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 | 张维功：39年前未能发表的文章(附原文）

作者简介

张维功，天津人，北大荒兵团知青，黑龙江大学中文77级，天津《今晚报》高级记者，2009年退休。原题

一篇未能发表的文章

作者：张维功

此文写于1981年6月，《文汇报》1981年7月原拟刊用，已经编辑排版成为报纸的大样，并且加了编者按语，说，刊发此文是为了引发一场讨论。可是，就在报纸开印之际，却又“因故”撤了下来，原来要组织的讨论，就不讨论了。《今晚报》副刊曾刊发作者《文汇报未刊稿》一文，记述事情原委，估计是此文触碰了当年某个敏感的区域。今天再发39年前的这篇旧文，按照《文汇报》当年的报纸大样原样照排，一字不动，以保持该文的原貌，希望人们知道当年的文坛，曾有过这样一道划痕。

思想解放之舟已经载着我们走过了20年。想想当初禁锢人们思想的种种戒律乃至天条，多少无形之手试图拨弄历史风云的表演，惶惶然已有隔世之感。

当年文汇报的大样

我亲身经历过一件事，在1981年。那年，我写的一篇长约5000余字的文学评论文章，险些在《文汇报》通版刊登出来，险些引发了该报一场“文学与人性”的讨论，也险些将我引向专做文学评论的行当。这就是至今珍藏于我的私家文档库中的一篇《文汇报》未刊稿。

那时我在黑龙江大学读书。因为是七七级，从1978年初入学直至毕业，阅历着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国思想理论的大裂变。因为是学语言文学的，又因是文学需要思想支撑的缘故，所以大家也都经受着思想解放的洗礼。1981年上半年，离毕业还有半年多，正是大家泡书刊阅览室的时候。一些报刊正在讨论小说《啊，人……》，很是热闹，引起了我的兴趣。特别是，当年四月的《文汇报》刊出一篇题为《“人性”在向什么挑战》的评论长文，读后觉得它过激、僵化，与当时生龙活虎的思想解放热潮很是不合拍。兴之所致，熬了一个通宵，一气呵成写出了一篇驳论《人性在向非人性挑战》，转天课都没有上，乘车赶到市中心的邮电局，将稿子挂号寄往上海《文汇报》。

稿子是否采用，我心里没底。一是《文汇报》有没有组织讨论的勇气，没底；二是自己还是个大学生，担心人家小看了。于是暂对同学未做透露。大约一周后，《文汇报》寄来一信，拆开来，见到自己的手写稿已变成散发油墨香的报纸小样，并附有短笺一件：“《人性在向非人性挑战》一文初拟采用，现寄上报纸小样，望校定后速寄回，以便刊用。”宿舍的同学都知道了，为我高兴，能在毕业之前，在《文汇报》这种大报发一篇大稿子，是何等振奋的事。

1981年，大连理工大学校园内，一个青年在溜旱冰。刘香成 供图

校样订正寄出后就放暑假了。我回到天津来赶考鲍昌的美学研究生，赤日炎炎中做匆匆的考前准备。心里还想，过几天《文汇报》发了我的作品，先送给鲍昌先生去看，让他了解我的水平，也好录取时加个印象分。

再后来，我去《新港》文学编辑部做毕业实习。两件大事悬在心上：一是研究生能否考上，一是《文汇报》文稿何时刊出。

那一年夏天特别的热。我急不可耐，向《文汇报》去信催问，已寄出校样月余，为何还不刊用？《文汇报》的回信不久后寄来天津，拆开来，是一张报纸大样，和一纸短笺。短笺写道：“来信收到。《人性在向非人性挑战》一文原拟刊用，已经拼上报纸大样，后因故又撤下来。这一问题就不再讨论了，请原谅。”再看那张大样，标题已经做好，主题为“人性在向非人性挑战”，副题为“就小说《啊，人……》的评论和某同志商榷”。标题下边是用楷体排出的编者按：“对《啊，人……》这篇以描写和歌颂人性作为主要内容的作品应该怎么看，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今天我们发表张为工(我的曾用名)同志的文章，以引起讨论。”

我当时望着大样中心的一枚装饰篆刻“百家争鸣”(该专刊名称)，心中落落然茫茫然。反复推敲短笺中的“因故”二字，也猜不明白究竟是“因”了何“故”。按语中“可以讨论的”这种谨慎的语汇用辞，令人心中生出几许寒意。

