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晖丨张维功：我娘是个明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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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晖丨张维功：我娘是个明白人

新三届 2020-08-25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川府旧闻 Author 张维功

作者档案

张维功，天津人，北大荒兵团知青，黑龙江大学中文77级毕业，天津《今晚报》高级记者，2009年退休。

原题

我娘是个明白人

作者：张维功

读《红楼梦》，有个印象挺深，那些个婆姨娘们儿说起体己的话，互相评论，“某某可是个明白人”。

我娘，就是一个明白人。

十几岁上，在河北老家，出息的俊模俊样，招得乡间的媒婆儿往家里钻。娘可有主意，死活不干。因为姥爷在上海念书，居长的娘得帮姥姥忙家务，上不了学就冤得慌，再早早嫁了人，咋活？娘让二姨盯媒婆儿的梢儿，媒婆儿一来，娘先藏没了影儿。有一回，二姨智勇双全拿个高粱杆儿堵了媒婆儿的烟袋锅，姥姥也急不得恼不得。

父亲来姥姥家相亲，是有乡党正式介绍，大伯陪着来的，那时姥爷当了棉纺厂的高级技师，全家搬到了天津。娘还是让二姨望风，二姨说俩人都穿长袍戴礼帽就差一根文明棍儿，说“大姐夫”模样白净周正，挺好的，娘这才出来见的面。其实当年在村里的高小，娘见过背书包的父亲，有印象。

娘说她年轻时候傻，不知道害怕。天津解放那天，满城枪炮声不断，天刚蒙蒙亮就从河东郑庄子（姥爷的棉纺厂宿舍）往英租界小白楼这边儿跑，一道儿让地上的尸首绊得跟头把式的。“你爸正猫在写字台底下，扣着个礼帽，看见我顶着枪子儿跑回来，着急得嗷嗷喊，脸都白了。”

怀着本尊的时候，娘去劝业场一个打字学校三个月毕业，可以一分钟打28个字。父亲算盘好，是他谋差银号柜台上的头牌，手把手的教娘打算盘，想让她学会计，加减会了，到乘法就卡住了。娘聪敏好学，身为带孩子的小媳妇，不怕笑话进小学课堂读到五年级，终于等来了机会。市外贸局幼儿园招人，父亲突击辅导，背诵“三八”“十一”几个节日名称都得了分；选择题，问“儿童饭后可以剧烈活动吗”,想起姥爷教导过，饭后半小时才可以室外跑动，否则会得盲肠炎，也对了。作文，是父亲事先辅导撰写的自传，得了高分。

当上幼儿教师，自己坚持去读新华夜校的业余高中，每年成绩单都邮寄到单位,娘记得数理化都是90分，语文70分。后期，外贸局保送娘去读天津幼儿师范学校，可惜的，撞到了四清运动，工作队天天晚上组织学习，学业被迫中断。1957年，娘被正式录用为事业干部，后来升任到幼儿园教研组长，组织全园的幼儿教学。外贸局幼儿园当年占用民国时期天津海关关长的私家园邸，林木葱葱，名声赫赫，苏联外宾日本外宾不时访问，应该也有娘的一份心血在。

娘切身感叹，那年代局里的干部们廉洁、办事公道。娘还感恩奶奶，那时把幼儿本尊扔给了奶奶，娘才得以拼出来自己的事业。每每想起三寸金莲的奶奶盘腿坐在床头，绘声绘色讲的那些聊斋故事，本尊也感恩娘的安排——虽然没能借了娘的光享受国办幼儿园的现代教育，能有奶奶这样的启蒙老师，（娘说，奶奶的父亲是清末沧州地方的县太爷。）实属本尊之大幸也。

就在那些年，50前一的我，50后的弟弟、大妹、小妹相继出生，革命生产两不误，这才是娘的厉害之处。闹“大跃进”那年，我小学三年级，能自顾自了，可那三位呢，都送娘的幼儿园了，大中小班各有一位。每天上班，娘怀里抱着小班的，领着大班的，去挤公共汽车，到了园里，还得抽空去中班扒一眼长托的那位。

