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节丨郑忆石：我的教研室同仁
老编的话：教师节快到了，本号推出“教师节”专题，刊发新三届同年朋友的节日抒怀，欢迎投稿，敬请关注。
郑忆石，1972年在重庆东风面粉厂当工人。1978考入四川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在北京铁道部通号公司宣传部任职。1987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在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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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0年到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任教，不觉间27年过去了。我曾经当过工人，呆过机关，高校是我职业生涯的第三个和最后一个落脚处，也是我平生职业满意度的最高点。无论从工作性质、工作环境，还是从自身条件等角度考量，它都让我自乐自足。
工作性质上，教师主要面对学生，对象相对单纯。工作环境上，时间相对自由，无需受制于早九晚五的刻板节点，无需看人脸色说话行事。个人体验上，高校不用坐班，不上课时可以把身体摆平，痛快地睡个午觉，这在工厂或机关几乎不可能，而这对于我这种生命活力有限，又从小养成“不午睡勿宁死”烂习惯的人来说，多少关涉活命的质量。更爽的是，它一年有两个寒暑假，让人想着就补气提神。心目中，高校这些不大不小的福利，简直就像上帝施与的浩荡洪恩和人生采摘的巨大果实。仅仅是能睡午觉和有寒暑假这两条，就足以让我对其它职业的选择一票否决。
不长不短的高校工作经历，周而复始的备课上课、出考题带学生、写文章做课题，高校工作给人的直觉：一个地道的个体户。至于教研室的各位同仁，经年累月地或慷慨陈词于讲堂课间，或穿行驻足于图书馆架廊，或端坐电脑查文码字，或跨海越疆访学取经，或赴外开会讲坛雄辩……忙碌中的我们，除了系里开大会或教研室的学生答辩，基本是在“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中讨生活。相互间的交集少、联系乏，自然让人难以觉察每个人身上，有哪些让人擦鼻涕抹眼泪的闪光点。
而今，我即将离开教师岗位。回望静想，我发现这个多年来人数基本维持在5字上下的“袖珍科室”，生命律动中的各位，身上拨人心弦的事还真不少。时值教师节临近，不妨晾几片鱼鳞。
一、坦对死神的蒋老师
我刚进教研室时，蒋申华老师是室主任，高高个头的他，儒雅范十足。作为才进校的青年教师，我学的专业与他讲授的课程一致，于是，他自然成了我的指导老师，我则逢他上课，必端坐教室洗耳恭听。他那略带沙哑的声音，始终微笑的表情，娓娓道来的话语，严肃认真的提问，于言传身教中让我领悟了当大学教师的不易。多么希望这样的情景能够长久下去！
然而，天不假年，听他的课不到两个月，他就被查出罹患绝症。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都十分着急，催他赶快去医院治病，他却谈笑风生若无其事。记得我当时问他何时住院，他淡然地说：等把下周的课讲完，这个内容告一段落就去，这样你也好接手。
多少年以后，他上最后一堂课的情形，仍然难以从我的脑海中抹去：考虑到我马上接授该课可能有困难，他一进教室，就将一本写上注释的《马恩选集》送给了我；担心我出考题可能摸不着头绪，他将连夜出好的考题封好，郑重地交到我手里；因为体虚，他不得不搬把椅子坐下讲课，然而，一如既往的笑容依然挂在脸上，略带沙哑的声音依然清晰有力，有条有理的讲授依然沁人心脾……
