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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晖丨张维功:我娘是个明白人

新三届 2020-08-25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川府旧闻 Author 张维功

  


作者档案


张维功,天津人,北大荒兵团知青,黑龙江大学中文77级毕业,天津《今晚报》高级记者,2009年退休。


原题

我娘是个明白人




作者:张维功





读《红楼梦》,有个印象挺深,那些个婆姨娘们儿说起体己的话,互相评论,“某某可是个明白人”。


我娘,就是一个明白人。


十几岁上,在河北老家,出息的俊模俊样,招得乡间的媒婆儿往家里钻。娘可有主意,死活不干。因为姥爷在上海念书,居长的娘得帮姥姥忙家务,上不了学就冤得慌,再早早嫁了人,咋活?娘让二姨盯媒婆儿的梢儿,媒婆儿一来,娘先藏没了影儿。有一回,二姨智勇双全拿个高粱杆儿堵了媒婆儿的烟袋锅,姥姥也急不得恼不得。


父亲来姥姥家相亲,是有乡党正式介绍,大伯陪着来的,那时姥爷当了棉纺厂的高级技师,全家搬到了天津。娘还是让二姨望风,二姨说俩人都穿长袍戴礼帽就差一根文明棍儿,说“大姐夫”模样白净周正,挺好的,娘这才出来见的面。其实当年在村里的高小,娘见过背书包的父亲,有印象。


娘说她年轻时候傻,不知道害怕。天津解放那天,满城枪炮声不断,天刚蒙蒙亮就从河东郑庄子(姥爷的棉纺厂宿舍)往英租界小白楼这边儿跑,一道儿让地上的尸首绊得跟头把式的。“你爸正猫在写字台底下,扣着个礼帽,看见我顶着枪子儿跑回来,着急得嗷嗷喊,脸都白了。”


怀着本尊的时候,娘去劝业场一个打字学校三个月毕业,可以一分钟打28个字。父亲算盘好,是他谋差银号柜台上的头牌,手把手的教娘打算盘,想让她学会计,加减会了,到乘法就卡住了。娘聪敏好学,身为带孩子的小媳妇,不怕笑话进小学课堂读到五年级,终于等来了机会。市外贸局幼儿园招人,父亲突击辅导,背诵“三八”“十一”几个节日名称都得了分;选择题,问“儿童饭后可以剧烈活动吗”,想起姥爷教导过,饭后半小时才可以室外跑动,否则会得盲肠炎,也对了。作文,是父亲事先辅导撰写的自传,得了高分。


当上幼儿教师,自己坚持去读新华夜校的业余高中,每年成绩单都邮寄到单位,娘记得数理化都是90分,语文70分。后期,外贸局保送娘去读天津幼儿师范学校,可惜的,撞到了四清运动,工作队天天晚上组织学习,学业被迫中断。1957年,娘被正式录用为事业干部,后来升任到幼儿园教研组长,组织全园的幼儿教学。外贸局幼儿园当年占用民国时期天津海关关长的私家园邸,林木葱葱,名声赫赫,苏联外宾日本外宾不时访问,应该也有娘的一份心血在。


娘切身感叹,那年代局里的干部们廉洁、办事公道。娘还感恩奶奶,那时把幼儿本尊扔给了奶奶,娘才得以拼出来自己的事业。每每想起三寸金莲的奶奶盘腿坐在床头,绘声绘色讲的那些聊斋故事,本尊也感恩娘的安排——虽然没能借了娘的光享受国办幼儿园的现代教育,能有奶奶这样的启蒙老师,(娘说,奶奶的父亲是清末沧州地方的县太爷。)实属本尊之大幸也。


就在那些年,50前一的我,50后的弟弟、大妹、小妹相继出生,革命生产两不误,这才是娘的厉害之处。闹“大跃进”那年,我小学三年级,能自顾自了,可那三位呢,都送娘的幼儿园了,大中小班各有一位。每天上班,娘怀里抱着小班的,领着大班的,去挤公共汽车,到了园里,还得抽空去中班扒一眼长托的那位。


