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 | 溪桑：行走乌克兰，不见保尔冬妮娅

作者简历

溪桑，生于上海，曾在黑龙江务农，现为大学教授，迄今在中美高校教学、管理四十五年。

原题

与俄罗斯擦肩而过

作者：溪桑

神秘的俄罗斯

十一二岁的时候，一知半解地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还有高尔基的三部曲。那时的我，半文盲，认知系统尚未发育到位，没有生活经历可言，懵懵懂懂，知道了一些故事情节。苏联给我留下的印象：铁血、阳刚、坚韧、无畏、苦难。几乎每个同学的笔记本里，都抄写了高尔基的《海燕》：在苍茫的大海上，风聚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象黑色的闪电高傲地飞翔……

我家附近的一个街角花园里，竖立着普希金铜像，文革被砸得稀巴烂。街上丝丝缕缕的大字报在风雨中颤抖，大字流下黑色、肮脏的眼泪，我看不到一点快乐，一点希望，一点温情，朋友给我看了她的笔记本，里边竟然有普希金的两首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和《我的名字对你有什么意义》。

柔润的诗句，修补了裂成碎片的心。每当我苦苦思念去了天上的父亲和被关押的母亲，就暗暗吟诵：在你孤独、悲伤的日子，请你悄悄地念一念我的名字，并且说，有人在思念我，在世间，我活在一个人的心里。

1987年上海政府重建的普希金像

在世间，行走着一些孤独的身影。小时候，在我们的街区，有一位外国老太太，戴着咖啡色小礼帽，蒙着咖啡色的面纱，穿着式样老旧的咖啡色衣裙，一双鞋面起了皱的旧皮鞋，挎着说不出是什么颜色的皮包，默默地走过。人群中的她，是如此的独特。人行道上再拥挤，行人都会主动跟她拉开距离，就像人海中一块孤零零的礁石。从她微驼的背和缓慢的步履，看得出她老了，没听她说过话，也未见过她藏在面纱后的面容，不知她从哪儿来，往哪儿去。

有几次，小伙伴商量，要不要跟踪她，看看她究竟住在哪幢房子里。可是老太太不时驻足于不同的小店铺，伸出布满皱纹的手，指来指去，一根红肠，两个罗宋面包，一小包方糖，几个橘子，店员用褐色的牛皮纸包好食品，外边捆上红色的小细绳，绳头打成个小圈，便于提拎。我们看着老太太手里的牛皮纸包一个一个增加，她走走停停，走到了华亭路的旧货摊，那里总有些小洋玩意儿，精致的捷克车料玻璃缸、蓝玻璃的小花瓶、俄罗斯套娃、式样奇特的长嘴咖啡壶……老太太一件件细细观赏，看得我们丧失了耐心，跟踪计划化为泡影。

关于她，有不少传闻，有人说她是白俄；有人说她之所以戴面纱，是因为有个木头鼻子；从木头鼻子，有人断定她患过梅毒；有人说她从不讲话，可能是哑巴…… 浩劫开始后，老太太消失了。我至今不清楚，她究竟是不是俄罗斯人。

中苏边界的小村庄

1969年中苏交战，我跟同伴们离开上海，去黑龙江插队。

插队的村庄在黑龙江边。那一段江面较宽，隔江有个军营，隔着宽阔的江面眺望，紧贴江岸的是浓密的植被，没有建筑。有人偶尔看到对岸的灌木丛和野草之间，人影时隐时现，我却是从未见过。

村里有不少二毛子，当地人叫俄国人老毛子，老毛子和中国人通婚，后代是二毛子。村里党支书的母亲是老毛子，深居简出。有人去支书家，见过老太太，白白净净，举止文雅，沉默寡言，全然不像东北农村的老娘们。传说她一家人，十月革命后，流落到西伯利亚，最后她一人留在了我们村。支书是实打实的贫农，没有兄弟，没有本家，在村里势单力薄，但是为人厚道公正，就当了支书。支书高鼻子大眼睛，长得很端正，那会儿也就三十来岁，和众乡亲一样，一身黑，显老，是我们眼里上了年纪的大叔。

还有个二毛子老光棍，年轻时虎背熊腰，那时四十上下，瘦了，骨骼格外大，村里不分老少都叫他老狍子。老狍子的家，一栋小小的木楞房，外墙上糊着黄旯旯的泥巴，小院的篱笆歪歪斜斜的，日子过得挺寒碜。有天路过他家的小院，一位骨骼也很大的老太太，驼着背，一身黑，在院里抽烟，吓了我一跳，招呼了一声大娘，她一言不发，漠然地看了我一眼。这是我在村里见过的唯一的老毛子。