父亲单位也忙，海河防汛时候干脆住到海河边的仓库值班去了。家，自然是娘来扛的。更不要说后来父亲罹患甲肝，举家粮米大缺了。我只记得，每个月的25号，天不亮就拎着粮口袋夹着小板凳往粮店去排队“借粮”。娘嘱咐，粮票是全家的命，千万别丢了。“借粮”者，此月之粮不够吃，借用下个月的粮食指标之谓也。

闹饥荒的头一年，娘让我帮着做饭，学会了生火、切菜、蒸饭、烙饼。教我怎么节省粮食，掺着白菜疙瘩蒸窝头。细想，不见油腥的那点儿口粮聊以果腹，比之乡下生产粮食的农民兄弟，也还是幸运了许多。

幸亏，娘是一个強梁人。

文革来了。胆小怕事的父亲和娘，悄悄背着我们把当年结婚的纪念照、结婚证，爷爷奶奶的相片等物一把火烧了。安分守己的父亲被下放到边远厂区当工人。单位里，娘也被整治得颠三倒四。什么家庭出身，社会关系，一群人围着你指三道四，触及灵魂，莫名其妙的批判斗争。

心眼直得不会打弯的娘，一辈子认直理的娘，不知道自己有什么错，委屈着自己，背诵语录，“检讨”错误。领导说，为了保证革命后代健康成长，您不适合教研组长这个职位了，后勤食堂这个老大难缺一个管理员，您去吧。

娘说，所谓老大难，无非让文革闹腾的，员工无心干活儿，不时的还往家里小偷小摸。有人去副食店进货，一次买了200袋味精，够吃好几年的。娘说，你去退货；回说，我就不退；娘说，你不去我去；回说，我不干了；娘说，走，咱一块儿去找领导，我也辞职。

娘本是个能耐人，干啥都行。

这些腌臜心的事情，生性要强的娘，到了晚年才跟我们念叨。

1969年，我20，弟弟17，一块儿去了北大荒。娘给我俩打点行装，带着布票跑商店采购，晚间踩缝纫机忙活，一式两件，从被子到衣服，一套一套的，装了满满两个木箱。娘说，“自打你俩一走，我就跟丢了魂儿似的，上班公交坐过站，走着走着绕错了道儿。下了班儿，不敢回家，就在道儿上打磨磨。”

去年春上检点娘的遗物，发现姥姥一百年前陪嫁的、后来传给娘的百宝箱的箱子底儿，居然珍存着48年前天津市革委会颁发的两张大红喜报，平平整整的，领袖头像跟“最高指示”华光四射，底下署着我和弟弟的大名。

想当年，娘曾经双手捧着它们，参加街道召开的掀高潮交流会，人家让娘介绍经验，两个大儿子一块儿去兵团，是怎么想的，克服了哪些困难。娘念的发言稿，念了好几段上山下乡的“最高指示”，没敢说“丢魂儿”的事儿。

我跟弟弟每年探家，娘除了攒齐当月的肉票给我们留着，还把外贸职工分的出口“打回来”的冷冻鸡脖子，从夏天一直给我们留到冬天，家里没处放，就存放在单位的冰箱里。直到我们回家，炖熟满满一锅，我和弟弟狼吞虎咽的吃，娘就坐在一旁看着我们，看着我俩慢慢堆起来的鸡骨头的小山，比她自己吃着还要心满意足。

我偶尔也请战友来家里，娘总是热情的挽留，给我们包饺子。就连回黑龙江的火车票，也常是家里给我们买。有一回，到年根儿了，弟弟突然跑回家，还带着一位东北战友，一问，说是想家了；请假了吗？没有。革命觉悟贼拉高的父亲认为“这是犯错误”，竟然不疼儿子，不顾情面，不容分说，让娘拿钱买了转天的火车票，就把他俩送回了黑龙江。

