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菁英丨樊建川：一个痴迷于收藏记忆的敲钟人
老编的话：新三届学子，人中龙凤荟萃，皆为一时之选；南金东箭聚集，各领几分风骚。40年过去了，他们中立德者有之，立言者有之，立功者更有之，可谓不拘少长、贤能辈出。本号特辟“菁英”栏目，刊发记录新三届精英的非虚构作品。
作者简介
樊建川
樊建川，1957年9月出生在四川宜宾，山西兴县人，高中毕业后当了两年知青。1976年冬天参军。1979年9月考入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毕业后到重庆三医大任教。1987年转业到宜宾地委政策研究室。1991年任宜宾市常务副市长。1993年辞职后创办建川房屋开发有限公司。2008年获得美国布莱恩特大学最高荣誉博士学位。现任四川省政协常委、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副秘书长、四川省山西商会会长、四川省收藏家协会副主席、成都市人民政府参事、建川实业集团董事长、建川博物馆馆长、汶川地震博物馆馆长、四川省商会副会长。
樊建川：
一个收藏记忆的敲钟人
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东方红
标题为本号编辑所加
2017年，一个在火车站等车男人的照片火了！
简单朴素的绿T黑长裤、光着脚、靠墙倚坐，手边放着两瓶几块钱的饮料……
车站里似乎从来不缺这幅装扮等车的人，为什么偏偏这个人火了？
原因只有一个——他叫樊建川 。
当天，樊建川正在重庆火车站候车，忙完重庆建川博物馆事宜后，正准备出发返回成都。
樊建川何许人也？
他是四川知名人物，曾是资产数十亿的富商，还曾多次入选胡润中国富豪排行榜……
在许多人的印象里，像樊建川这样身家数十亿的富豪，不应该是这幅打扮的。而这并不是樊建川第一次以如此“接地气”的形象出现。
2017年3月，樊建川被曝在街边小店吃面的照片时，也红遍网络，当时他花14元吃了一碗鸡杂面。
樊建川的父母都是军人，所以他说自己骨子里面，流淌着的是行伍的血液。
1957年出生的他，从小就野，儿时在金沙江边游泳、扎木排，甚至游到对岸去偷人家的南瓜，差点被农民用鹅卵石砸了。
父亲从小就教育他：“做人要有一股子拼劲儿，一人一条命，是用来拼的！”
每次他跟小玩伴儿打架，父亲不帮忙，抄手在旁边看，打赢了还奖励他。
文革轰轰烈烈来袭时，父亲未能幸免被关进牛棚，可他好奇父亲为什么被批斗，就开始偷偷找跟父亲有关的传单、小报，渐渐地，收藏报纸、书信和奖章，成了他割舍不掉的兴趣。
幼儿园小伙伴都笑他父亲是汉奸，于是他把成绩单上父亲的名字抠掉了，这份不敢交给父亲的成绩单，也成了他的收藏品。
1975年，樊建川高中毕业，到宜宾县日成公社当知青，拼命劳动，饿晕了两次。
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原本近视的他，毛遂自荐去当兵，第一次违规通过了检查，结果被刷了下来。
他不甘心，直接找到当时的首长，给人家写书法、吹笛子，首长点点头：“行！你小子来吧！”
这下子，在冬天零下40℃的内蒙古，樊建川一驻守就是两年半。
他的军旅生涯，是从冬天零下40℃的内蒙古开始的，两年后，他不但成为特等射手，还当上了学雷锋的标兵。
全国高考恢复后，樊建川看到了命运转机，复习资料，备考军校，所在部队80人报考，却只招1个。
樊建川心里也打鼓，那么多人考，凭啥自己考上？
不管那么多，拼了再看！结果如愿考上西安政治学院，毕业后，进入重庆三医大教书，这一教，又是8年。
可他天生就不甘平庸，当个大学老师，多少人羡慕，樊建川却觉得这工作一眼到头，“我都看得见自己是怎么老的了。”