他住院及后续治疗期间，我每次去看望他，他谈得最多的，就是问我“上课中有什么困难？最近又在研究什么问题？”，而基本不提自己的病情。他去世后，我时常会想：按常情，人若在得知自己患上这种病后，第一感觉便是五雷轰顶。蒋老师为何显得如此镇静甚至淡定？高尚的师德、超强的意志力、对工作的挚爱，对人生的乐观豁达、对家人的强烈责任感……至少，我是这样理解的。
蒋申华老师
二、魂入学术的江老师
江丹林老师在我们教研室呆的时间较短，从1996年下半年进校到2000年上半年因病去世，前后不过三年半，但他留给我的印象却很深。他1.83米的个头，背有些微驼，嗓门响亮，表情严肃，不修边幅。他喜欢身着一条旧军裤，还打趣说自己就像马克思笔下的法兰西农民，所以要穿军服“壮胆”。他对饮食的要求很低，大汗淋漓地上完课，3.5元一碗的兰州拉面，吃得一脸陶醉。
他上课非常投入，每次课前都要花大量的时间做准备，除了专业的内容，还要看不少文学书，以便讲课内容更加生动丰富精彩。在课堂上，他从不看讲稿，总是眼望远方若有所思，气宇轩昂声如洪钟，或踱步或速动，双脚几乎没有停下的时候，以致大家开玩笑要为他“向学校申请鞋贴”。作为调入的教授，他一进校就承担起了全校文科博士生的公共课，由于讲课效果好，每次课后总是被一大群学生围着问这问那，那热烈的气氛，毫不亚于课堂本身。
他十分注重科研，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做学问好比登山健身，必须天天爬才有效果”。思考问题、写学术论文，似乎已经融入了他的血液骨髓，成为支撑他生命的强大动力。他给自己定下“每年发表10篇以上文章”的目标，并心甘情愿地“为伊消得人憔悴”。
对学术研究的痴迷，使他得以每月都有佳作面世，三年中竟然发表了近50篇文章。其间，他那近60万字的巨著《东方复兴之路》甫一出版，立刻好评如潮，索书者无数。听他说，这部书成稿于他在安徽大学供职期间：“为写它，两年多的时间里，每天凌晨不到2点起床，爬在书桌上划拉到早上7点多。然后抹把脸，早饭倒进肚子，骑车直接去教室。”
他病重后，还念念不忘“文章要修改”，当得知有一篇文章终于将在《哲学研究》上发表时，他的病似乎好了一大半。印象中，这好像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篇文章。江老师，一个视学术为生命的人，真正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烛成灰泪始干”啊！
三、大儒风范的张老师
张天飞老师是我们教研室的资深教授，他做过校领导，还曾任哲学系的第一任主任。然而，在我心目中，他始终是一位恢弘大度、平实质朴的谦谦君子，既坦荡无私又慈祥温厚，具有很强的亲和力。
都知道做学问离不开书，尤其是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没有书会十分不便，甚至寸步难行。所以，几乎每个老师家里都有几个大书橱。但正因此，老师们一般是不愿将自己的书外借的。张老师却不同，只要你需要，他便毫不犹豫，而且从不催要，随便你用多久。记得他的一本《意识形态论》，我就借了较长时间。后来，他干脆一句“你需要，就送给你”了事。
我曾经参与他的一个课题，三个人合写一本书，各人三分之一。在这个过程中，张老师除了要完成自己的那一部分，而且从拟定详细大纲，到前言、结语乃至全书统稿，所有环节都是他一个人在做。那时的课题经费很少，一本书也就一万元。他做了这么多工作，最后却坚持将这一万元平分，多一分钱都坚决不要。
张老师退休后，有段时间教研室只有三位老师，研究生答辩凑不齐人数，我们不得不每次都劳烦他，他从来都是欣然应允，看论文、写《评阅意见》、全程参与答辩，样样一丝不苟。记得每次答辩时，他不仅认真指出学生论文中存在的问题，而且提出许多中肯的修改建议，让同学们从中掌握了更多的知识，理解了更细的东西。每当此时，我总会想起泰戈尔的那句话：“黑暗中的举灯者，不倦无悔地将智慧的光明投射到他们朦胧的心田”，感觉用它来形容张老师，再恰当不过。
张天飞老师
四、春风拂面的来老师
