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凝眸：李聆汇||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无产阶级文学

探索中国现代文艺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内在关系，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重点领域。在研究这一问题时，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对革命现实和人民文艺的正确判断。2021年7月1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迈向了新的发展形态，对中国当代文艺有了新的召唤，探究早期中国共产党是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艰难道路，对建设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未来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一、理论的指引与文学方向的确立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成为中国无产阶级文艺创作的思想理论武器，承载着改造中国社会现实的历史使命，同样无产阶级文学也具有马克思主义文艺特质。

回顾20世纪以来的中国革命历史，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标志着中国就此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对民族危亡，中国有识之士掀起了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各种救亡运动，但始终没有找到一条通往人民最终幸福和胜利的道路。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帮助早期共产党人找到了救国救民的良方。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方向和发展道路，然而，这条道路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始终交织着失败与彷徨。1927年，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对革命军队领导权认识上的不足，大革命最终宣告失败，国民党政府在武力“清共”行动中，一大批共产党人遭到屠杀，国内政治革命形势一度转入低潮。1929年，西方世界爆发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国家企图靠对中国倾销商品和掠夺资源来摆脱困境，帝国主义的剥削行径迫使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苦苦挣扎。经济上的窘迫和政治上的压迫使中国知识分子普遍感到苦闷，中国的革命道路面临着“向何处去”的艰难境地。

现实的革命斗争必定会引发思想文化上的思考与变革。邓中夏、恽代英、瞿秋白等早期共产党人逐渐认清形势开始宣传革命文学，邓中夏强调新文学应该是“惊醒人们使他们有革命的自觉和鼓吹人们使他们有革命的勇气”。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使“五四”以来的“文学革命”开始向“革命文学”转向，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革命文学”主张还不具备无产阶级的属性。1928年开始，一批无产阶级革命活动家和从日本留学归来的青年作家接受了当时苏联的“拉普”和日本“纳普”左倾主义思想，认为现实的政治革命形势严峻，只有从无产阶级文学入手才能够推动政治上的持续革命。因此，围绕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主张在当时形成了大讨论，有学者认为“蒋光慈《关于革命文学》、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钱杏邨《死去了的阿 Q 时代》、郭沫若《英雄树》等一系列文章，引起了一场革命文学大论争”。 

 鲁迅一方面肯定了革命文学的倡导，另一方面却坚决反对文学工具论的观点，深刻地提出了“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的观点，严厉地批评了创造社和太阳社否定“五四”个性解放的错误看法。

国共两党注意到了此次文学论争，1929年，国民党为了扼杀无产阶级文艺，提出了“三民主义文艺政策”来肃清文坛。中国共产党则指示创造社和太阳社停止对鲁迅等人的围攻，让他们团结包括鲁迅在内的一切革命爱国人士，共产党为了对抗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争取思想文化阵地，开始考虑建立一个新的进步文艺组织。1930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协调和精心组织下，以鲁迅为中心的左翼文学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在上海成立。中共中央“文委”书记潘汉年主持“左联”成立大会并作了《左翼作家联盟的意义及其任务》的发言，他指出“左联”成立的意义有两点：一是“有计划的领导发展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二是“透过文学的艺术，实行宣传与鼓动争取广大的民众走向无产阶级斗争的营垒”，此外，潘汉年强调了“左联”的任务有四点：一是运用“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宣传与斗争”，二是要“确立中国无产阶级的文学运动为理论的指导”，三是“发展大众化的理论与实际，作品大众化应该成为目前运动的中心口号”，四是坚持“自我批评的必要，不论在理论上，作品上，运动的行为上，都需要大家站在整个运动的立场上，经常不断的执行自我批判”。会议上带有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文艺创作方法也被写在了“左联”的理论纲领中：“我们的艺术是反对封建阶级的，反资产阶级的，又反对‘失掉了社会地位’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我们不能不援助而且从事无产阶级艺术的产生。”1931年11月，“左联”执委会决议通过《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其中明确提出文艺创作在“方法上，作家必须从无产阶级的观点，从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观察，来描写。作家必须成为一个唯物的辩证法论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作家、指导者和批评家，必须现在就开始这方面的艰苦勤劳的学习。”从这一系列任务纲领和文艺政策来看，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为工作指南，中国无产阶级文学是以马克思唯物辩证法为出发点，当下的文学创作要结合民主革命来讲述，文艺作品要站在广大无产阶级的立场。这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为思想基础，从此正式拉开了无产阶级文学实践的序幕。