很快，命运又眷顾了他一次，让他步入仕途，34岁就当上了宜宾市常务副市长。
樊建川还是不满意，原因是工资太少了！
当时他曾以副市长身份，参与了一次夜市摆摊活动，为的是亲身体会市场经济，还引起宜宾市一阵轰动。
不体验不要紧，这一体验，樊建川的眼光就更远了。
即将升任市长之际，他主动辞职，下海经商。
1993年，他跟朋友凑了笔钱，合伙开了一家房地产公司，带着家人辗转到成都，蜗居在很小的房间里，女儿都只能睡沙发。
樊建川破釜沉舟，贷了巨款，修的房子却只靠关系卖了一户。熬了大半年，朋友们都傻了，他自己也感到山穷水尽。
但就在这年11月，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国务院召开第三次房改方案，要求单位不再提供福利房，房子将由商品房为主导。被“置之死地”的房产公司，转眼间让樊建川掌握了主动。
双流机场需要一个完整小区，樊建川就此挖到了第一桶金。
凭着天赋和诚信苦干8年，等到2001年的时候，他把企业做进四川省前10名，登上中国富豪榜前200名。
他赚得盆满钵满，在成都市最繁华的地段，不仅拥有自建的商品房，还有办公楼、商铺、加油站……
这时，他的梦也活了！
当初辞职市长，樊建川嫌工资少，主要因为不够支持他收藏。
父亲被关“牛棚”的时候，樊建川每天收集小报、传单，一部分拿去给父亲看，另一部分自己收起来，想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也正是从那个时候起，他有了收集报纸、书信的习惯。
在西安读书，有条古玩街，他也常去闲逛，跟着懂行的，收些才子佳人、风花雪月的东西。后来，他觉得那些东西没意思，因为是军人，对抗战前辈有敬意，想用自己的方式去纪念他们，开始收集各种跟抗战相关的东西。
樊建川到处捡破烂，人家不要的东西，他当成宝贝一样带回去。尤其是去了老村、老宅，看到堆在一起的旧垃圾，他就忍不住上前扒拉，缠着人家问家里还有没有。
那时候，他还没什么钱，一家人周末出去逛街，答应好给妻子买裙子，半路看到想要收藏的勋章，笑嘻嘻扭头跟妻子说：“先把钱借我，下次给你买。”
为了收藏，连饭都可以不吃。
赚到钱后，樊建川甩开膀子，只要看中的东西，马上就买。
有次，他在塘沽看到有人砸碉堡，就问：“兄弟，这碉堡谁修的？”一听是抗战留下的，他赶紧付钱，愣是把50吨的碉堡运回四川。
1999年9月，樊建川申办成立建川博物馆，主要是为了以博物馆名义买文物，避免一些法律上的纠纷。
对于修建博物馆，他并没有信心。“博物馆是神圣的，高不可攀，我怎么可能私人建一个呢？”
2001年，在卢沟桥抗日展馆参展，他把自己的藏品带到北京之后，国家文物局的人看了吓了一跳，当场14件展品被鉴定为一级。樊建川回家一拍大腿：“建！”
几乎所有的人都反对：“文物捐给国家就可以了嘛，没有必要掏钱搞这事。”
可是樊建川已经铁了心，一个民族要有记忆，历史是绝不能被遗忘的。
“四川有两千家房地产开发商，少我一个没关系。中国13亿人，12.5亿都该过平淡正常的生活，但也该有人挺起脊梁，敲响警钟，我就想做一个敲钟人。”
不但要建，一规划就是500亩！他四处去找这块地，人家一听，就觉得是骗子：“哪有花500亩建博物馆的，你小子是来圈地修房产吧？”最后，只有大邑县信了樊建川。
朋友听说他来真的了，一个劲儿骂他：“你傻啊，非要把钱砸在这件事上，博物馆就是个无底洞，你这是准备当烈士？”
樊建川不管别人的意见，卖掉了办公楼、商铺、加油站，把资金全部投到了博物馆。
手续办完，开工已是2004年11月，他却又给自己定了个目标：“2005年是抗战胜利60周年，这是一个甲子，是个大事，必须在8·15时开馆！”
