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鸿鸣 |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内在结构与误区廓清

Original 东北财经大学学报财经问题研究与东财学报 2021-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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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要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全面促进消费，拓展投资空间。

《东北财经大学学报》

“中国道路专题”

DOI:10.19653/j.cnki.dbcjdxxb.2020.06.001

引用本文:朱鸿鸣.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内在结构与误区廓清[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20,(6):3-11.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内在结构
与误区廓清

朱鸿鸣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
北京 100010）

作者简介

朱鸿鸣(1985-)，男，四川大竹人，副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金融改革、货币政策和增长战略等方面的研究。
E-mail：nichezhm@163.com

摘要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本文简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适应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下的发展格局。全面、准确把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背景、内涵和结构、廓清认识误区，对于推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以新发展理念和国家总体安全观为理念指导，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为基本型态，以改革、开放、创新为基本动力，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为基础支撑，以高水平经济循环、高质量发展和开放型世界经济为基本目标的发展格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不是单纯的总需求管理意义上的扩大内需，而是统筹供给和需求、以需求提升供给能力的扩大内需，是统筹发展与安全，增强技术—产业自立性的扩大内需；不是脱钩而是反脱钩，不是减少而是强化与世界的联系；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

关键词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超大规模市场；国内国际双循环；国内大循环；高质量发展

从“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到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本文简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标志着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变。理解这一转变并切实推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需要从国内外环境变化和中国国情出发，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出发，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系列重要论述出发，全面、辩证、准确地理解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时代背景、内在结构和实践要求。

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时代背景

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适应中国发展阶段、环境和条件变化的战略选择。这一深刻变化集中表现为：中国经济追赶进入最吃劲的关键阶段，世界市场需求可能长期低迷，中国已成为准高收入超大规模经济体。

（一）中国经济持续追赶，进入最吃劲的关键阶段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经济层面来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根本特征或核心驱动力是中美经济力量对比的根本性变化及其带来的国际经济政治格局结构性调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 679亿元增长到2019年的接近100万亿元，年均实际增长9.4%，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3.5%左右的年均增速。“经济奇迹”的国际影响是中国经济持续追赶、经济规模占全球比重大幅提高、与美国经济规模的差距快速缩小。2019年，按现价汇率衡量的中国经济规模达14.70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份额和与美国经济规模之比分别从1980年的2.70%和10.60%上升至16.80%和68.70%（如图1所示）。若按购买力平价衡量，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测算，中国经济规模已经于2017年超过美国，2019年达到美国的1.09倍。

图1 中国经济规模占全球经济份额和与美国经济规模之比

注：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同。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使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加速演变的核心在于中国经济加速追赶。得益于及时有效的疫情防控、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统筹、数字化转型的快速推进，中国经济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幅度相对较小且率先实现复工复产和经济复苏。2020年2季度中国经济当季已恢复正增长，2020年前三季度经济累计增速已由负转正。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程度并不亚于大规模战争和国际金融危机。从历史经验来看，重大冲击后全球经济复苏格局往往呈现出“大分化”特征。“二战”后的德国和日本经济增速远超英国和法国，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复苏领先全球，美国则领先于主要发达经济体。当前，中国经济的率先复苏和在疫情防控方面的明显优势有望推动中国在新冠肺炎疫情结束后经济复苏“大分化”中取得领先。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测算，2020年，中国有望成为唯一保持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1］，2020年和2021年两年经济累计增速远超世界平均水平和其他主要经济体（如图2所示）。复苏“大分化”意味着对美国加速追赶，2020年和2021年，中国经济累计增速将高出美国11.59个百分点。2021年，中美国经济规模之比将达到76.80%，“十四五”时期末将进一步升至89.60%。(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测算，按购买力平价衡量，2025年中国经济规模将达到美国的1.39倍。)中国经济加速追赶正在面临更多外部逆风逆水环境的挑战。崛起大国对守成大国的快速追赶，往往伴随着守成大国的战略焦虑和对崛起大国的围堵遏制。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美国冷战思维、经济民族主义和经济霸凌主义盛行，美国通过扩大实体清单范围并加大对清单内企业制裁力度，极力拉拢其他国家“选边站队”进而构建各类排华联盟等形式推动对中国脱钩，严重威胁中国的经济产业安全。受此影响，“十四五”时期既是中国追赶势头强劲的时期，也将是中美经济竞争最激烈的时期，中国经济追赶进入最吃劲的关键阶段。这一背景要求中国必须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确保中国经济保持追赶势头。通过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发展格局，守住中国经济基本盘和提升中国科技自立自强能力，以稳定性、确定性对冲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以经济自立化解经济脱钩风险。同时，通过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增强中国与非美经济体及美国的利益交融度，以融合对冲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以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化解经济脱钩风险。

