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丨李新宇：我的1978，一个梦想疯长的年头

李新宇新三届 2022-03-21

作者档案

本文作者

李新宇，1955年2月生，山东青州人。1978年考入曲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先后任教于曲阜师范大学、吉林大学、南开大学，现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同时涉及20世纪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的研究。

原题

1978：

我的梦想与期待

作者：李新宇

转载自微信公号鲁风儒韵

1978年，我23岁，正是产生梦想的年龄。

在各种因素的制约之下，人的梦想常常只是心中的故事，即使生长过，也未必为外人所知。它就像石板下生长的幼芽，即使茁壮，能于暗处百折盘旋，执著地探寻出路，时间长了，也还是难免窒息。有时候，那芽尖已经接近石板的边缘，但在最后的时刻，生命耗尽了，所有的梦想便只能悄然消失于黑暗之中。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这代人还算幸运，因为时代风云际会，不仅助长了我们的梦想，而且使它有了破土的可能。因此，无论关于个人的梦，还是关于这片土地、这个人群的梦，都曾在我们心中一度疯长。

我的1978，就是一个梦想疯长的年头，也是一个焦灼期待的年头。一些梦想实现了，一些梦想没有实现。越是没有实现的，越是难以忘却，日久天长，就成了埋在心中的蒺藜。

我想，在我的同代人中，大概有不少人与我一样，常常为它激情满怀，又常常为它黯然神伤。青春时代的某个阶段，常常会决定人的一生。

一些梦想很小，也很简单。

我的1978年是在焦灼和失望中开始的。我参加了1977年底举行的大学招生考试。当人们纷纷接到录取通知的时候，我仍然在等待，而最后的结果是名落孙山。

在知道已经无望之后，我把准考证贴进了自己的日记，写下了这样的话：“留个纪念吧，这也算考过一次大学。”淡黄色的纸片，上面一行字是：“山东省一九七七年统一招生”，然后是三个大字“准考证”。我的编号是“昌011722”，“昌”是当时的山东省昌潍地区，印章却是“山东省益都县革命委员会”。

正是这次意料之中的失败，使我决心在1978年再次报考。我是1970年初中毕业的，没有上高中，就到乡村劳动去了。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朋友们劝我考一考，我却不知道该报什么专业，最后填报了浙江美院。

后来我才知道当时的我是多么盲目，我既不清楚考试科目，也不知道浙江美院在全国的地位和我的实际水平之间的巨大差距。我对素描可谓一窍不通，依靠《芥子园画谱》之类学的国画，当然难说入门。于是，1978年，我决定报考中文。

考大学的目的是为了个人的出路。1978年，是我在山东省益都县西南山区一个水库工地上的第三个年头。那个水库是从1975年开始建的，近万名青年男女，高举红旗进入深山，用了四五年的时间修一个水库。

开始的时候，对参加水库建设的民工（当时不叫民工，而叫民兵）要求甚高：家庭出身要好，政治表现好，身体健康，年龄在18-25岁。越是要求高，越有吸引力，因为同时享有优厚的待遇：招工优先、参军优先、提干优先、保送上大学优先。

我的家庭背景使我本来不合格，但未到三个月，工地上的人纷纷逃跑，结果就放宽了要求，让我也混入了这支队伍。我与大多数人一样，之所以去，之所以在那里坚持，都是为等待最后的结果。尽管人们都知道，那个结果也许只是水中之月，但在别无出路的时候，渺茫的希望就成了全部的寄托。

我当时不敢设想参军、提干、上大学，全部的梦想就是招工，哪怕是到公社的联合厂都行。

等待的时间特别漫长。我忘不了黎明时分走在山谷里的那种感觉。天不亮军号就响了，连长、指导员来到工棚，把人们喊起来，于是吃饭、上工。从工棚到工地，要走半个小时，到达工地的时候，天就亮了，正好干活。