9个月建5个博物馆，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地方，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修出这么庞大的博物馆。但血液里的军人战斗气质，让樊建川再次透出一股狠劲儿。
每个馆工地上，立着倒计时牌，他睡工地，在建材上打盹儿，天天在建筑工地上骂人，这边装电梯，那边装玻璃，顶还没有封，就开始布展柜……15日开馆，三天前都觉得不行，硬是被他连战三天，拼下来了！
2005年8月15日，展现中共抗战的“中流砥柱馆”、反映国党抗战的“正面战场馆”、纪念美国援华的“飞虎奇兵馆”， “不屈战俘馆”“侵华日军罪行馆”，经6个部委专家组严格审查，全部合格，正式开展！
樊建川收藏之庞大，简直令人瞠目结舌：
手写资料30吨、书信40万封、日记一万五到两万本、像章百万枚，800余万件藏品，每件藏品都是樊建川亲自经手，经鉴定的国家一级文物有153件。能在博物馆中展示的不过百分之一。
第一批5个展馆落定后， 樊建川再接再厉，建成“川军抗战馆”“中国壮士群塑广场”“抗战老兵手印广场”“援华义士广场”等系列场馆。
如今，这里已经是中国最大的，“博物馆聚落”——30个分馆，由30个世界一流设计大师设计，总占地500亩，超过1000万件藏品。
30个博物馆里，抗战记忆被激活了，那段沉重的历史有了血肉。
每年100多万人次进来，几乎都是流着泪离开。
2005年7月，天津一个朋友打来电话，给樊建川提供了一件宝贝，那就是著名的《荻岛静夫日记》。
为了拿到抗日珍贵史料，樊建川当即就飞往日本，以高价拿下这本罕见的日记。
荻岛静夫日记用文字、图片，详细写下1937-1940年日军侵略实录。而且，荻岛静夫的职务是火化兵，专门就是焚烧尸体的，对诸多侵略事实详尽刻画，这让日记显得更加珍贵。
为了纪念美军对抗战的帮助，纪念牺牲在中国的4000多人，樊建川特意修建“援华美军馆”，为了寻找一架坠毁的飞机，多次爬上3970米的汶川宝顶山，终于在震后将飞机残骸找到。
此外，他将248位飞虎队员照片，一一浇铸成瓷板像，挂在馆内。
一个飞虎队员的最后旅程
多年后，美国空军老兵罗比特，来到援华馆前，问道：“这里都是美国的老兵吗？”
樊建川点点头说是，白发苍苍的罗伯特，当即嚎啕大哭。
这样的画面，同样发生在“壮士群塑广场”，约3000平米的中国地图上，200多位抗战名将、烈士的铁像，站在他们战斗或牺牲过的地方，一眼望去，令人肃然起敬。
左权将军的女儿左太北，父亲牺牲时她年仅两岁。就在广场揭幕的那一天，在壮士广场看到父亲雕像时，她泪如泉涌，抱着雕像痛哭：“爸爸，让我抱抱您！”
更为令人震撼的地方，就是“抗战老兵手印广场”，手印广场一排排玻璃上，印有4000多名抗战将领，或老兵的鲜红手印。
为取这些手印，樊建川跑遍全国。大家可以看到那些手印，许多都已经五指不全，多是被飞弹损毁的。
在这些手印里，其中一枚属于张朗轩老人。他是一位川军老兵，在1938年参加藤县保卫战。那是一场极为惨烈的战役，5000人基本上都阵亡了。
张朗轩老人幸存回川，为了纪念抗战川军烈士，成都市人民公园立着一块碑，英朗的战士以老人为原型塑造。但60多年来，老人只字不提，甚至连家里人都不知这件事。
樊建川知道张朗轩老人后，一定要将老人的手印印上。老人也为他积极呼吁，多方寻找当年抗日老兵。
哪料到，广场建成之前，老人突然辞世，樊建川悲痛无比，为完成老人生前的心愿，在太平间印下了僵硬的手。
这样的手印，还不止一个。
30个博物馆，樊建川最不愿去的，就是“战俘博物馆”。这是全世界唯一一个，为战俘修建的博物展馆。
樊建川的父亲参加抗日，曾一度被俘，留下了心结。当时被俘的战士被杀害后，他们的亲人都觉得不光彩，即便活下来也会受到歧视。