图2 2020年和2021年主要经济体经济预期增速

（二）世界市场需求可能长期低迷

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受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发达经济体内部收入不平等和社会矛盾加剧、全球经济治理格局改革滞后等因素影响，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盛行，全球贸易治理体系几近瘫痪。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削弱了全球经济互信程度，主要经济体更加强调“经济主权”，中长期内全球供应链或将面临大重构。“三低两高”进一步强化。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前，世界经济就已经呈现出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高债务、高风险的“三低两高”运行态势。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等因素影响，这一格局在“十四五”时期很可能将进一步强化，世界银行行长甚至认为，全球会出现以增长乏力、新一轮主权债务危机等为特征的“失去的十年”^［2］。低增长方面，新冠肺炎疫情将从加剧收入不平等、导致债务积压、降低全球供应链效率和人力资本损失等方面进一步拉低潜在经济增速。低利率方面，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主要经济体纷纷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利率水平进一步降低（如表1所示）。从国际金融危机后主要经济体尝试货币政策正常化的经验看，低负利率政策和量化宽松政策易进难退。比如，美联储2008年12月将联邦基金目标利率降至0.25%后，于2015年12月才启动首次加息，期间间隔7年；日本银行2008年12月将政策目标利率降至0.10%后，不但始终未启动加息，2016年2月还进一步降至-0.10%；欧洲央行虽然加息较早，但受欧债危机等因素影响于2011年11月再次降息，此后持续降息并于2016年降至零利率。预计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的低负利率政策或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持续。低通胀方面，低利率和低增长压制了通货膨胀预期，在全球宽松货币政策下，通货膨胀始终保持在低水平。高债务方面，主要经济体出台大规模财政救助政策，包括政府债务在内的非金融部门债务大幅攀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指出，全球公共债务与GDP之比已经由2019年末的83.00%上升至99.00%^［1］。高风险方面，受债务快速累积及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影响，债务风险可能集中暴露。

表1 2019年12月和2020年6月主要经济体利率水平 ( % )

注：资料来源于国际清算银行（BIS）,Wind数据库（2020年10月20日访问）。

在世界经济低迷的总量性因素和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的结构性因素综合作用下，世界市场需求可能长期低迷。这一背景也要求中国必须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一方面，通过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发展格局，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动力，为其他国家复苏提供更大需求牵引。另一方面，通过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用实际行动和增长实绩应对经济全球化逆流。（三）中国已成为准高收入超大规模经济体中国最大的经济国情就是准高收入超大规模经济体，即超大规模经济体和准高收入经济体的统一。这一国情决定了中国实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战略的基础性条件。准高收入超大规模经济体属性决定了中国必须且可以更多依靠内需力量，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推动经济赶超。首先，对于一个经济规模接近15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份额接近17%的超大规模经济体而言，单靠外需难以支持其经济持续较快追赶。尽管“二战”后成功迈入高收入行列的工业化经济体均对外需有较高依赖，但其经济规模与中国相距甚远，不可简单照搬经验。即便是日本，其经济规模到1980年时也仅为美国的1/3左右。中国这一超大规模经济体仍然具有追赶任务，需要维持较快增长速度。在中国已经成为第一大货物出口国、外需空间有限的情况下，必须向内需要潜力。其次，超大规模经济体的溢出效应决定了其面临巨大的内外平衡压力。在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并不属于超大规模经济体，对外需的依赖并不会产生大的溢出效应，外部约束小。这也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可以实施“两头在外”“大进大出”战略的前提条件。一旦中国成为超大规模经济体，无论是从国内经济可持续性考虑，还是从现实外部约束出发，都必须降低对外需的依赖度。基于此，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持续推动经济再平衡并取得巨大进展，经常账户盈余与GDP之比已降至1. 00%左右。相反，由于不属于超大规模经济体，以及享受欧元区红利，德国经常账户盈余居高不小，仍然长期维持在超过7. 00%的水平（如图3所示）。

图3 中德经常账户盈余与GDP之比

再次，超大规模经济体有能力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发展格局。大国经济的优势就是内部可循环^［3］。从国际经验看，超大规模经济体通常以内需驱动为主，这与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为国民经济循环提供了市场需求基础相关。最后，准高收入超大规模经济体属性还决定了需要形成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的国内大循环。2019年，中国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十四五”时期末有望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中国要素禀赋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要素成本优势明显削弱，需要培育以创新为核心的竞争新优势。