我忙了一个夏天的暑热虚火顿时全消。后来研究生也没有考上，鲍昌先生在给我的回信中鼓励我：“我从你的文章中(我只浏览了一下)，发现你还是有一定水平的，只要你继续努力，特别在外语上多下些功夫……”当时暗忖，如果我的文章刊登在《文汇报》上，鲍昌先生大约就不会仅仅“浏览”一下了。

俱往矣。17年前的《文汇报》少了一次“文学与人性”的专题讨论，使我的箱子里多出一件珍藏——《文汇报》未刊稿。我深信这是世上独一无二的藏品。肯定出自于当年《文汇报》印刷厂的这一张《文汇报》大样，白报纸已微微泛黄，我将它小心地裱在一张牛皮纸上。以篆刻嵌在文中的专刊名称与一侧的花边栏线可以真实地证实，这篇文字当时确实是拼到报纸的大样上去了，正文用了四个小标题，皆为黑体重排，它们是：“是‘色欲’，还是人性”、“两种人性的具体化”、“政治压力”、“如何理解人的解放”。

它真实地记录了当年一位关注思想解放的思考者的心声。在思想解放的大潮中，它试图做一滴水，去聚成一朵小小的浪花，以使那大潮的涌动闪现出更为绚丽的历史的光华。由于今天谁都可以理解的历史的原因，这一颗小小的水滴于瞬间便干涸了，变成了如同夹在书中做书签的一朵干枯的小花。

17年来，我每回顾这一件往事，特别感佩当年《文汇报》的文学评论编辑先生，他给我的两个短笺都是用了编辑部的名义，使我至今不得相识。他曾认真地要组织一场未出娘胎便流产的专题讨论，试图在思想解放的大潮中掬一朵小小浪花……他也曾真诚地处理一个大学生的评论作品，并磊落地将未刊稿寄给我，令我终身铭记。

(此文刊于1999年1月16日《今晚报·副刊·“我与思想解放”》) 

附：未发表的原文

人性在向非人性挑战

——就小说《呵，人……》的评论

和张履岳同志商榷

编者按：对《呵，人……》这篇以描写和歌颂人性作为主要内容的作品应该怎么看，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今天我们发表张为工（作者的曾用名）同志的文章，以引起讨论。

文汇报今年四月二十四日发表了张履岳同志题为《“人性”在向什么“挑战”》的关于小说《啊，人······》的评论文章，本人有不同看法,愿意发表出来,请大家批评指正。

是“色欲”，还是人性

张履岳同志的文章(下简称张文)说，小说《呵，人······》中描写的肖淑兰和罗顺昌的爱情故事不是“现实的人和人性”，而是一般的“人”和“人性”，只是一种“抽象”，一种“色欲”、“动物的机能”。

事实并非如此。肖淑兰是活生生具体的人。她早先是一个毫无觉悟、天真的贫农家姑娘，一是为了养家、二是贪图过好日子，后来嫁给地主罗金堂做妾。在和罗金堂的共同生活中，她感性地觉出他对自己的非人待遇，所以当她一旦和罗金堂的儿子罗顺昌相遇，就产生了纯真的爱情。在罗家，罗金堂对她的占有，才是不道德非人性的色欲，而罗顺昌和她的爱，则体现出人的关系，人性。罗金堂把肖淑兰仅仅看做金屋之娇，以老夫少妻为荣，毫不顾及肖淑兰人的要求。可以断定，一旦肖淑兰失去姿色，罗金堂会立刻把她抛弃，再寻求新的肉欲对象。而情爱，以对象的人性特征(包括生理因素)为目的，因此是互爱，是平等的，也就表现为对象的持久性。肖淑兰、 罗顺昌年貌相当，平等相待，这就符合进步的道德观念。他们相爱之后就真诚不变，足以体现出双方的人格。小说作者把肖、罗的情爱在和罗金堂的色欲的对照中加以描写，并构成矛盾冲突，这样，肖罗的爱就在社会关系的具体中体现出是人性要求。

张文没有见到这种色欲和人性的区别，却把色欲的帽子戴到肖罗之爱上，因为它根本没有对肖罗之爱做具体分析，而只是引来马克思的一段话做为自己的论据。其实，马克思在那段话之前还有一个前提：“结果，人(劳动者)只是在执行自己的动物机能时，亦即在饮食男女时，至多还在居家打扮等等时，才觉得自己是自由的活动的；而在执行自己的人类机能时，却觉得自己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刘丕绅译本48页)肖淑兰到罗家去，正是追求一种舒适的“饮食男女”，即“人的东西”。在她自己的贫农家里，只有痛苦的劳动，“动物的东西”。“人的东西”就是具体的人性，尽管它是(也只能是)在异化的形式中得到实现的。所以，肖淑兰的人性也没有脱离另一种社会关系一她的贫农家庭。