“因为觉得做俘虏是个污点。这些人一生可能就一张照片，那就是被杀之前日本人拍摄的，他们死了，亲人还不敢说，这是个几百万人的大群体啊！就这么被忽视、被遗忘了！想想就让人心酸。”
在日本，樊建川曾用一段时间，买下市面上所有的战俘照片，最终将它们带回国建馆。
在战俘馆曲折的回廊里，无数流亡异乡的忠魂得到安放，那一张张黑白面孔，记录的是中华民族的血泪。
以色列驻华大使进馆参观后，为樊建川写下一段话：“这是一个平凡的人，干了一件伟大的事，他留住了一个民族的苦难。”
为了博物馆，樊建川把赚来的钱，一分不留全都投资进去。光利息一年就是7000万！
十几个亿，说砸就砸了，他自己的生活，却越过越简朴。
他穿几十块钱的衣服，抽二十多块钱的烟，吃十几块钱的外卖。
无论是做节目、访谈、签售，他都穿馆内自制的宣传T恤。
“我下决心建博物馆时，朋友苦劝说，让一个人完蛋，吸毒；让一个企业完蛋，建博物馆。投资是永远收不回来了，但我要求通过运营维持生计，毕竟这里有500多名员工。”
于是他在馆内结合文创产业，提供一些休闲配套服务。还是不够，他就写字卖钱，“一幅字，无论大小10000块，为了博物馆，我就是这么不要脸！”
通过樊建川不懈地打拼，现如今，建川博物馆聚落，实现每年近2000万元的盈余。整体估值高达80亿天价！
但樊建川决定，死后，博物馆捐给国家。
他只有一个小女儿，未必会对此感兴趣，就不如交给国家。
很多人都夸他说：“你也太了不起了，80个亿就这么交给政府。”
他说：“不是我了不起，我仅仅是做，做算什么啊？让博物馆一直存在下去，才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我只用花几十年的时间而已，但保存，就要几千年！”
樊建川发自内心地期望，这些珍贵文物可以被好好照顾，因为这是历史的见证：“一个人要成长的话，你的记忆一定要健全，一个民族要成长，记忆也一定要健全。”
2008年，美国布莱恩大学，授予樊建川名誉博士学位。终身教授杨洪推荐时写道：“我体会到一位有民族尊严的人，想为自己国家，甚至世界文化史，留下真实记录的豪迈。”
樊建川还在筹备更多的展馆，关于改革开放，关于时代建设，希望在有生之年，建满100个：“现在有房奴、车奴，我是馆奴。我愿意一生为博物馆做奴隶，只要是能建够100个，马上死都可以。”
对于丈夫的遗赠，妻子用一个星期的时间，理解了樊建川的苦心，签字同意了他的遗赠计划。但是另一份遗嘱，坚决不肯签。
樊建川要把遗体捐给重庆三医大，希望用自己的皮，绷一面军鼓，放在博物馆里。“谁要敲一下，我就在声控电视墙上给他唱首歌，他必须给博物馆捐1000元钱。我死了，还能给博物馆做贡献。”
樊建川每天用手在身上拍打：“医生说有助于皮、脂分离，还提醒我注意不要生疮。”多少人忌讳提到的死亡，他说得却格外轻松。
《论语·里仁》有言：“朝闻道，夕死可矣。”一个人最闪耀的价值，无非是为真理、正义事业而死。樊建川就是这样一个人。
为了激活一个民族的记忆，为了保留一个民族的记忆，为了延续一个民族的记忆，他舍弃了一切财富、名誉，甚至看淡了自己的生死。
这样的事如果不崇高，还有什么事情是崇高的？他简衣素鞋，粗茶淡饭，日夜不休，以苦为乐，却比身价万亿人更富有、更幸福。
一个屹立不倒的民族，不但能穿越动荡年代的苦难，还要能在和平年代播种希望！樊建川就是那个把火种，播向中华大地的人！
他修建的不止是民族记忆博物馆，也是照亮民族未来的灯塔，他保留的是战争遗物，守护的却是人类和平，他收藏的是过去的记忆，打开的却是通往明天的隧道。一个国家有这样的博物馆，甚幸，一个国家有这样的人，甚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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