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神学院与其中的神秘高官房客
在十朝古都南京新街口闹市区附近的幽静小街大锏银巷17号院内，坐落着一座同样幽静且显得典雅肃穆的特殊大学——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
这是一所建校史超过百年、办学历程跌宕起伏、所授学业在中国应属独一无二的基督教神学教育机构。该学院最初系1921年是在美国驻华基督教传教士们1911年创办的金陵圣经学校基础上创办的金陵女子神学院，参与共同建校的有美国基督教贵格会、美以美会、南北长老会、卫理会、浸礼会及圣公会等多家教会机构，首任院长为美国传教士沙德纳先生。
1927年，该学院更名为“金陵神学院”，大名鼎鼎的司徒雷登博士（燕京大学创办人兼校长、美国驻华大使）曾在校执教多年。
1952年，在新政权轰轰烈烈的“院系调整”运动中，该学院被整合成了包括华东地区11所神学院及圣经学校合并而成的新学院“金陵协和神学院”的校址（不久后又加入了北京地区的燕京协和神学院），首任院长为坚持与党和政府保持高度一致的“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委员会”负责人丁光训大主教。
1966年，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涉嫌传播“腐朽堕落资产阶级思想”的金陵协和神学院被完全停课直至1980年底；其中的一段时间，该学院的部分校舍还成了南京市部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干部的临时家园。
2000年代初，在举国大办大学热潮的推动下，金陵协和神学院在南京江宁大学城获农地200亩，建起了规模巨大、环境舒适还建有现代化新型基督教堂的新校园，原校园里的三幢民国建筑则被改造成了“金陵文化创业园”。
1970年代初，笔者作为一个居家“停课闹革命”的中学生，虽出身属于“黑五类”，却鬼使神差地与数位父母正在“五七干校改造世界观”或被“三结合”工作的原革命干部子弟结识并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因为其中一位朋友的家就在神学院的主楼里，故多次去他家打牌喝酒聊天，也因此获悉在其临时家园一二层内的房客除他在市农委任职的父亲外，还有市财政局原局长、市档案馆原馆长等好几个大干部；不久之后朋友还悄悄告诉我，在他家的三楼（空间比较宽敞的阁楼）上还住着一个更大的中央干部。
几次喝酒聊天中，朋友经不住我的盘问，终于陆续透露了“更大干部”的底细，原来就是1965年被贬来南京担任副市长闲职的老革命、原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张启龙，其前妻李贞还是中共1955年授衔时的唯一女少将。老革命一家来南京后被有关部门安排居住在市级机关家属大院公教一邨内的二号小洋楼，“文革”爆发后全家又被拆迁到了人去楼空、鸟雀虫鼠自由栖居的神学院阁楼上。
不久前，与老朋友们小聚时又谈起了“老革命”张启龙先生的旧事，朋友们当时因与张启龙的小公子张环（绰号“三反”）既为邻居又是同学，故在其父被隔离在东郊某农牧场审查期间，他们还热心地陪着“三反”同学骑自行车十余公里去农牧场探望其父，没想到与几位原“红二代”颇熟悉的农牧场革委会负责人却严肃地告诉其子，张启龙案子由中央专案组负责，就是省市领导也不能过问，因此送来的生活用品可以转交，但绝对不允许见面。
1975年左右，实在忍受不住贫寒拮据生活的张启龙便亲笔写信给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反映情况，请求适当解决自己的生活困难，周同志不知道是出于“战友情”还是“革命人道主义”，不久后便通知了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许世友，“老革命”一家终于被安排住进了一处独立住宅。
聚会之后，笔者不禁想写一篇回顾“文革”旧事的小文，便上百度搜索张启龙的相关信息，不查则已，一查却不禁为当年潜伏在金陵神学院阁楼上的“张老革命”辉煌的革命经历瞠目结舌了，且将张启龙先生的主要工作及任职经历简述如下，以供知情人或有兴趣读者参考：
·湖南省浏阳县人，生于1900年，卒于1987年；
· 1925年担任小学教师期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入党；
· 1927年起先后担任中共浏阳永和区委书记、浏阳县委书记、湘东特委书记，参加了秋收起义及湘赣边区革命根据地创建；
· 1933年担任湘赣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军事部长，后因“AB团”罪名被王明中央开除党籍，撤销领导职务，强制劳动改造并被迫与其妻李贞离婚，次年获平反被恢复党籍工作；
· 1935年随中央参加长征，先后担任红6军团供给部部长及延安中央党校部门及抗大分校负责人；
· 1941年担任中央机关事务局局长；
· 1946起先后年担任吉辽、吉林省委书记，合江军区司令，黑龙江省委书记、东北局委员，八届中央候补委员；
· 1952年担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兼党组副书记；
· 1958年担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962年负责山东省及安徽省的“右倾及右派”甄别工作；
· 1965年9月因涉嫌“为彭德怀翻案”问题被降职调任南京市副市长；
· 1977年起先后担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中纪委副书记，中顾委委员；
· 1984年被恢复国家机关正部级干部待遇；
一座神学院的阁楼竟然引出了一位红色高官的跌宕起伏故事，足见浩瀚若山的中国历史卷册中一定还有许许多多没有被翻开的书页。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