二、理论的广泛传播与文学的政治启蒙

中国共产党是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先锋队和主力军。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共产党人最先选择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五四”以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论著开始出现，“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李汉俊、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谭秋、邓中夏、何孟雄、高君宇、王尽美、邓恩铭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开始在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左联”时期，中国共产党大量翻译并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郭沫若翻译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神圣家族》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并“运用辩证唯物论来研究中国思想的发展，中国社会的发展”。 “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白莽作<孩儿塔>序》等序跋，茅盾《徐志摩论》等作家论，胡风《林语堂论》等作家作品评论，周扬、冯雪峰关于革命现实主义理论的探讨，钱杏邨关于现代小品文的研究等，都是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来总结中国新文学创作实践经验的尝试，对这一时期及以后的创作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左联”除了译介大量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论著，还创办了大量期刊杂志，形成了无产阶级文学阵地。“左联”成立前，共产党人先后创办了《创造月刊》《文化批判》《太阳月刊》杂志。1930年以后，国民党开始查禁无产阶级刊物，《大众文艺》《萌芽》《拓荒者》等进步期刊被查封。为了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强化共产党人和广大民众的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左联”成立后，“先后创办了《文艺讲座》《巴尔底山》《前哨·文学导报》《北斗》《十字街头》等40多种刊物”，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文艺创作提供了更广泛的话语空间。“五四”新文学确立了“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的现代观念，“个性解放”将文学从“文以载道”的传统观念中解救出来。而到了“左联”时期，无产阶级文学成为了时代文学主潮，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深入到文学发展内部，文学观念与创作出现了新的转折。

 学者刘中树概括其思想来源主要是“以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的理论为基础，接受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文艺领域内的党底政策》的基本内容，联系中国的实际进行思考形成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具体主张和理论体系”。另外，鲁迅不赞成当时文学中的功利性极左倾向，反对文学只为宣扬服务于无产阶级革命政治，他指出“用阶级性代替、抹杀文学的‘个性’及其他特性，是对‘唯物史观’的‘糟糕透顶’的歪曲”。可以说，鲁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是十分深刻和准确的，其思想的独特性既是对五四文学传统的继承，同时又是对革命历史任务的超越，为马克思主义文学实践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形成与发展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实践有着天然联系，文艺创作也带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政治倾向，这引起了来自不同文学观念作家的非议，比如左翼作家与“新月派”作家的论争，梁实秋主张以人性的普遍论反对阶级论，他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一文中指出，工人、农民与资本家在人性方面并无二样，表现在对生命的追求、对爱的渴望都有共同的人性，他认为“人生有许多方面都是超阶级的”，文学不应受“阶级的约束”。当无产阶级文学与政治高度相连的时候，我们要以革命历史的演进逻辑去看待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中国现代文学史从来就不是一种单纯的学术史，而是一种革命史、政治史和思想史。这不仅是因为中国现代作家的思想、人生道路以及作品的内容与中国现代社会的进程紧密相关，而且也是文学史写作者的文学价值观强烈地参与其中的缘故。因此，在这样一种内外思想环境中，对中国现代文学史进行单一的学术评价是很难实现的。”对待三十年代无产阶级文学政治化倾向，我们要回到当时的社会文化历史现场，在“20世纪中国社会积贫积弱的历史语境下，文艺的政治化并不是作家、政党单方面的选择或强制，而是民族境遇、历史条件、社会思潮、创作风格共同作用的结果。或者说，中国的作家、艺术家是在寻找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道路上与中国共产党相遇，认可其执政理念和施政纲领，并自觉接受其领导的”。