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内在结构

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进行了重要论述（如表2所示）。

注：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理解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丰富内涵，不能简单从西方经济学的框架出发去理解，而是要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出发，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系列重要论述出发。基于此，笔者认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内涵和内在结构可初步概括为：以新发展理念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理念指导，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为基本型态，以深层次改革、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创新为基本动力，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为基础支撑，以高水平经济循环、高质量发展和开放型世界经济为发展目标的格局（如图4所示）。

图4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内在结构示意图

（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指导理念是新发展理念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统一

2020年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推动“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这意味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必然也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在要求“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同时还要求“更加安全”，意味着新发展理念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统一。这种统一，既是新发展理念，也是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进一步深化和拓展。

（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基本型态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对于这一型态的理解，至少可以从国民经济核算和技术进步等视角出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既有国民经济核算意义上内需成为国民经济循环主体的内涵，也有科技创新更多依赖自主创新的含义；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既有进出口意义上相互促进的内涵，也有国际科技交流带来相互促进的含义。这一型态是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型态，适应于在一个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中谋求中国发展的要求。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通过繁荣国内经济、扩大国内市场进而提升内需比重，通过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防范化解经济产业安全隐患，就能更好以国内稳定性、确定性应对世界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坚持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以国内促国际，为其他国家提供更加广阔的市场机会，构建和维护更加公正、包容的经济技术治理体系；以国际促国内，更好连通和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推动中国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就能增强世界经济的活力、稳定性和确定性。

（三）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撑是超大规模市场

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和绝大部分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经济具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目前，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规模已超过欧元区、超过日德法英四国的总和，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城镇化率超过60%。2018年，将中国作为第一大贸易伙伴的经济体和G20国家分别达到67个和11个，远超同期美国的36个和3个。2020年前7个月，中国首次成为欧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同时，中国还是大量跨国企业海外第一大或重要收入和利润来源地。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蕴含着经济韧性优势、经济活力优势、经济竞争力优势、经济自立优势和对外粘合力优势。超大规模经济体更有韧性，国内市场的规模性和多样性赋予了其更强的应对风险挑战特别是外部冲击的能力。超大规模经济体更富活力，巨大的市场空间赋予了其更强的企业纵向流动性^［12-13］。大企业垄断市场和传统产业持续主导市场的难度更大，新创企业、中小企业和新兴产业拥有难得的成长空间和市场机会，创新创业创造的生态更好。超大规模经济体更易获得和维持竞争优势，新技术更易实现大规模应用和迭代升级，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网络经济效应显著。超大规模经济体对外粘合力更强，超大规模市场的巨大引力场效应使其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更加紧密，更不易被脱钩。这些优势都为加快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提供了坚实基础。

（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动力是改革、开放和创新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首先是依靠改革的发展格局。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关键，是推动国家发展的根本动力。当前，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环节，金融、科技、产业、房地产等部门，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循环尚存不少体制机制性障碍，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尚未充分发挥。形成新发展格局，必须向深层次改革要动力，用改革思维和改革办法打通国民经济循环的痛点淤点，强化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制度支撑。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也是依赖开放的发展格局。对外开放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力。中美经贸摩擦以来，美国对中国的脱钩围堵行为导致中国外部环境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制约了中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形成新发展格局，必须向高水平开放要动力，以开放促发展，以开放提升世界稳定性和确定性，即通过强化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和利益交融，在维护全球化和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中，推动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创新驱动型发展格局。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当前，中国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得到根本性改变，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有待进一步提升。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变同中国转变发展方式的历史性交汇期，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向更有质量的创新要动力，抓住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技术突破这一关键，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格局，同时强化国际科技交流合作，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五）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目标是高水平国民经济循环、高质量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着眼于更高水平国民经济循环，强调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强调有自主创新能力和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作为支撑的国内大循环，强调国内促国际、国际促国内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着眼于高质量发展，强调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强调创新驱动型的内涵型增长和市场主体发展活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着眼于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通过畅通国内大循环为中国经济发展增添动力并带动世界经济复苏，强调为其他国家提供更广阔的市场机会，强调推动完善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

三、关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认识误区

误区一：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简单等同于总需求管理中的扩大内需。破除这一误区，关键是要准确把握“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的内涵，将其放在深刻变化的国内外环境中去理解。基于“供给—需求”视角，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既包括需求环境的重大变化，也包括供给条件的转折性变化。从需求侧看，面对世界经济低迷、需求疲弱、保护主义抬头等国际经济环境，总需求更多依赖内需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应有之义，即通过畅通国民经济循环释放经济增长的内需潜力，提高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供给侧看，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中美经贸摩擦持续甚至可能阶段性加剧，“卡脖子”风险凸显的背景下，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更有技术—产业自立的内涵，即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推动关键核心技术加快突破，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和维护产业链安全。这种情况下，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的战略性，还在于依托超大规模市场的新技术快速大规模应用和迭代升级的独特优势，以需求牵引供给，推动科技自立自强和向创新驱动转型。换言之，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扩大内需是统筹供给和需求、以需求提升供给能力的扩大内需，是统筹发展与安全，增强技术—产业自立性的扩大内需。