娘眼看着儿子进了家门过不了年，心疼，一边埋怨父亲心太狠，一边自己抹眼泪。弟弟回到连队，不仅没挨处分，还遭到连长的隆重表扬，说他爱连如家过革命化的春节。

大妹清楚的记得，有一年中秋节，父亲和娘去买月饼，挑了各样儿的称了两大包，邮寄给东北的俩儿子，说是“怕你们想家”。让人心酸的是，父亲，娘，两个妹妹，竟然都舍不得自己尝上一口，月饼渣都打进邮包里……

那些年，我们每每抱怨着远离父母下乡苦哇，并不介意这些探家的小事，岂不知，娘，父亲，两个妹妹，正是他们大家身在艰难时世却无私的心疼我们，呵护我们，照顾着我们。直到如今，我才渐渐明白也深深的自责，当年的自己是多么的无礼和无知。

父亲离开我们那年，娘才49岁。俩儿子远在黑龙江漂泊无着，俩女儿也到了操心大事的时候。四姨也是个明白人，泪涟涟地哭喊：“大姐，往后你可怎么办呀。”娘的苦，只有娘知道。俩妹妹考大学，娘下了死命令，分配外地的，不上。小妹先拿下一个中专财会专业，可能分外地，生让娘把录取通知给废了。

转年弟弟从哈尔滨的大学毕业，给分到下边的劳改农场，娘急了，一趟趟的找幼儿园的领导，找父亲单位的领导，诉说委屈，竟然游说俩单位各派了一个老大姐结伴出差哈尔滨，进到省高教委的高门大院说项，很快就神奇的拿到弟弟回天津的派遣单。

娘有一句名言，“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1982年，我从哈尔滨分配回天津工作，四个儿女都到了身边，都是大学毕业工作尚可，娘的脸上总算有了笑模样。

此后凡34年，操持着我们兄妹四个一个一个的成了家，娘执意自己一个人过日子，自有她的道理，从英租界小白楼那个破烂不堪的旧楼乃至后来搬进新房子。

这个英租界小白楼的大院，娘在那里居住了55年（1947—2002，我们兄妹只能算作匆匆的过客），见证了天津租界地半截子的变迁史。英国人是当时的租界大户，著名的英国工部局戈登堂（1945年后为天津市政府）距离我家只有两三百米之遥，精明的英国人跑马占荒，请其他的外国资本来搞房地产开发，我家所在的大院和对面分别是俄国人和德国人建的联排公寓。

原本的居民不分国籍，多是小康人家，日本侵华到了天津，轰跑了英国人，这里便是平民的天地了。地理上，英租界大体就是后来的和平区，天津市的政治文化中心；解放北路，即是当年的也是今天的东方华尔街，50多幢一百多年的欧美风格高大建筑，依然如故。娘住在这个大院，左邻右舍的邻居，多有几十年的交情。住惯了，不愿意动，娘说。

如此说法，何尝不是娘的知足常乐聊以自慰呢？按照民俗，两个儿子娶媳妇的房子，是要男方准备的。可这两个下乡加上学的老知青，少小离家老大回，已经成了大龄青年，除了眼下挣到可以糊口的一份工作（比之那些没上学的知青战友还算是幸运儿呢），不还是跟老娘和两个妹妹困厄在这狭窄破败的老屋吗。简单说，没有房，就没有儿媳妇可以进门。单说本尊，1984年调进天津日报社，进门当天就签下“五年之内不许要房”的保证书……

娘的满头青丝，就是在那几年陡然间花白了。

我们四个就像离开鸟巢的小鸟，一个个去建自己的小巢了。每家拉吧着一个80后独生子女，踉踉跄跄的，娘还不时地都去帮一把。直到我们一个个的有了自己安稳的小日子，英租界这间破旧的老屋，就成了娘和我们牵肠挂肚的一件大事。到了上世纪90年代，娘做了她十分自豪的一件事，为民请命——