那时在准备跟老毛子打仗，村里的年轻人自然而然都成了民兵，年轻力壮的男青年是武装民兵，剩下的都是普通民兵。枪支有限，二三十条不知哪个年月留下的步枪，武装民兵今天你扛，明天我扛。步枪上了亮闪闪的刺刀，几个男知青扛着，齐步走在村中的大道上，神气威风。女生有时为了照相，也会打破男女生不说话的惯例，借杆枪来，做做道具。

武装民兵比较辛苦，干完农活练刺杀，夜里轮流去江边巡逻。有一阵，普通民兵也参加了巡逻，分上半夜下半夜两班，每班两个武装民兵带两个普通民兵。半夜时分，我们睡眼朦胧，从热炕上爬起来，穿上厚厚的衣裤，跟着男生，哆哆嗦嗦，在江边转悠，他们扛着枪走在前头，我们手无寸铁跟在后头。沉睡的村庄一片寂静，只听到雪地上嚓嚓的脚步声，还有两岸传来的零星狗叫声。

一个黑夜，呼叫声打破了沉寂，“鬼子进村了！鬼子进村了！”值班的武装民兵，操起枪冲了出去。大道上，孤零零的一个人，用棒子敲打着脸盆，边走边喊，是一个上海知青，脑筋突然出了毛病。我们宿舍离大道，中间隔了一排房，二十多人，个个沉睡梦中。亏得是虚惊一场，如果真是老毛子偷袭，我们全完了。那名知青，不几天被送回了上海，回去后，恢复了正常，被安排到街道工厂烫手帕去了。

岁月静静地流淌，两岸相安无事。一年里有半年以上的时间，我们与白雪为伴。入冬，黑龙江成了宽大平坦的冰雪之路，我们这一侧，人们自由地纵横于江面，小学校的男老师，穿上了冰刀鞋；马老板甩着响鞭，赶着爬犁；村童你推我拉，滑着雪橇。对侧的江面冷冷清清，不见人影。

单调的生活，年龄的增长，我们的内心，更加迷茫。滔滔的黑龙江边，抚慰我们的，是普希金的诗句：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忧郁的日子里须要镇静：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

我在黑龙江边生活了四年，不少日子穿插着小小的惊喜和快乐。夏天，坐着小江轮去县城，两岸是未开发的处女地，茂密的小树林、灌木丛、草丛子，绿色的大地连着蓝色的河水，杳无人烟。突然，船上有人叫起来：看，快来看，老毛子。河滩上，一个俄罗斯男人，白色的上衣，咖啡色的长裤，独自垂钓。一船人像看到了稀有动物，涌到一侧船舷，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他瞪着眼睛，好奇地看着一船骚动。后来不知谁起的头，一船人和一个人开始不停地互相挥手。

多维的基辅

来美国近四十年了，一直在教育界工作。有一阵，我主管海外留学，送政府雇员去世界各地学习法语、俄语、华语、日语、韩语、阿拉伯语、西班牙语、土耳其语、波斯语等十多个语言。

那时候，外交部发出了旅行警示，政府雇员必须避开俄国。两国关系紧张是一方面，不能去俄国的主要原因，则是因为那里的治安太差。俄国人够狠，喝酒打架，家常便饭，美女抱着狗熊野狼合影，老头老太冰天雪地冬泳，总统赤膊骑马。美使馆就担心大大咧咧的美国人，喝醉了酒，吃错了药，不知好歹跟当地人争执、殴斗，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太麻烦了。一听我们派去的多半是年轻人，一口拒绝，没工夫伺候你们。

退而求之，前苏联有十几个盟国，没准能在哪个俄罗斯族裔人口较多的国家建立个留学点，比方说，乌克兰、白俄罗斯、拉脱维亚？为此，请了几位俄裔教授来出谋划策。

几位教授，听罢我的设想，一脸不屑：白俄罗斯？乌克兰？怎么跟伟大的俄罗斯相比？

俄罗斯人，心里也真是够堵的。做了七十多年的老大，辛辛苦苦七拼八凑起来的联盟，说散就散，众叛亲离，往日的小弟，毅然决然地“亲西远俄”。尤其是地处波罗的海的那几个，饱尝了俄化的血腥残害，对俄罗斯最为仇视。一独立就废除了俄语，学校一律改用自己的民族语言，绝不让俄罗斯影响下一代。因此，去这几国学俄语，并不理想。

