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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享者丨王健:自由是个好东西

王健 新三届 2021-04-24

  学者简历

本文作者


王健,1970年从上海去江西插队农耕8年,恢复高考后入学上海师范大学。现为同济大学教授,曾任教育部创新教指委秘书长、上海市新闻传播学学科组成员、中国创造学会常务理事。独创优势富集效应理论,主要著作有《让思想冲破牢笼》《非常规思维的力量》《超越性思维》《先者生存:优势富集效应》以及《王者的智慧》等。

原题

自由是个好东西



作者:王健



听说我要写自由,一个朋友立马说“这个词很敏感的,小心点”,哈!的确很敏感,而且很温暖,因为,走在小区里,天天可以在墙上看到它,多美的一个词啊。


自由是生命的自然

要想知道自由到底有多重要,你可以自己做一个实验:

先让你自由地摆放一个你认为最美的姿势,然后问你:

给你一千元,让你的姿势瞬间定格为一尊街头雕塑,并保持30分钟,你能做到吗?


给你一万,能保持三小时吗?


给你十万,能保持三天吗? 


相信最专业地掌握呼吸技巧的人体雕塑师也难胜任,原因很简单,即便是最舒服的“葛优躺”,你的身体也忍受不了失去自由的折磨。虽然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很难感觉到这种“自由”的必要性,可它就像空气一样,重要到我们根本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但却须臾不可缺失。 

可以想见,这种自由就是自然。当水在小溪里欢快地流淌时,那是自然,你硬要让水保持一个你认定的正确姿势,那就是不自然,不自然就是不自由。所以木心才会说:

“不自由,就是不自然。不自然,就是不自由。”
——木心《云雀叫了一整天》

有一天,庄子在濮水边上钓鱼,正好楚威王派来两位大臣,要请庄子到他的朝中,做楚国的宰相。

庄子一点也不动心,仍旧握着钓竿,半梦半醒地问那两位大臣:“我听说贵国有一只神龟,已经死了三千年了,楚王一直将它供奉在庙堂上。你想那只神龟,是愿意死了被供奉起来,还是宁愿活在地上到处爬?”

两位大臣都说:“宁愿活着在地上爬。”

庄子说:“是啦!你们请回吧!我也宁愿在地上自由自在的走。”

看来,庄子对自由的认识跟俄国诗人莱蒙托夫有得一拼,莱蒙托夫说:

“我可以一连20次把自己的生命甚至名誉孤注一掷。可是决不出卖自己的自由。”
——莱蒙托夫《当代英雄》

自由是心理的护栏

“自由是什么?”

“你走过大桥吗?”
“走过。”

“桥上有栏杆吗?”
“有。”

“你过桥的时候扶栏杆吗?”
“不扶。”

“那么,栏杆对你来说就没用了?”

“当然有用了,没有栏杆护着,掉下去怎么办!”

“可是你并没有扶栏杆啊!”

“哎,是啊!有栏杆,可我并不扶,可是没有,我会害怕,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就是自由。自由就是桥上的栏杆。它立在你身边护着你,你不需要握住它,却感到生命有了保障。” 

这个护栏就是心理的安全屏障,或者叫“自由的心理空间”。

一个很有意味的假设是这样的:如果一个人在平地上直行一百米,一般而言,路面的宽度只需要一米就足够了,一般不会走出边界。但是,如果将一米以外的路面全部挖空,路两边变成陡峭的万丈深渊,你还敢正常行走吗?

可见,一米以外的空间看似没用,但它却是至关重要的心理空间,一旦去除,恐惧便降临,正常的行走能力瞬间就会丧失。

想当初马克思被迫离开德国远赴英国创作资本论,英国何尝不是德国人的心理空间?雪莱和拜伦被赶出英国,去日内瓦湖畔创作,法国和瑞士又如何不是英国人的心理空间?卢梭被法国政府通缉后逃到普鲁士,德国岂不又是法国人的心理空间?

一个更大胆的假设是:欧洲近代以来之所以学术文化百舸争流、异端频出,很可能是因为作为异端思想的携带者,欧洲知识分子内心深处都私下保有着奇特的心理空间,以便万一触碰底线后就能在欧洲各王朝和宗教的夹缝中寻求庇护,一个非一统的欧洲竟然意外地为各种思想的滋生和流淌提供了栖息地。真正重要的,不是逃走本身,而是逃走的可选择性赋予了他们创作的自由之心。

可见,对一个带着灵魂、带着自由的人而言,一米外的心理空间才是“无用之大用”的至善之境。

所以但丁才会认定:

“人类的至善之境是它获得最大自由之时。 ”

自由是幸福之根
埃利斯小姐(小学老师)的实验作业在世界上非常有名,有一个关于“自由”的实验是她的学生阿曼达构思的。

实验开始:

阿曼达拿出五个颜色各异的盒子,让埃利斯小姐从中选一个。埃利斯小姐欣然拿起粉色的那个盒子,笑逐颜开。

接着阿曼达又拿出五个黄色的盒子,请查利挑一个。查利有些生气,随便拿了一个。

埃利斯小姐被逗乐了,问阿曼达这个实验叫什么名字? 