误区二：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理解为主动与世界脱钩。破除这一误区，关键是要全面理解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内涵和正向溢出效应。实际上，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不是脱钩而是反脱钩；不是要减少而是要强化与世界的联系，努力为全球经济复苏贡献更多动能。只有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发展格局，才能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美国之所以肆意推动对中国经济技术脱钩，根源在于中国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增强中国技术—产业自立性、产业链安全性和市场吸引力，才能逆转美方推动脱钩的成本收益结构，有效防范脱钩风险。同时，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将进一步提升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使中国成为吸引国际商品和要素资源的巨大引力场，其结果是进一步加强而非弱化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此外，市场也是一种资源，在全球需求低迷的背景下更是一种稀缺资源。通过做好自己的事，畅通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进一步推动超大规模市场的成长，为世界发展增强稳定性确定性，为世界创造更多发展机遇，将为新冠肺炎疫情结束后全球经济复苏贡献更多动能。

误区三：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理解为闭关自守。破除这一误区，关键是要全面理解国内国际双循环对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重要意义。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只有坚持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才能更好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格局。经济全球化是历史潮流，中国经济已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坚持并扩大对外开放，使国内国际市场更好连通，在更大范围内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将提升国内大循环的质量。同时，在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和经济脱钩风险显现的情况下，需要以开放促融合，通过强化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维护中国的发展环境。此外，要历史地看待从“两头在外”向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演变。“两头在外”是适应改革开放初期的要素禀赋结构和国际经济格局的，也抓住了经济全球化机遇，推动了中国经济持续追赶。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根据中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出来的，并不否定“两头在外”在特定发展阶段的合理性。

四、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建议

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关键是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深层次改革、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创新释放经济发展动力。

第一，以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为核心，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安全性。当前，超大规模市场尚未对自主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形成有效支撑。要抓住“不敢用”“不愿用”“不能用”的堵点，从完善行业监管、试点改革招投标制度等方面，形成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和超大规模市场之间的良性循环。建立商业性金融与开发性、政策性金融相协调，适应新型举国体制的金融支持体系。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提升科技资源投入的统筹性和有效性。改革科技人才培养和激励机制，最大限度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

第二，着力畅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各环节。以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核心，提升供给体系对需求体系的适应性，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以超大规模市场需求支撑供给体系的升级。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建立产品追溯机制，营造安心放心的消费环境。形成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物流企业，提升物流效率。健全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稳步提升保障水平。

第三，推动房地产与实体经济再平衡，避免房价过快上涨的成本抬升效应、报酬结构扭曲效应、居民消费挤出效应和风险积聚效应。切实推动地方转变发展观念，完善地方政府官员绩效考核体系，硬化地方政府举债约束机制，建立健全地方政府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内在激励约束。统筹“房住不炒”和因城施策，对有望率先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优势区域和创新型城市，要全面落实房地产调控城市政府主体责任。加快完善和实施房地产金融宏观审慎政策体系，引入宏观审慎视角的个人住房贷款风险权重，严格审查内部评级法银行个人住房贷款风险权重设定的合理性，适当阶段性提高按权重法计算的个人住房贷款风险权重；阶段性设置房地产贷款集中度标准，避免国有大行过度、过快“房地产银行”化。改革房地产预售制度。完善房地产税收体系，加快推进房地产税立法。鼓励支持住房租赁行业规范发展，完善住房保障体系。

第四，推动金融与实体经济报酬结构再平衡，避免金融过度膨胀带来的“脱实向虚”效应。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完善金融监管，维护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避免金融总量的过度膨胀或过度金融化。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和金融机构公司治理，设立符合经济金融发展阶段的业绩指标和分红要求。推出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金融资产风险分类办法，在金融资产快速膨胀期严格不良资产确认标准，加强不良资产确认的前瞻性和充足性，避免风险和损失确认不足带来的“利润虚高”。改革金融机构薪酬激励机制，提高薪酬递延比例，建立完善薪酬追回制度。

第五，加快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对外开放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进一步深化金融服务业开放，引入高质量外资金融机构参与竞争。加快推进巨型投资贸易协定的谈判和签署，维护稳定的外部经贸环境。加快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和中欧投资协定的签署，研究推进中欧自贸协定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谈判工作。进一步发挥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等平台功能，扩大优质进口。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提升中资金融机构国际竞争力，强化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货币金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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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本文：朱鸿鸣.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内在结构与误区廓清[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20,(6):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