肖淑兰和罗顺昌始终相互爱恋，这也可以叫做唯一的目的，但由于这是在人的具体社会关系的相互联系中爱恋，它就成为一种生活理想，合于进步的人性，因此就是美好的，值得同情的。

两种人性的具体化

“肖淑兰不能被认为是个超脱于具体社会关系之外的抽象化的人'，相反，她毫无疑问是个特定社会关系的产物，即地主”。罗顺昌“虽在城里经过商，从政治立场、思想感情等各方面说，却又无不是其地主老子的继承人。”前述这两张划成分的证明，就是张文为肖、罗具体人性找到的全部规定性。肖淑兰罗顺昌的具体人性是地主，或者说，人性就是阶级性。(这种理论本身就是错误的，人们早有批评。)但是，我们要提出如下三个问题：

第一，肖、罗不是一般的地主，他们是一个“这一个”。肖淑兰最先做为贫家女是处在地主阶级对立面上，由于主客观的原因才突变成地主。可是，罗家吃得好并未使她幸福，却因自己和罗顺昌的情爱痛苦不堪。所以，不能不看到肖淑兰的两面性。在食的方面，她有剥削性；在爱的方面，她又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一个胡里胡涂出卖了灵与肉的人。肖淑兰形象的这种特殊性，有些象曹禺《日出》中的陈白露。罗顺昌也有他的特殊性，他主要是在城里经商，当他继承家产之后，很快就面临了全国解放的政治形势，所以他才能当机立断搞了些开明措施为自己留一条后路。而且，由于对肖淑兰的爱，又产生了对父亲罗金堂冷酷的恨。他与罗金堂在财产关系上是父子，在情爱方面则是仇敌。这就是罗顺昌的两面性。

第二，肖、罗的地主身份，不等于“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只是“总和”之中的一部分。其它方面还表现为肖、罗和罗金堂的对立，表现为肖淑兰出身于贫农家庭，罗顺昌主要是经商。肖、罗阶级属性本身，也表现为过地主生活时间不长(刚够划成分的杠)，没有大的罪恶，因此反动立场不顽固。另外，阶级属性虽是本质属性，但由于和罗金堂是情敌，则使这种本质有所动摇，他们都曾产生过为情爱私奔的念头。

第三，张文对肖、罗具体人性的规定和小说的内容南辕北辙。肖、罗的人生具有两方面的规定性，一方面是地主，一方面都有情爱的追求。“肖淑兰、罗顺昌和人”是那种对立面包孕的统一。他们的爱情追求作为人性的个性表现，并不掩盖做为地主的剥削性，当然，作者着意表现的是前一个方面，只有从这种特殊的爱情生活中我们才见出他们是地主。而张文，首先把小说的主要内容一一肖、罗的爱情生活武断地确定为“色欲、“动物的机能”，然后把他们的人性仅仅归结到地主、阶级的属性上。可是，《呵，人······》这篇小说除了肖、罗的爱情生活，还有什么呢?个性被排除后，共性在哪里?把小说的主要内容扔在一边，不去分析这种爱情的具体性，仅仅把人物的阶级成分抽象出来，做为一个政治概念大加议论，那么，评论家的对象是谁呢?这只能说，是在评论评论家自己、和具体的作品风马牛不相及。也正是沿着这样的逻辑，才引出张文评论的要点:

“政治压力”

占小说内容大半的肖、罗解放前的爱情描写，张文以“色欲”论断概括之；解放后的故事，张文则以阶级斗争为纲详论之。它在理论上论述了专政、镇压的必要性之后，紧接着就指出：“在小说作者看来，就是这种政治压力，压制了肖淑兰'人'的'需要' 剥夺了她的'人的权利'。”可见，专政、镇压的必要性就是所谓“政治压力”了。