“‘选择’!你必须在不同选项中做出抉择,这样才存在‘自由’。这就是查利为什么会有点生气的原因。当所有的盒子颜色都一样时,其实并没有给你选择的自由。而埃利斯小姐很开心,是因为她能选择自己中意的颜色。” 

狄德罗说“幸福来自于比较”,埃利斯小姐的幸福就来自于各种颜色的比较,更来自于比较后的选择。没有比较的选择是无奈的(比如查利),没有选择的比较是痛苦的。(假设给埃利斯小姐看五颜六色的盒子,但只允许她选指定的颜色,可惜阿曼达没有设计这个实验环节。)

以此观之,亚当和夏娃至少是无奈的,没有山楂树下的比较和选择,哪来的爱情?没有爱情,哪来的幸福?

自由是责任之母

从来没有人会说:“这块石头不道德”、“这棵树不道德”,因为大家知道,它们之所以在这儿碍你的事,不是它们自己的选择,它们没有自己的主体性,当然也就没有选择,没有选择也就不需要负道德责任。

过去封建时代,父母包办婚姻,之所以会导致大量移情别恋,理由之一就是婚姻的当事人没有自由选择权,与此对称,就必然是道德责任感的相应递减。

粉碎四人帮后,云南等地的很多知青强烈要求回城,不惜采取绝食抗争,最终导致全国上山下乡知青绝大多数都先后返回了原籍。

这一人类历史空前的、可歌可泣的群体性迁徙,知青们却完全没有道德负罪感,根本原因还在于初始条件的选择权——既然当初没有选择权,就不应该背负道德反悔的责任。除非那些“无悔者”,只有他们才需要在逻辑上对自己“无悔”的背弃行为寻找免责理由。

可见,一个社会的自由越充分,这个社会的道德意识就越丰沛,与此相称的社会责任感就越充裕。

弗洛姆之所以写《逃避自由》,很可能他深知萧伯纳说的那层意思:“自由意味着责任,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人都畏惧它的缘故”。

真正的自由,不是刻在冰凉的大理石碑上的文字,而是栖息于人们温暖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细节中的与责任血肉融合的道德感召力。

自由是创造之源

1560年,瑞士钟表匠布克在游览金字塔时,从石块间严丝合缝到连刮胡子刀片都插不进,而断言金字塔不可能是奴隶建造的。

原因是布克由于反对罗马教廷而锒铛入狱过。作为钟表制作大师,囚禁期间被安排制作钟表。

在那个失去自由的地方,布克发现无论狱方采取什么高压手段,自己始终无法制作出日误差低于1/10秒的钟表;但在入狱之前,在自家的作坊里,布克能轻松制造出误差低于1/100秒的钟表。

诡异的是,出狱后,布克竟然又神奇地恢复了1/100秒的精度,于是发出了自由和创造的高度相关性预言。

这一预言,直到400多年后的2003年,才被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向全世界宣布,通过对吉萨附近600座墓葬考证,金字塔的确是自由民建造的。

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心理学大师卡尼曼则进一步用巧妙和严密的实验证实:自由而放松的好心情与创造力正相关。并宣布情绪会对创造力会产生无可置疑的扰动。(参看卡尼曼:《思考,快与慢》《不确定状态下的判断》

为什么粉碎四人帮后,仅仅一个义乌小商品市场,日用轻工品类的数量,就已超过建国三十年全国总和的几十倍?仅仅戒指、手环、胸针等饰品一类,其创新品种的数量竟然比中国历史五千年所创造的总和还要多,为什么?

地还是那块地,人还是那拨人,唯一不同的是——自由的市场环境激发出了每个人心灵深处无穷无尽的创造力。所以马克思才会说: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自由是平等之本

平等亦我所求,自由亦我所求。但从大历史角度看,两者的逻辑顺序决定了不同的逻辑结果:

以平等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必然导致严格的计划管理,走向极端的四人帮许诺说“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消灭八级工资制,我给你们平等”,最后,人们没等来平等,却等到了贫穷。
以自由为先导的发展模式,首先激发每一个体的积极性,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创造性地、自由地向一切可能性拓展,最终,在商品的充分涌流中惠及全体国民。
曾经贵族的“大哥大”,不是平等地发放到人民手中了吗?果然还是马克思说对了:“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
所以弗里德曼才会说:
“一个把平等放在自由之上的社会,最终既得不到平等也得不到自由。”


这段话与哈耶克在《走向奴役之路》里引用的阿克顿勋爵的名言惊人一致:“热衷于平等,不仅牺牲了自由,最终更丧失了平等。”

是的,自由,仿佛像魔法一样从地下呼唤出了蒸汽机和避孕套、互联网和世界杯、公司制度和金融体系、超市和周末......

自由不仅创造出了无穷的物质财富,还创造出了有利于自由的一切工具:它创造出了民主制来保护人的天赋自由,创造出了宗教和平等观来促进自由,创造出了文学和音乐来升华自由......