权衡后，把目标锁定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毕竟那两国人和俄罗斯人同宗同源，都是斯拉夫人。向几位教授打听，乌克兰哪些大学语言教学比较出色，哪些大学接受海外学生。这才发现，他们对前盟国一无所知，讲不出个所以然，“打打捏捏”（打＝yes，捏＝no），回答着我的问题。

几经周折，好不容易跟白俄罗斯的美使馆接上关系，却被一棒子打了回来，此地政局不稳，千万别送学生过来。

偌大的苏联帝国，只给我们留下了乌克兰。几个回合之后，终于跟基辅的塔拉斯×舍甫琴科国立大学和基辅国立语言大学联系上了。说实话，我对这两所大学抱的希望不大，它们的封闭状态，从网站就可见一斑。网站用的是乌克兰语，密密麻麻的杂色文字，缺乏设计元素，英文版却异常简短，堆砌着空洞的自我吹嘘。英文的质量也亟待提高，用词怪僻，句法不顺。

2009年初秋，我和俄语翻译，抱着一丝希望，来到乌克兰的首都基辅。

基辅的乌克兰大酒店

下榻的乌克兰大酒店在市中心。酒店建于1960年代初期，一度是基辅的最高建筑。进了门，恍惚超越时空，一脚踏回到苏联时代，就像是007碟战片中的某些场景。大堂高大宽敞，却令人压抑，宝蓝色的地毯，深绿色的墙，狭长的窗子直顶天花板，挂着拖到地面的紫红色窗帘。大堂的服务员面无表情，手脚也不太麻利，遇到问题，推推让让，处处是大锅饭留下的痕迹。

出得门来，空阔明亮，宽阔的大街上车辆不多，风格不一的建筑，破旧不堪的和装修一新的，错合并立。金色的阳光洒满了独立广场，广场里三三五五聚集着不少年轻人。一个平常的工作日下午，却有许多闲散的年轻人，不去上班，不去上学，带给我的，是似曾相识的感觉。

基辅独立广场

插队那几年，秋收完了，我们就启程回家。在上海，十足的一群“盲流”，没户口，没工作，没希望，街口路边，三五人有一搭没一搭地瞎聊，打发黯淡的青春年华。

广场上的年轻人，神态像极了当年的我们，心神不安，东张西望；服饰比当年的我们花哨了许多，大红色的运动服混搭着奶黄色的高跟鞋，黑色的西装裤搭配着贴满亮片的运动鞋……格格不入的刺眼组合，映出内心的惶然和骚动。

漫步在小山坡上的街心花园，阳光透过枝叶照射下来，秋叶覆盖的土地斑驳陆离，老人牵着狗，缓缓走过。蓝天白云下，几簇教堂圆顶，金碧辉煌。这是一个富有层次，画面万千的城市。

基辅圣索非亚教堂

两所国立大学，果不其然，停留在过去的某个年代。语言大学的领导绷着脸，带着一串高矮不一的随从，示意我们坐下。一听是短期培训，不定期派学生过来，酷似苏军女政委的彪悍院长大幅度摇头。我解释说学生是短期进修俄语，不是来念学位，所以语言预科班，插班、培训、旁听，各种形式都可以商量，女院长不为所动，连声“捏捏”。国立大学，领导换成了魁梧的男性，跟班更多，也毫无结果。

那年，乌克兰独立快二十年了，观念僵硬，处事死板，虽然只隔了几尺宽的会议桌交谈，感觉却像是隔着无法跨越的时空。

走过了几十个国家，有些国家的人，气定神闲，一举一动充满了自信、宽容、坦然。基辅人，则带点儿紧张、神经质、不安。他们挣扎着，努力走出俄罗斯的阴影，重新做地道的乌克兰人。

基辅八成以上的人口是乌克兰族，有自己的语言乌克兰语，然而几十年来，俄语成了“国语”。独立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改说乌克兰语，那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大学也把教材和授课语言从俄语转换成了乌克兰语。

尽管在基辅办留学点，并不完美，但这里的人，只要愿意，俄语都说得溜溜的，经济文化上又跟俄罗斯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联。关键是，除了乌克兰，我别无选择。