父亲单位也忙,海河防汛时候干脆住到海河边的仓库值班去了。家,自然是娘来扛的。更不要说后来父亲罹患甲肝,举家粮米大缺了。我只记得,每个月的25号,天不亮就拎着粮口袋夹着小板凳往粮店去排队“借粮”。娘嘱咐,粮票是全家的命,千万别丢了。“借粮”者,此月之粮不够吃,借用下个月的粮食指标之谓也。


闹饥荒的头一年,娘让我帮着做饭,学会了生火、切菜、蒸饭、烙饼。教我怎么节省粮食,掺着白菜疙瘩蒸窝头。细想,不见油腥的那点儿口粮聊以果腹,比之乡下生产粮食的农民兄弟,也还是幸运了许多。


幸亏,娘是一个強梁人。




文革来了。胆小怕事的父亲和娘,悄悄背着我们把当年结婚的纪念照、结婚证,爷爷奶奶的相片等物一把火烧了。安分守己的父亲被下放到边远厂区当工人。单位里,娘也被整治得颠三倒四。什么家庭出身,社会关系,一群人围着你指三道四,触及灵魂,莫名其妙的批判斗争。


心眼直得不会打弯的娘,一辈子认直理的娘,不知道自己有什么错,委屈着自己,背诵语录,“检讨”错误。领导说,为了保证革命后代健康成长,您不适合教研组长这个职位了,后勤食堂这个老大难缺一个管理员,您去吧。


娘说,所谓老大难,无非让文革闹腾的,员工无心干活儿,不时的还往家里小偷小摸。有人去副食店进货,一次买了200袋味精,够吃好几年的。娘说,你去退货;回说,我就不退;娘说,你不去我去;回说,我不干了;娘说,走,咱一块儿去找领导,我也辞职。


娘本是个能耐人,干啥都行。


这些腌臜心的事情,生性要强的娘,到了晚年才跟我们念叨。


1969年,我20,弟弟17,一块儿去了北大荒。娘给我俩打点行装,带着布票跑商店采购,晚间踩缝纫机忙活,一式两件,从被子到衣服,一套一套的,装了满满两个木箱。娘说,“自打你俩一走,我就跟丢了魂儿似的,上班公交坐过站,走着走着绕错了道儿。下了班儿,不敢回家,就在道儿上打磨磨。”


去年春上检点娘的遗物,发现姥姥一百年前陪嫁的、后来传给娘的百宝箱的箱子底儿,居然珍存着48年前天津市革委会颁发的两张大红喜报,平平整整的,领袖头像跟“最高指示”华光四射,底下署着我和弟弟的大名。


想当年,娘曾经双手捧着它们,参加街道召开的掀高潮交流会,人家让娘介绍经验,两个大儿子一块儿去兵团,是怎么想的,克服了哪些困难。娘念的发言稿,念了好几段上山下乡的“最高指示”,没敢说“丢魂儿”的事儿。


我跟弟弟每年探家,娘除了攒齐当月的肉票给我们留着,还把外贸职工分的出口“打回来”的冷冻鸡脖子,从夏天一直给我们留到冬天,家里没处放,就存放在单位的冰箱里。直到我们回家,炖熟满满一锅,我和弟弟狼吞虎咽的吃,娘就坐在一旁看着我们,看着我俩慢慢堆起来的鸡骨头的小山,比她自己吃着还要心满意足。


我偶尔也请战友来家里,娘总是热情的挽留,给我们包饺子。就连回黑龙江的火车票,也常是家里给我们买。有一回,到年根儿了,弟弟突然跑回家,还带着一位东北战友,一问,说是想家了;请假了吗?没有。革命觉悟贼拉高的父亲认为“这是犯错误”,竟然不疼儿子,不顾情面,不容分说,让娘拿钱买了转天的火车票,就把他俩送回了黑龙江。