这是一种歪曲。首先，肖淑兰对专政、镇压没有表示反抗，相反，她是接受改造的。由于参加了劳动、接触了贫农群众，“她感到自己如同快死的人，又得到了复苏。”而且，从小说对肖淑兰解放前出身经历的描写中，我们也能感到她老实接受改造是真实可信的。(罗顺昌亦同。)她唯一的“不老实”，就是还在想着罗顺昌，继续爱的追求。为此，她也确实感到了一种政治压力。这是一种什么压力呢?开始，她怕见到罗顺昌，见了也不敢说话。后来，自己偷偷想到嫁给罗，立刻被“生的儿子也是地主”吓呆了。如果把这些描写就看做是对专政、镇压的对抗，勿宁说这恰恰是肖淑兰诚惶诚恐地接受改造的表现。这里揭示的是肖淑兰人的需要、人的权利被剥夺的主观原因——连她自己也搞不清爱罗顺昌算不算不老实。她把接受改造和人的权利对立起来了。客观的原因，小说则选取了“史无前例”中那个极左阶级政策的情节，给予深刻的揭示，极左的阶级政策在“史无前例”中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选这样的情节做具体详尽的描写，是有代表性的，完全可以代表“十七年”中左的倾向。同时也因为在作者看来，剥夺肖淑兰人的权利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政治压力。前边的“生的儿子也是地主”也可以看做是这一压力在肖淑兰心中的反映。所以作者在小说的开头和结尾才以浓重的笔墨、深厚的感情描写了这种政治压力在打倒“四人帮”之后的彻底解除，以及肖淑兰人的权利获得彻底解放的喜悦心情。

可见，是张文自己找来了一种小说中从未描写到的“政治压力”一一专政镇压的必要性，并以此来剥夺肖淑兰人的权利。要么，就是把小说中描写的极左的阶级政策所形成的政治压力，看做是正确的阶级政策了，因此，才有了如下的分歧:

如何理解人的解放

一九四九年，我们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首先解放了无产阶级及其它劳动人民，其次，也解放了资产者和地主——这里用了解放二字，因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我们只在这个意义上理解人的解放。对地主，我们首先要镇压他们，剥夺他们的土地，但同时就是在解放他们一一改造他们。镇压本身就是改造的开始。为了这种改造，就要给他们做人的权利，不从肉体上消灭他们，允许他们吃、住、结婚。

肖淑兰和罗顺昌由于接受了改造，就在最根本的意义上获得了做人的权利——做一个新人，从剥削者的异化现实中解放出来。但同时他们还要爱，这是他们做人的另一部分权利。为了这个权利，才和剥夺它的极左的阶级政策发生了冲突。这是一种进步性的人性和非人性事物之间的真实必然的冲突。我们党的阶级政策从未让他们为了改造而牺牲爱，只有按照小说中“省宣传队”的要求才能是：你们要老实改造吗？就不能爱；你们要爱吗? 就是向人民民主专政挑战！张履岳同志大概不会这样要求肖淑兰、罗顺昌的吧?

诚然，小说写到是解放军剿匪和土改运动打碎了肖、罗成亲的美梦，这是不是把泯灭人性的罪名加在人民民主专政头上了呢?

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谈到过无产者和资产者各自对自我异化的感觉。罗金堂对肖淑兰的占有，是“自己的威力的证明”和“人的存在的外貌”。肖淑兰、罗顺昌虽在地主阶级内部，但表现在情爱的追求上，他们和无产者一样只“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存在的现实”。他们在和罗金堂的相互观照中，表现为进步的人性。可是，失去对象就失去了主体本质的确证。罗金堂和传统伦理的网罗一经冲破，肖罗的爱便会立刻失去它进步人性的内容。那时，他们将面对肖淑兰出身的阶级，回到原来的罗金堂的地位，做为一般地主的婚配，成为人的“外貌”。除非他们象自己说的那样，“闹起来”，“不在罗家了”，即背叛自己的阶级。这就恰恰说明，进步的人性在地主阶级内部是无法成其正果的。这时，解放了。肖、罗二人接受改造，重新做人。虽然“新生活也有一个漫长和痛苦的过程”，但恰恰是这种根本意义上的人的权利，才决定了他们在情爱方面做人的权利最终可以获得。三年地主生活中结成的爱，获得了它的进步的历史定性，又在三十年被改造地主的生活中获得了全新的、高一级的历史定性。接受了两种社会中两种不同的非人性客观现实的惩罚，进步的人性终于经过螺旋曲折的历史积淀，在自己的行程中获得了最终实现。

这不就是历史发展的、具体现实的人性吗！既未脱离各个时代，也未脱离各种社会关系。人性在异化的现实中顽强地复归，其间，除了追求人性的具体个人的努力，我们不是也能见到人民民主专政对于人的解放所发挥的巨大的历史杠杆作用吗! 只有这个专政，才能把无产阶级自己及其对立阶级从各自的异化现实中彻底解放出来。肖、罗的进步人性行将泯灭时，这个专政把它解救了。肖淑兰企图一个人脱离劳动者阶级去寻求的“人的东西”，结果还是由劳动者阶级整体从非人的现实中解放之后，才把新的人性内容给了她，并使她回到了自己的队伍中来。读过小说《呵,人·····》，难道我们不能认识到这些和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违背而完全一致的道理吗?

张维功读本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原载：作者公号川府旧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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