记忆最深的，是几百人一起走在山谷里，却没有人说话，满耳朵只有几百双深筒胶皮靴踩出的“嗵！嗵！嗵”的声音。在那样的队列里，我常常仰头望着头顶的一线天，心中在想：要走到哪年哪月才是头？

我有点侥幸，不久就被调去做“政工”了。所谓“政工”，也就是政治宣传工作。当时工地上也有两个系统：从总指挥到基层连队的连长们，是管生产的，由工程技术人员组成的施工组在他们的领导下组织施工。从政委到连队的指导员，是抓政治的，在他们手下则是一群政工人员。

我做的工作是在山崖上写标语、在驻地办壁报、为工地的报纸和广播站写稿，还为文工团编过几个节目。我成了“临干”，一月有24元的工资，交生产队和扣生活费之后，每月还能有6元。

每月6元，使我感到很有钱。如果工地能长期存在，我也许会满足于那种生活。可是，工程总有结束的一天，结束之后怎么办？就在这时候，大学恢复高考，为我们提供了另一条出路。

如此情形，谁会放弃这样的机会呢？我曾多次对朋友们说，如果1978年我已经有一份工作，或者已经在农村结婚，我是不会考大学的。

我虽然打定主意考大学，却没有准备的时间。因为恰恰是在那半年，我的任务是那样繁重。“政工”的任务没有减少，同时在连队兼管施工。我的工程技术竟然获得了高度信任，而我自己也忘乎所以。

我必须每天早晨在第一批上工人员到达工地时出现在工地上，为他们分配任务；我要检查每一个炮眼，然后分发炸药和雷管；我必须检查每一个炮位，然后回到我的指挥位置，正点发出点炮的信号；我必须准确地记下炮响的次数，及时地组织排除哑炮……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无知人胆大。

大坝石料供应紧张，我就可以突破规章随时放炮。派人往几个路口一站，挥动红旗把过往的车辆拦住，马上发出点炮的信号，几分钟后，漫山遍野就一片炮声，大小石块满天飞舞。尽管指挥部随时通报着死亡和伤残的人数，但在那时候，安全总是不如完成任务更重要。置身于那样的环境，我既没读书的时间，也没有那种心境。

离考试只有8天了，我不得不请假。获准之后，我到工地附近的一所中学学习了一个星期。感谢那个中学！如果我必须填写高中学历的话，我的高中是在那里读的——杨集中学，尽管只有7天。感谢那里的老师，特别是数学老师，他用6次课的时间为我讲完了高中数学。

一个星期之后，我离开那里走进了考场，考完后马上回到了工地。接到通知回县城体检，体检完马上又回到了工地。在一段令人焦急的等待之后，我接到了曲阜师范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接到录取通知书之后，我决定第二天就回公社去办那些必要的手续。

晚饭之后，夜幕降临，我一个人悄悄上了山。在一棵大杏树底下，我坐下来休息了一会儿，在确定四周没人之后，动手搬开一块大石头，从那底下挖出了我埋藏的一个塑料纸包，那是我几年中写下的日记和笔记。

1978年是忙碌的，几个月没写日记，但我仍然在写诗。我从1973年开始写诗，经过多年的磨练，已熟练地写着两种风格完全不同的作品。我开始写作的时候，正是一些写作开始真正转入地下之时。

经过1976年的春夏，人们更加谨慎，包括那些在红卫兵运动中习惯了“敢想敢说”的人，也不再随便炫耀自己的文字。因为事实已经告诉人们，作品被传抄不仅意味着荣誉，同时也意味着危险。

正是在那几年，人们才都学会了把笔记本用塑料薄膜包起来，埋藏在秘密的地方。也是在那个的背景上，一些人学会了写两种完全不同的诗：一种是报刊上流行的标语口号，是准备发表的；一种是抒发真实感情的，只有自己和三五好友看得懂，也决不轻易给人看。

1980年代初，我写过一本《中国当代诗歌史论》，其中涉及这种情况，引了顾城一首歌唱十一大的诗。顾母看了，曾经建议我最好不谈，因为那不能代表顾城。我知道，那样的作品就像光屁股的照片，也许让人不好意思，但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即使像顾城，也写过那样的文字。