来建础老师是我的教研室同仁中，与之共事时间最长的一位。从1990年我到学校至2013年她退休，我们在一起相处了23年。她是专职教师，平日要完成教学科研培养学生等本职工作。此外，她还长期担任系工会主席，工作又多了一份辛苦和劳累。但她总是以一副热心肠、一颗善解人意的心，无怨无悔地为大家服务，从看望生病员工到关心下一代，从做好各种福利工作到开展各类文体娱乐活动，样样做得风生水起、有模有样。
学校在建闵行新校区以前，集中在市区的中山北路校区上课。我当时的住家虽不在郊区，但与学校的方向“南辕北辙”。上海滩大，从一个区到另一个区，轻而易举就相当于外地的跨县里程。那时，上海的第一条轻轨“明珠线”尚未开通，我每次去学校要换乘4条公交线路，单趟约需两个半小时，比坐火车去苏州还费时费力。每逢我和她利用寒暑假，到退休的或生病的老师家“送清凉、送温暖”，都是她先生开车一路接送。完成任务后，哪怕她家就在附近，她也坚持让先生继续开车近一个小时，将我送到家门口。
大约是在1997年秋，开学后的一天清晨，我忙天荒地赶乘公交车去学校，却在跨入车门的刹那间一脚踏空。“嘭”的一声，人如石头砸地。咬牙爬起来，发现脚脖子青肿一片。学校没法去了，只好打电话向领导告假。那天碰巧先生出差在外，我一瘸一拐挪到医院，拍片打石膏，一阵忙活后，翘着一只脚往医院大门蹦。刚到门口，一眼撇见脸沁微汗，手提慰问品，匆忙赶来的来老师和蔡田老师，心里一股暖流直往上涌，好容易才忍住那夺眶的泪水！另一次，我因病住院未告诉系里，她不知从哪儿得知消息后，第一时间就与先生赶到医院看望，看着她手里捧着的大束鲜花，“春天般的温暖”再度直彻我心底。
来建础老师
五、淡定自若的徐老师
徐汝庄老师的名字一如他的为人，言谈举止中尽显淡定从容、踏实沉稳。他的名字又不能涵盖他的全部性格特征，因为无论何时，无论对谁，他总是面带微笑，亲和自然中透出关切热心。1991-1992年，他到美国圣奥拉夫学院进修访学整一年，是改革开放后教研室乃至系里较早的英语通。为此，他成为《华东师范大学学报》“英文摘要”的资深编辑，还是教研室第一位筹建双语课的老师。
因为老教师退休和编制设置等原因，教研室曾经在长达六七年的时间段里，只有徐老师、来老师和我。三个人共同承担起全系的相关课程，每人每学期至少三门课以上。后来，系里又开设了新的专业，每个人又额外增加了新课。那时，每当我为如此多的课程如何安排而发愁犯难，去征求徐老师的意见，他总是淡然一句“我试试看吧”，随后，又总是将该门课程，讲得余韵绵长、滋味十足。
他本科读的外语系，对西方文学名著了然于胸。因此，他要求学生写论文尽可能打破教科书式的叙事体例，在抽象思辨与生动形象之间寻找契合点，力求使文章可信又可读。
他退休后，我们难得见面，只听说他没闲着。我问他：在忙些什么？他回说：“翻译了冯契先生《中国哲学史》的古代部分，已纳入郁振华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该书今年将在美国出版”，一如既往地云淡风轻。要知道，能将冯先生的中国古代哲学译成英文，除了英语娴熟、哲学功底厚实，还需要相应的古汉语与古文学知识，但这些在他口中笔下，好似一碟小菜。
徐汝庄老师
六、曾经与如今的同仁们
此外，已经退休的商孝才、李荣兴等老师，以及先后调离教研室的陈新汉、陈爱蓉、童世骏、汪海萍、钟锦、安维复等老师，他们身上也是各有光点闪耀。
童世骏老师尽管早已升任校党委书记，但在教研室同仁们眼中，他仍然是当年那个低调好学又机敏睿智的谦虚之士。身为校一把手，他的工作日理千机。但是，只要系里或教研室有求，他总是竭尽所能挤出时间，该过问就过问，该“出手”就出手，不打一个马虎眼。
钟锦老师虽然“弃马奔西”（由马哲教研室到西方哲学教研室），但只要教研室一声喝令，他大碗喝酒的豪爽和口无遮拦的古道热肠，便立马有了用武之地。得知我的一位博士生罹患重病，他除了慷慨解囊，还鼓捣张罗四处募捐，为学生筹集到了一笔可观的医疗费用。
安维复老师真乃课题申报专业户，屡战屡胜的业绩，让我们只有“啧啧”的份。但他不“独食”，喜欢将他的成功之道谦之为“一种技巧”并乐于传授。以前我申报课题，战绩不佳。每次参加社科处召开的动员大会，置身台下黑压压的一片青丝中，自己一撮花白的头发，恰如“汪洋中的一条船”。得益于他的良好建议，我的课题申报又有了新的斩获。
