、沈有鼎在长沙临时大学时期曾经是室友。钱穆分析为什么他们四个人会住在一块,觉得是因为这几个人脾气可能都有点孤僻,没有人选他们当室友,结果最后落单的四个人就住在一起。根据钱穆的回忆,有一天晚上,闻一多在看书,吴宓在备课,沈有鼎性格比较活泼,说我特想聊天,我们聊聊吧。结果吴宓很生气,斥责他说你想聊天就去别处找人聊,不想去的话就早点上床睡觉,不要在这里妨碍别人。
“中国物理学之父”吴大猷,教出了杨振宁、李政道这两个得了诺贝尔奖的学生。在西南联大任教时他才31岁。为了补贴生活,他养了两只小猪。有段时间他因为摔倒去住院,就委托他的学生帮他养猪。这个学生叫黄昆,后来也是著名物理学家,得了中国最高科技进步奖。他给老师写信,说我每天赶着两只猪进它睡觉的地方,可是我就很不会。猪越养越野,最后几乎变成了野猪。猪卖掉后,养这个猪到底是赚了还是赔了,吴大猷说我也搞不清楚。他每天上课都要带一杆秤去,讲完课以后去菜市场买菜。有一次买了两条鲫鱼,养在小盆子里,结果不幸被乌鸦叼走了一条。他就很痛心,说自己“损失过半”,因为总数只有两条。
我们拍摄走访了很多地方。采访的西南联大老校友绝大部分在北京,杨振宁、王希季、潘际銮都在北京,杨苡在南京,巫宁坤和刘缘子在美国。当年,三所学校南迁的时候,先是迁到长沙,组成长沙联合大学。没想到,长沙也很快要沦陷,于是进一步从长沙西迁到更加偏僻的云南。语言学家赵元任曾经给西南联大填了一首歌词,《迢迢长路去联合大学》:It’s a long way to Lianhe DaxueIt’s a long way to Lianhe DaxueTo the finest school I knowGoogbye Shengjing XueyuanIt’s a long way to Kunming CityBut my heart’s right there
根据《西南联大校史》的记载,当年师生们分三路赶赴昆明。一批走水路,取道香港,坐船到越南,再走滇越铁路。一批坐汽车,也是从南边绕路,取道广西,经友谊关进入越南,走滇越铁路。第三批最令人印象深刻,取名“湘黔滇旅行团”,从长沙徒步去昆明。
路程总共3500里,一共284个学生,11个老师带队,1938年2月20日出发,长途跋涉68天,4月28日抵达昆明。参加旅行团的人,有很多从来没有出过北京城、天津城。这样一次跨越三个省,对于年轻人来说,非常刺激和兴奋。但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参加。沿路条件相当艰苦,许多地带土匪横行,经常有杀人越货的消息。步行团实行严格的军事化管理,女生不能参加,男生要去也必须经过体检。我看过体检名单,有一个我认识的名字:许国璋。后来他影响了好几代人的英文学习。因为体检不合格,没能参加这个步行团。一路都有军队保护学生的安全,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还专门派人和黑道中的“湘西王”打招呼,希望土匪不要骚扰学生。
这是一次浪漫又务实的旅程,算是教育界的一次“小长征”。所有的学生不仅在筋骨上面得到了锻炼,还让他们对中国内地老百姓的生活有了特别清晰的了解,并且直接产生影响。有一个学生,自己从来没有去过中国内地,在旅行团中第一次看到中国内地老百姓为了照明,只能点煤油灯,最后就去学了水利发电技术专业。
其实,三校在组成西南联大之前,都有各自的校训。北大是“博学审问,慎思明辨”,清华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南开是“允公允能”。西南联大成立后,面向全体师生征集校训,最后选了四个字:“刚毅坚卓”。西南联大在昆明的八年,确实体现了这样的精神。三所学校内迁到昆明时,其实没什么家底儿。战争期间,办学经费也非常吃紧,盖一个房子都缺钱。最后只有教室的屋子用上了铁皮屋顶,学生宿舍都是茅草顶。
校长的夫人要到街上摆地摊卖糕饼,法文系教授把妻子的泳衣拿去换钱。闻一多曾经当过自己的一件皮大衣,因为家里没有饭钱了。为了赚钱补贴用度,许多师生都在外兼职兼课。中文系教授帮当地人写寿辞、墓铭,化学系教授自己做墨水、做肥皂。后来日军的空袭范围也到了昆明,梅贻琦在日记中提到几乎每天都会响起警报,时间经常是午后,有时候是早上。甚至有联大学生在空袭中牺牲。在一次空袭中,费孝通先生家里所有的东西都被震垮了,整个院子完全被毁灭。金岳霖先生70万字的手稿,因为日军的空袭而不幸丢失,他不得不重新写过。
“跑警报”成为联大师生日常生活的一个内容。大家熟悉日本飞机的规律以后,就变得从容。飞机一来,就去安全的地方躲着,有的背英文单词,有的复习上课的笔记。也有人干脆不跑警报,甚至警报一来就去洗澡,因为人少,热水管够。
汪曾祺先生曾经写道,一位广东同学姓郑,爱吃莲子。一有警报,他就用一个大漱口缸到锅炉火口上去煮莲子。警报解除了,他的莲子也烂了。有一次日本飞机炸了联大,昆明北院、南院,都落了炸弹,这位郑老兄听着炸弹乒乒乓乓在不远的地方爆炸,依然在新校舍大图书馆旁的锅炉边,神色不动地搅和他的冰糖莲子。