这并不奇怪，因为要想发表，就必须写那些假大空的东西。而那些表达真情实感的作品在当时还没有生长的空间，常常需要藏起来。我的那些本子从来不敢放在抽屉或箱子里。它跟随我搬来搬去，每到一个地方，我都要首先在附近的山崖或野地里为它找一个安身之处。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78年。

我把这些笔记本装进一个帆布包，带着它坐车回家，一路上却不知道该把它如何处理。我朦胧地感觉到一个新的时代应该开始了，但我还不敢相信从此可以不必再为自己写下的东西而担心，更不敢相信这样的东西可以公之于众。

回家之后，我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忙了几天，最后的结果，是有12个本子被付之一炬，包括1976年之前的日记。面对自己的诗，我舍不得全部销毁，从中选出了一些，编成两个集子：一本《野火》，一本《蓬蒿》。

在答应写这篇关于1978年的文章之后，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去翻阅旧日记。然而，1978年上半年的日记严重残缺，幸亏留下了那些诗，帮助我回到了当年的思想和情绪之中。从1977年到1978年，我的全部作品几乎都是一个主题：梦想与期待。这种情况并不只是我自己，而是几个年轻的朋友都如此。

“四人帮”被粉碎了，一个时代正在走向尾声，被关押的一些人放了出来，被打成“毒草”的电影重新上映，气候发生着一系列变化，这使我们感到一阵阵兴奋。然而，这变化又似乎太慢，严冬过去了，春天迟迟不来，我们等着，盼着，渴望让人焦灼。

在保留的诗中，有一首《早晨，登上高高的金鸡岭》，开篇写的是登山的过程：“踏着冰冷的露水/迎着依然凛冽的风/我脚步匆匆/登上了高高的金鸡岭”。记得同一个题目，我和几个朋友都写过，但事实上，那个春天我们谁也没有登过金鸡岭（那是工地附近的一个山头）。

黎明登上金鸡岭，是为了看一看河山的黎明，然而，看到的是什么呢？“风，卷着片片浮云/飘过河流/飘上山顶/雾，缠住河边的树林/一片迷朦/没有莺歌燕舞/没有潺潺流水/没有东海日出/没有万马奔腾/只有一幅‘抓纲治国’的标语/在晨风中飘动”。

这个迟到的早晨让我们无法挥去失望的情绪，甚至怀疑自己是否应该抱有太多的梦想，但是，又不甘心承认这灰暗的现实。因此，面对着一片迷雾，仍要“向着群山大声地宣布：前面是一个伟大的早晨”，并且相信：“在那东方的地平线上/一柄金光闪闪的利剑/将要劈开灰色的王宫”。

在期待中，常常感到无名的忧伤。由于种种现实，1978年，我的这种感觉比前几年更浓重。写于这年3月的一首《早春书柬》记录的是这样的情绪：“一切都追寻着过去/劫余的众生/重返家园/失散的恋人又拉起手/走向开放的花间/拆散的家庭又摆喜宴/庆祝破镜重圆/呵，姑娘，我呢？/到哪里去找一把草药/医治这心上伤斑？/我哭了/一个无家可归的孩子/偷洒着眼泪/在这花红柳绿的春天/只有把你的名字一次次默念”。

到学校报到前两天，我来到我的母校——应该说是母校遗址，因为它已经废弃，一个人在废墟上徘徊了很久。回到家中，写下一首很长的《告别》，抒写的仍然是这样的调子：

今天

我在阴冷的坟头

挖开一个小孔

窥望天外的光亮

可谁能告诉我

历史的风潮

将把我抛在何处的岸上……

进入大学，长期为之焦虑的个人出路不再是问题。然而，期待的焦灼并未淡化。似乎有一个约会，我到了，她却没来。

曲阜师院虽然有许多不如人意之处，但毕竟为我展现了一片新的天地。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发生在这年夏天，但我在水库工地上却没有注意它。工地上各种报纸都有，《光明日报》的文章肯定曾经过眼，但奇怪的是没有留下任何印象。