三、理论的性别实践与妇女解放

辛亥革命以后，民国政府成立，妇女解放和启蒙方向从拯救民族国家话语转向女子参政权的诉求，唐群英、林宗素、沈佩贞等妇女启蒙家们提出的女子选举权问题并没有得到宋教仁等人的重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里也只字未提男女平权的字样，这引起了女界的极大不满与愤怒，随后发生了“大闹参议院”“掌掴宋教仁”等一系列激烈的妇女抗议活动。“五四”个性解放、自由平等的思想浪潮极大地冲击了传统的婚姻观念，带有娜拉精神的知识女性和青年女学生最先冲出封建家庭的藩篱，大胆追求自由爱恋，身体力行地践行着妇女解放思想。然而，冲破家庭束缚的娜拉们并未获得真正的幸福婚姻，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妇女再一次被套牢在生活的枷锁之中。面对经济上的不独立和人格上的不平等，鲁迅从社会现实角度出发提出了“娜拉走后怎么办”的深刻问题，他指出如果妇女没有取得经济独立，起码的物质生活基础得不到保障，随之而来的是人格上的不独立，因为“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所以，娜拉出走后只有两条路——要么堕落，要么回来。这说明妇女解放的根源绝不仅仅是离家出走就能解决的，只能通过社会解放来实现。

 陈独秀从马克思理论社会主义制度出发，认为社会主义是实现妇女解放的唯一办法，他提出“把女子问题分的零零碎碎，如教育、职业、交际等去讨论，是不行的，必要把社会主义作唯一的方针才好” 。茅盾也将妇女解放寄希望于社会制度的变革上，他认为“把妇女问题作为一个单独的问题而谋其解决，本来就是不对的。妇女问题的彻底解决，非等到现社会组织之根本改造以后，必不能实现。”李大钊利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阶级论分析了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是私有制的产生和阶级的出现，他在《战后之妇人问题》中提出了解决妇女问题的办法有两方面：“一方面，要和妇人全体的力量去打破那男子专断的社会制度，一方面，还要和世界无产阶级妇人的力量去打破那有产阶级（有男有女）专断的社会制度。”蔡畅在《苏俄之妇女与儿童》一文中同样强调“妇女的一切痛苦，均是出于现在私有制度”，妇女解放取得胜利的办法是“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回一切政权置于无产阶级手里，以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如苏俄今日一样，这才是妇女真正解放的出路”。可以说，早期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引下，认识到妇女解放的前提是社会解放，中国革命与妇女运动相结合才是妇女解放的制胜法宝。

1922年中共“二大”召开，会上通过了《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案（简称《决议》），《决议》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立场论述妇女解放与劳动解放、消灭私有制的关系，讨论了此后妇女运动的奋斗目标。“二大”妇女运动的决议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作为无产阶级观察和解决妇女问题的根本观念，通过其先锋队组织中国共产党，以党的决议的形式确立了下来”。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作为中国妇女解放的理论范式，其贡献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提纲挈领地提出了若干条妇女解放的路线，如妇女解放只有在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斗争中进行；妇女只有参加社会劳动才能取得解放等。二是提供了方法论和范畴，如历史唯物主义、劳动、阶级、私有制、意识形态等。”我党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妇女问题的实际情况，1931年11月7日，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其中明确规定“在苏维埃政权领域内的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和他们的家属，不分男女、种族、宗教，在苏维埃法律前一律平等”。1932年，我党制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第一条就规定“雇农、苦力、劳动贫民，均不分男女，同样有分配土地的权限”。从这些法律中可以看到，我党将男女平等写进了法律制度内，妇女在法律地位上同男性一样拥有平等的价值与权利，同时赋予了农村妇女拥有分配土地的权利，保证了妇女的生存权利和基本经济权利。在妇女解放、阶级解放和民族国家解放的一系列关系中，形成了以下两个发展趋势：一方面，我党将妇女解放纳入到社会解放的洪流之中，妇女命运与民族国家命运紧紧相连，女性与男性不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在拥有相同革命信仰的前提下结成盟友，男女并驾，以社会解放为奋斗目标来实现妇女的真正解放；另一方面，我党打破有产阶级专断，联合全体无产阶级的力量，妇女参与者不仅涵盖知识女性和女工，还扩大到农村，广大的农村劳动妇女开始更多地走出家门，参与到社会革命的公共领域中，成为妇女解放的主要力量。

 早期中国共产党实践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发展模式，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观念和创作倾向体现了突出的革命政治意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妇女解放实现了从个人觉醒到阶级解放的跨越。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中国共产党将在时代发展中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文学院）

（此为节选版本，全文请参阅纸质刊物）

刊于《文艺论坛》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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