行为自由有边界

总有人喜欢说:“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自由”,以为这一句就真能把自由给否定了。其实,他只是否定了行动上的绝对自由,而根本没能撼动相对自由和言论自由。 

毫无疑问,行为自由是有边界的,连最最推崇自由的卢梭,在四处逃难、八面碰壁后,静下心来写《社会契约论》时,羽毛落在纸上的第一行字就是:“人生而自由,却无往而不在枷锁中”。也许他还想起了康德所问:

“自由就是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吗?”

穆罕默德有一个名叫哈利的门徒。有一次哈利问穆罕默德:

“一个人有没有可能绝对自由地做自己想要的事情呢?”穆罕默德没有回答,只是要哈利站着抬起一只脚。

“为什么要用一只脚站着呢?”

穆罕默德说:“先抬一只脚” 可怜的哈利抬起他的左脚用一只脚站在那里。 穆罕默德接着说:“现在把右脚也抬起来”哈利很沮丧地问:“这怎么可能?”

穆罕默德于是说:“如果一开始你要的话,你就能够抬起右脚,但是现在不行了。一个人总是能够绝对自由地抬起他的第一只脚,但是当第一只脚被抬起之后,另一只脚就被定在地上了。”

如果没有翅膀,另一只脚就没法抬起来,这就是万有引力对人的本质规定性,万物都有自己的本质规定性,猫想吃鱼,却没有用来在水里呼吸的鳃;鱼想吃蚯蚓,但没有能在岸上爬行的腿和呼吸器,它们都遇到了束缚自己的边界。

可是,没有边界,就没有本质规定性,没有本质规定性也就没有了万物。

水可以自由欢畅地流淌,但要想壮大成江河,就必须有本质规定性,堤岸就是它的本质规定性,所以才华横溢的金斯伯格才会说:

“自由只存在于束缚之中,没有堤岸,哪来江河?”

这句类似古埃及坟墓里冒出来的箴言,某种意义上似乎诠释了自由的另一层石破天惊的含义——束缚就是解放、禁止就是加强。

所有开过摩托车的人都深知:没有最棒的刹车,就没有最大胆的飙车。刹车不是禁锢,刹车恰恰是保护和鼓励。

同理,法律是自由的护身符,法律的确使我们让渡了一部分自由,但法律又还给了我们更大的自由。每当我看到BBC《动物世界》里走在丛林中的那头小鹿惊恐万状的表情时,就会联想到上海淮海路上那些惊艳的女生穿行在人海中的那种自由和放松,因为她们身后,有包括法律在内的人类三千年文明进化的全部盔甲保护着。

可见洛克说的:“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和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一点没错。

西塞罗说:“为了自由,我们才是法律的臣仆”。

曾经一路担惊受怕的卢梭还不放心,无论怎样都要追加一句:

“自由还在于不使别人的意志屈服于我们的意志,如果屈服了,做了主人的人,就不可能有自由......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

心灵自由无止境

冯骥才说“风可以吹起一张白纸,却无法吹起一只蝴蝶,因为生命的力量在于不顺从”。这似乎印证了那句话:只有死鱼才顺着水漂。

不顺从就是不服从,就是不承认人的外部规定性,大自然似乎规定人不能有翅膀,但人却有思想,说到底:“人除了大脑,其余的一切都是附属物”。

几乎只剩下大脑的霍金说:“我有自由结束生命,但那是一个重大错误。无论命运有多坏,人总应有所作为。”果然,霍金用自己的大脑代表人类叩问苍穹,见证了至暗的黑洞。也见证了帕斯卡尔那句金光闪闪仿佛400年才刚开封的话:

“人类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

这正好与甘心情愿拉犁的牛不同,托尔斯泰说:“只要牛拒不承认轭具并且在轭具下很焦躁的话,他便是奴隶,但是如果它使自己同一于轭具的必然性并且欣然而不是反抗的拉犁的话,他便是自由的”。事实上,同一于必然性永远只是被动的消极自由。

但段话恰当地分类了两种自由:一个人失去外在的自由是奴隶,失去内在的自由是奴才。只有斯巴达克斯这种人,他奴隶的肉体里,潜藏着的却是光芒万丈的自由精神,当下的必然性永远关不住他的灵魂。

巴金曾在《十年一梦》中哀叹:“奴隶,过去我总以为自己同这个字眼毫不相干,可是我明明做了十年的奴隶!……我就是‘奴在心者’,而且是死心塌地的精神奴隶。这个发现使我十分难过!”

在积极自由的意义上,思想是用来冲破牢笼的,禁锢是用来被突破的,没有翅膀的人类突破边界刺向深空、不屈的中国人民挣脱枷锁粉碎四人帮,都属于马克思说的:

“克服这种障碍本身,就是自由的实现。”

可见,在心灵和思想的层面,自由果然更是个好东西,在最终极的意义上,它最美妙的长相应该是:

“自由不仅包括我靠什么生存,而且包括我怎样生存,不仅包括我实现着自由,而且包括我在自由地实现自由。”  
——马克思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一卷,第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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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微信公号王健说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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