看来，在1978年的上半年，基层的许多人像我一样，没有注意到时代变换的蛛丝马迹。如果当时人们对此关心或有所争论，我不会没有印象。但是，踏进大学校园，却马上感到了思想解放运动的热浪。

印象最深的是正式上课的第一天晚上，一位党委副书记到中文系来为78级新生做的报告。事情真有些凑巧，上午是文艺理论课的一位老师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广征博引，循循善诱，强调着讲话的英明和方向的正确。晚上就是书记的报告，主题是解放思想，内容是文革的教训和领袖的错误。

书记的报告让我感到震惊。在此之前，我和一些朋友都曾自命叛逆，但我们的叛逆仅限于腹非，限于好友之间的私下议论，从来不敢发表于大庭广众。书记的报告却大不相同，谈问题一针见血，发议论理直气壮。这个报告在同学们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人热烈拥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不停地接下去说；有人坚决反对，甚至预言这个书记不会有好下场。

一个年龄很小的同学表示愤怒，因为他的单纯使他对一个大学党委书记讲到伟大领袖不称“主席”、不称“同志”而总是直呼其名而感到忍无可忍。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学生情况的复杂。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就我所知道的同学而言，我们的绝大多数都成为改革开放路线的支持者。

作为学生，我们无法对历史产生多少影响，但从主观愿望讲，我们愿意成为推进的力量。因为一个现实摆在我们面前：我们本来所处的铁屋子裂缝了，露进了光。但裂缝的铁屋子有两种可能：一是被打开；二是被重新焊上。我们当然不愿它被重新焊上。在当时，我们没有想到第三种结果。

作为中文系的学生，我们不能不关心文学。78级入校之际，正是“伤痕文学”兴起之时。面对那些破冰之作，我们曾经激动异常。对那些走在前面的刊物，我们曾经充满敬意。今天的读者对于《伤痕》《枫》《在小河那边》等作品大概没有多少兴趣，而在当时，我和我的许多同学都曾被它深深打动，而且追随其后写过相同或相近的作品。

与此同时，同学们之间开始了永无休止的争论，为了一部作品，为了一篇评论，为了某个老师的课，常常争得面红耳赤。学校请来了一些名人，一些报刊的编辑，包括一些刚刚复出的“右派”，他们的报告引起的争论也常常久久不息。

这种讨论和争论在1978年度和1979年初进入了高潮。各种油印的学生刊物也正是在那时候开始创办的。在四年大学中，我一直不是活跃分子，却也曾为印刷那样的刊物而伏在床板上通宵达旦刻蜡纸。因为我们已经意识到，自己在参与一场涉及未来命运的拔河。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自己当时的一种思想状态，并且为此而有些愧疚。多少年来，读同代人的回忆文章，我一直在寻找，看别人是否也有同样的情况，却始终没有发现。因此，我想把它写在这里，为历史提供一点或许只是角落里的精神面影。

我要说的是，我那时自我保护意识很强，常常沿着历史的惯性在说假话——不是假冒思想进步，而是伪装思想保守。比如，说自己思想不够解放、未能从个人崇拜中解放出来，等等。直到第二年的思想总结，我仍在写自己如何艰难克服“两个凡是”。

现在回想起来，对自己早已不信的东西硬是表示坚持，尽管是假的，也在客观上维护着腐朽。但在1978年，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由于多年的经验，常把自己最真实的一面隐藏起来。

几年前，与丁东、赵诚等几个朋友聊天，谈及这代人的思想历程，王东成问我是在何时完成思想转变的，我回答说：我没有你们说的那个转变过程。有朋友感觉奇怪，可我真的没有。

但是，在1978年的一些在公开场合，我却常常把自己扮成谢慧敏。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像我一样，无论多少，我都应该忏悔，因为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这样的虚假足以增添历史的沉重。

李新宇近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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