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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外丨蒋国辉：德国乡下观麦收
本文作者
蒋国辉，1969年上山下乡，1972年到重庆打通煤矿当矿工，1977年考入大学，1987年考入黑龙江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现居德国。著有学术专著《语言和语言相对论》。
原题
疫中麦收
将瘟疫和麦收放在一起，只发生在我想讲述的故事中，其实对于农民们，这不过是每年一次的正常收获时节。他们的一切工作，都像我在这里二十多年每年看见的那样，按部就班地进行着。只是在我眼里，发生在瘟疫大流行时期的这个收获季节，就有了一些不同寻常的意思。不管怎么说，谈到国外的生活，一般人总是把它和异国风情、名胜古迹、购物旅游联系在一起，在国外这样关心农村农田农民，倒是显得有点异类了。
人口约70万的法兰克福，在德国算不得一等的大城市，不过在我们这个州，它是最大的。特别是这里有欧洲大陆最大的机场，又是欧洲的金融中心 (传统的欧洲金融中心本来是伦敦，但是自欧元区成立、英国拒绝加入之时，欧洲的金融中心就转移到法兰克福)。按照国内对这类重要城市的概念，法兰克福应该是一个高楼林立、灯红酒绿的大都市，好歹也该同香港有一比吧。法兰克福确实也有这样的地方，不过那只是在市中心被称为内城区的那一小块地方。出了内城区，其他各个城区的住宅-商业区和绿化带之外的边缘地带，都是农田。只是，除了农田，我倒是从来没有看见这些农田的主人住在什么地方。
我们家住在离市中心约8公里的法兰克福西北一个叫“法兰克福山丘”的城区。离市中心远了，离大自然就近了，离我们居住的居民点几百米远的地方，就是一大片农田。当然这不是美国中西部那种动辄成百上千公顷、一望无际的农田，而是可能分别属于若干农户的、若干片分隔开的农田。当然，比起我熟悉的川东川北山区，这些分成片的农田，也算得上辽阔了。
三年的知青生活，在我一生的经历中本是一个相对短暂的时段，却在我的人生观里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迹，以致几十年后，已经生活在一个与当年的川北山区根本没有任何接触点的环境中，却还在下意识中用当年农民的眼光来观察世界。确切地说，是观察那些发生在农田里的故事。
从近处看一下这些农田。一眼就可以看出不是大农场的格局。农田分成若干块，面积都不大。不过，说不大也是相对的，要同当年我在川北的农村相比，这里最小块的农田，也比当年我在农村看到的最大块的农田大了许多。在四川农村被称为“田界”的，在这里最窄也是勉强能过一辆小轿车的土路。
不知道每一块被隔开的农田是不是属于各家农户，可以看到的只是不同的经营方式：可能每家人都按照自己的需要和土地的肥力，每年种植相同的庄稼或者轮作，有时甚至在一块农田里分别种植不同的庄稼。
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尽管德国的农民和中国的农民，不论在精神上还是在物质上，生活在两个完全隔绝世界里，但是德国的农田和中国的农田里，却都年复一年地生长着大致相同的庄稼，承载着农人们辛勤的劳作和收获的喜悦。
二十多年来，每天例行的户外走路运动中，我总是穿行在农田间，用川北农民的眼光，默默地看着农田的景色随着季节变换：冬天，刚出土的小麦和油菜幼苗无精打采地萎缩在地里；春天到来，萎焉一个冬天的庄稼甦醒了，几乎是一天一个样地往上窜，不知不觉就看到它们开花、抽穗、结籽。等到地里一片澄黄，夏天的收获季就来临了。随后，可能在一两天内，能够看到的就是庄稼收割后的满地焦黄的麦秸桩或油菜杆。再过十来天，收割后的土地不觉间就被翻耕，等待着下一次播种。
耕地、播种、施肥、中耕、收割，这些我在几年的知青生活中熟悉的农活，在川北山区的农村几乎是除冬季以外几乎没有间断的农田劳作，在这里都在一两天时间内就完成了，而且根本看不见有人脸朝黄土背朝天地在地里忙碌。在田间行走时，间或也能看见拖拉机带着耕地、播种、施肥的农业机械在地里穿行；收获季节，联合收割机的效率更是让我感叹不已：它在地里跑一个钟头，就是我们在川北农村一个生产队的全部劳动力一个季节的劳动！
心里明白，这不过是几十年前中国山区农民的眼光，然而我却不能跳出这个局限，甚至无时无刻不用这样的眼光来观察发生在德国农田里的那些事。