有幸的是，终于找到了一所灵活经营，服务周到的私立语言学校，开办者是两个年轻人，安德鲁和萨夏。安德鲁是乌克兰族，戴着黑框的长方型眼镜，矮矮的个头，西装革履，铁打的“亲西远俄”派，开口闭口谴责俄国对乌克兰的欺凌压迫，义愤填膺。萨夏是俄罗斯族，身材高大，休闲打扮，礼貌寡言，具体事务安排得周到细致。他俩合作默契，把俄语项目办得风生水起，授课、辅导、寄宿家庭、学习参观、机场接送等，一条龙服务。美使馆官员和我们用了他们的服务后，为他俩带去了海外资金，在经济萧条的乌克兰，他们不断招兵买马，扩大校舍，成了乌克兰先富起来的人。

哈尔科夫的精神世界

两年后的深秋，我去了乌克兰的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哈尔科夫在乌克兰东部，靠近俄罗斯，人口一百四十多万，九成为俄罗斯族，该地区的官方语言是俄语。冲着如此良好的俄语环境，我联系了哈尔科夫国立大学，准备在那里设立留学点。

哈尔科夫国立大学

使馆建议我们从基辅坐火车过去，五个多小时的车程。

天蒙蒙亮，我和俄语主管到了基辅车站，搭乘火车的人不多。进了候车室，迎面是一位五六十岁的老汉，对门坐着，长长的白胡子白头发，出于美国习惯，我笑着说了一声Hi。

我俩刚把自己安顿下来，老汉走了过来，对我笑着，说了一通，一句也没听懂。俄语主管说：他说自己是诗人，现在务农，想送给你一首诗。

送给我？我受宠若惊。俄语主管为我们翻译：太阳冉冉升起，我追随着太阳，一步步爬上山顶，云彩退到山腰，落到了脚下。山顶上，面对金色的太阳，我拥抱美好的一天，美好来自早上温暖的微笑。

我忙不迭地向他道谢：我会一直记住你的诗，记住今天。

他抓起我的手，吻了一下，转身走了，一身旧衣衫，靴子的后跟已经磨损，挺着胸，直着背，带着尊严和骄傲。一位贫困，甚至有点儿潦倒的农夫，内心是如此丰富。

乘坐的列车

秋天的大地是枯黄色的，列车交替行驶在枯黄和五彩之间，穿过了一个又一个绿色的松树林，红色的枫树林，金黄色的白桦树林。很长一段路，两边是无尽的白桦树，深秋季节，白白的树干撑起了金黄色的大伞，千树万树的黄叶，在风中摇曳。火车在金黄色的隧道里摇晃，吹起的秋叶，缓缓飘落到地上，厚厚的落叶为火车铺上了松软的黄地毯，伸向远方。

窗外的黄，深浅不一，层次错综。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容易让人意识到自己的无足轻重，远离了俗世尘嚣，内心异常平静，任思绪自由飞扬。这里的世界，土地广袤，人烟稀少，到了冬天，雪花飘飘，黑夜漫长，万籁无声。俄罗斯文学艺术大师的深刻，或许是大自然授予这个民族的礼物。他们用时间，孤独，意志，日日月月，世世代代打造出了深沉厚重。

到了哈尔科夫，走进了一片阴沉的灰色。阴晦的天空下，老旧的建筑，破损的马路，寒风中，行人缩着脖子，行走在枯叶中。

我们的旅店，窄窄的一栋四层楼房，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孤零零地矗立在一条大马路的一侧，两旁枯叶荒草，残砖碎砾；对面有很长一排三层楼的厂房，烟囱冒着黑烟。

已近黄昏，饥肠辘辘，旅店不提供餐饮，也没有小卖部。前台服务员让我们沿着大街走，在交叉路口右拐，再走二十分钟左右就是商业区了。

我和俄语主管套上了大衣，围上了厚围巾，冲进了寒风。一路上，映入眼罩的是灰色的厂房和灰色的居民楼。走过一堵斑驳不全的灰色水泥墙，上面满是一个个小孔，主管叫起来：不可思议，这些是枪眼，难道是二战留下来的？