右一蔡剑锋、右二安维复、左一潘斌、左二钟锦
如今，我们教研室的五位，除了“尚可饭否？”的本人，以及60后的系主任，其余三位都算“小鬼当家”。
陈立新老师是系里好不容易从武汉大学淘来的。永远自带弥勒佛笑容的他，尽管赴任前十个不愿百般勉强，却最后不得不接受校方的动员安排和同仁的支持拥戴，挑起了哲学学科跃台阶和服务全系师生的担子。
蔡剑锋老师是复旦大学的硕博连读生。多年的书海扑腾和砥砺磨炼，让他具备了满血“讲课男神”的拼劲与能力。每学期的学生评教，他总是位居“前三”。可别小看了这“前三”！要知道，他开设的课程，不是学生最爱翘的“毛邓三”，就是课堂上最易看到打哈欠伸懒腰的“马哲原理”。他的教学“男神”美誉，不仅遍及上海滩高校，而且让他获得了全国“青年教师教学大赛”奖。
蔡剑锋老师有个习惯，从来不在上课前吃饭。对此，我曾问及原因，他答曰“吃饱了，到时候血液都去养胃了，脑子会不清醒”。他讲课声名日渐扩大的后果是，一旦他上课，总有校外学生来蹭，有时教室竟至人满为患。一到他下课，总有学生缠着他一问一两个小时，赶不上饭点的他，便常常自掏腰包，顺便请学生搓一顿。精彩教学带来了后续效应，他身后晾挂出一排又一排的“菜粉”。眼下，这粉丝越挂越多，恐怕哪天要寻仓库码放了。
潘斌老师属于大器早成型，30岁刚出头就当了副系主任。如今，他不仅连桩不蹉，而且工作的效率与经验与日子齐飞。繁重的教学管理担子和课堂教学任务，让他每天几乎鸡鸣即起，开车大半个小时到校敲钟打卯。然而，辛苦劳累留在他脸上的，永远是一咧嘴便阳光灿烂，一开口就幽默风趣，以及那句与学生交谈时，雷打不动“好不好？”的潘式民主和暖男风格。学生呢，则乐于向他倾诉所思所惑。如此一来二去，无形中又耗去他不少工作和休息的时间。
每天教学、科研与管理工作多头并进，但潘老师好像每天都是神采奕奕的。我曾经很是纳闷地问他：精神头咋这么好？瞌睡都哪儿去啦？他告诉我：“都是硬掐着的”。他最怕开时间长的会，特别是下午的会议，因为开着开着他就睡着了，有时还会打呼噜，轻缓悠扬的“小夜曲”，听着让人有些心疼，又忍俊不禁。所以，不到万不得已，开会时他都尽量找角落坐。
孙亮老师是我们眼中的新锐学术拳击手。不说别的，单是每年平均在CSSCI刊物上亮相近10篇文章，以及接长不短的国家级、省部级科研课题，便让人在脖颈伸长中，见识了他的学术实力。偶尔大伙相聚，话在他口里攒着，聊到学术，他便口吐莲花。在学生面前，他不轻易展露笑脸，这让学生多少有点怕他。但他表面的“严父”模样，却难掩内心深处的“爱子”情怀。这一点，从他不遗余力地给学生联系、提供出国访学深造的机会，从他严格要求学生每学期必读多少本书，从他告诫学生力争读研期间攻下第二外语，从学生论文选题时一头雾水甚至焦头烂额，他话一出口，他们便顿生云散天开的明亮感……可见一斑。
对我而言，职业生涯中最黄金的时段，被铺放在了马哲教研室这个平台。眼下，尽管这个仍然只有五人的“小儿科”，名气不响，相貌平平，但它有着温润松软的工作沃土、积极向上的工作氛围、勤勉努力的工作姿态、忘我执著的工作精神。这些，始终为我喜爱，让我如鱼得水。
我们这个“小儿科”，还被人誉为“性价比高”，因为不仅大家的教学科研都取得了不错的业绩，而且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承担了系里的行政工作或其它事务性工作。27年，我与这个小集体中每个成员，都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她）们中的每一位，都可以自豪地宣称：无愧于“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他（她）们，是我永远的良师益友。他们，将继续为莘莘学子，撑起知识的白云蓝天。
201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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