娘眼看着儿子进了家门过不了年,心疼,一边埋怨父亲心太狠,一边自己抹眼泪。弟弟回到连队,不仅没挨处分,还遭到连长的隆重表扬,说他爱连如家过革命化的春节。


大妹清楚的记得,有一年中秋节,父亲和娘去买月饼,挑了各样儿的称了两大包,邮寄给东北的俩儿子,说是“怕你们想家”。让人心酸的是,父亲,娘,两个妹妹,竟然都舍不得自己尝上一口,月饼渣都打进邮包里……



那些年,我们每每抱怨着远离父母下乡苦哇,并不介意这些探家的小事,岂不知,娘,父亲,两个妹妹,正是他们大家身在艰难时世却无私的心疼我们,呵护我们,照顾着我们。直到如今,我才渐渐明白也深深的自责,当年的自己是多么的无礼和无知。


父亲离开我们那年,娘才49岁。俩儿子远在黑龙江漂泊无着,俩女儿也到了操心大事的时候。四姨也是个明白人,泪涟涟地哭喊:“大姐,往后你可怎么办呀。”娘的苦,只有娘知道。俩妹妹考大学,娘下了死命令,分配外地的,不上。小妹先拿下一个中专财会专业,可能分外地,生让娘把录取通知给废了。


转年弟弟从哈尔滨的大学毕业,给分到下边的劳改农场,娘急了,一趟趟的找幼儿园的领导,找父亲单位的领导,诉说委屈,竟然游说俩单位各派了一个老大姐结伴出差哈尔滨,进到省高教委的高门大院说项,很快就神奇的拿到弟弟回天津的派遣单。


娘有一句名言,“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1982年,我从哈尔滨分配回天津工作,四个儿女都到了身边,都是大学毕业工作尚可,娘的脸上总算有了笑模样。


此后凡34年,操持着我们兄妹四个一个一个的成了家,娘执意自己一个人过日子,自有她的道理,从英租界小白楼那个破烂不堪的旧楼乃至后来搬进新房子。


这个英租界小白楼的大院,娘在那里居住了55年(1947—2002,我们兄妹只能算作匆匆的过客),见证了天津租界地半截子的变迁史。英国人是当时的租界大户,著名的英国工部局戈登堂(1945年后为天津市政府)距离我家只有两三百米之遥,精明的英国人跑马占荒,请其他的外国资本来搞房地产开发,我家所在的大院和对面分别是俄国人和德国人建的联排公寓。


原本的居民不分国籍,多是小康人家,日本侵华到了天津,轰跑了英国人,这里便是平民的天地了。地理上,英租界大体就是后来的和平区,天津市的政治文化中心;解放北路,即是当年的也是今天的东方华尔街,50多幢一百多年的欧美风格高大建筑,依然如故。娘住在这个大院,左邻右舍的邻居,多有几十年的交情。住惯了,不愿意动,娘说。


如此说法,何尝不是娘的知足常乐聊以自慰呢?按照民俗,两个儿子娶媳妇的房子,是要男方准备的。可这两个下乡加上学的老知青,少小离家老大回,已经成了大龄青年,除了眼下挣到可以糊口的一份工作(比之那些没上学的知青战友还算是幸运儿呢),不还是跟老娘和两个妹妹困厄在这狭窄破败的老屋吗。简单说,没有房,就没有儿媳妇可以进门。单说本尊,1984年调进天津日报社,进门当天就签下“五年之内不许要房”的保证书……


娘的满头青丝,就是在那几年陡然间花白了。


我们四个就像离开鸟巢的小鸟,一个个去建自己的小巢了。每家拉吧着一个80后独生子女,踉踉跄跄的,娘还不时地都去帮一把。直到我们一个个的有了自己安稳的小日子,英租界这间破旧的老屋,就成了娘和我们牵肠挂肚的一件大事。到了上世纪90年代,娘做了她十分自豪的一件事,为民请命——