主管军人出身，又曾在俄国留学两年。她告诉我，二战中，苏德两军在哈尔科夫地区，四次交战，经过两年的殊死争夺，苏军才收复了哈尔科夫。

在一座没有特色的建筑前，有二十多人在寒风中排队，主管跟队尾的两名年轻人搭话，原来这是个小礼堂，他们在排队买话剧票，那天晚上上演的是果戈理的《钦差大臣》。

待我们找到餐馆，天色更暗了，商业街的商店正在打烊，一家家店铺，店主纷纷灭了灯，锁上了门。吃完晚餐，再回到街上，四周黑黑的，行人稀少。一两条街外，有一处比较亮，我们朝那儿走去。

那是一个小小的售票亭，胖胖的中年妇女披着大披肩，在黄色灯光下，低头织毛线。售票口的旁边，是节目单，密密麻麻列了一串。主管告诉我，这里预售哈尔科夫音乐厅的票子，音乐厅每天晚上举行一场古典音乐会。

哈尔科夫音乐厅

哈尔科夫，高雅的文化品位，令人沮丧的外表，差异如此之大！

第二天一早，去哈尔科夫大学。这才发现，我们前一天见到的是住宅区和工业区。哈尔科夫的市中心，颇有气派，那里有巨大的自由广场，周边是宏伟的音乐厅、歌剧院、大剧院、市政大楼和哈尔科夫国立大学。广场上，竖立着巨大的列宁雕像（这座雕像已不复存在，2015年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冲突中被反俄派拆毁）。

自由广场上的列宁雕像，背后是哈尔科夫国立大学

哈尔科夫大学的副校长，跟基辅的大学领导不同，穿着皮夹克，领带松松的，带着语言学系主任和翻译，礼节性地会见了我们。校长很豪爽，承诺一切都可以商量，随后告辞了，留下系主任与我们细谈。系主任曾在美国做过访问学者，了解美国的情况，一个上午，我们就商妥了留学项目。

哈尔科夫国立大学校园一角

在这里，感觉不到内心的迷茫不安，或许哈尔科夫不存在认同危机，在文化上，他们认同的一向是俄罗斯。

对于俄罗斯，系主任都懒得评论，倒是对乌克兰政府略有微词，乌克兰显然需要甩开苏联制度带来的历史包袱，但是最严重的问题是经济不振，政府应该优先关注经济。至于如何面对俄罗斯的影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国家不该强制人们如何去阐述解释历史。

此行之后的三个月，向哈尔科夫国立大学送去了第一批学生。遗憾的是，2014年的克罗米亚危机导致我们在乌克兰的留学点全军覆没。西谚说：上帝关上一扇门的时候，也会打开一扇窗。拉脱维亚终于向我们打开了一扇窗。在一个俄罗斯人集聚的地区，新的俄语留学点设立起来了。

乌法的小黑屋

在所有留学项目中，最头疼的是波斯语。美国和伊朗断交多年，去哪儿学波斯语？找了两位波斯语教授咨询一下。

人未到，浓烈的香水味飘了过来，两位西装革履，穿着讲究，礼貌周到，弓着腰跟我寒暄。等说到正题，他俩互相谦让，彼此恭维，第一位终于开口，说了波斯文化的悠远绵长。第二位说的，扭曲迂回，德黑兰的繁华，伊朗的诗歌，德黑兰大学是伊朗的大学之母。言下之意，要学波斯语，必得去伊朗。岂不是废话？

我问，哪些国家和地区伊朗移民比较集中？听说美国洛杉矶的Westwood，有一条伊朗街。那么，伊朗的邻国土耳其和其它中亚西亚国家，有没有伊朗人社区？二位答非所问，或许是因为不了解情况，或许是因为他们的思维交流方式，要把简单的事说得复杂、迂回、高深，像是在编织波斯地毯密集复杂的花纹，曲里拐弯。

四处询问，有人出了一招，何不去前苏联盟国塔吉克斯坦试试？那儿的官方语言是塔吉克语，跟伊朗的波斯语和阿富汗的达里语相通。这三种语言大同小异，发音用词略有不同，但不影响交流。此种语言现象相当常见，比如中国的吴方言，江浙地区的吴语跟上海话不完全一样，但是江浙两地和上海人基本明白对方的意思。

彼时，我正在土耳其，决定从伊斯坦布尔去塔吉克斯坦的首都杜尚别。土耳其航空一周只有两天直飞杜尚别，由于不想等待，我坐的航班，需要在俄罗斯的乌法停几个小时，再继续飞往杜尚别。