比如，拖拉机拖着喷雾机械（可能是喷除草剂或杀虫剂，也可能是在施肥）在已经在扬花的麦田里碾压出若干轮辙，特别是在调头拐弯的地方，拖拉机像是漫不经心地就地一转身，压倒一大片一大片已经收获在望的庄稼。看到已经差不多收获在望的庄稼横七竖八地贴着泥土，我心里总是涌出一阵阵遗憾：这要损失多少到嘴的粮食啊。
又比如，油菜收割后，地里留下的油菜杆足有半米高，首先想到的就是：这浪费了多少柴火啊。想当年在农村的时候，由于大炼钢铁毁掉了满山的树木，农民们煮饭用的柴火，是家家户户最头痛的事。油菜杆就成了解决柴火问题的一个出路。每年油菜收割后，那几乎是贴着地皮割下来的油菜杆，成了小春分配的一个重头戏人们对分油菜杆的斤斤计较，绝不亚于分麦子胡豆豌豆这些填饱肚子的粮食。
收割后的油菜地和麦地。如果是播种季节，种子都可以省下了。川北农村收麦子，都是天蒙蒙亮就开始，这时麦穗上还有露水，麦粒不会一碰就掉下来。赶在正午太阳最毒的时候摊到晒场上，晌午后就可以用连枷打了。德国不一样，都是在正午麦子晒得最干的时候收割，可能这就是联合收割机的工作程序，便于脱粒，于是麦粒一碰就撒落很多在地里。
也不知道是完全的机械化让德国农民不再有手工耕作的艰辛，还是因为德国粮食百分之百自给，德国人早已经对战后的大饥荒失去了记忆，那个女子可以为一块面包而卖身的年代，仿佛已经是远古。几千年没有吃过饱饭的中国百姓那种“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情怀，与富足的德国人的生活，更是风马牛不相及。每到收割的时候，总有好几天我不能从头脑中抹去一个画面：或许是机械作业的粗放，收割后的麦田里，一场雨后，立刻就是绿油油的一片，遗落在地里的麦粒之多，如果季节合适，都不用再播种了。
更可叹的是，几乎每年麦子成熟、即将收割的时候，大致都会有那么一两场狂风大雨，把成熟的麦子一片一片地刮到在地里。不知道为什么那些倒伏的麦子从联合收割机的刀刃下漏掉了，麦子被风刮倒的地方，雨后冒出的麦苗简直就是一床厚厚的绿色地毯。有一次，一块地里的麦子大约被刮倒了十之一二吧，结果这块地的麦子竟没有收割，而是像割草一样放倒，当麦秸运走了。
大疫之年的麦收时节如期而至，跟往年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同：麦子黄了、油菜荚干枯了，大片成熟的庄稼静静地等待着被收割的日子。突然发现，“静静地等待”，倒真算得上这大疫之年收获季的一个特点。往年收割前的狂风暴雨，今年都没有了踪迹，一直到联合收割机开进麦田的那一刻，整片的麦子都直挺挺地站立着、等待着，再没有往年那被风雨摧残过的麦子东一片西一片倒伏在地上的情景，仿佛大片麦田里的伤疤。
今年有些地里的麦秸被打卷运走了。其实并不是每年麦收后，麦秸都打卷运走，也不是每个农户都这样做。可能是今年有人要收购这些麦草？大多数时候，麦秸都是贴着地面被切割，然后在脱粒机械中被搅碎，又吐回到地里，被沤成下一季的肥料。
从联合收割机进入第一块麦田，短短两三天，我家附近的所有小麦地都收割完毕。早上在田间行走的时候，看见田边地角收割机开过后，一些倒在地上的麦秆上还带着麦穗，突然就产生出一个念头：为什么不把这些被机器漏掉、迟早会被翻进泥土化作肥料的麦穗捡回去？回想当年在农村，新麦子下来后，头一年分的谷子已经不多了，有时，为了让菜多米少的稀饭稍微有点扎实的内容，煮饭时就抓一小把麦子加进去。别说，麦子不怎么容易煮烂，倒让清汤寡水的菜稀饭有了一点嚼头。
如今疫情之中，除了在这田间走走路、透透气，实在也没有其他地方可去，空闲时间多了些。把麦穗捡回去，新麦煮干饭、熬稀饭，也算是重温一下当年的知青生活。
第二天，我就提着一个购物用的塑料袋来到附近的麦田里。一开始只在靠近路边的地方，捡那些已经被割倒的麦秆上留下的麦穗。本以为大致捡一些就算了。结果，随身带的塑料袋已经快装满的时候，沿着田边转到岩头（川北农村的土话，把一块地不靠路边、或者田坎较高的那一边叫做“岩头”）的时候，才发现那里完全是另一种景象：由于田边灌木丛生，收割机可能很难只割麦子而不碰着多刺的灌木，所以只能在不触及到灌木的地方擦过，于是在收割机的刀刃和灌木丛之间，留下了一溜站立得整整齐齐的麦株。德国农民或许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还有人手和镰刀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于是，收割机去不了的地方，成熟的庄稼就留给鸟雀和田鼠了。
好在这里的鸟雀也实在够多，除了成群结队的乌鸦和鸽子，还不时有几只结伴而来、或者特立独行的天鹅、大雁、野鸭、白鹤和各种叫不不出名字的鸟雀。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