娘住的那个大院,南北两排东西四栋总计五六十户,当年白俄老毛子盖的房子还算结实,1939年天津闹水灾淹了全城,泡在两米深的水里三个月,待搪过了唐山大地震,就成了危房,修了又修,早已不堪居住。娘既不是街道主任,也不是人大代表,邻居们竟推举她张罗着搜集民意、执笔书写了《百年老楼何时拆迁》的信,联名各家签署,投书区人大,有了结果。登载投诉信的那张《今晚报》,娘一直珍藏着。


娘自己的小日子,倒是挺滋润的。娘在海河边儿溜早儿,每天聊家常的老大姐都知道,“叶老师(娘的社会称谓)可是有福气,俩儿媳妇好,俩姑爷也好,两个大孙子、一个外孙女、一个外孙子都好着呢……”这倒不是因为娘在外边儿会说话,娘最是个实心眼儿直性子的,我想,总归娘是一个明白人。


俗话说,一家一本难念的经,娘就是我们家的主心骨、定盘星。几十年来,娘总是说“家和万事兴”,不管大事小情涉人涉物里里外外,总是全家上下商商量量其乐融融的。我的大妹夫会夸人,说娘的能力强,当个单位领导啥的没问题。听见这话,娘总是抿嘴一乐。


几十年来,我们四个嘴上不说,心里都有,那就是,父亲走得早,娘太不容易。在我们看来,娘是天底下最好的娘。还有一桩,几十年来,也是我们四个嘴上不说,心里都有。我们四家举凡周日年节必到娘那里聚会,深怕娘的孤独,可是,娘有觉得孤独吗?我们看不出,抑或是我们太过自私了?我们的亲娘,愿意交给一位陌生的叔叔去疼吗?父恩无以为报,娘恩念念在兹,却让我们四个情何以堪!


这一桩,娘笃定有她自己的深思熟虑,娘也不说。自己千辛万苦拉扯大的四个大儿大女,哪一个不是自己的心头肉?娘的舐犊之情护犊之心远胜过一般的母亲;英租界这一间住了55年的破败的老屋,熔铸了父亲、娘和我们四个兄弟姐妹太多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的刻骨亲情,但是,我们四个做儿女的体验,远没有娘自己的领悟更远更深。我的娘,历经战乱、饥荒、文革加之中年丧偶的不幸,总归是个明白人。



娘有大爱之心,我们兄妹四家的大人孩子自不必说,举凡她的长辈、平辈、晚辈、本地的、老家的、单位的、邻里的亲朋旧友,没有她不挂念的,但凡有法子,还热心的援手相帮。老人家的电话本子,比我们的都厚。所以,牵挂她的人也多。甚至幼儿园的老职工大姐聚会,也到娘的住处来。1994年,娘66,我们开始每年给娘做寿。后来,我们也陆续年过花甲,娘就说,“我给你们带个头,咱都健康长寿。”


娘最后住进医院的当天,我的小孙子降生,看着从外地传来的视频和照片,躺在病床上的娘,还是欣慰地笑了,说,“这孩子挺干净的。”并且嘱咐为她管钱的大妹,给她的重孙子发红包。


我总以为,娘可以活过九十,可是娘自己安排的是,在她米寿88周岁生日到来之际,辞别俗尘,安然西去。


娘自己的房子里,永远挂在床头的,是一个天津市政府1982年颁发的执教25周年褒奖牌,小妹说,娘在医院的病床上说胡话,竟然是在给幼儿园的孩子讲课,言辞语调清晰可辨。


客厅正墙,挂着全家福的彩照,那是2006年,住进新房子的第四年,娘78寿诞全家的合影。


文物架中间,摆着一尊毛泽东的陶瓷头像,白色的、戴红领章的那种,应该是文革那年外贸幼儿园发的。旁边,就是我的姥姥和姥爷的照片。


2018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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