娘住的那个大院，南北两排东西四栋总计五六十户，当年白俄老毛子盖的房子还算结实，1939年天津闹水灾淹了全城，泡在两米深的水里三个月，待搪过了唐山大地震，就成了危房，修了又修，早已不堪居住。娘既不是街道主任，也不是人大代表，邻居们竟推举她张罗着搜集民意、执笔书写了《百年老楼何时拆迁》的信，联名各家签署，投书区人大，有了结果。登载投诉信的那张《今晚报》，娘一直珍藏着。

娘自己的小日子，倒是挺滋润的。娘在海河边儿溜早儿，每天聊家常的老大姐都知道，“叶老师（娘的社会称谓）可是有福气，俩儿媳妇好，俩姑爷也好，两个大孙子、一个外孙女、一个外孙子都好着呢……”这倒不是因为娘在外边儿会说话，娘最是个实心眼儿直性子的，我想，总归娘是一个明白人。

俗话说，一家一本难念的经，娘就是我们家的主心骨、定盘星。几十年来，娘总是说“家和万事兴”，不管大事小情涉人涉物里里外外，总是全家上下商商量量其乐融融的。我的大妹夫会夸人，说娘的能力强，当个单位领导啥的没问题。听见这话，娘总是抿嘴一乐。

几十年来，我们四个嘴上不说，心里都有，那就是，父亲走得早，娘太不容易。在我们看来，娘是天底下最好的娘。还有一桩，几十年来，也是我们四个嘴上不说，心里都有。我们四家举凡周日年节必到娘那里聚会，深怕娘的孤独，可是，娘有觉得孤独吗？我们看不出，抑或是我们太过自私了？我们的亲娘，愿意交给一位陌生的叔叔去疼吗？父恩无以为报，娘恩念念在兹，却让我们四个情何以堪！

这一桩，娘笃定有她自己的深思熟虑，娘也不说。自己千辛万苦拉扯大的四个大儿大女，哪一个不是自己的心头肉？娘的舐犊之情护犊之心远胜过一般的母亲；英租界这一间住了55年的破败的老屋，熔铸了父亲、娘和我们四个兄弟姐妹太多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的刻骨亲情，但是，我们四个做儿女的体验，远没有娘自己的领悟更远更深。我的娘，历经战乱、饥荒、文革加之中年丧偶的不幸，总归是个明白人。

娘有大爱之心，我们兄妹四家的大人孩子自不必说，举凡她的长辈、平辈、晚辈、本地的、老家的、单位的、邻里的亲朋旧友，没有她不挂念的，但凡有法子，还热心的援手相帮。老人家的电话本子，比我们的都厚。所以，牵挂她的人也多。甚至幼儿园的老职工大姐聚会，也到娘的住处来。1994年，娘66，我们开始每年给娘做寿。后来，我们也陆续年过花甲，娘就说，“我给你们带个头，咱都健康长寿。”

娘最后住进医院的当天，我的小孙子降生，看着从外地传来的视频和照片，躺在病床上的娘，还是欣慰地笑了，说，“这孩子挺干净的。”并且嘱咐为她管钱的大妹，给她的重孙子发红包。

我总以为，娘可以活过九十，可是娘自己安排的是，在她米寿88周岁生日到来之际，辞别俗尘，安然西去。

娘自己的房子里，永远挂在床头的，是一个天津市政府1982年颁发的执教25周年褒奖牌，小妹说，娘在医院的病床上说胡话，竟然是在给幼儿园的孩子讲课，言辞语调清晰可辨。

客厅正墙，挂着全家福的彩照，那是2006年，住进新房子的第四年，娘78寿诞全家的合影。

文物架中间，摆着一尊毛泽东的陶瓷头像，白色的、戴红领章的那种，应该是文革那年外贸幼儿园发的。旁边，就是我的姥姥和姥爷的照片。

2018年7月10日

张维功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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