史学大师陈寅恪,抗战之前,他就是衣食无忧潜心地做学问。然后突然战争爆发了,父亲去世,日军包围了北平城。他的右眼视网膜脱落,要留在北平做手术的话,就有可能被日本人挟持利用。他面临一个选择,是跟着清华一起南迁,还是留在北平。
他不愿意为日本人服务,决定跟着学校一起走,实际上等于放弃了自己的右眼。他一路颠沛流离,邮寄的珍贵的研究资料,在路上被人掉包,开箱时变成了一箱乱石头。因为放弃治疗,他的右眼失明,左眼也接近失明。在这种情况下,他每天依然准时到校上课,从不迟到。学生每一次见到他,都是大汗淋漓地走进教室。永远用一块黑布或者黄布把这节课所需要的图书装在里面,自己提。他讲课时,由于视力实在太差了,很多次其实是面朝黑板的,而不是面朝学生,他自己都搞不清楚。心理学家周先庚,就直接开始研究战时心理学。他跑到部队去,跟士兵交谈,给他们做辅导。他的战时心理学在全世界都是领先的。化学家曾昭伦写了大量的军事科普文章,教学生在打仗的阵地上要建厕所的话你怎么清理,怎么净化饮用水,毒气有哪些,怎么防治。抗战初期,教授物理的叶企孙先生,冒着生命危险,组织大学师生秘密生产TNT炸药和无线电发报机,偷偷送往冀中的抗日部队。来到昆明之后,叶企孙积极筹划在西南联大建立与战事紧密相关的航空、无线电、金属、农业和国情普查研究所,还在昆明建了一个风洞,研发我们自己的驱逐机。
学生当中有报名考飞行员的,在美国接受训练,回来跟飞虎队一起作战。有好些学生都牺牲了,当时学生的口号是,“中国不亡,有我!”缅甸中国远征军是抗战后期的一段历史。日军进军东南亚越来越深入,缅甸也成了前线战场。国民政府组织远征军赴缅甸抗日,不少联大学生都加入了远征军的队伍。著名诗人穆旦,就是其中的典型。他经历了震惊中外的“野人山战役”,差点丧命。在侥幸逃出森林后,他去印度休养了三个月,几次都差点因为饥饿后遗症导致的过饱而死去。他眼睁睁地看着他的同学在森林里牺牲。逃生之后,他写诗沉痛悼念战友,诗风为之一变:
战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立了一个纪念碑,上面刻有832位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联大学生的名字。冯友兰撰写碑文:“联大先后毕业二千余人,从军旅者八百余人。”实际上整个抗战期间,牺牲的联大学生总共1100多人,为战时中国大学中最多。有一些人是在长沙临时大学牺牲的,有一些是在空军部队牺牲的,被列入空军的纪念碑,没有列入西南联合大学的纪念碑。
西南联大的旧址,就是现在的云南师范大学。抗战胜利,三所大学回归原址,各自办学。北归的时候,西南联大把师范学院永久留在了云南,等于是对云南当地教育的哺育和回馈。抗战时期,其实不光有西南联合大学。北方成立了西北联合大学,中央大学迁到了重庆,浙江大学是往内迁,换了五个地方,最后到了贵州。往内迁的很多大学其实都在坚持办学,而且取得了非常好的成就。如果我们觉得西南联大是凭空产生了那么多大师就错了,一定是已有的基础和很多人奋斗的一个延续。
因为咱们的大学制度是完全来源于西方,中国的传统里面没有这个东西。中国高等教育的发端是1898年,京师大学堂,今天北京大学的前身。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几十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取得了非常让人惊讶的成就。那一代知识分子,一方面中国文化的底蕴非常深厚,儒家思想里知识分子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深入到他们的血液里。另一方面,他们又去国外留学,学到了西方的先进理念。他们能够很自觉地把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优势融合在一起。战争时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战争像强烈的催化剂一样,刺激每一个个体为了强国更加努力:努力做学问,努力培养人才,努力学习。一下子把极大的能量爆发出来,就像有一个原子加速的过程一样,整个民族爆发出一种不可思议的能力。
2018年是西南联大成立81周年。最近几年,社会上对西南联大这段历史的挖掘和回忆越来越多了。很多人说,看了《西南联大》以后,很后悔大学时候没有好好学习。而我对西南联大,也有着和网上很多留言同样的心情: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西南联大的历史是一种美,是在血与火的残酷岁月中,呈现出来人性的光辉和知识分子的光辉。我想这种光辉,对我们现在的人,应该是一种力量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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