因是常客，可以优先登机，同行的波斯语主管和我刚坐下，机舱口出现了一阵骚动哗然。一群身强力壮、肩扛背驮手拿大包小包的男男女女，争先恐后，稀里哗啦地涌进了机舱。有的穿着鞋就跳上座椅，把大包小包猛力塞进座椅上方的行李舱，有的把走道上挡路的，不客气地推开，硬挤过去。航空小姐都缩到了一边，见我一脸愕然，有位空姐向我做做鬼脸。

一个粗壮的中年妇女，手抱一大捆外包塑料纸的牛仔裤，一言不发，大步跨过了我，像一阵旋风，坐进我旁边的位子。一坐下，就把牛仔裤扔到地上，双脚踩在上面。

这应该是一群跑单帮的俄罗斯人。空姐花了好一阵工夫，才让他们把行李塞到座位下面，系上安全带。基本是鸡跟鸭讲，空姐说英语，单帮客说俄语。

飞机终于起飞了，不久开始供应饮料。身边的妇人对空姐大叫：伏特加、伏特加。空姐递给她一小瓶，立马一口饮尽。再要一瓶，又一饮而尽。

供应晚餐了，那妇人要了一瓶红酒，又叫起来：伏特加，伏特加。空姐解释，晚餐不供应伏特加，妇人听不懂，空姐连连说：No Vodka. No Vodka（没有伏特加）。妇人失望地又要了一瓶白酒，喝水似的，咕咚咕咚就没了。

四个小时后，飞机开始降落，几乎所有的人都猛然站了起来。广播里一再说，请大家坐在原位，系好安全带。航空小姐跑来跑去，维持秩序，可是单帮客此起彼伏，有的站在座椅上，有的爬在椅背上，有的跳到走道里，迫不及待地从行李舱里拿出大包小包。空姐最终放弃了，爱干嘛干嘛吧。等飞机落地，旁边的妇人抱着牛仔裤，跃过了我，背着从行李舱里拿出来的两个大包，推推搡搡，挤出了机舱。

留下几个非单帮客，惊魂未定，彼此看看，无奈地笑笑。

下了飞机，就去边境检查，一间不大的屋子，一端对着停机坪，另一端是边境检查的窗口，靠墙的两边各有几张座椅，可坐十来个人。我们是最后下机的，递上了护照，边境警察翻阅了一下，摆手对我们说捏捏。过了一会儿，来了位说英语的警官，告诉我们，因为没有俄国签证，不能入境。

我解释说，我们不打算离开机场，只在此地停留一下，几个小时后，就搭乘同一架飞机去杜尚别。警官说：没有签证，不能入境，你们就在这儿等着吧，飞机起飞前，我们会带你们上飞机的。

我们乖乖地坐下，聊天打发时光。正聊着呢，屋子里的灯突然熄灭了，这个国家很注意节约能源，亏得外面走廊里的灯亮着，微弱的灯光透过玻璃墙射进来，才不至于漆黑一团。

起飞前一个多小时，屋子里的灯忽然亮了，说英语的警官走了进来，问我们饿不饿，要不要去出发大厅的小卖部，买点儿茶水和点心。

我们跟着他离开了小黑屋，一路走，警官一路解释：这是规定，没有签证，不能入内。我也检讨自己的疏忽，应该查一下转机的签证要求。小卖部还没有开门，警官找来一位女服务员，为了用什么货币，又商讨了一番，最终小卖部接受了美元。

女服务员为我们泡了热茶，把大大的半圆形面包放到微波炉里热了一下。我们捧着食物，准备回小黑屋，警官说：不必了，你们直接检票进出发大厅吧。

出发大厅比起小黑屋来，又大又亮。警官解释说，机场的这部分几年前刚装修过。我们坐在软软的座椅上，咬着热乎乎的面包，面包皮很厚实，咬了三口，才发现中间夹着一点儿卷心菜和牛肉末，难怪服务员要热一热。

排队登机的时候，警官又特地来看我们，跟我们热情地握手道别，欢迎我们有机会去乌法访问。

坐上了飞机，赶紧拍了张照片，记录下俄罗斯的蓝天白云。

乌法国际机场

俄罗斯，我算是来过了，虽然只是黑夜里的四五个小时，在乌法机场的小黑屋里，没闻到俄罗斯泥土的芬芳，没见到树林、草地、圆顶教堂。俄罗斯，在我的心中，仍旧是个谜。然而，我记得乌法警官真挚的笑容，勇猛妇人极好的酒量，黑龙江边钓鱼的男人，还有普希金美丽不朽的诗句。

202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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